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人士指出，2003～2007年，我国政府财政收入32605亿元增长到77608亿元，占GDP比重从24％上升到约30％。而2006年21个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为45.3％，30个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为35.9％。这表明，当前我国政府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不仅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而且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类似说法，几乎已经每年都成为财税官员重复的“例行公事”，甚至有财税官员据此认为中国的税负水平在全球都处于较低行列。
　　中国内地的财政收入和税负水平，与一般国家和地区在统计口径上有巨大的不同。一般国家和地区，民众的收入总额占GDP的比重普遍在54％至65％之间，加上政府财政收入占40％左右，两者相加正好是100％左右。而中国内地的情况非常奇怪：政府的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约为30％，百姓收入总额占GDP的比重却只有22％左右(1999年后还在连年下降)，两者相加只有52％，另有48％到哪里去了?
　　这个“中国秘密”其实包含在“预算外收入”和腐败成本当中了。以2007年为例，按照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在《中国经济时报》撰文所估计的，207年政府预算外收入计有：社保收入8000亿元，土地收入1.2万亿元，罚没款收入1.67万多亿元，此外还有国企利润1.62万亿元(这是国家的公开数据)。仅此几项，就是5.29万亿元。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平新乔所提供的数据也表明，1997年以后，尤其1998～2004年，我国预算外财政规模已经相当于整个地方预算内财政的50％左右。
　　除了不直接流入官员个人腰包的预算外收入，直接流入官员和小团体个人腰包的腐败收入也占比很高。据经济学家胡鞍钢的研究，上世纪90年代后期，寻租性腐败、地下经济腐败、税收流失性腐败、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性腐败所造成的各类经济损失年均占GDP的13.2％～16.8％。这就更不会反映到财政收入和公民税负的统计数字上。
　　占GDP30％左右的财政预算内收入，30％左右的预算外收入，16.8％左右的腐败成本，GDP的78％才是政府的真实收入，加上22％左右的居民工资收入，这才是真正100％的GDP总量。这个数字与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的研究相吻合。其研究表明：当下，超过76％的资产属于公共拥有(即政府所得)，民间只有不到24％的资产。
　　而衡量公民的税负水平，除了财政预算收入、预算外收入、腐败成本三项收入性指标外，还应该计算社会保障水平、行政成本、经济自由度(即打破行政垄断的程度)等三项支出性(保障性)指标。
　　去年全国两会期间，九三学社中央的提案显示，我国的行政成本不但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而且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瞭望》周刊2009年3月9日)。那么，世界上发达国家行政开支方面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又是多少呢?同样是2006年，日本2.38％、英国4.19％、韩国5.06％、法国6.5％、加拿大7.1％，美国9.9％(2009年5月20日《南方周末》)。如果加上预算外支出和腐败支出(这两块尤其是后者基本上全部被政府和官员“内部消化”)，中国政府的实际公务支出至少占GDP的30％以上。
　　至于社会保障水平，不论是教育公平性还是医疗保障的公平性，我国都处于世界最低行列。相关发展纲要曾提出，到2000年政府的教育支出要达到GDP的4％。但十年过去，这样的目标从未实现过；同时还有3亿多儿童被完全排除在医保之外，七八亿农民被完全排除在养老保障之外。除此而外，内地百姓还有一重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所没有的、以市场名义进行的高额税负，就是医疗、教育、住房(土地垄断)以及石油、电力、电信、金融和城市公共基础服务等方面的行政垄断。这些垄断企业取得巨额垄断利润后，却很少向国家和境内投资者分红，却大肆向海外投资者分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