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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前的1971年4月29日凌晨，中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1889.10.261971.4.29）因患动脉瘤破裂，抢救无效，不幸逝世，享年82岁。
1889年10月26日，李四光出生于湖北省黄州府黄冈县回龙镇下张家湾村（今湖北省黄冈市团风县）的一个普通人家，原名李仲揆。父亲为他取这个名字，是希望他学业有成，通过科举之路高中魁首。
1903年，14岁的李仲揆告别父母，独自一人来到武昌报考新式学堂，在填写入学报名单时，他误将姓名栏看成了年龄栏，填上了“十四”两个字。当他发现以后，已经无法修改，便干脆将“十”添了几笔改写成“李”，又在后面加上一个“光”字。他满意地说：“四光，四面光明，前途是有希望的。”
就这样，因为一个误会，李仲揆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李四光。
1904年5月，李四光因为成绩优异，获得了前往日本留学的机会，进入东京宏文学院普通科学习。
1905年7月，李四光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当时他还不满16周岁，是同盟会第一批会员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加入同盟会那天，孙中山赠给李四光8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
受甲午中日战争战败的影响，李四光一心想要报效祖国，学会日语以后便进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船用机关科，学习造船机械。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王朝，李四光出任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长。然而，没过多久，革命的胜利果实便被袁世凯窃取，李四光愤然辞职。
1913年，李四光远渡重洋到英國留学，考入伯明翰大学，最先学采矿，后来改学地质，最终将地质力学作为了一生的事业。在伯明翰大学期间，李四光废寝忘食地学习，将西方的地质学知识融会贯通，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独特体系。
1919年，李四光毕业，获得了硕士学位。
1920年，李四光接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聘请，回国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培养了一批我国早期的地质学家。
1922年，李四光同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等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地质学会，他被选为第一届的副会长，后来还担任了较长时期的会长、理事长。
1928年以后，李四光长期担任前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又被国民政府大学院（教育部）院长蔡元培任命为武汉大学建设筹备委员会委员长，1929年10月，武汉大学在美丽的珞珈山落成。
李四光于1931年被英国伯明翰大学授予自然科学博士学位。1932年，任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代理校长。1934年到1936年期间，先后在英国伦敦、剑桥、伯明翰等8所大学讲授“中国地质学”，受到英国学术界的欢迎赞誉。1937年，任中央大学理学院地质系名誉教授;同年11月，率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迁广西桂林，后又经贵阳迁往重庆。李四光任重庆大学教授，并在重庆大学开设全国第一个石油专业。
抗日战争时期，李四光结识了在国统区从事统战工作的周恩来，二人一见如故，结为挚友。
周恩来曾多次拜会李四光，向他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分析当时形势的发展前景，让李四光深受感动，他曾对家人说：“我从周恩来身上产生一个最大的感觉，中国有了共产党，就有了希望。”
1948年，李四光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他偕夫人许淑彬一同从上海启程赴英国伦敦出席第18届国际地质大会，并接受挪威奥斯陆大学授予的哲学博士学位。
1949年4月，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赴布拉格出席世界维护和平大会。出国前，郭沫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给李四光带了一封信，请他早日回国。
1950年5月6日，李四光冲破重重阻挠，历经波折，终于回到了新中国的首都北京。第2天，周总理亲自登门拜访李四光，握着他的手激动地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我们就打算召开第一次全国地质工作会议，我想没有个挂帅的不行，一定要等你回来。”周总理与李四光谈了3个多小时，除了阔别多年来的问候以外，聊得最多的还是新中国的建设问题。
李四光回国后，相继出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
1958年6月，李四光被苏联科学院授予外籍院士;8月，任中国科学院原子能委员会主任;9月，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12月，在周恩来的关心下，经何长工、张劲夫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李四光的科学成就，最重要的是创立了地质力学，把力学理论引入地质学研究中，用力学观点研究地壳构造和地壳运动规律，开辟了一条解决地壳构造和地壳运动问题的新途径。李四光从20世纪20年代末的《东亚一些典型构造型式及其对大陆运动的意义》，经30年代的《中国地质学》、40年代的（（地质力学的基础与方法》、50年代的《旋卷构造及其他有关中国西北部大地构造体系复合问题》，到60年代的《地质力学概论》，都是每个阶段总结性的著作，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地学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李四光早就预见到新中国的国防和经济建设需要铀矿资源。1949年回国时，他从英国带回了一台伽马仪，为中国后来寻找铀矿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李四光为中国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成功作出了突出贡献。
长期以来，中国被认为是一个贫油的国家。李四光在仔细分析了中国地质条件后，深信在中国辽阔的领域内，天然石油资源的蕴藏量应当是丰富的，关键是要抓紧做好石油地质勘探工作。1955年春，他担任全国石油普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指导石油找矿工作。中国地质工作者于1959年在东北平原发现并打出了大庆油田，证实了陆相成油理论。
20世纪60年代以后，李四光因过度劳累，身体越来越差，还是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地震预测预报和地热的利用等工作中去。
1969年4月，李四光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70年8月，任国务院科教组组长。1971年4月29日去世前几日还在听取工作汇报，并作指示，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1889年10月26日，李四光出生于湖北省黄州府黄冈县回龙镇下张家湾村（今湖北省黄冈市团风县）的一个普通人家，原名李仲揆。父亲为他取这个名字，是希望他学业有成，通过科举之路高中魁首。
1903年，14岁的李仲揆告别父母，独自一人来到武昌报考新式学堂，在填写入学报名单时，他误将姓名栏看成了年龄栏，填上了“十四”两个字。当他发现以后，已经无法修改，便干脆将“十”添了几笔改写成“李”，又在后面加上一个“光”字。他满意地说：“四光，四面光明，前途是有希望的。”
就这样，因为一个误会，李仲揆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李四光。
1904年5月，李四光因为成绩优异，获得了前往日本留学的机会，进入东京宏文学院普通科学习。
1905年7月，李四光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当时他还不满16周岁，是同盟会第一批会员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加入同盟会那天，孙中山赠给李四光8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
受甲午中日战争战败的影响，李四光一心想要报效祖国，学会日语以后便进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船用机关科，学习造船机械。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王朝，李四光出任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长。然而，没过多久，革命的胜利果实便被袁世凯窃取，李四光愤然辞职。
1913年，李四光远渡重洋到英國留学，考入伯明翰大学，最先学采矿，后来改学地质，最终将地质力学作为了一生的事业。在伯明翰大学期间，李四光废寝忘食地学习，将西方的地质学知识融会贯通，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独特体系。
1919年，李四光毕业，获得了硕士学位。
1920年，李四光接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聘请，回国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培养了一批我国早期的地质学家。
1922年，李四光同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等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地质学会，他被选为第一届的副会长，后来还担任了较长时期的会长、理事长。
1928年以后，李四光长期担任前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又被国民政府大学院（教育部）院长蔡元培任命为武汉大学建设筹备委员会委员长，1929年10月，武汉大学在美丽的珞珈山落成。
李四光于1931年被英国伯明翰大学授予自然科学博士学位。1932年，任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代理校长。1934年到1936年期间，先后在英国伦敦、剑桥、伯明翰等8所大学讲授“中国地质学”，受到英国学术界的欢迎赞誉。1937年，任中央大学理学院地质系名誉教授;同年11月，率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迁广西桂林，后又经贵阳迁往重庆。李四光任重庆大学教授，并在重庆大学开设全国第一个石油专业。
抗日战争时期，李四光结识了在国统区从事统战工作的周恩来，二人一见如故，结为挚友。
周恩来曾多次拜会李四光，向他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分析当时形势的发展前景，让李四光深受感动，他曾对家人说：“我从周恩来身上产生一个最大的感觉，中国有了共产党，就有了希望。”
1948年，李四光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他偕夫人许淑彬一同从上海启程赴英国伦敦出席第18届国际地质大会，并接受挪威奥斯陆大学授予的哲学博士学位。
1949年4月，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赴布拉格出席世界维护和平大会。出国前，郭沫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给李四光带了一封信，请他早日回国。
1950年5月6日，李四光冲破重重阻挠，历经波折，终于回到了新中国的首都北京。第2天，周总理亲自登门拜访李四光，握着他的手激动地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我们就打算召开第一次全国地质工作会议，我想没有个挂帅的不行，一定要等你回来。”周总理与李四光谈了3个多小时，除了阔别多年来的问候以外，聊得最多的还是新中国的建设问题。
李四光回国后，相继出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
1958年6月，李四光被苏联科学院授予外籍院士;8月，任中国科学院原子能委员会主任;9月，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12月，在周恩来的关心下，经何长工、张劲夫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李四光的科学成就，最重要的是创立了地质力学，把力学理论引入地质学研究中，用力学观点研究地壳构造和地壳运动规律，开辟了一条解决地壳构造和地壳运动问题的新途径。李四光从20世纪20年代末的《东亚一些典型构造型式及其对大陆运动的意义》，经30年代的《中国地质学》、40年代的（（地质力学的基础与方法》、50年代的《旋卷构造及其他有关中国西北部大地构造体系复合问题》，到60年代的《地质力学概论》，都是每个阶段总结性的著作，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地学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李四光早就预见到新中国的国防和经济建设需要铀矿资源。1949年回国时，他从英国带回了一台伽马仪，为中国后来寻找铀矿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李四光为中国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成功作出了突出贡献。
长期以来，中国被认为是一个贫油的国家。李四光在仔细分析了中国地质条件后，深信在中国辽阔的领域内，天然石油资源的蕴藏量应当是丰富的，关键是要抓紧做好石油地质勘探工作。1955年春，他担任全国石油普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指导石油找矿工作。中国地质工作者于1959年在东北平原发现并打出了大庆油田，证实了陆相成油理论。
20世纪60年代以后，李四光因过度劳累，身体越来越差，还是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地震预测预报和地热的利用等工作中去。
1969年4月，李四光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70年8月，任国务院科教组组长。1971年4月29日去世前几日还在听取工作汇报，并作指示，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