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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论语新识》是同济大学刘强教授在借鉴历代著述得失，融会既往学术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新方法、辅以新思想诠解《论语》的当代诠释本，呈现出全新的结构体例、诠释特点与诠释思想。《论语新识》主要包括“名人论孔子”“读《论语》法”“例言”“序言”“新注”“新译”“新识”“今按”八个部分，结构完备，体例周全。《论语新识》的诠释特點撮其要有三：充分利用文史典籍与经传注疏;集文字训诂与义理阐释于一体;注重剖析《论语》篇章编排次第与内在肌理。《论语新识》的诠释思想概而言之主要为真切的现实忧虑、深厚的人文关怀和严谨的学术态度。这样一部当代《论语》诠释本，对《论语》后学研修进学极富参考价值和引领作用。
关键词：《论语》;刘强;《论语新识》;诠释特点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1）10-0068-05
《论语新识》（以下简称《新识》）是同济大学刘强教授“有竹居古典今读”系列中的一部。刘强以朱熹《论语集注》为底本，佐以皇侃《论语集解义疏》、邢呙《论语注疏》、刘宝楠《论语正义》、杨伯峻《论语译注》诸书，采用新方法，秉持新视角，融文字训诂与义理阐释于一体，对《论语》一书做出了全新的注释、今译和解析，使《论语》的经典义理呈现出全新面貌。此书贯通古今、穷理尽性、风骨刚健、自成一格，“既可疏通章句文义，使初学者易入，又能辨明义理微言，使深造者自得”，在诠释体例、诠释特点和诠释思想等诸方面独具特色。本文从以上三方面切入管窥其诠释成就，就教于学界先进前辈。
一、《论语新识》的结构体例
《新识》主要包括“名人论孔子”“读《论语》法”“例言”“序言”“新注”“新译”“新识”“今按”八个部分，结构完备，自成体系。就全书而言，作者先引司马迁、利玛窦、伏尔泰、梁启超等古今中外“名人论孔子”，以使读者对孔子的地位有所认识;次引班固、程颐、钱穆等人的“读《论语》法”，以使后学者有门径可循。《新识》紧接着安排了“例言”，《自序》和“《论语》次第”，“例言”是对《新识》所做的几点交代;《自序》叙述《新识》的写作缘由;“《论语》次第”勾勒《论语》全书二十篇之编排次第。《新识》正文的每一篇章均包括“新注”“新译”“新识”“今按”四个部分，二十篇诠解结束后，又呼应《自序》安排了《跋尾》，继续交代此书的写作缘由以及对有助于本书之出版者的谢意。“新注”“新译”“新识”“今按”乃《新识》一书篇章的主要架构，故本文详论以阐明其结构体例。
《新识》之“新注”是对《论语》篇章中部分字词所做出的注释，即择古今注解之精微而录之，简洁扼要又不失偏颇。如“其为人也孝弟”（《论语·学而》）中对“为仁之本”的注释：“行仁道的根本。一说，‘为仁’作‘为人’，亦可通”，此类注释仅简明通俗地注解字词之意，不做过多的辨析与分析。同一章句之不同注解，“新注”则择善而从，再于“新识”中详细辨析。如“学而时习之”（《论语·学而》）之“习”字，刘强舍弃了通常所谓之“温习”“复习”意，将其注为“习，实习;践行”，又在后面的“新识”部分详细论述，这便纠正了始自中学课本之“温习”意带给学生的浅陋理解。
《新识》之“新译”是在参考诸家注解的基础上对《论语》二十篇各章所做出的翻译，既博采众长，精益求精，又通俗易懂，有所发明。如“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论语·先进》），对“不及门”一词，刘强翻译为“未拜入师门”，这是在梳理了历代注本的三种解释并逐一辨析后出以己意的结果：对郑玄《论语集解》、刘宝楠《论语正义》及孟子所持的“不及仕进之门”之解，刘强认为与夫子晚年心境不符，“盖夫子晚年，……已不做从政之想。……岂有利禄之心，致生弟子未能仕进之憾？”凹对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钱穆《论语新解》所持的“不在门”之解，刘强通过还原历史现场进行质疑。对杨义《论语还原》所持的“未拜入师门”之解，刘强则持肯定的观点，并认为其于“皆”字似有未安，“故此一‘皆’字，盖部分而非全称判断，有可能特指当年周游列国时追随夫子师徒，走南闯北，甚至困于陈蔡的那些来自列国的‘孔门粉丝’，他们可能星散于孔子返鲁之后，故终生未及孔子在鲁之家门，即‘丘之门’。”
《新识》之“新识”是从各个方面对《论语》二十篇各章节做出的细致诠释，“举凡《论语》之编撰细节、篇章结构、义理脉络、人物关系、历史现场及生命情境诸方面，皆予以不同程度的开掘、寻绎、还原、勾连、透析与阐释。”例言“其为人也孝弟”章，“新识”首先引《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和《孟子·滕文公上》还原历史现场，揭示出有若被诸弟子尊为师乃是因为相貌气质与夫子相似，后又被哄下师座则是因为不能如孔子那般回答众人的疑问。其次从编撰细节的角度阐明有若的言论何以被置于孔子之后、曾子之前，即有若的弟子或许参与了《论语》一书的编撰，为发扬师门才让有若言论仅次于孔子之后。再次从儒家修、齐、治、平之术开掘此章的孝悌之道：
“为人孝弟”，是讲“修身”;“不好犯上”，是讲“齐家”;不犯上则不作乱，是讲“治国”;君子务本，孝悌仁本，则是讲“平天下”。这是一由近及远、由内而外、由一己之小以至天下之大的动态推理过程。故末一句“为仁”二字当作“行仁”解，即推行仁道于天下也。
并进一步深掘有若此说义理之流弊，“‘以孝治天下’未必真能‘以孝平天下’，……有若毕竟未臻圣域，其发言遣论，难免千虑一失。”最后，“新识”通过论述孔子“道尊于势”“君子从道不从君”的君臣观，以及孟子“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不听，则易位”的君臣观纠正有若君臣关系之流弊。
《新识》之“今按”是对“新识”的补充强调与发挥延伸，或是在“新识”的基础上联系实际针砭时弊，纠正偏见拨乱反正。如“公叔文子之臣大夫馔”章，“新识”部分引《四书章句集注》中朱熹与洪氏之语论述公叔文子之贤，其中涉及《周书·谥法》，“今按”则引《周书·谥法》原文补充说明孔子取“锡民爵位”之意故谓公叔文子为“文”，并由此推断孔门的尚文之风，此乃“今按”对“新识”的补充强调。又如“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新识”部分阐明了“忠恕”之内涵外延，“今按”则沿波讨源，将其延伸至为己之学与心性之学：“尽己之心以待人，是为忠;推己之心以及人，是为恕。忠恕皆关乎心，故孔子之学，既是为己之学，亦心性之学也。”此乃“今按”对“新识”的发挥延伸。再如“季文子三思而后行”章，“新识”部分阐明夫子的“再，斯可矣”乃因材施教，亦颇具普遍性，夫子的“思”乃世故之思，利害之思，因为通常情况下“三思则算计利害，裹足不行，此时已沦为小人矣”，“今按”则联系广东小悦悦事件，一针见血地指出十七人对小悦悦的冷漠正是“三思而后不行之过也”。还如“吾未见刚者”章，“新识”部分阐明孔子此说是导人戒贪戒欲，“今按”部分则重新解读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认为：“朱子不过要‘存天理之公，去人欲之私’，其言至简，其理至明”，可谓引人深思，此乃“今按”中纠正偏见拨乱反正的部分。此外，部分篇章中，“今按”之外还有“又按”，“又按”与“今按”顺承相接，是对“今按”的补充说明。 《新识》之“新注”“新译”“新识”“今按”既各自独立，又浑然一体，相互发明，共同构成逻辑严密、论证充分、义理俱然、自成一格之经典诠释文本。“新注”“新译”力求对《论语》的每一篇章做出简明准确又通俗易懂的注释和翻译，是“新识”部分阐发明辨的基础：“新识”一则引经据典，深入论证，阐明义理;一则抉幽发微，有所发明，并多联系实际，知行合一，是此书最有价值的部分：“今按”和“又按”则承续“新识”，画龙点睛，收结全文。
二、《论语新识》的诠释特点
《新识》既融汇既往学术成果，又出以己意，匠心独具，即“在融会古今众多《论语》注疏、诠解及研究之基础上，瞻前顾后，远绍旁搜，疏通窒碍，溯源引流，并试图有所发明，翻出新意”例言，在以下三方面特色鲜明：充分参引文史典籍与经传注疏;集文字训诂与义理阐释于一体;注重剖析《论语》篇章编排次第与内在肌理。此外，还原《论语》时代的历史现场和孔门师徒论道问学的真实语境、通过中正的心性激发《论语》文本的生命活力等亦为《新识》的诠释特点，下面仅就其主要诠解特点详论之。
首先，《新识》诠解《论语》时充分参引古往今来的文史典籍与经传注疏，既可见刘强为学功夫之深与诚，又让读者读来自觉客观精微，包蕴广大。“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刘强引“建安七子”之刘桢《赠从弟》诗、李白《颍阳别元丹丘之淮阳》诗、刘禹锡《将赴汝州途出浚下留辞李相公》诗挖掘孔子此言的诗意与对后世托物言志詩歌的影响，此属引“文”范畴。《新识》反复引用司马迁的《史记》，或为还原夫子与门弟子讲学论道的历史场景，或为论证其义理阐释，或为补充说明夫子之道。据笔者统计，《新识》前五篇中共有九处引用《史记》，此属引“史”范畴。此外，刘强几乎引用了全部儒家经典来论证说理，《诗经》《尚书》《礼记》《孝经》《孟子》《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等经典皆任其发挥，其中又以引用《礼记》和《孟子》为最多。据笔者统计，仅“学而”篇便引用《礼记》十九次，《孟子》十一次，此属引“经”范畴。至于会通古今注疏，则可由此书的参考书目窥其一二，笔者略录如下：何晏《论语集解》、邢呙《论语注疏》、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刘宝楠《论语正义》、程树德《论语集释》、杨伯峻《论语译注》、钱穆《论语新解》。如“为政以德”章刘强先参考诸家注解阐述学界对“为政以德”的两派意见：以何晏《论语集解》、朱熹《论语集注》为代表的“无为而治”说，与以毛奇龄《论语稽求篇》和程树德《论语集释》为代表的“有为而治”说，然后在此基础上指出应联合两派意见并重新考察儒道思想之渊源。要而言之，《新识》的每一篇章，无论是对经文语义的注疏，还是对经文义理的阐释，皆能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古往今来之文史典籍，经传注疏，亦皆为其所用听其调遣。
其次，《新识》诠解《论语》时融文字训诂与义理阐释于一体。经学研究汉学与宋学之分野显豁，“汉学重训诂，宋学重义理，这是汉学、宋学经典诠释方法上的主要不同。”刘强诠释《论语》各篇章时集汉学与宋学之长，既注重探究字义，又深入挖掘义理。“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章，“新识”首先从训诂的角度探究历来歧解纷出之“材”字，并分别论其可否：
其一，谓无所取桴材。此解郑玄、钱穆主之，然夫子本为假设之语，若以为真要寻找造桴之木材，则失之迂执，韵味尽失。
其二，材可通“裁”，即裁度义。谓夫子讥子路唯知好勇，而不懂裁度己身，言行合义。此虽有理，然材之通“裁”，未见其他用例，亦似未安。
其三，谓感叹子路有勇，只是没机会来发挥。此解过于随意，今亦不取。
“今按”中又言：
李炳南以为：“孔子乃曰，由也勇过于我，不合中道，然而，再取如子路此种人材亦无矣。”此解过于迂曲，亦不可从。于省吾先生以为，此处“材”通“哉”，《尚书》、金文皆有用例。无所取材，即不足取哉。此说于文义损失最小。故可信从。
刘强认同“材”通“哉”，基于此，又充分深掘此章义理：“‘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乃孔子行道不达，嗟伤感叹之语，与‘朝闻道，夕死可矣“子欲居九夷“凤鸟不至，河不出图’诸章，同其感慨，固非真欲有所行动耳”，并引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程子所言：“浮海之叹，伤天下之无贤君也。子路勇于义，故谓其能从己，皆假设之言耳”证明之。此章恰到好处的彰显了作者诠解《论语》时融文字训诂与义理阐释于一体的特点，其余诸章亦如是，此处不再赘述。
最后，《新识》诠解《论语》时注重剖析《论语》篇章的编排次第与内在肌理，既逐章解读，又通体分析，前后兼顾一体贯通，以期从整体上阐明《论语》篇章之系统性，正如作者曾言：“《论语》绝非杂乱无章之大杂烩，而实为一纲举目张、首尾一贯、次第清晰、张弛有度的精心结撰之书，甚至是一‘牵一发动全身’的‘学术生命体’。”自序之后，《新识》引录了“《论语》次第”，从整体上介绍《论语》二十篇之编排次第：学也者，所以学为圣人也，故《学而》居首。学优则仕，故《为政》次之。政之衰僭，乐者为之也，故《八佾》次之。……贤人虽隐，仍讲学以延道脉，故《子张》次之。由尧舜至孔子，皆一脉相承，故以《尧曰》终焉。
具体到每一篇之内部，《新识》亦皆有次第的揭示：“学而”篇开篇第一章便点明“学而时习之”章是《论语》全书的总纲;“慎终追远”章总体论述“学而”篇之篇章结构，即“第一章谈为学修身，第二章谈孝悌乃为仁之本，第三、四、五、六章谈忠信仁爱;自本章开始则谈礼”：“君子食无求饱”章又点明本章乃呼应“弟子”章、“贤贤易色”章，如此一来，“学而”全篇之内在肌理便通透明晰，一目了然。此外，作者也注重剖析具体章节之内在肌理，对于“其为人也孝弟”章，有子之言论为何被置于孔子之后这一问题，刘强解释道：“或以为有若之弟子一定参与了《论语》的编订，为张大其师门计，乃将有子言论置于孔子之后。其说可从”。基于此，读者不仅可从整体上把握《论语》一书的篇章结构与内在肌理，亦可逐篇逐章理解《论语》之编纂义理。 三、《论语新识》的诠释思想
《新识》在阐释经文义理时始终秉持熟读深思矻矻孳孳、抉幽发微因势利导的理念，时时体贴入微，处处覃思深念。具体来说，每一篇章的“新识”和“今按”部分都展现出真切的现实忧虑、深厚的人文关怀和严谨的学术态度，使其对《论语》的诠解独具特色。概而论之，此书的诠释思想主要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新识》阐述儒家思想时非常注重联系实际生活，忧时忧世，或针砭时弊，或反躬自身，或提出治世良方，体现作者“知行合一”的为学追求。如“学而时习之”章，刘强一针见血地指出今之学童之所以“苦学”甚至“厌学”“废学”，乃是因为当今社会的应试教育忽略了学习本身的实践意义，抽离了学问本身的学在己身、道在行中的含义，使学习过程偏重于枯燥的记问与作业，此即“知行脱节，不能行其所知、习其所学，则不仅无法享受学之喜悦，甚至会让人心思散漫，驰骛外求，投机取巧，走向谄妄邪曲一途”。又如“子禽问于子贡”章，刘强对今之“新青年”不懂礼、不行礼甚至将“礼”作为人的对立面进行言辞恳切的批判：
近世以来，西学东渐，礼乐尽失，“新青年”们动辄以“等级制度”“奴性人格”“礼教吃人”等厚诬之辞曲解礼，无异于郢书燕说，倒果为因，正是礼崩乐坏、颟顸无礼的表现。今人追求个性，常“自尊而卑人”，“自是而非人”，不懂礼让，言行粗鄙，任性乖张，不积口德，深察细思，不过是披着“现代”外衣的“野蛮人”罢了。
关于这一点，刘强在“四书通讲”中有更深入的思考：“我们不能因为传统礼制后来出现不少流弊，便釜底抽薪地认为，人类早期的礼制设定本来就是腐朽、荒谬甚至是‘吃人’的！基于这种孟浪荒唐的想法看问题，则整个人类文明恐怕都要被彻底颠覆”。凡此种种，皆为作者立足现实的发人深省的思考。任何学问，只有融入百姓的实际生活之中，服务于广大群众，服务于现实社会，才能成为源头活水，才能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成为中华民族真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源泉，刘强此书无疑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其次，《新识》诠解《论语》始终饱含人文关怀，以同情和善意的眼光去透视和解说夫子立言、立道、立德的苦心孤诣。杨海文曾说：“今天，现代化的产业和观念越来越消解并颠覆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生态和心态，越是如此，同情地理解中国古典和中华元典的人文姿态也就显得越重要。”《新识》所体现出的人文关怀正与杨海文的持论不谋而合。“中人以上”章与“民可使由之”章，刘强既不回避夫子所谓人有“高下”之别，也不为夫子曲意回护强为解说，而是正面直言善意直论。在刘强看来，孔子此言正大光明，颠扑不破，盖所谓“人之根性有差别，智力有高低，故不可躐等而教，越位而语”者也，此乃因材施教，为学次第，更是立足于人之本性的事实判断，绝非价值判断，与别有用心者所谓的愚民政策了不相关，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更不相同。此外，作者指出《论语》中夫子之所以一方面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鞭策着志士仁人：另一方面又赞同诸弟子“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等用行舍藏、明哲保身的做法并非圆滑世故长袖善舞，乃是：
为乱世之中人的基本生命尊严和价值，保留了一道“生门”。乱世无道。“枪打出头鸟”，适当的明哲保身，不仅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权利！那种动辄振臂一挥，用正义、道德、自由甚至革命之名，绑架大多数人放弃生命的人，常常是最为可疑的野心家、阴谋家。故孔子力行中道，不偏不倚，无道而佯愚，乃权宜之计，合乎道义，无可厚非。凡此种种，刘强皆为《论语》做出了合乎中道又善意真诚的诠释，足以彰显作者是一位深具人文关怀的学者。
最后，《新识》诠解《论语》时始终秉持嚴谨科学的学术态度，不说一字空言，不发一句闲调。在《自序》中，刘强自云其沉潜十年，“读之，学之，讲之，注之，循序渐进，步步为营，曲径通幽，乐此不疲。”自序因“《论语》非一般文学经典，稍有‘玩赏’甚至‘赏析’之心，便有可能乱其肌理、泄其元阳、散其真气！”自序故刘强十年沉潜，出入文史经传，会通古今注疏，终成无一句空话，无丝毫赏析之《新识》。本文仅以“学而时习之”一章的写作思路论述之。“学而时习之”章中，刘强采用总分总的论述模式，“新识”首先总括孔子之学既是悦乐之学，又是君子之学;其次引《礼记》《孟子》《说文解字》《四书章句集注》和左思《咏史》诗来解释关键字“学”和“习”，以正讹误：然后联系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解释“学”与“习”，强调“知行合一”才能成大学问;接着引用钱穆的话语来论证“学习”的“乐”，并指出当下学界存在的功利心过重及“苦学”“厌学”“废学”等弊病，再次点明“乐”的重要性，这亦是一种“行”：最后则着重解释“乐”，并归纳为“三乐”，与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的“三说”异曲同工。“今按”中首先认为此章所言应放在开学典礼上，此亦践行刘强自己所强调的“行”：然后谈君子成德之道是为“不愠”：最后用《周易·象传》中的“君子以朋友讲习”一句将孔子的三句话贯穿起来进行总结。整篇阐释集文献佐证、科学验证、逻辑辩证、心性体证于一体，不乱肌理、不散真气，俨然如一篇科学严谨的学术论文，无一句空言，又多神来之笔，意外之思。《新识》其余诸篇，亦复如是。
自古至今，诠解《论语》者代不乏人，相关著述浩如烟海。《论语》诠释萌芽于孟子，两汉时期训诂为主，蔚为大观;魏晋之际援道入儒，产生新变;隋唐两代注本平平，渐趋冷落;两宋之时尊崇义理，登峰造极;降及清代，诸派激荡，异彩纷呈。每一时代的《论语》诠释者皆立足文献资料，既探究原始儒学真义，更与时俱进，对《论语》文本做出契合时代需要的阐释，发挥儒学“修齐治平”之功能，从而使儒学的思想内涵永葆生命力。在提倡“回归经典”、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时代，《新识》作为当代《论语》诠释本，既与历代《论语》诠释之内在思路一脉相承，又展现出全新风貌，其与时俱进、深究义理、怨刺时弊之“新识”，乃儒家优秀思想文化在当代的生动阐释。这样一部当代《论语》诠释本，对《论语》后学研修进学极富参考价值和引领作用。
（责任编辑 徐阳）
关键词：《论语》;刘强;《论语新识》;诠释特点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1）10-0068-05
《论语新识》（以下简称《新识》）是同济大学刘强教授“有竹居古典今读”系列中的一部。刘强以朱熹《论语集注》为底本，佐以皇侃《论语集解义疏》、邢呙《论语注疏》、刘宝楠《论语正义》、杨伯峻《论语译注》诸书，采用新方法，秉持新视角，融文字训诂与义理阐释于一体，对《论语》一书做出了全新的注释、今译和解析，使《论语》的经典义理呈现出全新面貌。此书贯通古今、穷理尽性、风骨刚健、自成一格，“既可疏通章句文义，使初学者易入，又能辨明义理微言，使深造者自得”，在诠释体例、诠释特点和诠释思想等诸方面独具特色。本文从以上三方面切入管窥其诠释成就，就教于学界先进前辈。
一、《论语新识》的结构体例
《新识》主要包括“名人论孔子”“读《论语》法”“例言”“序言”“新注”“新译”“新识”“今按”八个部分，结构完备，自成体系。就全书而言，作者先引司马迁、利玛窦、伏尔泰、梁启超等古今中外“名人论孔子”，以使读者对孔子的地位有所认识;次引班固、程颐、钱穆等人的“读《论语》法”，以使后学者有门径可循。《新识》紧接着安排了“例言”，《自序》和“《论语》次第”，“例言”是对《新识》所做的几点交代;《自序》叙述《新识》的写作缘由;“《论语》次第”勾勒《论语》全书二十篇之编排次第。《新识》正文的每一篇章均包括“新注”“新译”“新识”“今按”四个部分，二十篇诠解结束后，又呼应《自序》安排了《跋尾》，继续交代此书的写作缘由以及对有助于本书之出版者的谢意。“新注”“新译”“新识”“今按”乃《新识》一书篇章的主要架构，故本文详论以阐明其结构体例。
《新识》之“新注”是对《论语》篇章中部分字词所做出的注释，即择古今注解之精微而录之，简洁扼要又不失偏颇。如“其为人也孝弟”（《论语·学而》）中对“为仁之本”的注释：“行仁道的根本。一说，‘为仁’作‘为人’，亦可通”，此类注释仅简明通俗地注解字词之意，不做过多的辨析与分析。同一章句之不同注解，“新注”则择善而从，再于“新识”中详细辨析。如“学而时习之”（《论语·学而》）之“习”字，刘强舍弃了通常所谓之“温习”“复习”意，将其注为“习，实习;践行”，又在后面的“新识”部分详细论述，这便纠正了始自中学课本之“温习”意带给学生的浅陋理解。
《新识》之“新译”是在参考诸家注解的基础上对《论语》二十篇各章所做出的翻译，既博采众长，精益求精，又通俗易懂，有所发明。如“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论语·先进》），对“不及门”一词，刘强翻译为“未拜入师门”，这是在梳理了历代注本的三种解释并逐一辨析后出以己意的结果：对郑玄《论语集解》、刘宝楠《论语正义》及孟子所持的“不及仕进之门”之解，刘强认为与夫子晚年心境不符，“盖夫子晚年，……已不做从政之想。……岂有利禄之心，致生弟子未能仕进之憾？”凹对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钱穆《论语新解》所持的“不在门”之解，刘强通过还原历史现场进行质疑。对杨义《论语还原》所持的“未拜入师门”之解，刘强则持肯定的观点，并认为其于“皆”字似有未安，“故此一‘皆’字，盖部分而非全称判断，有可能特指当年周游列国时追随夫子师徒，走南闯北，甚至困于陈蔡的那些来自列国的‘孔门粉丝’，他们可能星散于孔子返鲁之后，故终生未及孔子在鲁之家门，即‘丘之门’。”
《新识》之“新识”是从各个方面对《论语》二十篇各章节做出的细致诠释，“举凡《论语》之编撰细节、篇章结构、义理脉络、人物关系、历史现场及生命情境诸方面，皆予以不同程度的开掘、寻绎、还原、勾连、透析与阐释。”例言“其为人也孝弟”章，“新识”首先引《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和《孟子·滕文公上》还原历史现场，揭示出有若被诸弟子尊为师乃是因为相貌气质与夫子相似，后又被哄下师座则是因为不能如孔子那般回答众人的疑问。其次从编撰细节的角度阐明有若的言论何以被置于孔子之后、曾子之前，即有若的弟子或许参与了《论语》一书的编撰，为发扬师门才让有若言论仅次于孔子之后。再次从儒家修、齐、治、平之术开掘此章的孝悌之道：
“为人孝弟”，是讲“修身”;“不好犯上”，是讲“齐家”;不犯上则不作乱，是讲“治国”;君子务本，孝悌仁本，则是讲“平天下”。这是一由近及远、由内而外、由一己之小以至天下之大的动态推理过程。故末一句“为仁”二字当作“行仁”解，即推行仁道于天下也。
并进一步深掘有若此说义理之流弊，“‘以孝治天下’未必真能‘以孝平天下’，……有若毕竟未臻圣域，其发言遣论，难免千虑一失。”最后，“新识”通过论述孔子“道尊于势”“君子从道不从君”的君臣观，以及孟子“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不听，则易位”的君臣观纠正有若君臣关系之流弊。
《新识》之“今按”是对“新识”的补充强调与发挥延伸，或是在“新识”的基础上联系实际针砭时弊，纠正偏见拨乱反正。如“公叔文子之臣大夫馔”章，“新识”部分引《四书章句集注》中朱熹与洪氏之语论述公叔文子之贤，其中涉及《周书·谥法》，“今按”则引《周书·谥法》原文补充说明孔子取“锡民爵位”之意故谓公叔文子为“文”，并由此推断孔门的尚文之风，此乃“今按”对“新识”的补充强调。又如“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新识”部分阐明了“忠恕”之内涵外延，“今按”则沿波讨源，将其延伸至为己之学与心性之学：“尽己之心以待人，是为忠;推己之心以及人，是为恕。忠恕皆关乎心，故孔子之学，既是为己之学，亦心性之学也。”此乃“今按”对“新识”的发挥延伸。再如“季文子三思而后行”章，“新识”部分阐明夫子的“再，斯可矣”乃因材施教，亦颇具普遍性，夫子的“思”乃世故之思，利害之思，因为通常情况下“三思则算计利害，裹足不行，此时已沦为小人矣”，“今按”则联系广东小悦悦事件，一针见血地指出十七人对小悦悦的冷漠正是“三思而后不行之过也”。还如“吾未见刚者”章，“新识”部分阐明孔子此说是导人戒贪戒欲，“今按”部分则重新解读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认为：“朱子不过要‘存天理之公，去人欲之私’，其言至简，其理至明”，可谓引人深思，此乃“今按”中纠正偏见拨乱反正的部分。此外，部分篇章中，“今按”之外还有“又按”，“又按”与“今按”顺承相接，是对“今按”的补充说明。 《新识》之“新注”“新译”“新识”“今按”既各自独立，又浑然一体，相互发明，共同构成逻辑严密、论证充分、义理俱然、自成一格之经典诠释文本。“新注”“新译”力求对《论语》的每一篇章做出简明准确又通俗易懂的注释和翻译，是“新识”部分阐发明辨的基础：“新识”一则引经据典，深入论证，阐明义理;一则抉幽发微，有所发明，并多联系实际，知行合一，是此书最有价值的部分：“今按”和“又按”则承续“新识”，画龙点睛，收结全文。
二、《论语新识》的诠释特点
《新识》既融汇既往学术成果，又出以己意，匠心独具，即“在融会古今众多《论语》注疏、诠解及研究之基础上，瞻前顾后，远绍旁搜，疏通窒碍，溯源引流，并试图有所发明，翻出新意”例言，在以下三方面特色鲜明：充分参引文史典籍与经传注疏;集文字训诂与义理阐释于一体;注重剖析《论语》篇章编排次第与内在肌理。此外，还原《论语》时代的历史现场和孔门师徒论道问学的真实语境、通过中正的心性激发《论语》文本的生命活力等亦为《新识》的诠释特点，下面仅就其主要诠解特点详论之。
首先，《新识》诠解《论语》时充分参引古往今来的文史典籍与经传注疏，既可见刘强为学功夫之深与诚，又让读者读来自觉客观精微，包蕴广大。“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刘强引“建安七子”之刘桢《赠从弟》诗、李白《颍阳别元丹丘之淮阳》诗、刘禹锡《将赴汝州途出浚下留辞李相公》诗挖掘孔子此言的诗意与对后世托物言志詩歌的影响，此属引“文”范畴。《新识》反复引用司马迁的《史记》，或为还原夫子与门弟子讲学论道的历史场景，或为论证其义理阐释，或为补充说明夫子之道。据笔者统计，《新识》前五篇中共有九处引用《史记》，此属引“史”范畴。此外，刘强几乎引用了全部儒家经典来论证说理，《诗经》《尚书》《礼记》《孝经》《孟子》《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等经典皆任其发挥，其中又以引用《礼记》和《孟子》为最多。据笔者统计，仅“学而”篇便引用《礼记》十九次，《孟子》十一次，此属引“经”范畴。至于会通古今注疏，则可由此书的参考书目窥其一二，笔者略录如下：何晏《论语集解》、邢呙《论语注疏》、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刘宝楠《论语正义》、程树德《论语集释》、杨伯峻《论语译注》、钱穆《论语新解》。如“为政以德”章刘强先参考诸家注解阐述学界对“为政以德”的两派意见：以何晏《论语集解》、朱熹《论语集注》为代表的“无为而治”说，与以毛奇龄《论语稽求篇》和程树德《论语集释》为代表的“有为而治”说，然后在此基础上指出应联合两派意见并重新考察儒道思想之渊源。要而言之，《新识》的每一篇章，无论是对经文语义的注疏，还是对经文义理的阐释，皆能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古往今来之文史典籍，经传注疏，亦皆为其所用听其调遣。
其次，《新识》诠解《论语》时融文字训诂与义理阐释于一体。经学研究汉学与宋学之分野显豁，“汉学重训诂，宋学重义理，这是汉学、宋学经典诠释方法上的主要不同。”刘强诠释《论语》各篇章时集汉学与宋学之长，既注重探究字义，又深入挖掘义理。“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章，“新识”首先从训诂的角度探究历来歧解纷出之“材”字，并分别论其可否：
其一，谓无所取桴材。此解郑玄、钱穆主之，然夫子本为假设之语，若以为真要寻找造桴之木材，则失之迂执，韵味尽失。
其二，材可通“裁”，即裁度义。谓夫子讥子路唯知好勇，而不懂裁度己身，言行合义。此虽有理，然材之通“裁”，未见其他用例，亦似未安。
其三，谓感叹子路有勇，只是没机会来发挥。此解过于随意，今亦不取。
“今按”中又言：
李炳南以为：“孔子乃曰，由也勇过于我，不合中道，然而，再取如子路此种人材亦无矣。”此解过于迂曲，亦不可从。于省吾先生以为，此处“材”通“哉”，《尚书》、金文皆有用例。无所取材，即不足取哉。此说于文义损失最小。故可信从。
刘强认同“材”通“哉”，基于此，又充分深掘此章义理：“‘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乃孔子行道不达，嗟伤感叹之语，与‘朝闻道，夕死可矣“子欲居九夷“凤鸟不至，河不出图’诸章，同其感慨，固非真欲有所行动耳”，并引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程子所言：“浮海之叹，伤天下之无贤君也。子路勇于义，故谓其能从己，皆假设之言耳”证明之。此章恰到好处的彰显了作者诠解《论语》时融文字训诂与义理阐释于一体的特点，其余诸章亦如是，此处不再赘述。
最后，《新识》诠解《论语》时注重剖析《论语》篇章的编排次第与内在肌理，既逐章解读，又通体分析，前后兼顾一体贯通，以期从整体上阐明《论语》篇章之系统性，正如作者曾言：“《论语》绝非杂乱无章之大杂烩，而实为一纲举目张、首尾一贯、次第清晰、张弛有度的精心结撰之书，甚至是一‘牵一发动全身’的‘学术生命体’。”自序之后，《新识》引录了“《论语》次第”，从整体上介绍《论语》二十篇之编排次第：学也者，所以学为圣人也，故《学而》居首。学优则仕，故《为政》次之。政之衰僭，乐者为之也，故《八佾》次之。……贤人虽隐，仍讲学以延道脉，故《子张》次之。由尧舜至孔子，皆一脉相承，故以《尧曰》终焉。
具体到每一篇之内部，《新识》亦皆有次第的揭示：“学而”篇开篇第一章便点明“学而时习之”章是《论语》全书的总纲;“慎终追远”章总体论述“学而”篇之篇章结构，即“第一章谈为学修身，第二章谈孝悌乃为仁之本，第三、四、五、六章谈忠信仁爱;自本章开始则谈礼”：“君子食无求饱”章又点明本章乃呼应“弟子”章、“贤贤易色”章，如此一来，“学而”全篇之内在肌理便通透明晰，一目了然。此外，作者也注重剖析具体章节之内在肌理，对于“其为人也孝弟”章，有子之言论为何被置于孔子之后这一问题，刘强解释道：“或以为有若之弟子一定参与了《论语》的编订，为张大其师门计，乃将有子言论置于孔子之后。其说可从”。基于此，读者不仅可从整体上把握《论语》一书的篇章结构与内在肌理，亦可逐篇逐章理解《论语》之编纂义理。 三、《论语新识》的诠释思想
《新识》在阐释经文义理时始终秉持熟读深思矻矻孳孳、抉幽发微因势利导的理念，时时体贴入微，处处覃思深念。具体来说，每一篇章的“新识”和“今按”部分都展现出真切的现实忧虑、深厚的人文关怀和严谨的学术态度，使其对《论语》的诠解独具特色。概而论之，此书的诠释思想主要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新识》阐述儒家思想时非常注重联系实际生活，忧时忧世，或针砭时弊，或反躬自身，或提出治世良方，体现作者“知行合一”的为学追求。如“学而时习之”章，刘强一针见血地指出今之学童之所以“苦学”甚至“厌学”“废学”，乃是因为当今社会的应试教育忽略了学习本身的实践意义，抽离了学问本身的学在己身、道在行中的含义，使学习过程偏重于枯燥的记问与作业，此即“知行脱节，不能行其所知、习其所学，则不仅无法享受学之喜悦，甚至会让人心思散漫，驰骛外求，投机取巧，走向谄妄邪曲一途”。又如“子禽问于子贡”章，刘强对今之“新青年”不懂礼、不行礼甚至将“礼”作为人的对立面进行言辞恳切的批判：
近世以来，西学东渐，礼乐尽失，“新青年”们动辄以“等级制度”“奴性人格”“礼教吃人”等厚诬之辞曲解礼，无异于郢书燕说，倒果为因，正是礼崩乐坏、颟顸无礼的表现。今人追求个性，常“自尊而卑人”，“自是而非人”，不懂礼让，言行粗鄙，任性乖张，不积口德，深察细思，不过是披着“现代”外衣的“野蛮人”罢了。
关于这一点，刘强在“四书通讲”中有更深入的思考：“我们不能因为传统礼制后来出现不少流弊，便釜底抽薪地认为，人类早期的礼制设定本来就是腐朽、荒谬甚至是‘吃人’的！基于这种孟浪荒唐的想法看问题，则整个人类文明恐怕都要被彻底颠覆”。凡此种种，皆为作者立足现实的发人深省的思考。任何学问，只有融入百姓的实际生活之中，服务于广大群众，服务于现实社会，才能成为源头活水，才能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成为中华民族真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源泉，刘强此书无疑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其次，《新识》诠解《论语》始终饱含人文关怀，以同情和善意的眼光去透视和解说夫子立言、立道、立德的苦心孤诣。杨海文曾说：“今天，现代化的产业和观念越来越消解并颠覆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生态和心态，越是如此，同情地理解中国古典和中华元典的人文姿态也就显得越重要。”《新识》所体现出的人文关怀正与杨海文的持论不谋而合。“中人以上”章与“民可使由之”章，刘强既不回避夫子所谓人有“高下”之别，也不为夫子曲意回护强为解说，而是正面直言善意直论。在刘强看来，孔子此言正大光明，颠扑不破，盖所谓“人之根性有差别，智力有高低，故不可躐等而教，越位而语”者也，此乃因材施教，为学次第，更是立足于人之本性的事实判断，绝非价值判断，与别有用心者所谓的愚民政策了不相关，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更不相同。此外，作者指出《论语》中夫子之所以一方面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鞭策着志士仁人：另一方面又赞同诸弟子“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等用行舍藏、明哲保身的做法并非圆滑世故长袖善舞，乃是：
为乱世之中人的基本生命尊严和价值，保留了一道“生门”。乱世无道。“枪打出头鸟”，适当的明哲保身，不仅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权利！那种动辄振臂一挥，用正义、道德、自由甚至革命之名，绑架大多数人放弃生命的人，常常是最为可疑的野心家、阴谋家。故孔子力行中道，不偏不倚，无道而佯愚，乃权宜之计，合乎道义，无可厚非。凡此种种，刘强皆为《论语》做出了合乎中道又善意真诚的诠释，足以彰显作者是一位深具人文关怀的学者。
最后，《新识》诠解《论语》时始终秉持嚴谨科学的学术态度，不说一字空言，不发一句闲调。在《自序》中，刘强自云其沉潜十年，“读之，学之，讲之，注之，循序渐进，步步为营，曲径通幽，乐此不疲。”自序因“《论语》非一般文学经典，稍有‘玩赏’甚至‘赏析’之心，便有可能乱其肌理、泄其元阳、散其真气！”自序故刘强十年沉潜，出入文史经传，会通古今注疏，终成无一句空话，无丝毫赏析之《新识》。本文仅以“学而时习之”一章的写作思路论述之。“学而时习之”章中，刘强采用总分总的论述模式，“新识”首先总括孔子之学既是悦乐之学，又是君子之学;其次引《礼记》《孟子》《说文解字》《四书章句集注》和左思《咏史》诗来解释关键字“学”和“习”，以正讹误：然后联系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解释“学”与“习”，强调“知行合一”才能成大学问;接着引用钱穆的话语来论证“学习”的“乐”，并指出当下学界存在的功利心过重及“苦学”“厌学”“废学”等弊病，再次点明“乐”的重要性，这亦是一种“行”：最后则着重解释“乐”，并归纳为“三乐”，与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的“三说”异曲同工。“今按”中首先认为此章所言应放在开学典礼上，此亦践行刘强自己所强调的“行”：然后谈君子成德之道是为“不愠”：最后用《周易·象传》中的“君子以朋友讲习”一句将孔子的三句话贯穿起来进行总结。整篇阐释集文献佐证、科学验证、逻辑辩证、心性体证于一体，不乱肌理、不散真气，俨然如一篇科学严谨的学术论文，无一句空言，又多神来之笔，意外之思。《新识》其余诸篇，亦复如是。
自古至今，诠解《论语》者代不乏人，相关著述浩如烟海。《论语》诠释萌芽于孟子，两汉时期训诂为主，蔚为大观;魏晋之际援道入儒，产生新变;隋唐两代注本平平，渐趋冷落;两宋之时尊崇义理，登峰造极;降及清代，诸派激荡，异彩纷呈。每一时代的《论语》诠释者皆立足文献资料，既探究原始儒学真义，更与时俱进，对《论语》文本做出契合时代需要的阐释，发挥儒学“修齐治平”之功能，从而使儒学的思想内涵永葆生命力。在提倡“回归经典”、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时代，《新识》作为当代《论语》诠释本，既与历代《论语》诠释之内在思路一脉相承，又展现出全新风貌，其与时俱进、深究义理、怨刺时弊之“新识”，乃儒家优秀思想文化在当代的生动阐释。这样一部当代《论语》诠释本，对《论语》后学研修进学极富参考价值和引领作用。
（责任编辑 徐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