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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五言律祖》是杨慎被贬云南期间编纂的一部五言古诗选本,20世纪以来关于杨慎研究的著述丰富,但对杨慎《五言律祖》的研究却多为零星、分散,蜻蜓点水式的论述,本文拟从版本研究、诗学研究、选本研究三个方面对当下学界对杨慎《五言律祖》的研究加以评述。
关键词:杨慎;《五言律祖》;研究综述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人,祖籍江西庐陵。正德六年(1511年),殿试第一,授翰林院编修。嘉靖三年(1524年)因偕同列大臣与当今世宗皇帝争议“大礼”,被贬云南永昌,永不叙用,老死戎所。《明史·杨慎传》载:“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第一。诗文外,杂著至一百馀种,并行于世。”焦竑在《升庵外集》序言中盛赞:“明兴,博学饶著述者,无如杨升庵先生。”
《五言律祖》是杨慎在滇期间的编撰的一部五言古诗选本,明代版刻业发展成熟,受复古思潮的影响,开始涌现了大量的古诗选本。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有明一代,现存的古诗选本约为一百余种。古诗选本不仅具有保存选录诗歌文本的文献价值,还具有传播文化价值与诗歌理论意义的重要文学价值。而古诗的评选,历来被视为一种艺术的再创造活动,编选者往往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将自己的思想情感与审美情趣融入批评对象中,无论是选录哪些作品,怎样评点,编选者的思想倾向会非常鲜明。《五言律祖》作为杨慎一部重要的五言古诗选本,对其“六朝派” 思想的形成发展,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20世纪以来,有关杨慎研究的著述丰富,然而与杨慎研究的大量论文与著作相比,杨慎《五言律祖》的研究则基本处于缺失状态,只是散见于杨慎六朝诗学的论述中。为厘清当下学界对杨慎《五言律祖》的研究现状,笔者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加以综述。
一、杨慎《五言律祖》的版本研究
在杨慎著述整理方面,学界取得很多成就。而关于杨慎《五言律祖》的版本考证则篇幅寥寥,且主要集中在八、九十年代,基本是在对杨慎全集进行考证的同时囊括了对《五言律祖》的研究。
1981年,张锡厚发表《杨慎诗论著述考》一文,对《五言律祖》一书,进行了大致的版本梳理,认为其版本主要是北京图书馆善本部所藏四种:明嘉靖间刻《五言律祖》前集四卷后集六卷(简称嘉靖本);明刻本《杨升庵丛刊十四种》,也即《杨慎庵杂著十四种》,内有《五言律祖》前集四卷后集六卷(简称丛刊本);明代精抄本《五言律祖》六卷,以及明万历年间刻本《五七言律祖》四卷(简称万历本)。并对四种版本的诗歌数量的异同进行了比较分析。此文主要依据北京图书馆馆藏梳理了《五言律祖》的现存版本,但对其他馆藏版本和疑佚、亡佚版本并都未涉及。王文才、万光冶主编的《杨升庵丛书》收录杨慎著作42部,其中包括了对《五言律祖》的整理点校。该点校本是以嘉靖本为底本,參校《楊升庵雜著本》及《玉臺新詠》、《藝文類聚》、《初學記》、《文苑英華》、《樂府詩集》,《詩紀》等书。张锡厚于1988年撰写的《五言律祖》点校本后记中依据韩士英,张应台,江湛若三人序言,简要说明了《五言律祖》的成书过程,认为 “《律祖》成書,始為六卷,嘉靖辛丑韓士英刻。次年壬寅增刻四卷於前,乃以原六卷為五至十卷。旋經改編,以原七至十卷為前集,新增四卷及原五六卷為後集,此本(即明嘉靖二十一年本)是也。繼有萬曆《楊升庵雜著》十卷本,江湛若再刻之,合為二卷,并附《七言律祖》一帙,欲踵升庵以探七律之源,然選及唐詩,已非律祖。”此后记中关于《律祖》成书过程的观点同于其前文《杨慎诗论著述考》。1988年王文才出版《杨慎学谱》一书中对《五言律祖》版本和成书的论述,应为目前为止有关《五言律祖》版本研究最为丰富的一篇文章,此后学者多沿用其观点。
二、杨慎《五言律祖》的诗学研究
王瑶认为:“我们研究文学批评不应仅以诗文评类的著作为据,还应该研究对读者和作者有极大影响的文学选本。恰当的选本为各种写诗主张提供了所需的范例,批评家在发表意见时便有所依据,而读者也易于遵循。”对六朝诗歌的推崇是杨慎最为突出的诗学主张,《五言律祖》这一六朝诗歌选本更是成为其六朝诗学思想的载体。
蔣旅佳在《以“艺”论之——杨慎建构六朝初唐诗学观的价值评判标准》一文中便以《五言律祖》为例佐证其五言律诗滥觞于六朝的观点,认为六朝虽未产生相对成熟的五言律诗体式,但六朝五言中一些优秀诗篇,确是唐代祖述和学习的对象,为唐五律的成熟和定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何世剑《论杨慎对庾信诗赋的接受》认为《五言律祖》是对律诗之体的探本溯源,辨析诗歌祖述相承的关系。并在“推源辨体”时,发现和认识了庾信诗歌的审美价值及典范意义。
三、杨慎《五言律祖》的选本研究
由于明代文学的复古大潮以及版刻业的发展成熟,诗歌选本异常繁荣。杨慎作为明中期的大家,也编选了诸多选本,如:《风雅逸篇》、《选诗外编》、《选诗拾遗》、《五言律祖》、《七言律祖》、《绝句衍义》等,郑家治《杨慎诗歌体式论初探》提出杨慎可堪称为著名选家。
《五言律祖》作为杨慎编选的一部六朝诗歌选本,对明代中后期乃至清初六朝诗歌选本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张一南在《〈近体始音〉及其早期近体诗体系的建构》一文中,直接点明了《近体始音》借鉴了杨慎《五言律祖》的诗学研究成果,甚至提出“《近体始音》是一部在杨慎《五言律祖》基础上改进的而成的诗歌选本。”认为“《始音》和《律祖》的很多共同之处,明显并非巧合,而是前者刻意模仿后者的痕迹。”但此文重在论述《近体始音》的所体现的诗学观念和其所建构的早期近体诗体系。谢国旺于2008年撰写《论明代杨慎古诗选本的文献学价值——以<风雅逸篇>和<五言律祖>为例》一文,以数量统计的方式将杨慎《五言律祖》收录诗人、诗歌数量以及收入诗歌较多诗人排序以表格形式呈现出来,但作者并未说明数据所据版本,对表格所体现的信息分析也略显不足。2011年万小红在其硕士毕业论文《明中叶六朝诗歌接受研究——以六朝派为中心》一文中,专章论述了杨慎六朝诗歌选本,且以《五言律祖》为例,在分析其选诗情况时,借鉴了谢国旺先生所制表格,并作出了进一步分析,指出《五言律祖》收梁、陈两代诗歌最多,二者合计约占诗歌总数的百分之七十。梁陈两代诗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六十六,收诗歌最多的诗人为庾信、梁建文帝、张正见等。杨焄的《明人编选汉魏六朝诗歌总集研究》一书中,将明代编选汉魏六朝诗歌的活动按时间顺序依次划分为四个不同阶段,杨慎的《五言律祖》依据其产生时间被归为“弘、正至嘉靖前期出现的汉魏六朝诗歌总集”,且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
从上述研究现状可以看出,目前学界对杨慎《五言律祖》的研究多为零星、分散,蜻蜓点水式的论述,尽管偶有文章论及《五言律祖》,但也都是冰山一角,难见全貌,无法从宏观的角度系统地把握杨慎的《五言律祖》,缺乏深入、具体的分析。
参考文献:
[1][明] 焦竑编,杨慎撰.升庵外集[M].崇祯11年重修本.
[2][淸]张廷玉著.明史 [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74:5083.
[3]王文才.杨慎学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400.
[4]杨焄.明人编选汉魏六朝诗歌总集研究[M].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
[5]雷磊.明代六朝派的演进[J].文学评论,2006(02):76.
[6]张锡厚.杨慎诗论著述考[J].四川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02).
关键词:杨慎;《五言律祖》;研究综述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人,祖籍江西庐陵。正德六年(1511年),殿试第一,授翰林院编修。嘉靖三年(1524年)因偕同列大臣与当今世宗皇帝争议“大礼”,被贬云南永昌,永不叙用,老死戎所。《明史·杨慎传》载:“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第一。诗文外,杂著至一百馀种,并行于世。”焦竑在《升庵外集》序言中盛赞:“明兴,博学饶著述者,无如杨升庵先生。”
《五言律祖》是杨慎在滇期间的编撰的一部五言古诗选本,明代版刻业发展成熟,受复古思潮的影响,开始涌现了大量的古诗选本。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有明一代,现存的古诗选本约为一百余种。古诗选本不仅具有保存选录诗歌文本的文献价值,还具有传播文化价值与诗歌理论意义的重要文学价值。而古诗的评选,历来被视为一种艺术的再创造活动,编选者往往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将自己的思想情感与审美情趣融入批评对象中,无论是选录哪些作品,怎样评点,编选者的思想倾向会非常鲜明。《五言律祖》作为杨慎一部重要的五言古诗选本,对其“六朝派” 思想的形成发展,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20世纪以来,有关杨慎研究的著述丰富,然而与杨慎研究的大量论文与著作相比,杨慎《五言律祖》的研究则基本处于缺失状态,只是散见于杨慎六朝诗学的论述中。为厘清当下学界对杨慎《五言律祖》的研究现状,笔者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加以综述。
一、杨慎《五言律祖》的版本研究
在杨慎著述整理方面,学界取得很多成就。而关于杨慎《五言律祖》的版本考证则篇幅寥寥,且主要集中在八、九十年代,基本是在对杨慎全集进行考证的同时囊括了对《五言律祖》的研究。
1981年,张锡厚发表《杨慎诗论著述考》一文,对《五言律祖》一书,进行了大致的版本梳理,认为其版本主要是北京图书馆善本部所藏四种:明嘉靖间刻《五言律祖》前集四卷后集六卷(简称嘉靖本);明刻本《杨升庵丛刊十四种》,也即《杨慎庵杂著十四种》,内有《五言律祖》前集四卷后集六卷(简称丛刊本);明代精抄本《五言律祖》六卷,以及明万历年间刻本《五七言律祖》四卷(简称万历本)。并对四种版本的诗歌数量的异同进行了比较分析。此文主要依据北京图书馆馆藏梳理了《五言律祖》的现存版本,但对其他馆藏版本和疑佚、亡佚版本并都未涉及。王文才、万光冶主编的《杨升庵丛书》收录杨慎著作42部,其中包括了对《五言律祖》的整理点校。该点校本是以嘉靖本为底本,參校《楊升庵雜著本》及《玉臺新詠》、《藝文類聚》、《初學記》、《文苑英華》、《樂府詩集》,《詩紀》等书。张锡厚于1988年撰写的《五言律祖》点校本后记中依据韩士英,张应台,江湛若三人序言,简要说明了《五言律祖》的成书过程,认为 “《律祖》成書,始為六卷,嘉靖辛丑韓士英刻。次年壬寅增刻四卷於前,乃以原六卷為五至十卷。旋經改編,以原七至十卷為前集,新增四卷及原五六卷為後集,此本(即明嘉靖二十一年本)是也。繼有萬曆《楊升庵雜著》十卷本,江湛若再刻之,合為二卷,并附《七言律祖》一帙,欲踵升庵以探七律之源,然選及唐詩,已非律祖。”此后记中关于《律祖》成书过程的观点同于其前文《杨慎诗论著述考》。1988年王文才出版《杨慎学谱》一书中对《五言律祖》版本和成书的论述,应为目前为止有关《五言律祖》版本研究最为丰富的一篇文章,此后学者多沿用其观点。
二、杨慎《五言律祖》的诗学研究
王瑶认为:“我们研究文学批评不应仅以诗文评类的著作为据,还应该研究对读者和作者有极大影响的文学选本。恰当的选本为各种写诗主张提供了所需的范例,批评家在发表意见时便有所依据,而读者也易于遵循。”对六朝诗歌的推崇是杨慎最为突出的诗学主张,《五言律祖》这一六朝诗歌选本更是成为其六朝诗学思想的载体。
蔣旅佳在《以“艺”论之——杨慎建构六朝初唐诗学观的价值评判标准》一文中便以《五言律祖》为例佐证其五言律诗滥觞于六朝的观点,认为六朝虽未产生相对成熟的五言律诗体式,但六朝五言中一些优秀诗篇,确是唐代祖述和学习的对象,为唐五律的成熟和定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何世剑《论杨慎对庾信诗赋的接受》认为《五言律祖》是对律诗之体的探本溯源,辨析诗歌祖述相承的关系。并在“推源辨体”时,发现和认识了庾信诗歌的审美价值及典范意义。
三、杨慎《五言律祖》的选本研究
由于明代文学的复古大潮以及版刻业的发展成熟,诗歌选本异常繁荣。杨慎作为明中期的大家,也编选了诸多选本,如:《风雅逸篇》、《选诗外编》、《选诗拾遗》、《五言律祖》、《七言律祖》、《绝句衍义》等,郑家治《杨慎诗歌体式论初探》提出杨慎可堪称为著名选家。
《五言律祖》作为杨慎编选的一部六朝诗歌选本,对明代中后期乃至清初六朝诗歌选本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张一南在《〈近体始音〉及其早期近体诗体系的建构》一文中,直接点明了《近体始音》借鉴了杨慎《五言律祖》的诗学研究成果,甚至提出“《近体始音》是一部在杨慎《五言律祖》基础上改进的而成的诗歌选本。”认为“《始音》和《律祖》的很多共同之处,明显并非巧合,而是前者刻意模仿后者的痕迹。”但此文重在论述《近体始音》的所体现的诗学观念和其所建构的早期近体诗体系。谢国旺于2008年撰写《论明代杨慎古诗选本的文献学价值——以<风雅逸篇>和<五言律祖>为例》一文,以数量统计的方式将杨慎《五言律祖》收录诗人、诗歌数量以及收入诗歌较多诗人排序以表格形式呈现出来,但作者并未说明数据所据版本,对表格所体现的信息分析也略显不足。2011年万小红在其硕士毕业论文《明中叶六朝诗歌接受研究——以六朝派为中心》一文中,专章论述了杨慎六朝诗歌选本,且以《五言律祖》为例,在分析其选诗情况时,借鉴了谢国旺先生所制表格,并作出了进一步分析,指出《五言律祖》收梁、陈两代诗歌最多,二者合计约占诗歌总数的百分之七十。梁陈两代诗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六十六,收诗歌最多的诗人为庾信、梁建文帝、张正见等。杨焄的《明人编选汉魏六朝诗歌总集研究》一书中,将明代编选汉魏六朝诗歌的活动按时间顺序依次划分为四个不同阶段,杨慎的《五言律祖》依据其产生时间被归为“弘、正至嘉靖前期出现的汉魏六朝诗歌总集”,且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
从上述研究现状可以看出,目前学界对杨慎《五言律祖》的研究多为零星、分散,蜻蜓点水式的论述,尽管偶有文章论及《五言律祖》,但也都是冰山一角,难见全貌,无法从宏观的角度系统地把握杨慎的《五言律祖》,缺乏深入、具体的分析。
参考文献:
[1][明] 焦竑编,杨慎撰.升庵外集[M].崇祯11年重修本.
[2][淸]张廷玉著.明史 [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74:5083.
[3]王文才.杨慎学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400.
[4]杨焄.明人编选汉魏六朝诗歌总集研究[M].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
[5]雷磊.明代六朝派的演进[J].文学评论,2006(02):76.
[6]张锡厚.杨慎诗论著述考[J].四川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