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整个春秋战国时期，但凡强盛一时的诸侯国，几乎无一不依靠工商业振兴：齐桓公、晋文公、越王勾践等等，所谓“春秋五霸”，其霸主无一不是重视工商业而成就大业者。
　　春秋战国时，王室的权威削弱，诸侯并起、相互争锋，商人们在此期间势力大增，不仅在经济舞台上叱咤风云，也在政治生活中呼风唤雨。
　　商人们的雄起，并非因为权力主动放松了对资本的压榨，而是权力对此心有余力不足：周王室的政令出不了王畿，有其名而无其实；诸侯列国，包括其中的强国，毕竟其权力的边界是狭小的，对于流动的资本与商人无力掌控，何况，无论是争霸，还是自保，他们都离不开商人的协作。诸侯们在尔虞我诈、刀兵相向的时候，都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商人们。
　　公元前651年，齐桓公与列国会盟，荣登霸主宝座。5条盟约中，有2条直接涉及保护商业：“无忘宾旅”——保护来往客商；“无遏籴”——保护粮食贸易，不可阻止和垄断粮食贸易。此后的两次会盟，增加了降低市税、关税等內容：“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以及“修道路，偕度量，一称数，薮泽以时禁发之”等惠商措施。
　　除了在各种盟约中竞相示好商界之外，各国还纷纷出台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吸引各路资本和商人。
　　最典型的是齐国。齐国著名贤相管仲，对商业发展有相当超前的看法：“夫商群萃而州处，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荷，服牛辂马，以周四方；料多少，计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贵。是以羽旄不至而至，竹筋有余于国；奇怪时来，珍异物聚。”将工商业放在了国家战略的高度。
　　同样重视商业的郑国，政府甚至与商人“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承诺“尔无我叛，我无强贾”（《左传》）——只要商人不叛国，政府绝不对商人有任何强制。
　　晋国的强盛，亦与重视商业有关。晋文公采取“轻关易道，通商惠农”，吸引外商投资；到了晋悼公时，实行“国无滞积”“公无禁利”的政策，开放山泽之利。
　　南方被当作蛮夷的楚国，对商业的重视也不亚于中原，甚至还准许农民为了获得商业利益而变更粮食作物。《管子·轻重戊》记载：当齐桓公“为百里之城，使人之楚买生鹿，楚生鹿当一而八万，楚民即释其耕农而田鹿”。很难想象，没有政府的支持，楚国农民敢于将农田变成养鹿的牧场。
　　小小的鲁国，不甘人后。孔子在该国执政期间，大力整顿商业秩序，打击假冒伪劣，“仲尼将为司寇，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鲁之鬻马者不豫贾。”（《荀子·儒效篇》）
　　甚至，连已经十分羸弱的周王室，也试图大力促进王畿地区的商业，通过“轻关易道”招徕四方商贾：“言告四方而召游旅，四方之生财而乐于通商，津济无阻，道路有环，委积有待，则所至之旅，如归家之安也。”（《逸周书·大匡》）……
　　纵观整个春秋战国时期，但凡强盛一时的诸侯国，几乎无一不依靠振兴工商业：齐桓公、晋文公、越王勾践等等，所谓“春秋五霸”，其霸主无一不是重视工商业而成就大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