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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曹刘体”是严羽对曹植、刘桢诗歌的合称。“曹刘体”的文体特点在体裁上主要是五言诗,语体上善用比兴、巧用对偶,风格上重风力、讲骨气。
关键词:曹刘体 文体 五言诗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自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提出“曹刘体”作为曹植、刘桢诗歌的代名词以来,“曹刘体”就成为文学史上的一个专有名词而成为对曹植、刘桢诗歌的共同风格的概括。然严羽提出“曹刘体”是不是空穴来风?曹、刘又何以并称?“曹刘体”有何共同的体制、语体、风格呢?
一“曹刘”并称概述
严羽是在《沧浪诗话·诗体》中提出的“曹刘体”:
“以人而论则有苏李体(李陵苏武也)、曹刘体(子建公干也)”。
这里的曹就是曹植曹子建,刘就是刘桢刘公干。
南北朝时期对“曹刘”进行评论的大概有刘勰、裴子野、钟嵘和萧统等几家。
刘勰《文心雕龙·比兴》云:
“至于扬班之伦,曹刘以下,图状山川,影写云物,莫不织综比义,以敷其华,惊听回视,资此效绩。”
裴子野《雕虫论(并序)》则云:
“其五言为家,则苏李自出,曹刘伟其风力,潘陆固其枝叶。”
萧统《答晋安王书》也说:
“相如奏赋,孔璋呈檄,曹刘异代,并号知音。”
钟嵘《诗品》中,“曹刘”并称的现象更突出。建安诗人中,只有曹植、刘桢、王粲三人被钟嵘列入《诗品》之“上品”。仅在《诗品》序中,钟嵘两次将“曹刘”并称,又认为曹植为“建安之杰”,可见建安诗人中,曹植在钟嵘心中的地位是最高的。结合《诗品上》的相关内容来看,在钟嵘看来,曹植以下就首推刘桢。
在《诗品下》论及曹彪和徐干时,钟嵘再次同时提到曹植和刘桢:
“白马与陈思赠答,伟长与公干往复,虽曰“以莛扣钟”,亦能闲雅矣。”
这里以“莛”喻曹彪和徐干之诗,以“钟”喻曹植和刘桢之诗,是另一个层面将“曹刘”并称。此后文学史上大多把曹植、刘桢相提并论。仅在《全唐文》中,就多次出现“曹刘”并称的现象,如:
“自屈宋以降,为文者本于哀艳,务于恢诞,亡于比兴,失古义矣。虽扬马形似,曹刘骨气,潘陆藻丽,文多用寡,则是一技,君子不为也。”(柳冕《与徐给事论文书》)
“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
严羽提出“曹刘体”作为曹植、刘桢诗歌的代名词并不是一时兴起,而是在前人大量的相關论述上,看到了曹、刘诗歌的相同特色而把它们作为一种诗歌的体裁的,即“以人而论,则有曹刘体”。那么什么是“体”呢?
二“体”之释义
“体”原指人体。把“体”用于文学批评,恐怕与中国古人近取诸身、以类取譬的思维习惯有关。所以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有时单独称“体”,有时合而称“文体”。故中国古代文论所称“体”、“文体”是一个涵盖面广且较为驳杂的概念,它除指文章或文学体类外,还包括了文章或文学的诸多方面的内容。
童庆炳先生对时下把中国古代的“文体”仅仅理解为体裁做过纠正,在《文体与文体的创造》中说,多数论者仅仅把“体”、“文体”归结为‘体裁’,这种简单化的理解不符合中国古代文论的实际。并且给文体下了一个定义:
“文体是指一定的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它折射出作家、批评家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和其他社会历史、文化精神。文体是一个系统。从呈现层面看,文体是指独特的话语秩序、话语规范、话语特征。即体裁、语体、风格。”
所以考察文体,我们可以从体裁、语体、风格等三个方面来探究文体的特征。结合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谈到“曹刘体”的语境,可认为严羽把曹植、刘桢的诗歌并称为“曹刘体”就是看到了二者在在“体裁”、“语体”、“风格”三方面的相似点而对曹刘诗歌的一种总结。
三“曹刘体”的文体特点
“曹刘体”是一种诗歌体式,具体的文体特点表现在“体裁”、“语体”、“风格”三个方面。
1 从体裁上讲,“曹刘体”重视、擅长五言诗
《诗经》有五言句式、五言章节,无全篇五言;《楚辞》以五、六言为主,也无完整的五言诗;西汉诗坛一片荒凉,苏李五言诗系后人伪托。故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曰:“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好见疑于后代也。”汉乐府熔南、北文化于一炉,将《诗经》的二字节奏与《楚辞》的三字节奏相结合,首开五言风气,但汉乐府毕竟以杂言为主,这正如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所说:“诗、骚遗声之外,遂有杂言,是为乐府。”东汉末年的《古诗十九首》全系标准的五言诗,然而题材狭窄,数量太少。
五言诗虽然在建安诗坛开始受到重视,但是文人通常还是以四言为正体。正如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所云:“然则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非音之正也。”“汉人五言,得于偶然,故其篇章,人不越四五。至建安诸子,始专力为之,而篇什乃繁矣。”“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据逮钦立辑校为《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整个建安现存诗235首,其中五言诗162首。曹植诗96首,其中五言诗65首,曹植五言诗在自己的创作中占68%,占整个建安五言诗的40%;刘桢现存诗26首,除了2则失题诗为四言,剩下的24首俱为五言诗歌,五言诗的创作占个人创作的92%,占整个建安五言诗的13%。
由此可以知道,曹植与刘桢在建安诗坛致力于五言诗的创作,这在建安诗坛是不多见的。正是由于刘桢全力创作五言诗,几乎完全摒弃了四言诗的创作;曹植大力提倡五言诗,并且以王子身份亲自力行,这在建安时期是大胆有益的尝试。所以五言诗“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经曹刘及其他建安诸子的努力,方“彬彬之盛,大备于时”,并垂式千秋,成为中国诗歌主要体式之一。
在题材上曹植五言诗,上自王公贵族,下至贫民百姓;大涉家国之事,下及人际私情;神如灵鳌飞龙,欲如虾鳝浮萍,无事不可人,无意不可言,极大地开拓了五言诗的题材领域,并且咏史诗、咏怀诗、咏物诗、寄赠诗、山水诗、田园诗、游仙诗、边塞诗等等,皆有涉猎,真可谓“备诸体于建安者,陈思也”。而刘桢诗所表现的内容也非常丰富,包括公宴、赠答、杂诗等等,涉及到当时文士生活的许多方面,是对五言诗题材的一种极大的拓展。
刘桢的五言诗在当时就已经享有盛名,如曹丕在《与吴质书》中,就曾称赞刘桢“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曹植更是五言诗的一代宗匠。曹植被后人誉为“建安之杰”,可以说他是建安文学的集大成者,自然也是五言诗的集大成者。五言诗在他手中“已增上了圆熟的境地”。曹植和刘桢在五言诗的发展过程中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裴子野认为“其五言为家,则苏李自出,曹刘伟其风力,潘陆固其枝叶”。许学夷《诗源辨体》卷四也认为“汉人五言有天成之妙,子建、公干、仲宣始见作用之迹,此虽理势之自然,亦是其才能作用耳”,充分肯定了“曹刘”在五言诗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可以说,严羽正是在曹植和刘桢在重视、提倡五言诗,并亲自大力创作五言诗上看到了二人在题材上的相同点而以“曹刘体”并称二人的。
2 从语体上讲,善用比兴,巧用对偶
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篇中“至于扬班之伦,曹刘以下,图状山川,影写云物,莫不织综比义,以敷其华,惊听回视,资此效绩”的评论,就说明了“曹刘”诗歌在当时善用比喻的特点。
曹植诗中比喻俯拾皆是,常借此抒发自己复杂的情感。《赠白马王彪》篇中比兴既多且妙,如“鸱枭”、“豺狼”、“苍蝇”之比小人,如“寒蝉”、“归鸟”、“孤兽”之兴心境。又如《杂诗》六首,几乎首首用比兴。甚至还有不少作品通篇用比,如《美女篇》以美女的不嫁喻自己的怀才不遇;《南国有佳人》以佳人不为世俗所重喻自己才高而不被重用等。《野田黄雀行》也是通篇用比的代表作。诚如胡国瑞先生所讲:
“在曹植诗歌的表现手法中,给后世影响深远的乃是对于‘比兴’运用的发展。曹植较多的把‘比兴’手法扩大运用到全篇,为后代诗人打开了一道抒情的法门,丰富了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法。”
刘桢诗歌中的比兴也触篇皆是。如《赠从弟》共三首,皆以比喻象征手法赞叹从弟的高风亮节,借助比兴手法,希望从弟能坚贞自守,始终不渝,保持高洁的品格。
曹植、刘桢的诗歌不仅善用比兴,而且巧用对偶和炼字。如曹植的诗歌《白马篇》中“仰手接飞揉,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到若豹姨”、“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三组对偶句,都对仗工整而不呆板造作,以“仰”、“俯”对举,有动有静,有上有下,形式整齐,音韵和谐,从而造成全诗气势充沛,神情飞动。《公宴》诗中“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侍太子坐》中“白日曜青春,时雨静飞尘”、《赠丁仪王粲》中“从军度函谷,驱马过西京”、《赠白马王彪》中“孤魂翔故域,灵柩寄京师”等等都是对偶非常精工的对句。
再看刘桢的诗歌,《公宴诗》中“灵鸟宿水裔,仁兽游飞梁”对仗就已经很工整了;《赠从弟三首》更是用了很多对偶句,如“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 东流水,磷磷水中石”,巧用对句使诗歌荡然生姿,富于表现力。
3 从风格上讲,重“风力”、讲“骨气”
钟嵘《诗品》品评曹植诗“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评价刘桢诗“壮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裴子野并提“曹刘”,也是因为两人在五言诗方面“伟其风力”。所以,“曹刘体”从风格上讲,就是重“风力”、讲“骨气”。
所谓重“风力”、讲“骨气”,就是说曹植、刘桢的诗歌不仅有血有肉,而且有骨有气,充满气势和骨力,充满追求和抗争,显得刚健慷慨,沉郁悲愤,以气取胜,以意取胜。
曹植的生平遭遇是特殊的,出生于王侯之家志向于“戮力上国”,但在政治上却屡遭压制,一生抑郁。然其一生又是不斷追求理想的过程,他那种慷慨悲壮的情怀总是以雄奇饱满、壮阔恢宏的形象表现在自己的诗文中,所以其诗歌就重“风力”、讲“骨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曹植诗,不论前后期,不论是送别、赠答、咏史、哀伤还是游仙诗,都带有强烈的感情。或反映、再现社会历史,充满对人民群众的同情和关怀;或抒发自己的远大抱负和志向,表达要建立功业的理想;或发出壮志未酬的慨叹和怀才不遇的苦闷以及对自己及朋友遭遇的感伤、愤懑和痛楚。如《白马篇》笔调刚健明快,是一首充满激情的英雄赞歌,诗人对壮烈事业和英雄行为的向往也贯注其中;《薤露行》则直抒胸臆,也尽显激昂慷慨,“骨气”之高可见一斑。
刘桢为人豪爽正直,傲岸狷介,其“平视甄氏”可见其性格之一斑。其诗不论是公宴、赠答还是杂诗,都很少有纯粹咏物和咏事,而往往与咏怀相结合,主要是抒写自己对高洁情操的追求和个人遭遇、人生体验的感慨。如《赠从弟》三首,名为赠答,实为自勉;看似咏物,实则抒怀。组诗以咏物开篇,以咏物做结,中间也以咏物连贯,对苹藻、松柏和凤凰三种高洁之物进行赞美,以苹藻喻品行之高洁、以松柏喻品德之正直、以凤凰喻志向之高远。既是对从弟的自喻,也是对自己的自勉,表达了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每首八句,写出了高风跨俗、傲骨凌霜的气概,充分表现了刘桢诗歌的“风力”和“骨气”。
正是曹植和刘祯诗歌在体裁上重视、擅长五言诗;在语体上善用比兴,巧用对偶;在风格上重风力、讲骨气,所以严羽将其二人的诗歌并称为“曹刘体”。
参考文献:
[1]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86年。
[2] (明)许学夷:《诗源辨体》(卷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
[3] (明)胡应麟:《诗薮》,1962年。
[4] 杨萌深:《中国文学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38年。
[5] (唐)刘履:《选诗补注》(卷二),1977年。
[6] 胡国瑞:《论曹植诗的艺术成就》,《古典文学论丛》(第四辑),1986年。
作者简介:唐明生,男,1976—,湖北襄樊人,武汉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2007级在读博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古代文论,工作单位:襄樊学院。
关键词:曹刘体 文体 五言诗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自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提出“曹刘体”作为曹植、刘桢诗歌的代名词以来,“曹刘体”就成为文学史上的一个专有名词而成为对曹植、刘桢诗歌的共同风格的概括。然严羽提出“曹刘体”是不是空穴来风?曹、刘又何以并称?“曹刘体”有何共同的体制、语体、风格呢?
一“曹刘”并称概述
严羽是在《沧浪诗话·诗体》中提出的“曹刘体”:
“以人而论则有苏李体(李陵苏武也)、曹刘体(子建公干也)”。
这里的曹就是曹植曹子建,刘就是刘桢刘公干。
南北朝时期对“曹刘”进行评论的大概有刘勰、裴子野、钟嵘和萧统等几家。
刘勰《文心雕龙·比兴》云:
“至于扬班之伦,曹刘以下,图状山川,影写云物,莫不织综比义,以敷其华,惊听回视,资此效绩。”
裴子野《雕虫论(并序)》则云:
“其五言为家,则苏李自出,曹刘伟其风力,潘陆固其枝叶。”
萧统《答晋安王书》也说:
“相如奏赋,孔璋呈檄,曹刘异代,并号知音。”
钟嵘《诗品》中,“曹刘”并称的现象更突出。建安诗人中,只有曹植、刘桢、王粲三人被钟嵘列入《诗品》之“上品”。仅在《诗品》序中,钟嵘两次将“曹刘”并称,又认为曹植为“建安之杰”,可见建安诗人中,曹植在钟嵘心中的地位是最高的。结合《诗品上》的相关内容来看,在钟嵘看来,曹植以下就首推刘桢。
在《诗品下》论及曹彪和徐干时,钟嵘再次同时提到曹植和刘桢:
“白马与陈思赠答,伟长与公干往复,虽曰“以莛扣钟”,亦能闲雅矣。”
这里以“莛”喻曹彪和徐干之诗,以“钟”喻曹植和刘桢之诗,是另一个层面将“曹刘”并称。此后文学史上大多把曹植、刘桢相提并论。仅在《全唐文》中,就多次出现“曹刘”并称的现象,如:
“自屈宋以降,为文者本于哀艳,务于恢诞,亡于比兴,失古义矣。虽扬马形似,曹刘骨气,潘陆藻丽,文多用寡,则是一技,君子不为也。”(柳冕《与徐给事论文书》)
“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
严羽提出“曹刘体”作为曹植、刘桢诗歌的代名词并不是一时兴起,而是在前人大量的相關论述上,看到了曹、刘诗歌的相同特色而把它们作为一种诗歌的体裁的,即“以人而论,则有曹刘体”。那么什么是“体”呢?
二“体”之释义
“体”原指人体。把“体”用于文学批评,恐怕与中国古人近取诸身、以类取譬的思维习惯有关。所以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有时单独称“体”,有时合而称“文体”。故中国古代文论所称“体”、“文体”是一个涵盖面广且较为驳杂的概念,它除指文章或文学体类外,还包括了文章或文学的诸多方面的内容。
童庆炳先生对时下把中国古代的“文体”仅仅理解为体裁做过纠正,在《文体与文体的创造》中说,多数论者仅仅把“体”、“文体”归结为‘体裁’,这种简单化的理解不符合中国古代文论的实际。并且给文体下了一个定义:
“文体是指一定的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它折射出作家、批评家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和其他社会历史、文化精神。文体是一个系统。从呈现层面看,文体是指独特的话语秩序、话语规范、话语特征。即体裁、语体、风格。”
所以考察文体,我们可以从体裁、语体、风格等三个方面来探究文体的特征。结合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谈到“曹刘体”的语境,可认为严羽把曹植、刘桢的诗歌并称为“曹刘体”就是看到了二者在在“体裁”、“语体”、“风格”三方面的相似点而对曹刘诗歌的一种总结。
三“曹刘体”的文体特点
“曹刘体”是一种诗歌体式,具体的文体特点表现在“体裁”、“语体”、“风格”三个方面。
1 从体裁上讲,“曹刘体”重视、擅长五言诗
《诗经》有五言句式、五言章节,无全篇五言;《楚辞》以五、六言为主,也无完整的五言诗;西汉诗坛一片荒凉,苏李五言诗系后人伪托。故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曰:“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好见疑于后代也。”汉乐府熔南、北文化于一炉,将《诗经》的二字节奏与《楚辞》的三字节奏相结合,首开五言风气,但汉乐府毕竟以杂言为主,这正如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所说:“诗、骚遗声之外,遂有杂言,是为乐府。”东汉末年的《古诗十九首》全系标准的五言诗,然而题材狭窄,数量太少。
五言诗虽然在建安诗坛开始受到重视,但是文人通常还是以四言为正体。正如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所云:“然则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非音之正也。”“汉人五言,得于偶然,故其篇章,人不越四五。至建安诸子,始专力为之,而篇什乃繁矣。”“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据逮钦立辑校为《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整个建安现存诗235首,其中五言诗162首。曹植诗96首,其中五言诗65首,曹植五言诗在自己的创作中占68%,占整个建安五言诗的40%;刘桢现存诗26首,除了2则失题诗为四言,剩下的24首俱为五言诗歌,五言诗的创作占个人创作的92%,占整个建安五言诗的13%。
由此可以知道,曹植与刘桢在建安诗坛致力于五言诗的创作,这在建安诗坛是不多见的。正是由于刘桢全力创作五言诗,几乎完全摒弃了四言诗的创作;曹植大力提倡五言诗,并且以王子身份亲自力行,这在建安时期是大胆有益的尝试。所以五言诗“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经曹刘及其他建安诸子的努力,方“彬彬之盛,大备于时”,并垂式千秋,成为中国诗歌主要体式之一。
在题材上曹植五言诗,上自王公贵族,下至贫民百姓;大涉家国之事,下及人际私情;神如灵鳌飞龙,欲如虾鳝浮萍,无事不可人,无意不可言,极大地开拓了五言诗的题材领域,并且咏史诗、咏怀诗、咏物诗、寄赠诗、山水诗、田园诗、游仙诗、边塞诗等等,皆有涉猎,真可谓“备诸体于建安者,陈思也”。而刘桢诗所表现的内容也非常丰富,包括公宴、赠答、杂诗等等,涉及到当时文士生活的许多方面,是对五言诗题材的一种极大的拓展。
刘桢的五言诗在当时就已经享有盛名,如曹丕在《与吴质书》中,就曾称赞刘桢“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曹植更是五言诗的一代宗匠。曹植被后人誉为“建安之杰”,可以说他是建安文学的集大成者,自然也是五言诗的集大成者。五言诗在他手中“已增上了圆熟的境地”。曹植和刘桢在五言诗的发展过程中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裴子野认为“其五言为家,则苏李自出,曹刘伟其风力,潘陆固其枝叶”。许学夷《诗源辨体》卷四也认为“汉人五言有天成之妙,子建、公干、仲宣始见作用之迹,此虽理势之自然,亦是其才能作用耳”,充分肯定了“曹刘”在五言诗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可以说,严羽正是在曹植和刘桢在重视、提倡五言诗,并亲自大力创作五言诗上看到了二人在题材上的相同点而以“曹刘体”并称二人的。
2 从语体上讲,善用比兴,巧用对偶
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篇中“至于扬班之伦,曹刘以下,图状山川,影写云物,莫不织综比义,以敷其华,惊听回视,资此效绩”的评论,就说明了“曹刘”诗歌在当时善用比喻的特点。
曹植诗中比喻俯拾皆是,常借此抒发自己复杂的情感。《赠白马王彪》篇中比兴既多且妙,如“鸱枭”、“豺狼”、“苍蝇”之比小人,如“寒蝉”、“归鸟”、“孤兽”之兴心境。又如《杂诗》六首,几乎首首用比兴。甚至还有不少作品通篇用比,如《美女篇》以美女的不嫁喻自己的怀才不遇;《南国有佳人》以佳人不为世俗所重喻自己才高而不被重用等。《野田黄雀行》也是通篇用比的代表作。诚如胡国瑞先生所讲:
“在曹植诗歌的表现手法中,给后世影响深远的乃是对于‘比兴’运用的发展。曹植较多的把‘比兴’手法扩大运用到全篇,为后代诗人打开了一道抒情的法门,丰富了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法。”
刘桢诗歌中的比兴也触篇皆是。如《赠从弟》共三首,皆以比喻象征手法赞叹从弟的高风亮节,借助比兴手法,希望从弟能坚贞自守,始终不渝,保持高洁的品格。
曹植、刘桢的诗歌不仅善用比兴,而且巧用对偶和炼字。如曹植的诗歌《白马篇》中“仰手接飞揉,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到若豹姨”、“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三组对偶句,都对仗工整而不呆板造作,以“仰”、“俯”对举,有动有静,有上有下,形式整齐,音韵和谐,从而造成全诗气势充沛,神情飞动。《公宴》诗中“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侍太子坐》中“白日曜青春,时雨静飞尘”、《赠丁仪王粲》中“从军度函谷,驱马过西京”、《赠白马王彪》中“孤魂翔故域,灵柩寄京师”等等都是对偶非常精工的对句。
再看刘桢的诗歌,《公宴诗》中“灵鸟宿水裔,仁兽游飞梁”对仗就已经很工整了;《赠从弟三首》更是用了很多对偶句,如“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 东流水,磷磷水中石”,巧用对句使诗歌荡然生姿,富于表现力。
3 从风格上讲,重“风力”、讲“骨气”
钟嵘《诗品》品评曹植诗“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评价刘桢诗“壮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裴子野并提“曹刘”,也是因为两人在五言诗方面“伟其风力”。所以,“曹刘体”从风格上讲,就是重“风力”、讲“骨气”。
所谓重“风力”、讲“骨气”,就是说曹植、刘桢的诗歌不仅有血有肉,而且有骨有气,充满气势和骨力,充满追求和抗争,显得刚健慷慨,沉郁悲愤,以气取胜,以意取胜。
曹植的生平遭遇是特殊的,出生于王侯之家志向于“戮力上国”,但在政治上却屡遭压制,一生抑郁。然其一生又是不斷追求理想的过程,他那种慷慨悲壮的情怀总是以雄奇饱满、壮阔恢宏的形象表现在自己的诗文中,所以其诗歌就重“风力”、讲“骨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曹植诗,不论前后期,不论是送别、赠答、咏史、哀伤还是游仙诗,都带有强烈的感情。或反映、再现社会历史,充满对人民群众的同情和关怀;或抒发自己的远大抱负和志向,表达要建立功业的理想;或发出壮志未酬的慨叹和怀才不遇的苦闷以及对自己及朋友遭遇的感伤、愤懑和痛楚。如《白马篇》笔调刚健明快,是一首充满激情的英雄赞歌,诗人对壮烈事业和英雄行为的向往也贯注其中;《薤露行》则直抒胸臆,也尽显激昂慷慨,“骨气”之高可见一斑。
刘桢为人豪爽正直,傲岸狷介,其“平视甄氏”可见其性格之一斑。其诗不论是公宴、赠答还是杂诗,都很少有纯粹咏物和咏事,而往往与咏怀相结合,主要是抒写自己对高洁情操的追求和个人遭遇、人生体验的感慨。如《赠从弟》三首,名为赠答,实为自勉;看似咏物,实则抒怀。组诗以咏物开篇,以咏物做结,中间也以咏物连贯,对苹藻、松柏和凤凰三种高洁之物进行赞美,以苹藻喻品行之高洁、以松柏喻品德之正直、以凤凰喻志向之高远。既是对从弟的自喻,也是对自己的自勉,表达了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每首八句,写出了高风跨俗、傲骨凌霜的气概,充分表现了刘桢诗歌的“风力”和“骨气”。
正是曹植和刘祯诗歌在体裁上重视、擅长五言诗;在语体上善用比兴,巧用对偶;在风格上重风力、讲骨气,所以严羽将其二人的诗歌并称为“曹刘体”。
参考文献:
[1]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86年。
[2] (明)许学夷:《诗源辨体》(卷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
[3] (明)胡应麟:《诗薮》,1962年。
[4] 杨萌深:《中国文学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38年。
[5] (唐)刘履:《选诗补注》(卷二),1977年。
[6] 胡国瑞:《论曹植诗的艺术成就》,《古典文学论丛》(第四辑),1986年。
作者简介:唐明生,男,1976—,湖北襄樊人,武汉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2007级在读博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古代文论,工作单位:襄樊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