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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增新治疆17年最值得研究
回顾新疆100多年的治理历程,生发不少思考。
左宗棠收复新疆,让新疆重回祖国怀抱,1884年新疆建省,第一任巡抚是刘锦棠。回归后取名“新疆”,意思是故土新归。现在一些分裂势力故意歪曲事实,解释为新的疆土,这是违背历史的。
1911年上任的是杨增新。在1911年到1928年这17年的治理过程中,中央政府风雨飘摇,没有什么资源可以支持他,但在他的治理下,新疆并没有发生大的动乱,也没发生民族仇杀,因此,杨增新采取的政策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主要有几点:一、实行“羁縻”政策,令各种势力相互牵制,在各族群之间寻找平衡。二、采用“亲民”方法,安定民生,收拾民心,有浓厚的民本思想。三、实行“分散弱兵”政策。他认为新疆的治安不是兵能维持的,而必须从政治上入手,多养兵只会加重民众负担,引发反抗。他对付大的动乱事件都以政治手段为主,军事手段为辅,并取得成功。四、对宗教人士采取拉拢分化的办法,限制泛伊斯兰主义在新疆的传播,还禁止土耳其人充当教习和阿訇。他不主张用行政力量干预正常宗教活动,在利用伊斯兰教的同时,也采取了限制措施,如不许私设道堂,严禁在家聚徒念经,只许在公办的清真寺中举行宗教活动等。五、安置无业游民。“新疆游兵、游民遍地皆是,唯有开渠垦荒,安插游闲,为新疆一大政要”。杨增新治理新疆,就靠一支毛笔,一个脑袋。他给人的感觉是真诚尊重民众及其信仰的,而不是完全采取镇压的态度。
继任杨增新的金树仁虽是杨的亲信,但没有杨的才气。他一味扩充兵力,甚至到德国进口大炮,迷信“三句好话不如两鞭子”,实行暴政,引发哈密之变,仅5年就垮台。
盛世才治疆11年,也是靠镇压来控制社会。他政治上投机取巧,先是亲苏反帝,后又反苏反共,投靠蒋介石。那个时候的新疆实际上处于半割据的分治状态,盛世才挂的不是民国政府的旗子,而是“六色旗”,代表他治理新疆的所谓六条政策:“反帝、亲苏、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国民政府对他的影响其实是很有限的。
盛世才调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长后,先后有吴忠信、张治中、麦斯武德、包尔汉治理新疆。
1943年,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说:“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和而成”, 称中华民族为单一民族,将汉族以外民族称作宗族。张治中向蒋介石建议:“建设新疆的意义,经济超过军事和政治。”“我们要想新疆人民巩固内向,拥护祖国,就必须把他们从贫困之中拯救出来,满足他们的生活需要,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这样,我相信他们一定不会离开祖国的。”他还提出“修明政治,收拾民心”,“对各族的仇恨心理要用友爱去感动他们”。
解放后,主政新疆的主要是王震、王恩茂和王乐泉,人称“三王”时期。
民族心理和话语的形成
维吾尔族原来的称呼是回鹘、回纥,1933年在一个语文工作会上被称为“维吾尔”,意思是维护你和我。严格说来,1955年之前,“维吾尔”在新疆没有多强的民族意识,比如问“你是哪里人”,回答是“我是伊犁人、和田人”。现在维族自我意识大大增强了。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的民族识别和1955年改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更强化了民族意识。
几十年下来,维吾尔形成了一个“主客”的民族心理——认为这块土地是我的,有一种主人的心理,认为别的人都是客人。而实际上这块土地是13个世居民族共同生活的,包括汉族。这种民族心理渐渐构建成了民族话语,社会与经济方面与其他族群的差异又为这种话语提供了证明,使得族群怨恨的话语体系不断强化。再有人催化这种怨恨,就会诱发冲突。
分裂势力总是在塑造民族压迫与反抗的话语。民族心理和民族话语的这些变化,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背景:一是泛伊斯兰和泛突厥主义的盛行。新疆历史上1933年、1944年都出现过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二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不认同汉族这个异族来统治穆斯林。三是某些西方势力认为用民族问题来牵制中国是个好办法,也插入一脚。当然,族群中的一些精英分子也有意制造这种话语体系。比如在多民族交流场合,有人明明会说汉语,却故意说维语,以显示自己的不同。除了族群精英外,现代化过程也让被边缘化的群体聚到了一起。他们生活质量下降,只能依靠宗教抱团取暖。抱团过程中,族群意识和民族心理不断加强,这就容易发酵出民族心理失衡。
维汉矛盾大多源于文化差异、习惯不同、语言不通等。比如,刀具在维吾尔是生活工具,而汉人觉得是凶器,以致相互形成偏见,渐渐形成族群边界。
在新疆,并不是所有问题都是政治问题,民族问题固然有,但更多的是社会和民生问题。然而,这些问题形成的差异——比如贫富差异——往往被政治化了。
上世纪80年代起,内地赴疆打工的农民陆续增加,他们在与维族的竞争中拥有优势。在和田擦皮鞋的基本是四川人,南疆乡下承包土地的大多是四川、河南人,这种竞争也是族群矛盾形成的原因。矛盾更多是社会性的,比如争水争资源形成的矛盾。在现代化过程中,一些维族人不适应,越来越被边缘化,导致生活质量下降,由此形成很强的被剥夺感,觉得被社会抛弃。作为政府不可能阻止人口的流动和竞争,但保证大家都有饭吃却是政府之责。
乌鲁木齐市有固定户口的维吾尔30万人,另有维族流动人口20多万,里面有不少破产农民,疆独主要在利用这部分人。
现在一些干部过于用控制的方法对待民生问题与怨气,这样只能加深怨恨。而族群怨恨若得不到缓解,会为下一轮冲突埋下隐患。
治疆需要政治智慧
一般认为,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族群融合,通常的路径是通婚和共同居住。
不过,维族几乎是族内通婚和教内通婚,多年来维汉已不能通婚。共同居住方面,新加坡的经验值得关注。新加坡在法律上有明文规定,不同的族群必须共同居住。新加坡在英国统治时期,不同种族之间也有过暴动,后来通过共同居住改善了这个问题。但共同居住若处理不好,容易形成一个共同怨恨区域。
有观点认为,现代化过程如此之快,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够消融的。实际却恰恰相反,现代化过程中很多东西是不能消融的。同化失败的例子很多,所以才有多元文化主义,尊重并宽容文化的差异。承认并尊重差异,同时切实解决民生和社会发展问题,才能化解怨恨。因此,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要有一种自觉的精神和自觉的训练,与少数民族交流更善意一点,多一点微笑,都是兄弟姊妹,和谐共处对大家都好。这是减少族群冲突最好的办法。
2010年温总理政府工作报告里,强调加强国家意识和公民意识教育,强化国家认同。笔者认为,任何族群认同都不能高于国家认同,任何族群意识都不能高于公民意识。
笔者建议,第一,把对某个族别的优惠,改成地区优惠。第二,把对某个族别的照顾及资源优惠,改成对公民个体的照顾、优惠。南疆汉族也好,维族也好,他们很贫困,我们一视同仁帮助他们,是因为他们公民个人的身份,而不是民族的身份。政府在管理族群冲突方面应扮演中立角色,做一个没有族群色彩的政府,出现问题时要回到法律本身的解决方式,尽量少用法律优惠的方式。
新疆产出不少,但由于资源税和分税制比例问题,当地得到的很少——在新疆开采石油形成的所得税和营业税都交往公司总部,也就是北京,西气东输的营业税在上海,而有的公司劳动力也不用当地人。这种不合理状况应尽快解决。现在南疆须加强社保低保,事实上也是对现代化过程中被边缘化群体的照顾。援建应对工作人员进行宗教、民俗习惯的培训,避免好心办坏事。要加强职业教育、商品经济教育,倡导双语教育,增强维族生存能力;多建医疗中心也可减弱极端宗教对普通人的控制。另外,发展过程中也要谨慎,不要大规模冲击绿洲的文化和生态,否则形成巨大的流民社会,决非中国之福。
此外,笔者发现,我们对维汉心理的研究很不够,缺少人类学的观察,这也是管治效果不好的原因。例如,对于控制局面的警察而言,不应把一个带着头巾的妇女视为可怕的对立面。同时,我们对冲突的化解也缺乏研究。
新的治疆者面对的是几种矛盾纠结的新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民族元素与宗教因素,历史与现实,境内与境外,文化差异与利益竞争,物质贫困与精神愚昧,治安问题与恐怖活动。治疆是个大课题,需要极大的政治智慧。
(作者系《凤凰周刊》主笔)
回顾新疆100多年的治理历程,生发不少思考。
左宗棠收复新疆,让新疆重回祖国怀抱,1884年新疆建省,第一任巡抚是刘锦棠。回归后取名“新疆”,意思是故土新归。现在一些分裂势力故意歪曲事实,解释为新的疆土,这是违背历史的。
1911年上任的是杨增新。在1911年到1928年这17年的治理过程中,中央政府风雨飘摇,没有什么资源可以支持他,但在他的治理下,新疆并没有发生大的动乱,也没发生民族仇杀,因此,杨增新采取的政策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主要有几点:一、实行“羁縻”政策,令各种势力相互牵制,在各族群之间寻找平衡。二、采用“亲民”方法,安定民生,收拾民心,有浓厚的民本思想。三、实行“分散弱兵”政策。他认为新疆的治安不是兵能维持的,而必须从政治上入手,多养兵只会加重民众负担,引发反抗。他对付大的动乱事件都以政治手段为主,军事手段为辅,并取得成功。四、对宗教人士采取拉拢分化的办法,限制泛伊斯兰主义在新疆的传播,还禁止土耳其人充当教习和阿訇。他不主张用行政力量干预正常宗教活动,在利用伊斯兰教的同时,也采取了限制措施,如不许私设道堂,严禁在家聚徒念经,只许在公办的清真寺中举行宗教活动等。五、安置无业游民。“新疆游兵、游民遍地皆是,唯有开渠垦荒,安插游闲,为新疆一大政要”。杨增新治理新疆,就靠一支毛笔,一个脑袋。他给人的感觉是真诚尊重民众及其信仰的,而不是完全采取镇压的态度。
继任杨增新的金树仁虽是杨的亲信,但没有杨的才气。他一味扩充兵力,甚至到德国进口大炮,迷信“三句好话不如两鞭子”,实行暴政,引发哈密之变,仅5年就垮台。
盛世才治疆11年,也是靠镇压来控制社会。他政治上投机取巧,先是亲苏反帝,后又反苏反共,投靠蒋介石。那个时候的新疆实际上处于半割据的分治状态,盛世才挂的不是民国政府的旗子,而是“六色旗”,代表他治理新疆的所谓六条政策:“反帝、亲苏、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国民政府对他的影响其实是很有限的。
盛世才调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长后,先后有吴忠信、张治中、麦斯武德、包尔汉治理新疆。
1943年,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说:“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和而成”, 称中华民族为单一民族,将汉族以外民族称作宗族。张治中向蒋介石建议:“建设新疆的意义,经济超过军事和政治。”“我们要想新疆人民巩固内向,拥护祖国,就必须把他们从贫困之中拯救出来,满足他们的生活需要,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这样,我相信他们一定不会离开祖国的。”他还提出“修明政治,收拾民心”,“对各族的仇恨心理要用友爱去感动他们”。
解放后,主政新疆的主要是王震、王恩茂和王乐泉,人称“三王”时期。
民族心理和话语的形成
维吾尔族原来的称呼是回鹘、回纥,1933年在一个语文工作会上被称为“维吾尔”,意思是维护你和我。严格说来,1955年之前,“维吾尔”在新疆没有多强的民族意识,比如问“你是哪里人”,回答是“我是伊犁人、和田人”。现在维族自我意识大大增强了。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的民族识别和1955年改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更强化了民族意识。
几十年下来,维吾尔形成了一个“主客”的民族心理——认为这块土地是我的,有一种主人的心理,认为别的人都是客人。而实际上这块土地是13个世居民族共同生活的,包括汉族。这种民族心理渐渐构建成了民族话语,社会与经济方面与其他族群的差异又为这种话语提供了证明,使得族群怨恨的话语体系不断强化。再有人催化这种怨恨,就会诱发冲突。
分裂势力总是在塑造民族压迫与反抗的话语。民族心理和民族话语的这些变化,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背景:一是泛伊斯兰和泛突厥主义的盛行。新疆历史上1933年、1944年都出现过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二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不认同汉族这个异族来统治穆斯林。三是某些西方势力认为用民族问题来牵制中国是个好办法,也插入一脚。当然,族群中的一些精英分子也有意制造这种话语体系。比如在多民族交流场合,有人明明会说汉语,却故意说维语,以显示自己的不同。除了族群精英外,现代化过程也让被边缘化的群体聚到了一起。他们生活质量下降,只能依靠宗教抱团取暖。抱团过程中,族群意识和民族心理不断加强,这就容易发酵出民族心理失衡。
维汉矛盾大多源于文化差异、习惯不同、语言不通等。比如,刀具在维吾尔是生活工具,而汉人觉得是凶器,以致相互形成偏见,渐渐形成族群边界。
在新疆,并不是所有问题都是政治问题,民族问题固然有,但更多的是社会和民生问题。然而,这些问题形成的差异——比如贫富差异——往往被政治化了。
上世纪80年代起,内地赴疆打工的农民陆续增加,他们在与维族的竞争中拥有优势。在和田擦皮鞋的基本是四川人,南疆乡下承包土地的大多是四川、河南人,这种竞争也是族群矛盾形成的原因。矛盾更多是社会性的,比如争水争资源形成的矛盾。在现代化过程中,一些维族人不适应,越来越被边缘化,导致生活质量下降,由此形成很强的被剥夺感,觉得被社会抛弃。作为政府不可能阻止人口的流动和竞争,但保证大家都有饭吃却是政府之责。
乌鲁木齐市有固定户口的维吾尔30万人,另有维族流动人口20多万,里面有不少破产农民,疆独主要在利用这部分人。
现在一些干部过于用控制的方法对待民生问题与怨气,这样只能加深怨恨。而族群怨恨若得不到缓解,会为下一轮冲突埋下隐患。
治疆需要政治智慧
一般认为,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族群融合,通常的路径是通婚和共同居住。
不过,维族几乎是族内通婚和教内通婚,多年来维汉已不能通婚。共同居住方面,新加坡的经验值得关注。新加坡在法律上有明文规定,不同的族群必须共同居住。新加坡在英国统治时期,不同种族之间也有过暴动,后来通过共同居住改善了这个问题。但共同居住若处理不好,容易形成一个共同怨恨区域。
有观点认为,现代化过程如此之快,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够消融的。实际却恰恰相反,现代化过程中很多东西是不能消融的。同化失败的例子很多,所以才有多元文化主义,尊重并宽容文化的差异。承认并尊重差异,同时切实解决民生和社会发展问题,才能化解怨恨。因此,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要有一种自觉的精神和自觉的训练,与少数民族交流更善意一点,多一点微笑,都是兄弟姊妹,和谐共处对大家都好。这是减少族群冲突最好的办法。
2010年温总理政府工作报告里,强调加强国家意识和公民意识教育,强化国家认同。笔者认为,任何族群认同都不能高于国家认同,任何族群意识都不能高于公民意识。
笔者建议,第一,把对某个族别的优惠,改成地区优惠。第二,把对某个族别的照顾及资源优惠,改成对公民个体的照顾、优惠。南疆汉族也好,维族也好,他们很贫困,我们一视同仁帮助他们,是因为他们公民个人的身份,而不是民族的身份。政府在管理族群冲突方面应扮演中立角色,做一个没有族群色彩的政府,出现问题时要回到法律本身的解决方式,尽量少用法律优惠的方式。
新疆产出不少,但由于资源税和分税制比例问题,当地得到的很少——在新疆开采石油形成的所得税和营业税都交往公司总部,也就是北京,西气东输的营业税在上海,而有的公司劳动力也不用当地人。这种不合理状况应尽快解决。现在南疆须加强社保低保,事实上也是对现代化过程中被边缘化群体的照顾。援建应对工作人员进行宗教、民俗习惯的培训,避免好心办坏事。要加强职业教育、商品经济教育,倡导双语教育,增强维族生存能力;多建医疗中心也可减弱极端宗教对普通人的控制。另外,发展过程中也要谨慎,不要大规模冲击绿洲的文化和生态,否则形成巨大的流民社会,决非中国之福。
此外,笔者发现,我们对维汉心理的研究很不够,缺少人类学的观察,这也是管治效果不好的原因。例如,对于控制局面的警察而言,不应把一个带着头巾的妇女视为可怕的对立面。同时,我们对冲突的化解也缺乏研究。
新的治疆者面对的是几种矛盾纠结的新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民族元素与宗教因素,历史与现实,境内与境外,文化差异与利益竞争,物质贫困与精神愚昧,治安问题与恐怖活动。治疆是个大课题,需要极大的政治智慧。
(作者系《凤凰周刊》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