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外交官与子弹“邂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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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语:抵达中非的第一个夜晚我彻夜未眠,不是因为时差,而是时不时响起的或近或远的枪声,比军训打靶时来得更为密集和猛烈,令人心惊肉跳。
  作者简介:90后青年外交官,2013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同年加入外交队伍。2014年2月25日赴驻中非使馆工作。
  时光回到今年年初,正在新闻司办公室紧张忙碌的我接到干部司电话,通知我于春节后赴驻中非共和国使馆工作。消息来得突然,我不知所措。下午约谈完毕,我平静地回到办公室,继续忙手头的工作。18点,下班了,我终于有时间细细想一想这件事情。
  就在一个多月前,母亲血压极度异常,晕倒后紧急住院。经全力救治,母亲病情终于有所稳定,那时出院不到一周。先前我一直忙于准备初任培训结业考试,每天跟母亲只靠电话联系。忽然觉得自己长这么大都还没好好尽孝,刚参加工作,却又要在母亲最需要的时候离开,忍不住鼻子一酸,哭了起来。还没来得及离开办公室的同事们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惊到了,赶忙过来安慰我。
  第二天,华春莹副司长得知了,亲切地找我谈心,并反馈干部司。干部司第一时间與我联系,希望倾听我的诉求,并同意我提前结束实习、回家看望母亲。
  子弹横飞的日子
  2月25日,经过近20个小时的飞行,我正式开始了在首都班吉的常驻生活。中非共和国独立已50余年,平均每十年发生一次军事政变,政治混乱、经济凋零、民不聊生。2012年底,叛军联盟“塞雷卡”起兵向博齐泽政权发难,并于2013年3月武装夺取政权。2013年底,“反巴拉卡”基督教民兵武装针对穆斯林族群展开疯狂报复行动,中非陷入宗教部族之间相互攻击和残杀的恶性循环。而驻中非使馆馆小人少,地处战乱、疟疾高发地区。
  抵达中非的第一个夜晚我彻夜未眠,不是因为时差,而是时不时响起的或近或远的枪声,比军训打靶时来得更为密集和猛烈,令人心惊肉跳。
  由于政局持续动荡,中非社会已完全撕裂。宪警、军队、司法系统全部瘫痪,国家稳定和社会治安只能依赖法军和非盟部队等维和力量。班吉犯罪率居高不下,烧杀抢掠如同家常便饭。近半数民众流离失所,随处可见身体残缺的战争受害者,或躺在路边饿得奄奄一息的饥民。
  近十万人躲在由法军把守的机场附近,形成一个“一望无际”的难民营,几根木棍支起的布棚就是他们唯一的家。难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每天排队领取人道机构的有限援助。由于没有足量医药,雨季又提早来临,传染病大规模蔓延风险成倍增加,每天都有难民死亡。
  站在使馆三层的办公楼上,几百米开外一览无遗。虽然中非森林覆盖率极高,但不同于非洲绝大部分国家的青山绿水、天朗气清,这里的空气显得有些污浊。中非民众有焚烧垃圾的习惯,空气中经常夹杂着红土与草木灰烬,呛鼻刺喉。还时常有民众抬着几具血肉模糊的尸体来到与使馆仅隔一条小路的总理府门前抗议,恐惧令我不敢直视。
  出于安全考虑,馆里对外出有严格规定。除了因为工作需要外出,其他大部分时间只能在馆内活动。有时即便是在院子里散步,也需要倍加留心。若听到枪响,必须立即回到室内,以免被流弹击中。使馆的小道上、草丛中时常可以捡到弹头或弹壳。我已经多次与子弹“邂逅”,所幸有惊无险。
  3月25日,大使夫妇休假结束返馆。下午三点半,参赞带领我和另外一位同事出发前往机场。那天是周二,照例的法航航班,也照例的敏感。我们察觉到这天的路况有些异样,路上车辆、行人稀少,过某路口后已空无一人。同事降低车速缓慢前行,谨慎观察情况。忽然前方五十米处“反巴拉卡”基督教民兵武装从路边窜出,与正在巡逻的非盟维和部队士兵发生激烈枪战,霎时枪声大作、子弹横飞。同事反应迅速,立即调头,加速返回使馆。
  驶出危险区域后,我迅速联系非盟部队以及法航中非办事处负责人了解情况。经过一个小时的等待与分析,参赞决定绕道走小路前往机场。小路虽多暴民,但其伤害远比枪炮来得轻。从机场返回时,车刚离开机场安防区,果然遇到一群暴民手持铁锹、砍刀控制了整条道路,司机向右急转,抄取另一条小道安全返回使馆。
  4月12日夜,我躺在床上准备睡了。忽听不远处枪声大作。已经习惯的我只当作“鞭炮声”。次日醒来,发现厨房的窗户已被流弹击穿,留下一个弹孔和数条放射裂纹,弹头进入房间落在地板上。幸亏我当时不在厨房,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由于尚不清楚是人为射击还是流弹,领导安排我换了房间。我将这颗“擦肩而过”的子弹保存在办公室的抽屉中。
  13日晚,几个同事一起做面条为即将离任的兄弟饯别。雨点般密集的枪声忽然响起,震耳欲聋,应该就在使馆围墙外。由于前一晚的子弹,我吓得脸色惨白,脑海中不断浮现“叛军攻入使馆”的场景。同事们曾经历过最艰难混乱的时期,不断安慰我。枪声持续十多分钟才得以停息。第二天,使馆围墙外发现几具尸体。经多方证实,是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夜袭与使馆一墙之隔的中非军队前总长住处,与非洲维和部队发生激烈枪战,其中两人被击毙。
  中非的浩劫还在继续,恐怖的阴云仍然笼罩。只有在这样的环境里,才能切身体会到和平的珍贵。4月25日世界抗疟日,我随大使前往中国援建中非友谊医院出席活动。几名当地医生在给孩子们打针,孩子惧怕打针,不停在父母怀中哭闹。听惯了此起彼伏的枪炮声,此刻孩子们怕打针的哭闹显得格外悦耳动听。他们或许还不知道这个国家正在经历怎样的浩劫,唯愿医院这片神圣的净土能给他们片刻的健康与安宁。
  外交官的责任:战乱中办公
  到馆后,我被分配到政治处工作。使馆虽小,但是工作的繁琐却远远超出想象。每周都有中非问题后续技术委员会会议、法国使馆中非局势通报会等例行会议。中非政府举办各类重大活动都会邀请外交使团,平均每天都会有两场以上外事活动,且基本均需大使出席。事无巨细,均关乎中国国家形象,容不得半点马虎。兼任大使秘书的我必须严格落实每个环节,保证大使顺利出席各项活动。
  使馆长期缺编,使馆办公室负责人回国休假后,我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除了担任礼宾官外,还要负责审核签证材料,办理赴华签证,分发报纸,缴纳使馆电话费、网费、水电费、保安费等。每天的备忘录都是满满几页纸,我只得“几头跑”,经常忙得顾不上吃饭。   由于连年战乱,中非政府收入锐减,深陷政治和财政危機,许多国家部委不具备基本办公条件,公务员工资也不能按期发放,因此这里的国家工作人员总显得有些“不靠谱”。即便是早就定好的会见或活动,也经常出现临时推迟或取消的情况,因此必须提前半小时主动向对方再次确认。甚至有几次,前一天晚上才通知第二天早上的某场重要活动。所以在中非工作,不仅自己要“给力”,还要防止对方“不给力”。
  使馆大部分的外出活动都在相对安全的白天,但偶尔也不得不体验一番班吉的黑夜。一次收到法国使馆发来的请柬,邀请大使于晚上六点半参加法语国家团体招待会。这种法语国家侨民的招待会邀请中国大使,体现出法国对中国的重视,孙大使决定出席。晚上六点,天已半黑,我和大使从使馆出发前往法国大使官邸。班吉的夜晚是地地道道的“伸手不见五指”,漆黑一片。一路上路障不断,车辆不停绕行,还不能碰到举着铁铲拦车行乞的人。因目的地较远,且沿途经过监狱等敏感地点,路边荷枪实弹的维和士兵在装甲车中待命,随时准备作战。近九点时,我们才返回使馆。不得不说,穿梭在班吉的夜晚,是一种恐怖的浪漫。
  吃苦的幸福
  中非当地没有正规医院,中国援中非医疗队撤走后,使馆失去了唯一的医疗条件。使馆同志每晚都在12点以后就寝,又会被数度惊醒。长此以往,身体抵抗力下降,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同事们一旦有发热症状,无法判断是普通感冒还是疟疾,保险起见只能服用抗疟药物治疗。如遇重大突发疾病,在这里只能束手无策了。
  受热带气候、种养水平、连年战乱的影响,中非食材极为匮乏。只有少数超市偶尔会出现临近保质期的冷冻肉,但刚到货便被一抢而空,我们只能紧盯着超市的货源。至于蔬菜,整个使馆只能靠不大的菜园自给自足。由于我不会做饭,如何解决晚饭就成了我的一大难题。煮上一锅粥,中午的剩菜热一热,从使馆菜园里拔几颗油麦菜,清水煮熟后加点醋,就成了一顿“美味”。到馆一个月后,我体重锐减10斤。其他同事知道后,做晚饭会多准备一点,叫上我一起吃,偶尔还教我做几道简单的小菜。
  中非市政设施陈旧老化,正常供水供电都难以保证。使馆每天数次停电,只能依靠馆内发电机保障基本工作和生活用电。而断水的日子则更难熬。5月10日开始,使馆所在区域连续断水近十天,使馆只能从市中心唯一一家中餐馆拉水度日,盘算着每一桶水该如何充分利用。我们每天起床都满怀期待打开水龙头,然后又失望地关上。没水洗澡,大家就停止了所有运动,每天用一点水擦擦身子。没水洗碗,大家吃完饭用纸抹一抹碗,用保鲜膜封上放入冰箱,下一顿接着用。
  为了缓解工作的压力、因战乱产生的紧张情绪以及常驻本身带来的寂寞,馆员们都寻找到适合自己的放松方式。紧挨着食堂有一个面积不大的乒乓球室,唯一的乒乓球桌平时给全馆人员的业余时间带来许多乐趣。我兼任俱乐部负责人,周末会组织馆员参加卡拉OK、趣味棋牌、厨艺展示等集体活动,丰富大家的业余生活。使馆还成立读书会,每周都会组织座谈会一起交流,分享读书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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