书虫子
　　因父母工作很忙，儿时的凌解放常被独自留在家里，或寄宿亲友、同学家。他不受拘束的性格从小就表现得很明显——上课从来都坐不住，字写得缺胳膊少腿，放了学就跑到河边摸鱼抓螃蟹。不过，他对看小说很有耐心，大部头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全都读完了。那时他并没打算当个作家，只是幻想着有一天能驰骋疆场、建功立业。
　　机会确实来了。1968年，在被红卫兵连续抄了3次家后，高中毕业的凌解放参军去了山西太原，成了一名工程兵。
　　1968年，凌解放跟着部队到达大同时，当地已经开始下雪。“煤井下面是恒温，不管冬天夏天都是摄氏16度，但井上很冷，零下摄氏二三十度是很正常的。也就是说，井上井下温差能达到四五十摄氏度。我那时年轻，不懂得保养，在井下累出一身汗，打着赤膊在风筒里吹凉，穿上潮湿的棉衣回到井上，又冻得直打哆嗦。”二月河对记者说，自己就这样得了气管炎。年轻时，他一度以为已经痊愈，没想到年老了，病又找回来了。以前写书时，咳得厉害了甚至会吐血。
　　尽管条件艰苦，但凌解放没忘了看书。半夜里，他打着手电在被窝里看毛主席著作。地上的报纸，甚至一片臺历，他也要捡起来看看。就这样，他被调到团里当了通讯员，负责办黑板报，一篇通讯还上了《解放军报》。部队换防辽宁时，为轻装和“破四旧”，要把书全烧了。凌解放偷偷从火堆里扒出《辞海》《莱蒙托夫诗选》。后来，他干脆到驻地农村找书。《二十四史》成为他的日常读物。好不容易借到一本《聊斋志异》，因为别人追着要，他连夜抄了半本。
　　我的时间都是偷来的
　　1978年，凌解放转业回到南阳市委宣传部当了干事。当每天的工作变成打开水、拿报纸、接电话、喝茶看报时，他又坐不住了，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研究一直热爱的《红楼梦》。1982年，已是中国红学会会员的凌解放到上海参加研讨会，听到有学者感叹没有文学作品表现康熙的文治武功，37岁的他当即表态：“我来写！”
　　经过两年的准备，1984年，凌解放走上了“帝王小说”写作之路。那些日子，凌解放晚上10点开始写作，写到凌晨3点睡觉。早晨7点半，天蒙蒙亮，他就起床点煤炉子煮粥，然后骑自行车买个烧饼吃，到单位上班。晚饭后睡两个小时，到晚上10点他再起来写作。他曾说：“我的时间都是偷来的。”邻居们经常看到，有时候凌晨两三点了，对面凌解放的书房里的灯光还亮着。
　　写完《康熙大帝》时，凌解放过度疲劳，头发大块大块地脱落。就这样，他以1年1卷40多万字的速度投入创作，硬是将中国的历史晚霞画卷，活色生香地呈现在了世人面前，“二月河”这个笔名也变得广为人知。
　　二月河还是南阳市委宣传部干事时，领导批评他用公家稿纸干私活，他回应道，顶多只用了30本。出名后，他在大学里讲起那位领导因贪污被判刑12年，学生们哄堂大笑，他却一本正经地说：“他判刑，不能证明我正确。他批评是对的，我的确是出于无奈才占这点便宜。”
　　王岐山的“知音”
　　当二月河回忆起2014年3月7日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河南代表团的审议会议，他对记者说：“当时，自己是从历史角度谈了反腐倡廉的问题。”
　　在会议上，二月河对王岐山说：“《二十四史》我读完了。说实话，没有哪一个时期有我们今天的反腐力度，这恢复了老百姓对于党中央反腐倡廉的信心。我写的书里有雍正的反腐内容，我对历史上的反腐有一些认识，我们可以借鉴历史经验，把古今清廉之士的故事编成教科书。”王岐山则用“知音”作为回应：“二月河的意思我听懂了，因为我了解他，比他了解我多。他写的‘帝王系列’我认真看了。看了他的书，就能读懂他。知音是什么，知音是通过听音乐就能听懂作曲人想要表达什么。”
　　二月河对记者说：“王岐山在我眼里是反腐英雄。我们没太多私人交往，但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中央反腐倡廉的决心和意志；从历史到现实的宏观角度上，我看到了反腐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这可以说是压在我们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身上很重的问题。这样的事情，不是两三年、两三个人就能做到的，需要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
　　（综合《环球人物》《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