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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蝗灾是中国农业历史上三大自然灾害之一，因其危害巨大而受到特别关注。在 1942—1947 年间，豫东黄泛区内蝗灾连年发生，具有范围广、危害重明显等特征。当时的国民党河南省政府和河南分署制定了种种措施，发动民众进行灭蝗，取得了很大成效。由于受多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治蝗并没取得预期效果。
关键词：豫东;黄泛区;蝗灾;治蝗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31-0312-02
良好的生态环境能够使区域内的生态系统保持较强的稳定性，对外界环境干扰的抵抗能力则强。反之，生态环境的恶化会导致区域内生态平衡遭到破坏，生态系统就会处于退化状态，甚至导致生态系统崩溃，酿成严重的生态灾难。豫东泛区的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导致生态环境极为脆弱，生态灾难的频发是其重要的表现之一。自1938年黄泛发生以后，以蝗灾为主的生态灾害频频发生，在豫东平原上制造了一幕幕“盈野蔽日，田禾食尽”的生态灾害，它与泛区内水、旱、风等灾害迭相交织，给泛区的农业经济和社会生活造成了严重损害。笔者根据有关资料，并参照有关记载，发现豫东泛区蝗灾具有以下特征。
蝗虫作为农业上的一大害虫，与水灾、旱灾并称为河南历史上的三大自然灾害。1942—1947 年饱受日本侵略者蹂躏和黄水肆虐的豫东泛区蝗灾连年不断。为战胜这一灾害，豫东民众开展了大规模的灭蝗运动，本文依据相关资料试作探讨。
一、蝗灾发生的特点
（一）蝗虫危害面积巨大，波及县份多
在1942—1945年间，蝗虫为害的面积每年皆超过200万亩，其中1944年竟高达600多万亩。就各县来看，大部分县份遭蝗虫危害的面积都在几万亩、十几万亩乃至几十万亩之间。蝗虫危害面积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如蝗 虫 危 害 面 积1942年鹿邑20 400亩，1943年鹿邑22 900亩、沈丘327 389亩;1944年柘城353 755亩、鹿邑19 700亩、沈丘462 195亩，1945年柘城2 875亩、沈丘242 942亩，等，遭蝗虫危害的农作物少则数千亩，多则至四、五十万亩[1]。
（二）农作物损失惨重，酿成严重饥荒
豫东泛区蝗灾造成严重的饥荒，乃至百姓流离失所。对于蝗虫危害之情形，明代郭敦的诗写道：“飞蝗蔽空日无色，野老田中泪垂血，牵衣顿足捕不能，大叶全空小枝折。去年拖欠鬻男女，今岁科征向谁说，官朝醉卧闻不闻，叹息回头望京阙。”[2]相对这首诗而言，发生在1942—1943年间的豫东泛区蝗虫所造成的灾难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太康，1942年蝗灾，“秋季收成不及三成，除红芋以外，其他作物基本颗粒无收。农历10月，四柳树村大多数户已经断炊。到了腊月人的脸上都挂了黄色。全村当时有80多户人家，400多人，死绝户的16户，饿死162口人。更有甚者卖儿卖女”[3]。尉氏1942“春夏大旱后，蝗虫严重，秋禾皆死，民不聊生”[4]。中牟，1943年“蝗灾严重，蝗群过处树叶禾苗一扫而空”[5]。——这主要对1942—1943年间的蝗灾情形作了讨论，实际上在花园口堵复后，黄水虽退，但蝗虫的适生环境并未得到治理。因此，泛区内的蝗灾仍时有发生。如1947年，豫东泛区蝗灾又起，为害极其猖獗。5月上旬，泛区夏蝗发生，“扶沟练寺发现蝗蝻，渐及西华、淮阳各地，面积达920平方里，渐次蔓延达7 000余平方里”，情势严重[6]。
二、治蝗措施
连年的蝗灾逐渐成为株守家园的泛区民众又一重大灾难之源，与黄水、旱灾、沙荒、日祸等蜂拥而来的天灾人祸交替并作，把本已苦难深重的黄泛区变成了一座巨大的“人间地狱”。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国民党河南省政府及后来成立的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河南分署制定了一系列的治蝗措施，成立泛区治蝗工作队，会同各县区政府发动民众展开了大规模的灭蝗运动。其治蝗措施归纳如下：
（一）制定宣传办法
1943年的蝗灾，为数十年来所未有。一方面酿成巨灾，造成严重的饥荒，引发社会动荡，影响抗战。另一方面一般民众对于治蝗方法的了解颇为欠缺。为普及治蝗知识，以达到扑灭蝗灾，防止再酿严重饥荒，甚有必要广为宣传。宣传措施主要是：（1）规定宣传期，如定1944年4月1日至7月底为防蝗宣传周;（2）规定宣传周前各政府官员做好预备工作，如排定开会时间，拟定宣传内容等;（3）各级政府与宣传周期间召开治蝗大会或保民大会，并深入乡村巡回宣传;（4）函请各报社刊登治蝗文稿[7]。
（二）制定治蝗措施
中国历代积累的治蝗经验十分丰富，治蝗方法也多种多样。但对于治蝗，宜采取合理而正常之方法，否则就失去治蝗的意义。因此，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依据历史经验，根据蝗虫生长的三个不同阶段分三个时期进行治理。
第一阶段，防治蝗卵。蝗卵被扼杀在萌芽阶段，是最根本防治法。在初期若大量蝗卵被消灭，则大大减少蝗卵孵化蝗蝻机率。如可采用——犁耙法[8]。在犁地之际，用犁将土翻起，来往复耙，倘有蝗虫卵寄迹，必遭粉碎，偶有幸免，亦因暴露土表被风吹日晒，同归于尽。第二阶段，防治跳蝻。在蝗卵防治阶段，虽然则破坏了一部分蝗卵但并未能彻底地掘毁，总有一部分蝗卵存活，而遗下的蝗卵经过孵化并成为跳蝻，因此这个时期就应以防治跳蝻为主，而治蝻必先治幼蝻，趁幼蝻在三龄以下全力捕治较易;若等幼蝻再长到五龄，它们就会四处分散开或向高处爬，那样对其捕治则更不易。如对跳蝻防治可采用的方法有——沟阻法[2]。利用跳蝻的合群性和迁移性的特点，在蝻群结队迁移时，在其前方掘沟，以蝻蔓延面积定沟之长度，以蝻龄定沟之宽度及深度，捕蝻民众排列成行，自后驱逐蝗蝻入沟内，且便于集中消灭。第三阶段，防治飞蝗。在跳蝻防治阶段，大量的跳蝻被杀死，但仍有一部分跳蝻而幸存则长为成虫。豫东泛区的成虫是以飞蝗为主，而成虫时期则是最难的防治阶段，由于它们具有很强的飞翔力，所以飞得很高，从而导致不易捕捉和消灭。因此，依据它们的生活习性而采取以下方法。如采用撒布毒饵法[9]。——由于蝗虫对某些物质具有强烈的趣化性，利用其此种习性，用氟矽钠1份，麸皮25份，水25份，拌成湿润之毒饵，与每日早晨10时前或傍晚时间撒布于蝗群内，引诱蝗虫来吃而毒杀。 （三）治蝗成效
通过采取上述措施，治蝗工作取得了相当的成效。如 1945 年豫东部分县份捕杀蝗蝻数量达数万斤，如鹿邑、尉氏、柘城等，有的县份乃至几十万斤，如中牟。另外，1946 年 3—8月底，豫东黄泛区治蝗工作队在扶沟、西华、淮阳、周口、商水等地发动农民治蝗，发动民众围打蝗蝻、毒杀蝗蝻并收购蝗蝻。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蝗虫肆虐的局面，减轻了蝗灾造成的经济损失。然而由于在短期内整个黄泛区荒原满目、杂草丛生的生态面貌不可能得到较大改善（见表1）。
总之，通过以上论述，我们知道，豫东黄泛区蝗害的发生是气候和地理因素作用的结果。蝗虫肆虐，不仅给豫东泛区的农业造成了重大损失，而且也给农村社会带来了深重灾难，当时的河南省政府制定了多种措施，带领豫东民众展开了灭蝗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蝗害造成的损失，但根本未改变“年年灭蝗，年年蝗”的局面。事实说明，消弭蝗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配套工程，需做好灾前预防、临灾治蝗和灾后积极补救诸项工作，采取诸多有效措施进行综合预防治理，尤其是要消除蝗虫的适宜的滋生环境，大力改善生态环境面貌，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蝗害。因此，研究历史时期豫东泛区的蝗灾及其治理，对今天预防蝗灾的发生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根据《省府、农林部、行总豫分署治蝗报告》（河南省档案馆，档案号：A·B10-103）制成.
[2] 吴福桢.中国的飞蝗[M].上海：上海永祥印书馆，1951：105-108.
[3] 杨汉卿.1942年蝗灾纪实[G]//太康文史资料（第1缉）.1995：105-106.
[4] 尉氏县志编纂委员会.尉氏县志[M].郑州：中洲古籍出版社，1993：78.
[5] 中牟县志编纂委员会.中牟县志[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110.
[6] 郭而溥.河南泛区夏蝗防治工作[J].善后救济总署河南分署周报，1947，（93）：3.
[7] 社论.省政府公布治蝗方案[N].河南民国日报，1944-02-29（2）.
[8] 伪河南公署治蝗方案[Z].河南省档案馆，档案号：M34-01-0003.
[9] 汪克检.河南黄泛区工作特殊[J].善后救济总署河南分署周报，1947，（100）：8.
[责任编辑 陈 鹤]
关键词：豫东;黄泛区;蝗灾;治蝗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31-0312-02
良好的生态环境能够使区域内的生态系统保持较强的稳定性，对外界环境干扰的抵抗能力则强。反之，生态环境的恶化会导致区域内生态平衡遭到破坏，生态系统就会处于退化状态，甚至导致生态系统崩溃，酿成严重的生态灾难。豫东泛区的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导致生态环境极为脆弱，生态灾难的频发是其重要的表现之一。自1938年黄泛发生以后，以蝗灾为主的生态灾害频频发生，在豫东平原上制造了一幕幕“盈野蔽日，田禾食尽”的生态灾害，它与泛区内水、旱、风等灾害迭相交织，给泛区的农业经济和社会生活造成了严重损害。笔者根据有关资料，并参照有关记载，发现豫东泛区蝗灾具有以下特征。
蝗虫作为农业上的一大害虫，与水灾、旱灾并称为河南历史上的三大自然灾害。1942—1947 年饱受日本侵略者蹂躏和黄水肆虐的豫东泛区蝗灾连年不断。为战胜这一灾害，豫东民众开展了大规模的灭蝗运动，本文依据相关资料试作探讨。
一、蝗灾发生的特点
（一）蝗虫危害面积巨大，波及县份多
在1942—1945年间，蝗虫为害的面积每年皆超过200万亩，其中1944年竟高达600多万亩。就各县来看，大部分县份遭蝗虫危害的面积都在几万亩、十几万亩乃至几十万亩之间。蝗虫危害面积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如蝗 虫 危 害 面 积1942年鹿邑20 400亩，1943年鹿邑22 900亩、沈丘327 389亩;1944年柘城353 755亩、鹿邑19 700亩、沈丘462 195亩，1945年柘城2 875亩、沈丘242 942亩，等，遭蝗虫危害的农作物少则数千亩，多则至四、五十万亩[1]。
（二）农作物损失惨重，酿成严重饥荒
豫东泛区蝗灾造成严重的饥荒，乃至百姓流离失所。对于蝗虫危害之情形，明代郭敦的诗写道：“飞蝗蔽空日无色，野老田中泪垂血，牵衣顿足捕不能，大叶全空小枝折。去年拖欠鬻男女，今岁科征向谁说，官朝醉卧闻不闻，叹息回头望京阙。”[2]相对这首诗而言，发生在1942—1943年间的豫东泛区蝗虫所造成的灾难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太康，1942年蝗灾，“秋季收成不及三成，除红芋以外，其他作物基本颗粒无收。农历10月，四柳树村大多数户已经断炊。到了腊月人的脸上都挂了黄色。全村当时有80多户人家，400多人，死绝户的16户，饿死162口人。更有甚者卖儿卖女”[3]。尉氏1942“春夏大旱后，蝗虫严重，秋禾皆死，民不聊生”[4]。中牟，1943年“蝗灾严重，蝗群过处树叶禾苗一扫而空”[5]。——这主要对1942—1943年间的蝗灾情形作了讨论，实际上在花园口堵复后，黄水虽退，但蝗虫的适生环境并未得到治理。因此，泛区内的蝗灾仍时有发生。如1947年，豫东泛区蝗灾又起，为害极其猖獗。5月上旬，泛区夏蝗发生，“扶沟练寺发现蝗蝻，渐及西华、淮阳各地，面积达920平方里，渐次蔓延达7 000余平方里”，情势严重[6]。
二、治蝗措施
连年的蝗灾逐渐成为株守家园的泛区民众又一重大灾难之源，与黄水、旱灾、沙荒、日祸等蜂拥而来的天灾人祸交替并作，把本已苦难深重的黄泛区变成了一座巨大的“人间地狱”。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国民党河南省政府及后来成立的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河南分署制定了一系列的治蝗措施，成立泛区治蝗工作队，会同各县区政府发动民众展开了大规模的灭蝗运动。其治蝗措施归纳如下：
（一）制定宣传办法
1943年的蝗灾，为数十年来所未有。一方面酿成巨灾，造成严重的饥荒，引发社会动荡，影响抗战。另一方面一般民众对于治蝗方法的了解颇为欠缺。为普及治蝗知识，以达到扑灭蝗灾，防止再酿严重饥荒，甚有必要广为宣传。宣传措施主要是：（1）规定宣传期，如定1944年4月1日至7月底为防蝗宣传周;（2）规定宣传周前各政府官员做好预备工作，如排定开会时间，拟定宣传内容等;（3）各级政府与宣传周期间召开治蝗大会或保民大会，并深入乡村巡回宣传;（4）函请各报社刊登治蝗文稿[7]。
（二）制定治蝗措施
中国历代积累的治蝗经验十分丰富，治蝗方法也多种多样。但对于治蝗，宜采取合理而正常之方法，否则就失去治蝗的意义。因此，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依据历史经验，根据蝗虫生长的三个不同阶段分三个时期进行治理。
第一阶段，防治蝗卵。蝗卵被扼杀在萌芽阶段，是最根本防治法。在初期若大量蝗卵被消灭，则大大减少蝗卵孵化蝗蝻机率。如可采用——犁耙法[8]。在犁地之际，用犁将土翻起，来往复耙，倘有蝗虫卵寄迹，必遭粉碎，偶有幸免，亦因暴露土表被风吹日晒，同归于尽。第二阶段，防治跳蝻。在蝗卵防治阶段，虽然则破坏了一部分蝗卵但并未能彻底地掘毁，总有一部分蝗卵存活，而遗下的蝗卵经过孵化并成为跳蝻，因此这个时期就应以防治跳蝻为主，而治蝻必先治幼蝻，趁幼蝻在三龄以下全力捕治较易;若等幼蝻再长到五龄，它们就会四处分散开或向高处爬，那样对其捕治则更不易。如对跳蝻防治可采用的方法有——沟阻法[2]。利用跳蝻的合群性和迁移性的特点，在蝻群结队迁移时，在其前方掘沟，以蝻蔓延面积定沟之长度，以蝻龄定沟之宽度及深度，捕蝻民众排列成行，自后驱逐蝗蝻入沟内，且便于集中消灭。第三阶段，防治飞蝗。在跳蝻防治阶段，大量的跳蝻被杀死，但仍有一部分跳蝻而幸存则长为成虫。豫东泛区的成虫是以飞蝗为主，而成虫时期则是最难的防治阶段，由于它们具有很强的飞翔力，所以飞得很高，从而导致不易捕捉和消灭。因此，依据它们的生活习性而采取以下方法。如采用撒布毒饵法[9]。——由于蝗虫对某些物质具有强烈的趣化性，利用其此种习性，用氟矽钠1份，麸皮25份，水25份，拌成湿润之毒饵，与每日早晨10时前或傍晚时间撒布于蝗群内，引诱蝗虫来吃而毒杀。 （三）治蝗成效
通过采取上述措施，治蝗工作取得了相当的成效。如 1945 年豫东部分县份捕杀蝗蝻数量达数万斤，如鹿邑、尉氏、柘城等，有的县份乃至几十万斤，如中牟。另外，1946 年 3—8月底，豫东黄泛区治蝗工作队在扶沟、西华、淮阳、周口、商水等地发动农民治蝗，发动民众围打蝗蝻、毒杀蝗蝻并收购蝗蝻。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蝗虫肆虐的局面，减轻了蝗灾造成的经济损失。然而由于在短期内整个黄泛区荒原满目、杂草丛生的生态面貌不可能得到较大改善（见表1）。
总之，通过以上论述，我们知道，豫东黄泛区蝗害的发生是气候和地理因素作用的结果。蝗虫肆虐，不仅给豫东泛区的农业造成了重大损失，而且也给农村社会带来了深重灾难，当时的河南省政府制定了多种措施，带领豫东民众展开了灭蝗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蝗害造成的损失，但根本未改变“年年灭蝗，年年蝗”的局面。事实说明，消弭蝗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配套工程，需做好灾前预防、临灾治蝗和灾后积极补救诸项工作，采取诸多有效措施进行综合预防治理，尤其是要消除蝗虫的适宜的滋生环境，大力改善生态环境面貌，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蝗害。因此，研究历史时期豫东泛区的蝗灾及其治理，对今天预防蝗灾的发生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根据《省府、农林部、行总豫分署治蝗报告》（河南省档案馆，档案号：A·B10-103）制成.
[2] 吴福桢.中国的飞蝗[M].上海：上海永祥印书馆，1951：105-108.
[3] 杨汉卿.1942年蝗灾纪实[G]//太康文史资料（第1缉）.1995：105-106.
[4] 尉氏县志编纂委员会.尉氏县志[M].郑州：中洲古籍出版社，1993：78.
[5] 中牟县志编纂委员会.中牟县志[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110.
[6] 郭而溥.河南泛区夏蝗防治工作[J].善后救济总署河南分署周报，1947，（93）：3.
[7] 社论.省政府公布治蝗方案[N].河南民国日报，1944-02-29（2）.
[8] 伪河南公署治蝗方案[Z].河南省档案馆，档案号：M34-01-0003.
[9] 汪克检.河南黄泛区工作特殊[J].善后救济总署河南分署周报，1947，（100）：8.
[责任编辑 陈 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