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开辟海上丝路】
　　千万年来，广州人生于珠江河口，长于南海之滨，耕耘树艺，渔海樵山，文化一天天茁壮成长。春秋战国五百余年，中原征伐不已，江山万里，尽成战图。但广东有五岭屏障，依然河清海晏。战国后期，广州甚至和海外建立了贸易往来，商业活动十分活跃，海内外商贾咸集，是一个繁华热闹的商品集散地。司马迁的《史记》描写：“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后来《汉书》又补了一句点睛之笔：“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
　　司马迁所说的“果布”，可能是指蔬果布匹，但也有人猜测，可能是指“果布婆律”，即马来语中的“龙脑香”。如果这个推测正确，那么就为当时岭南与东南亚的贸易往来，提供了佐证。司马迁把番禺（广州）与邯郸、燕（河北易县）、临淄（山东淄博东北）、彭城（徐州）、宛（河南南阳）等地并列为“都会”，显示出太史公独具慧眼的见识。
　　最让人感兴趣的是，《史记》所描写的这种景象，究竟出现在秦始皇征服岭南之前，还是之后？史学家吕思勉认为：“《史记·货殖列传》言番禺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此语必非言汉时，可见陆梁之地未开，蛮夷贾船，已有来至交、广者矣。”这一判断，被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所证实。
　　广州与南洋的贸易航线，早在先秦时期已经建立。从南越王墓中出土的熏炉、犀角、象齿、琥珀和一些香料，可能都是从南洋进口的。其中有五支大象牙，已确认是非洲象的;还有一个用锤鍱工艺制成的蒜头凸纹银盒，具有浓郁的古西亚波斯银器的特点。这些都告诉人们，两千多年前广州与南洋存在某些未被史籍记载的交往。
　　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后，派出庞大的官方贸易船队，携带黄金、杂缯（丝绸）等商品，从徐闻、合浦、番禺等多个始发港出发，开辟海上丝绸之路。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在沿海地区形成了一个个四通辐辏的城镇。当时的船队航行五至九个月，可到达今天的越南南圻、泰国华富里、印度和斯里兰卡等地港口，与埃及、罗马和希臘的商人进行交易，带回来珠玑、玳瑁、香料、象牙、犀角等珍奇宝物。
　　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中国古籍上称其为“拂菻国”，统治范围包括欧洲东部、亚洲西部和非洲北部的广大土地。早在《史记》《汉书》上，已有罗马人到达中国的记载，而中国使节的足迹，亦通过海、陆两路，达于安息（今伊朗）、奄蔡（位于里海东北部）、黎靬（位于今埃及，属东罗马帝国）、条枝（今阿拉伯半岛）等国。
　　罗马人用毛织品、麻布、金属、玻璃、琥珀、珊瑚、树脂，交换中国的丝绸。这些商船来回一趟，往往耗时数年，行程千难万险，超乎想象。而长盛不衰的海上丝路，亦在惊涛骇浪的岁月中，渐次形成。
　　除了丝绸和陶瓷之外，中国的漆器，也在这时走出了国门。中国漆器的历史，可以上溯至夏商周时代。战国时的漆器制作工艺，已相当成熟，器形与纹饰，十分丰富，广泛应用于家具、文具、器皿、乐器、兵器及殡葬用品。工艺不断创新，制作精益求精，到西汉时，出现了彩绘、金银粉绘、金银片镶嵌和戗金纹饰，其富丽华美的装饰性，益发令人着迷。漆器开始传入朝鲜、日本、波斯等地。
　　由于受到航海技术的局限，中国人暂时还不能直航欧洲大陆，但山水之险，并不能阻止他们发现西方的步履。他们把中国的工艺品，通过印度和斯里兰卡等地，辗转带到欧洲。
　　有学者认为，东汉永元十二年（100年），蒙奇、兜勒使节来华，开启了中国与欧洲直通的历史。从译音推测，蒙奇、兜勒合起来即马其顿在当时的译音。对此史界虽然仍有存疑，但对东汉延熹九年（166年）大秦使节的到访，作为中国与欧洲直航之证，则看法较为一致。
　　那年夏天，南海风微浪稳。遥远的海平线上，出现了一艘来自欧洲的大船，大秦使者第一次踏上了广东的土地，带来了象牙、犀角、玳瑁。当时中国人也在积极寻找通过大秦的航道，雄霸东南沿海的吴王孙权，曾遣使出海，开拓航路，因此对大秦使者的到来，感到欢欣鼓舞。孙权热情款待，向他们打听大秦的风土习俗。在一种平等、友好的环境下，西方文化来到了中国，而中国文化也随着丝绸一起流向欧洲。这种交往的遗痕，从拜占庭艺术中的龙、凤、孔雀及荷花图案，可略窥蛛丝马迹。
　　据《梁书》记载，南北朝时广州和东南亚、西亚的15个国家与地区有贸迁往来，实际之数，当不止15。阿拉伯人记下了中国人西行的足迹：“中国的商舶，从公元3世纪中叶，开始向西，从广州到达槟榔屿，4世纪到锡兰，5世纪到亚丁，终于在波斯及美索不达米亚独占商权。”
　　在东西方航海家们前赴后继的努力下，广州与罗马之间，终于在东晋时建立了两条直航路线，一条从罗马出发，穿过尼罗河通红海的古运河，循红海向南，跨过印度洋，经太平洋西南部，到交趾七郡而达广州;另一条从罗马到缅甸南部海口，经伊洛瓦底江，北上至云南保山。
　　【唐丝宋瓷向大洋】
　　东晋时代，广州与罗马已直接通航。据《梁书》记载，南北朝时广州和东南亚、西亚的15个国家与地区有贸迁往来（实际之数当不止此）。岭南早已不是北方人印象中的“瘴疠之地”了，史书上留下了东晋南朝时民间的一个段子：“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其富裕程度，令人咋舌。
　　隋朝时，由于海上商旅频繁，官府在广州扶胥镇修建南海神庙，以保佑海不扬波，风调雨顺。唐代以后，海上丝路更加兴盛，丝绸是最受外商欢迎的商品。贞观十七年（643年），朝廷在泉州、扬州、广州设市舶使，专门管理以丝绸出口为主的海外贸易。
　　每年的九、十月间，当寒冷的冬季季候风越过南岭之际，满载货物的商船，便鼓起风帆，从广州出发，浮海而行，穿越马六甲海峡，跨过印度洋、波斯湾，再到阿曼湾、亚丁湾、东非海岸，经过90余个国家和地区，航期（不包括沿途停留时间）近90天，来年三、四月间，再随东南季风“回唐山”。由于海路迢迢，西太平洋的许多古国，便成了中西方贸易的中泊港、集散地。中华文明，亦随着远洋商船的云樯，越过蔚蓝色的大海，走向更为广阔的世界。 　　1974年，在宁波余姚江的唐代出海口，发现了一艘沉船，几百件越窑青瓷、长沙窑青釉褐彩器和少量黑釉器，散落在沉船的船体内和四周海底。在打捞上来的瓷器中，有一块方形瓷砖上，刻有“乾宁五年”字样，即唐昭宗的乾宁五年（898年），证明是唐代的沉船。
　　考古人员推测，这艘船很可能是准备驶往日本或朝鲜的。当时前往东洋的船只，大都从宁波出港，而前往南洋的船只则多由广州出港。日本九州福冈县筑野市曾出土过一件唐代的青瓷壶，与沉船上的越窑和长沙窑青瓷壶形制一样，连色彩、装饰纹样也基本相同，说明是同一个时代的产品。而在日本奈良市大安寺、玄海滩、奈良县安部寺和福冈县太宰府等地，都发现有唐三彩陶器碎片、越窑青瓷、白瓷、长沙窑的青瓷壶等历史遗物。
　　中国瓷器的足迹，盛唐时代不仅到达日本、朝鲜，而且远涉中亚、西亚、非洲地区。巴基斯坦的班布尔，原是古代印度的一个重要港口，在这里发现了唐代越窑青瓷壶和长沙窑的碗。在印度河沿岸、印度尼西亚地区、马来西亚及波斯湾沿岸港口，均发现中国唐代的瓷器。
　　在非洲的坦桑尼亚地底，也埋藏着非常丰富的中国瓷器。英国著名考古学家惠勒在坦桑尼亚进行考古挖掘后，发出惊叹：“我一生中从没有见过如此多的瓷片，正如过去两个星期我在沿海和基尔瓦岛所见到的，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瓷片可以整锹地铲起来。”他甚至断言：“就中世纪而言，从10世纪以来的坦桑尼亚地下埋藏的历史是用中国瓷器写成的。”
　　中国陶瓷所到之处，模仿之风遍地吹。它同中国丝绸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进行“陶瓷外交”，在中国与世界的交流中，起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生产唐三彩的技术随之通过各种方式很快就传出了海外，唐三彩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均有发现，据资料表明，其踪迹几乎遍布欧、亚、非各大洲，奈良三彩、新罗三彩、波斯三彩、埃及三彩等，纷错并出，无不留下鲜明的中国印记。
　　大宋平定岭南以后，一度想垄断海外贸易，设立市舶司，严禁民间与外商私下交易。直到宋熙宁五年（1072年）前后，逐步放宽禁令，海上丝路得以重现生机。这是一段让历史学家心潮澎湃的时光，大船已造好，航线已开通，瓷窑的火烧得正红，缫丝车日夜转动，万事俱备，东风徐来。一个经济繁荣富庶、文化蓬勃兴盛的时代，于焉拉开了帷幕。
　　由于担心西北边患的威胁，宋朝禁止陆路对外互市，刺激海路大兴。宋代的广州城外，每天风帆如织，百货汇聚，生意兴隆，财源茂盛。广州成为天下有名的东方大港。熙宁十年（1077年），广州、明州（今宁波）、杭州三州市舶贸易总收入超过200万贯，是历史上收入最高额的三倍有余，其中98%以上来自广州。埃及从唐、宋年间，就开始源源不断地从中国进口陶瓷，成为中世纪伊斯兰世界和中国的陶瓷贸易的重要枢纽。福斯塔特城（今开罗）在7至10世纪是埃及的政治、经济和制陶中心，13世纪遭十字军围攻成为废墟。日本的考古人员曾在古城的废墟中，找到了1.27万余片中国陶瓷残片。从晚唐的邢窑白瓷、越窑青瓷，到北宋中期的广东窑系白瓷，再到北宋后期至南宋的景德镇窑白瓷都有，数量甚多，质量亦优。
　　考古人员还发现，从福斯塔特遗址挖出来的宋代白瓷，广东窑系的产品很丰富，大部分产自11世纪，包括广州西村窑、潮州笔架山窑的产品。证明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对本地民间工艺的繁荣发展，有着积极的刺激作用。香港中文大学曾赠送过两件古瓷器给广州市的文物管理部门，一只是在菲律宾出土的青釉刻花大盆，一只是在印尼出土的酱釉小瓶，都是西村古窑的出品。
　　元丰三年（1080年），朝廷改革外贸制度，规定中国所有商船前往“南蕃诸国”，只能从广州出发，也只能回航广州。也就是说，除了对日本、高丽的贸易，由杭州、明州市舶司管理外，其他几十个国家、地区的贸易，一律由广州市舶司掌管。与广州有直接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多达140余个。后来朝廷更两度撤废闽、浙市舶司，唯留广州一口通商。
　　中国先进的航海技术，足以傲视全球。与远洋贸易直接相关的造船业，在大宋一代，也达到了空前高度，可制造乘坐五六百人、载重五千斛（约300吨）的大船。在蓝天碧海之间，恍若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巨宅;高挂的风帆，就像垂天的云幕。这时指南针也开始运用于航海了，即使遇上风雨晦冥的天气，无法观测星象，也不会迷航。船上可储存一年的口粮，甚至还养猪、酿酒，以供路上吃喝。
　　至道末年（996年）前后，全国每年有三千多艘新造的海船、江河舟船下水，数量相当可观。从事远洋贸易的商人太多，即使一艘深阔各数十丈的大船，分给不同的商人载货，每人也只能分到几尺的空间，陶器、瓷器、青缎、锦彩、缬绢等丝织品以及漆器、金银器、铜器等物，大小相套，层层叠叠。押运的商人不得不全程蜷缩在货物上睡觉。
　　【蕃坊建立，丝路鼎盛】
　　南北朝时，聚居广州光塔街一带的蕃客，以印度和南亚人居多，唐代以后，逐渐被大食（阿拉伯）和波斯商人所取代，成为主要的外商群体。大德路与海珠中路交界之处，唐、宋两朝称为西澳，民廛稠聚，海舶鳞凑，是颇具规模的外贸码头。来自大食、波斯和印度、南洋等地的商船，在这里把犀角、象牙、翠羽、玳瑁、龙脑、沉香、丁香、乳香、白豆蔻、胡椒、蓝靛、檀木等货物卸下船，把各种精美瓷器、丝绸、呢绒、布帛、丝线和各种刺品、漆器、糖、酒、茶、米、梳子、伞、扇子装上船。每天装船、卸货、泊岸、离岸。
　　由于来广州从事贸易的大食、波斯商人甚众，常年侨居广州的蕃商，数以万计。唐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官府在广州西城外划出地方，为蕃商提供居所，称为“蕃坊”。由于朝廷对外商实行“招诱奖进”政策，海上丝绸之路在唐、宋两代，达到鼎盛时期。朝廷在广州设置市舶使，掌管海外朝贡事务。海外商舶至，由蕃长负责引领入关，市舶使负责稽查舶货，征榷抽分。蕃坊人烟稠密，有各种繁忙兴盛的专业市场，包括香料市场、玛瑙市场、象牙市场等。
　　宋代的市舶司，设在今南濠街南段、海珠中路一带，即广东省中医院附近。其职责是掌握对外贸易，为蕃舶发放入港许可证，设立保甲制，给本国出洋船舶发放许可证，對出入港的商舶进行编栏（防止逃税）、阅实（上船验货）、抽解（征收关税）、博买（收购进贡朝廷的货物）、防止违禁物品买卖等管理工作。 　　宋室建炎南渡之后，财政一度陷于困难，更加依赖海舶贸易。因此，南宋朝廷着意提高市舶司的地位，规定诸司官员不得搜刮市舶司钱物，违者以徒二年科罪。高宗时甚至赋予市舶司“朝廷耳目之寄”的监司地位，提举官成为路一级的高级官员。但同时也对市舶司的工作，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高宗下诏，有亏蕃商者，重置其罪。南宋绍兴十六年（1146年），三佛齐国王致函广南市舶司，抱怨贩卖乳香亏损了，朝廷竟对当时任提举市舶的官员实行降级处罚。
　　在朝廷各种政策的刺激下，南宋初期的海上丝绸之路，一度蓬勃发展，欣欣向荣。建炎四年（1130年）市舶库“逐日收支宝货钱物浩瀚”。（《宋会要·职官》）广州的外贸规模，远超其他各路。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占城进奉使取道广州，向朝廷进贡沉笺等香万余斤、乌里香五万五千余斤，还有犀角、象牙、翠羽、玳瑁等。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三佛齐进奉使经广州向朝廷进贡乳香八万升、胡椒万升、象牙四十斛及各种名香宝器。按南宋规定，外国进贡之物，应为所携货物的十分之一。据此推算，从占城、三佛齐等外国进口货物数量之巨，实难以胜计。
　　【走进十三行，百货之肆熙攘】
　　永乐三年（1405年），大明朝廷做了三件与海洋有关的大事：一是在广州、泉州和宁波分设三个市舶提举司，管理“四夷朝贡”的海外贸易;二是封宰奴里阿必丁为苏门答腊国王;三是派郑和首次下西洋。
　　郑和七下西洋，虽然不是直接的经贸活动，但对海外贸易和东西方文化交流，不无间接刺激作用，其余韵流风，甚至在20世纪的印尼，仍可以感受得到。每年中国农历六月二十九日，相传是郑和在印尼三宝垄登岸的日子（也有说是郑和的生日），当地华侨华人都会倾城而出，举行隆重的祭祀和庆祝仪式。在一片锣鼓、鞭炮声中，人们前呼后拥，簇拥着郑和三保公圣像上街巡游，象征郑和重游故地。不少印尼当地人也参与其中，与华侨华人一起庆祝。塞蒙安河畔，望安山下，香火弥天，龙狮齐舞，人山人海，万众欢腾。1966年，三宝垄市政府建立纪念碑，以印尼、中、英三种文字记载了郑和的简历及访问印尼的经过。
　　明朝实行海禁，但朝贡贸易仍然保留。广州开辟了经菲律宾到美洲和经印度西海岸到欧洲的航线。朝廷在广州城西建有怀远驿，专门接待贡使，由市舶司管理，位置在蚬子埗（今广州十八甫怀远驿街）。每于斜阳夕照之际，从城墙西眺，怀远驿的碧瓦朱甍，牌坊楼阙，极尽富丽堂皇。朝贡的物品，不用运上京城的，都在这里抽分，然后交由牙行招商发卖。
　　隆庆元年（1567年）至隆庆六年（1572年）间，海禁逐渐松弛。据清代旅行家、航海家谢清高在《海录》一书中所记，当时“广州几垄断南海之航线，西洋海舶常泊广州”。朝贡商船与非朝贡商船蜂拥而来，舳舻相属，风帆蔽日，排着队要入港，好不热闹。屈大均有一首《广州竹枝词》，被后人无数次引用：
　　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
　　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
　　词中的十字门指澳门，二洋指东洋与西洋。有人认为，屈大均这首竹枝词，是描写清初十三行的繁荣景象。但清初实行海禁，寸板片帆不准下海，人们无法出海贸易，海外商人虽然有来，亦寥寥可数。屈大均这首诗约写于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那时朝廷还没有开海禁，第二年才正式设粤海关，与海外通商。所以可以肯定，屈大均笔下的繁华盛世，是明代而非清代。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春天，中国国内的形势趋于缓和。由于平定了三藩之乱和攻占了台湾，大清基本站稳了脚跟，宣布废除海禁，设立粤、闽、浙、江四海关，开海贸易。
　　朝廷实行“以官制商，以商制洋”策略，凡外商来华贸易或办理其他事务，都须经过特许的“公行”进行。公行由广州的洋货行商——也即大名鼎鼎的“十三行”组成，总揽对外贸易，代理外商报关缴税，并负责转达、承办官府与外商的一切交涉。
　　后来乾隆封闭闽、浙、江三个海关，仅保留广州的粤海关对外通商。其动机不过是因为江浙口岸离北方太近，担心万一被洋人入侵，难免有鱼溃之虑，所以不肯开放。无论康熙的四口通商也罢，乾隆的一口通商也罢，其实都是抱着一种四夷宾服，诸国来朝的心态，给洋人来做生意是天渥优隆。广州是边远之地，开放给洋人去闹，万一把洋务办砸了，也不至于祸延京邑。
　　但广州人不管朝廷是出于什么动机，他们迅速抓住这个机遇，看风扯帆，就水湾艇，开辟自己的天地。全中国的对外贸易，几乎都流向了十三行。
　　海上丝路把“Canton”（广州）这个代表财富的名字，传遍欧美，几乎无人不知，“Canton”是一座繁华美丽的东方大都，是世界贸易的中心城市之一，是中国联系世界的主要通道，很多时候还是唯一通道。即使没听说过广州的人，也听说过“Canton”，甚至常常误以为Canton就是中国。在所有描写清代广州十三行的书中，无不充斥着“五都之市”“天子南库”“辉煌巅峰”一类称颂之词。
　　在清代广州画家创作的外销画中，留下了大量描绘十三行的作品，从各个角度展现了当年的风貌。各大商馆和夷馆，整齐地排列江浒。在五万平方米的范围内，坐落着东（小）溪馆、荷兰馆、新英国馆、旧英国馆、瑞行、帝国馆、宝顺馆、章官行、法国馆、西班牙馆、丹麦馆。气势恢宏的夷馆，飘扬着不同国家的国旗，迎接五洲四海的商船。
　　外国人为了和广州人做生意，拼命学习粤语，当年的外国传教士就编过不少《广东土话字汇》一类书籍;广州人为了和外国人做生意，也在拼命学习外语，最初他们发明了“广东葡语”，和葡萄牙商人打交道;后来又发明了“广东英语”，和英国商人打交道。
　　道光二年（1822年）十三行发生火灾，十一家洋行烧掉了六家;所有行商的房屋货栈，亦付之一炬。附近焚烧八十余条街巷，一万七千六百余户，烧死百余人，洋行和夷馆的仓储货物，约计值四千余万两白銀，统统烧成焦炭。那些熔入水沟的洋银，冷却后结成一条长达一二里的银锭，敲起来当当作响，坚不可破。可见十三行的财富，是何等惊人。 　　十三行在广州制造了一批富可敌国的商人。曾经担任总商的伍秉鉴，在其巅峰时，拥资超过2600万银元，相当于国库年收入的一半，为天下所艳称。伍秉鉴在生意场中，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除了凭借着官府所规定十三行的垄断地位之外，他个人的性格品行，也是重要原因。洋人都公认他“诚实、亲切、细心、慷慨”，也许这就是他做生意的另一种本钱，是他独有的。
　　关于他的逸闻轶事，坊间流传甚广。有一位美国商人欠了伍秉鉴7.2万元银票，滞留广州无法回国。伍秉鉴听说后，心生怜悯，当着这位商人的面，把债据取出，三下两下撕成碎片，然后对商人说：“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是一个最诚实的人，只是运气不好而已。现在我们之间的账目已结清，你可以随时离开广州回国了。”7.2万银元，相当于5万多两白银，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数额，很多知府一年的俸禄加养廉银收入，还不到一千两，这是他们50年的“工资收入”了。伍秉鉴轻轻一撕，化作几片废纸。2001年，华尔街日报》发行专辑，统计上个一千年世界上最富有的50个人，伍秉鉴名列其中。
　　伍秉鉴的儿子伍崇曜继承父业，也是一代富商。伍崇曜做生意的手法很简单，当远洋商船靠岸时，他便到码头逛一圈，甚至连详细货单也不看，随便指着那些商船说：这条船我出价若干，那条船我出价若干，就算成交了，从来言无二价。
　　这些亿万富翁在历史上有一席之地，并非他们个人有什么特别值得颂扬的美德善行，而是因为他们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广东人不仅把对外贸易做得有声有色，开创了万世一时的繁荣时代，而且在社会文化领域，亦开风气之先，在多种文化价值的冲突与纠缠之间，得以自成段落，俨然一派。
　　在沿海通商城市形成十三行这样的商人利益集团，乃瓜熟蒂落的必然结果，标志着以城市——而不是农村——为中心的一种新型经济模式，应运而生。流入城市的是人口与资源，流出城市的是商品与观念。城市绅商阶层逐渐以独立的姿态登上舞台，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影响力。
　　然而，十三行这种公行制度，长远来说，却是中外贸易健康发展的绊脚石。十三行在鸦片战争前，已趋于衰落，商人们挥霍无度的奢侈生活，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官府的苛敛勒索，没完没了的报效、捐输、摊派，往往令行商们倾家荡产，走投无路。结果，有些行商开始与洋人勾结，从事鸦片走私。有些行商受到官府勒索，转头又去勒索外商，以转嫁损失，形成恶性循环。
　　清咸丰六年（1856年），英军攻破广州外城。愤怒的广州人纵火焚烧十三行。这场大火直烧得天愁地惨，天子南库、锦绣乾坤，霎时间都灰飞烟灭，化作废墟，十三行结束了它长达一百多年垄断中国对外贸易的显赫历史。包括那些富家大族在西关精心修筑的庭园别墅、瑶台画舫，也消失在烟水茫然之间了。
　　回顾两千多年的海上丝绸之路，中国人看世界的眼睛，从来没有闭上，对海的那一边，永远充满好奇，孜孜探求，从秦始皇派徐福出海，到汉代海上丝路的形成，再到隋、唐、宋、元、明、清，无数中国人远涉重洋，到异国他乡谋生和贸易。中国以其征服大海的勇氣与毅力，在世界史上，写下了波澜壮阔、引人入胜的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