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年来，技术创新推动了经济发展。但对于创新先锋、创新追随和赶超者来说，创新经济学是大不相同的。对创新先锋来说，创新经济始于发现，盛于投机。从科学研究到对新技术商业应用的认识，进步一直是在试错中实现的。一再改变市场经济的战略性技术——从铁路到互联网——在首次建成之前，其价值是无法为人所知的。
　　前沿创新取决于资金来源，而与经济价值考虑无甚关联；因此，不能把它同最优资源配置问题等量齐观。在解释前沿创新过程方面，新古典经济学的常规生产函数起到了危险的误导作用。
　　金融投机一直是而且现在仍是资金的必要来源之一。金融泡沫产生于高流动性资产市场存在之处。事实上，投机的目标远超想象：郁金香花球、金矿和银矿、房地产等等。偶尔，投机的目标也会是基础技术——运河、铁路、电气化、无线电、汽车、微电子、计算、互联网——金融投机客为此动员的资本规模远远超过了理性投资者所能提供的量级。失败是免不了的，但新经济就是这样不断地在投机的废墟中崛起的。
　　除此之外，国家也在鼓励创新中起作用，尤其是在那些超越了狭隘的经济计算而政治上又合理的领域非常有效，比如社会发展，国家安全，疾病防控。
　　在美国，政府建设了交通运输网络、大量补贴州际铁路的建设，或在一些新兴行业早期开发中扮演基础性建设的角色，如互联网。大部分发达国家都为基础科学提供资金，并充当产品的早期客户。1950年后的1/4世纪中，美国国防部将这两个角色合二为一，既是今天数字经济最早的建设者，也是重要使用者。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创新的路径是明确的。保护和补贴的重商主义政策一直是经济活跃的有效工具。在美国，第一批赢利的纺织厂极大地侵害了英国专利。充满竞争的私营企业创业背后是大量国家投资、担保和保护性关税，即由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创建，被亨利·克莱发扬光大的“美国体系”。
　　1841年，德国经济学家、汉密尔顿的门徒弗雷德里希·李斯特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为其祖国勾画了创新路线图。这个路线图后来被不断重复：从19世纪最后一个十年的日本、20世纪下半叶的东亚诸小龙，到现在的中国。
　　刺激经济赶超的一连串计划相对来说还是较为简单的，而从追随者转变为创新经济的前沿领导者更具挑战性，也更困难。美国大约在1880～1930年期间完成了这一转型，它将管理专业化与新技术（电气化、汽车和无线电）的投机性尝试，以及对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大型产业垄断者的容忍结合了起来，因为后者将超高利润投入到科学研究中。二战后，国家支持的创新成为经济活跃的理由，也扩大了美国的领先地位。
　　东亚经济强国是否能成功完成从追随者到前沿领导者的转型还不得而知。首先，赶超阶段的“国家冠军”必须去面对激烈的竞争。更普遍的情况是，国家的角色必须从执行明确的计划转型为支持试错实验和容忍创业失败。而在经济进步阶段看似不可避免的、具有破坏性的“腐败税”必须得到遏制，就像英国在19世纪、美国在20世纪所做的那样。
　　战略上的不确定性阶段就出现在这里。“美国制造”的数字化经济在私营领域表现出强劲动力，但未来新经济的领袖——低碳经济——其结果是开放式的。美国正在用一代人的努力来偿还这个国家不合理的经济发展带来的后果。中国可以完成其经济、文化和政治转型，承担起领导者的角色吗？我认为，回顾200年前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即将启动时的政治经济学是大有裨益的。
　　1820年的英国由腐败的寡头政治统治，紧密的联盟与国教体系把持着权力。政治合法性来自于人们对无政府主义的恐慌。英国统治者试图遏制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能量和金融财富大爆发的发生。经过了长达几代人的历史，英国完成了转型，从1832年改革法案到1846年谷物法的废除，以及1853年开始的公务员改革和1867年的人民代表法案，英国开创了独一无二的迈向相对稳定而可持续的民主资本主义之路。
　　毫无疑问，中国自身的道路别具一格，就像它历经曲折到达当前这个充满机会的时刻一样，它的道路是否与当年的英国一样具有进步性，这或许决定谁将会获得全球经济的领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