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不点”是生长在贵州的布依族人，山里的老人都爱唱歌，喜事也好，丧事也好，甚至有事没事，都要唱歌。
　　但是他从没跟着唱过。他不以为是歌，那甚至算不上音乐。
　　“真是土！”他觉得。
　　他想要做城里人，做洋气的人，就去了北京。
　　他长得小脸小眼，说普通话会把“我”念成“鹅”。为了生存，他在街边卖唱，可是自己会的，只有平时耳濡目染但又不屑一顾的山歌，他只好唱这些。
　　没想到城里人喜欢听，他们不觉得他土。他回过神来，这些在他耳中很难听的歌，细听起来，好像真的也不难听呢。
　　这种土，在家乡是土，来城里就变成了时尚——“小不点”说。
　　或者可以更准确地说：“土”的在土里就显不出价值，放在架空的城市里，它就变成了根。
　　一支歌唱蚂蚱的乐队
　　山人乐队是1999年成立的一支乐队，那时“小不点”还没有加入其中，是瞿子寒、艾勇、小欧、聂畅这四个云南年轻人慢慢玩到了一起，“当时云南人就那么大个圈子，大家都认识”。
　　子寒是主唱，照他的话说，他小时候不喜欢音乐，“老师教的那些歌我都不怎么喜欢。而且小时候唱歌伴奏用脚踏风琴，很难听的乐器，（老师）弹得也不好”。喜欢上音乐是受哥哥的影响，哥哥弹的吉他让他发觉，世界上还有这么好听的乐器。
　　最开始学习的，大部分是流行歌曲，比如齐秦。后来就学摇滚，国内的崔健、唐朝、黑豹，国外的枪花、涅槃。
　　乐队成立的时候，也是传统三大件，吉他、贝司、鼓。负责弹拨乐的艾勇说到那时候叹了口气：“怎么学都学不像，骨子里没有那些东西。”子寒发现，即使是自己喜欢的黑豹和唐朝，他也是更喜欢唐朝多一点，因为它中国的元素多一些。
　　他们都在山野间长大，从小耳濡目染的就是云南少数民族的歌舞音乐。“我们的文化产生不了什么工业金属，我们的文化就是农业的文化。”渐渐地他们有了一个意识，“要做一个有中国特色的东西，因为喜欢，那也是我们真正具备的一种能力”。
　　他们给自己取名叫“山人”，“古人以山人自居，山人代表一种智慧、一种力量，山是非常包容的，我们希望我们的音乐也像大山，有野兽也有鸟儿，自然里该有的东西我们都应该有”。
　　在他们的歌里还包括蚂蚱，歌词简单，旋律也简单，“你可吃蚂蚱吃么我去抓，你可吃蚂蚱吃么我去抓，你吃不吃蚂蚱吃么我去抓，你可吃蚂蚱吃么我们抓”。这歌儿毫不郑重，有的只是纯真和逗乐，就是么，“抓蚂蚱是山里孩子的回忆”。
　　《学习》则是一首口号的大集锦，讲述的是我们从小被灌输的单一价值观，“上学你要么好好地学，将来一定要考大学，考上大学有工作，有了工作你好生活”。
　　他们也调侃自己的生活，“你到底啥时候才还钱，说是还钱你人不见，你到底要脸不要脸”。
　　他们的歌不能用欢快和忧伤来形容，他们的歌带着幽默感。他们的歌也不能用原生态来概括，他们不是简单地模仿贩卖，他们用民族的乐器，民族的唱腔，不时地刺现实一刀。
　　玩儿农业的能不能一块儿？
　　这是一支不与别人相同的乐队。
　　那是一次摇滚演出，演完了台上一个乐手一声吼：“玩儿工业（金属）的上来我们照一张相！”呼啦一下，台下就剩山人了。子寒最快接了一句：“那玩儿农业的能不能跟你们一块儿？”非要按照现在的流行概念分类，山人自己也说不清楚：自己是民谣？还是摇滚？还是电子——他们甚至用民族乐器做出过电子乐的效果。
　　他们的音乐，就像在绿油油的农田里，站着一个笑呵呵的、眼神精光的农民，冲你喊着：“妹呀，到家坐哈，喝杯茶呀！”
　　那些听起来怪腔怪调又意味深长的旁白，事实上都来自于他们的生活。你听歌曲《三十年》里说： “小瞿生活过呢个好？唉,猪么猪没有养,人么人病重！”写这段词的时候艾勇与子寒几乎没想，就对出了这一段，这就是家里老人间的对话哟。
　　但他们也常去云南的山村采风，各式乐器见到了都要学一下。吉他、贝司、鼓这三大件还在，但是其他用过的乐器，他们没数过——至少也有二三十件了。最近，子寒正在学一种叫“其奔”的傈僳族乐器，大家嘻嘻哈哈说这种乐器长得“像一只火腿”。
　　去年3月，他们到了怒江、楚雄、临沧、普洱。初和当地的民间艺人见面，大家都拘谨得很。于是话也不多说，直接开始喝酒，喝高了也不用再说，大家就开始唱了，直唱到天亮。
　　这些老人空怀一身才艺，他们的歌寨子里没有年轻人愿意听，更没人愿意学。“小不点”遇见过一个怒族的老奶奶，七十多岁了，会吹一种叫口弦的乐器。那是他们年轻时候爱玩的东西，偷偷谈恋爱的时候，怕被家人发现，就用口弦约定好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可现在怒族的年轻人里已经没有人会玩了。“小不点”学着与老奶奶对，你一句我一句，老奶奶说：“如果我还年轻，我一定跟你走。”
　　一场一场硬磕出来的听众
　　最开始的时候，山人们都是父母眼里不务正业的孩子，在家长看来，搞乐队只是“青春饭”。
　　后来，他们去贵阳去郑州“跑场子”。一年演300多场，几乎每天晚上都要赶夜场，那时候他们跑的地方甚至不是酒吧，听歌的人压根儿不是歌迷或者听众。有时候一晚上赶两个场子，大多唱一些受欢迎的拉丁或者非洲音乐，艾勇骄傲地说：“一个西班牙朋友夸我的西班牙歌曲唱得好，发音特别标准，可是我压根儿不知道我唱的是啥。”但是在这些歌的中间，他们总要想办法加一两首自己乐队的作品进去，“我们的听众就是这么积累的，是一场一场硬磕出来的”。
　　子寒说：“把自己位置摆高了，就会失败。要把自己不当回事儿，就是唱歌吃饭，别的你别给我吹牛逼，就是来真的，这就是正儿八经的艺术的生命力。”
　　2006年，山人到了北京。艾勇还记得，在2006年冬天最冷的一天夜里，他们的一场演出听众一共10个人。央视《纪事》栏目拍过一个关于他们的纪录片，叫《理想病》。子寒说：“理想是一种病。”那时大家常常靠吃酱豆腐就馒头度日，鼓手小欧最奢侈的理想是：“啥时候能想下饭馆就下饭馆就好了。”
　　2009年初，山人乐队成立十周年，终于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山人乐队》。听过他们歌儿的人越来越多了起来。他们在酒吧办演出，听众们都能随着他们一起跳起左脚舞——这是他们一直追求的回归——在远古的时候，人们围着篝火载歌载舞，昼夜不息，那是最真实的快乐。
　　山人的个性都是欢快的，他们笑称自己是“来自云南的F4”，“我们都是偶像范儿”。
　　山人的音乐在很长的时间里不受关注，他们不懊恼。等到“原生态”这个词儿火了，山人也慢慢地火了，他们就说：“啊！感谢奥运会！”
　　近来，山人“温度”越升越热，他们也接受了越来越多的媒体访问。但有一个问题只有我问到了：“你们跟别人都不一样，不会害怕吗？”
　　子寒想了想严肃地说：“从来没有想过，音乐不管什么风格，只要从心里做出来的，只要你做得好，都有人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