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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孙席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学者。他1906年出生在浙江绍兴平水乡红墙下村一户小康之家。
此稿选自王姝、梅重两位作者新近脱稿的《孙席珍评传》。该书稿的撰写中采访了传主的家人、友人、学生等,史料翔实,传评相长。本刊发表时对所选章节有删节并稍有改动。孙席珍经历丰富,创作、著述颇丰,在上世纪特别是二三十年代文坛很有影响。作为浙江的一位历史文化名人,人们对他却知之甚少。为此,本刊特刊发有关他的传记文稿,以飨读者。
1924年12月29日,年轻的孙席珍拜访鲁迅,请他为《文学周刊》撰稿。鲁迅关切地问起:最近还写诗吗?诗写得怎么样了?孙席珍当时有些惭愧,答道:“写得不多了。主要因为越写越觉得写不好,其次也怕受人指责,说我写诗是另有目的,所以不敢写了。”鲁迅听后,鼓励说:“你觉得越写越写不好,可见你比以前已经有了进步。今后只要多读些古人的和外国的诗篇,可以得到不少启发,再多想想,多练习练习,自然会写得好起来的。至于怕受人指责,我看大可不必;你写你的,他们指责他们的,用不着理会他们。”四天之后,鲁迅便把那篇著名的《诗歌之敌》托许钦文带给孙席珍。此文的开卷语曰“大前天第一次会见‘诗孩’。”“诗孩”一称,由此从私下的戏称,正式形诸文字。这对于19岁的孙席珍来说,实在是一种极大的鞭策和鼓励。
不单书面的问世,连“诗孩”戏称的由来,也曾经过鲁迅的亲自肯定。孙席珍先生有过一段回忆:
1924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像往常一样到《晨报副刊》报馆来做校对工作,其间有事去相询孙伏园。到办公室门口,朝里一望,觉得不便贸然进去,就站在外面等候适当的时机。我看到鲁迅先生正对着九斗桌,坐在伏老平时坐的那把转椅上,静静地吸着纸烟,陈大悲和伏老坐在靠墙的茶几两旁的椅子上,唯有钱玄同站在那里发议论,“既然徐公称为‘诗哲’,冰心女士当然应称为‘诗华’,或者叫‘诗娃’吧,”说到这里,回头一眼瞥见我站在门口,就把手朝我站的这边一扬,接着说:“此君也可以叫‘诗孩’了。”鲁迅“唔”了一下说:“当然可以,而且也颇恰当。”这时,我就趁机进去,向伏老汇报了几句,然后分别对他们打了招呼,就退出来,下面他们谈些什么,我也不便再听了。
若干天后,在北大的教师休息室里,见到好几位老前辈在一起,其中一位是刘半农,他看见我就开玩笑说:“喔,‘诗孩’来了,可带了什么好诗来给我们欣赏吗?”
那时我还年轻,很腼腆,只能笑笑,不能做什么回答,但我知道,这个称呼,在北京的文艺圈子里,已经传扬开了。
鲁迅在这篇文章《诗歌之敌》里,很慨叹于今日文坛上诗歌创作之冷落,说是“戏曲尚未萌芽,诗歌却已奄奄一息,即有几个人偶然呻吟,也如冬花在严风中颤抖。”鲁迅还在这篇文章的开头,特地把“诗孩”字样写了进去,亦含有鼓励鞭策、冀其有成之意。
“诗孩”写诗的时候,还只是个年仅16岁孩子。那是在1921年,孙席珍考入北大,得孙伏园的帮助,学习之余到后者主编的《晨报副刊》作校对。每天下午下课后,他用16年稚嫩的脚,无数次丈量了从北大红楼到十几里外的宣武门报馆。一路上啃两个大饼、一包花生米当晚饭。也就是这样,他和着风霜雨雪,伴着新出报纸上的油墨香,渐渐走进文学的大门。
孙席珍开始听鲁迅先生讲课,是1924年上半年的学期中间,是自由进去听的。像这样的听讲,当时叫做偷听。偷听在北大,也算得上是一大景观。
北大哲学系的正式生孙席珍跑来偷听鲁迅先生的课,比正科生还要勤奋。从1924年秋季开学起,到1925年暑假为止,整整一年,孙席珍从未缺课。鲁迅先生讲课的教室里,历来总是挤得满满的。
在孙席珍的回忆中,鲁迅先生讲课,从容不迫,生动而富有风趣,所以教室里的气氛总显得活跃。
鲁迅先生犀利的思想披上幽默风趣的外衣,演讲中也往往充盈着杂文笔法。鲁迅先生说话略带乡音,但相当普通,北方各省市以及边远地区的同学们,一般都能听懂,这就给他排除了语言上的隔阂和障碍。
孙席珍受教于鲁迅先生虽只有一年多点,但受益之深、之多,却让他毕生难忘。他在晚年的回忆录中,曾经多次充满深情地回忆鲁迅先生在课堂上谈如何写作,谈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以及对各种错误理论思潮的批驳,并总结自己从先生教诲中获得的感悟。孙席珍曾这样写道:
由于他(鲁迅)学问渊博,识见宏远,课程上的某些疑难问题,他都能运用深湛的哲学理论,广博的科学知识,丰富的历史经验,融会贯通地逐一加以解决,常常有独到的见解,道前人之所未道。又能从这些问题生发开去,旁涉到其他学术领域,指出其相关的要点,阐明其实质的奥义,使人如饮甘醴,头脑为之一新,茅塞为之顿开。他还喜欢就当前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进行揭露和批判,有时表情沉痛,有时意态愤激,有时说得比较含蓄,有时故意出之以幽默的口气,真是言简意远,语重心长,有如暮鼓晨钟,足以使人猛省,引人深思。在业务上,他从不满足于单纯的传授知识,总是重在启发、引导,要大家进一步去挖掘、探索、钻研,以求有更多、更大的发明和发现;在思想上,他从不以大声疾呼为能事,总是着重在指明方向、道路,鼓励大家不断地向前行进,促使和推动大家努力去破旧创新。同学们向他提问,无论在课堂内外,他总是有问必答;有时有的同学未能理解或有不同意见,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反复解释,耐心说服,真正做到了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地步。
孙席珍听鲁迅的课,常常就文学创作问题向鲁迅先生主动请教。有一次,下课钟刚响过,鲁迅把书本合拢,向同学们点头示意,准备离开教室。孙席珍和许多热爱文学的同学一拥向前,在讲桌边围着鲁迅先生,七嘴八舌地提问。结果乱哄哄的,简直都分不清谁在问什么。
这时,一位同学提高了嗓子说:“周先生,您的文章写得这么好,有什么秘诀,可以教给我们吗?”
这是大家都感兴趣的话题,于是大家都静下心凝神细听。
鲁迅只给了大家一个字“删”。他边说边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大大的“删”字。因为教室里接下来还有别的课,别班的同学已经拥进来,大家只好退了出来。
不久之后,孙席珍遇到一位女师大的同学,谈起写作的事。对方很得意地说,鲁迅也曾就此话题给她们做过指导,而且谈得还要更多些。
孙席珍忙问:“真的吗?他还讲了些什么?”
那女同学先是卖关子,后来才慢慢道来。原来鲁迅在女师大,不仅给了一个“删”字,还提出,要做到会删,还须懂得“割爱”。写文章主要是为了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传给别人,只要这个目的能够达到,其余都是末节。“删”和“割爱”,正是鲁迅先生教给女师同学的“作文三字诀”。
又有一次,仍是一个课外。鲁迅先生还是被孙席珍等热爱文学的同学缠住不放。这次的题目是“写什么”。这次鲁迅讲得比较充分。他先说:“你能够写什么,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这有点接近于“题材无差别论”。但大家一听,就知道下面还有更精彩的,都静静地等着。
果然鲁迅接下去又详细地讲了“能够”、“愿意”背后的三个最基本的要求:第一要写你所熟悉的事情;第二要写有意义的事情;第三要写实有的或虽非实有却像实有一样的事情。他又举了左拉写娜娜等例子一一详加说明。这一讲就收不住,差不多比整整一节课的时间都长。大家怕耽误鲁迅先生别的工作,便深深道谢,请他早些休息,陪他下楼,送他上车,这才心满意足地各自回寓。孙席珍晚年回忆起来,这堂课外之课,依然记得格外清晰,连所举的例子都丝毫不差。虽然鲁迅在文学方面的这些教导,后来也散见在许多杂文以及与友人的通信中,但能够当面聆听如此集中而有系统的讲解,孙席珍深以为幸。
在课堂上,鲁迅也常常纵横捭阖,古今中外的文学思潮、文学现象无不纳入其视野。这无疑对孙席珍自身文学观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选编于《孙席珍评传》文稿第二章)
此稿选自王姝、梅重两位作者新近脱稿的《孙席珍评传》。该书稿的撰写中采访了传主的家人、友人、学生等,史料翔实,传评相长。本刊发表时对所选章节有删节并稍有改动。孙席珍经历丰富,创作、著述颇丰,在上世纪特别是二三十年代文坛很有影响。作为浙江的一位历史文化名人,人们对他却知之甚少。为此,本刊特刊发有关他的传记文稿,以飨读者。
1924年12月29日,年轻的孙席珍拜访鲁迅,请他为《文学周刊》撰稿。鲁迅关切地问起:最近还写诗吗?诗写得怎么样了?孙席珍当时有些惭愧,答道:“写得不多了。主要因为越写越觉得写不好,其次也怕受人指责,说我写诗是另有目的,所以不敢写了。”鲁迅听后,鼓励说:“你觉得越写越写不好,可见你比以前已经有了进步。今后只要多读些古人的和外国的诗篇,可以得到不少启发,再多想想,多练习练习,自然会写得好起来的。至于怕受人指责,我看大可不必;你写你的,他们指责他们的,用不着理会他们。”四天之后,鲁迅便把那篇著名的《诗歌之敌》托许钦文带给孙席珍。此文的开卷语曰“大前天第一次会见‘诗孩’。”“诗孩”一称,由此从私下的戏称,正式形诸文字。这对于19岁的孙席珍来说,实在是一种极大的鞭策和鼓励。
不单书面的问世,连“诗孩”戏称的由来,也曾经过鲁迅的亲自肯定。孙席珍先生有过一段回忆:
1924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像往常一样到《晨报副刊》报馆来做校对工作,其间有事去相询孙伏园。到办公室门口,朝里一望,觉得不便贸然进去,就站在外面等候适当的时机。我看到鲁迅先生正对着九斗桌,坐在伏老平时坐的那把转椅上,静静地吸着纸烟,陈大悲和伏老坐在靠墙的茶几两旁的椅子上,唯有钱玄同站在那里发议论,“既然徐公称为‘诗哲’,冰心女士当然应称为‘诗华’,或者叫‘诗娃’吧,”说到这里,回头一眼瞥见我站在门口,就把手朝我站的这边一扬,接着说:“此君也可以叫‘诗孩’了。”鲁迅“唔”了一下说:“当然可以,而且也颇恰当。”这时,我就趁机进去,向伏老汇报了几句,然后分别对他们打了招呼,就退出来,下面他们谈些什么,我也不便再听了。
若干天后,在北大的教师休息室里,见到好几位老前辈在一起,其中一位是刘半农,他看见我就开玩笑说:“喔,‘诗孩’来了,可带了什么好诗来给我们欣赏吗?”
那时我还年轻,很腼腆,只能笑笑,不能做什么回答,但我知道,这个称呼,在北京的文艺圈子里,已经传扬开了。
鲁迅在这篇文章《诗歌之敌》里,很慨叹于今日文坛上诗歌创作之冷落,说是“戏曲尚未萌芽,诗歌却已奄奄一息,即有几个人偶然呻吟,也如冬花在严风中颤抖。”鲁迅还在这篇文章的开头,特地把“诗孩”字样写了进去,亦含有鼓励鞭策、冀其有成之意。
“诗孩”写诗的时候,还只是个年仅16岁孩子。那是在1921年,孙席珍考入北大,得孙伏园的帮助,学习之余到后者主编的《晨报副刊》作校对。每天下午下课后,他用16年稚嫩的脚,无数次丈量了从北大红楼到十几里外的宣武门报馆。一路上啃两个大饼、一包花生米当晚饭。也就是这样,他和着风霜雨雪,伴着新出报纸上的油墨香,渐渐走进文学的大门。
孙席珍开始听鲁迅先生讲课,是1924年上半年的学期中间,是自由进去听的。像这样的听讲,当时叫做偷听。偷听在北大,也算得上是一大景观。
北大哲学系的正式生孙席珍跑来偷听鲁迅先生的课,比正科生还要勤奋。从1924年秋季开学起,到1925年暑假为止,整整一年,孙席珍从未缺课。鲁迅先生讲课的教室里,历来总是挤得满满的。
在孙席珍的回忆中,鲁迅先生讲课,从容不迫,生动而富有风趣,所以教室里的气氛总显得活跃。
鲁迅先生犀利的思想披上幽默风趣的外衣,演讲中也往往充盈着杂文笔法。鲁迅先生说话略带乡音,但相当普通,北方各省市以及边远地区的同学们,一般都能听懂,这就给他排除了语言上的隔阂和障碍。
孙席珍受教于鲁迅先生虽只有一年多点,但受益之深、之多,却让他毕生难忘。他在晚年的回忆录中,曾经多次充满深情地回忆鲁迅先生在课堂上谈如何写作,谈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以及对各种错误理论思潮的批驳,并总结自己从先生教诲中获得的感悟。孙席珍曾这样写道:
由于他(鲁迅)学问渊博,识见宏远,课程上的某些疑难问题,他都能运用深湛的哲学理论,广博的科学知识,丰富的历史经验,融会贯通地逐一加以解决,常常有独到的见解,道前人之所未道。又能从这些问题生发开去,旁涉到其他学术领域,指出其相关的要点,阐明其实质的奥义,使人如饮甘醴,头脑为之一新,茅塞为之顿开。他还喜欢就当前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进行揭露和批判,有时表情沉痛,有时意态愤激,有时说得比较含蓄,有时故意出之以幽默的口气,真是言简意远,语重心长,有如暮鼓晨钟,足以使人猛省,引人深思。在业务上,他从不满足于单纯的传授知识,总是重在启发、引导,要大家进一步去挖掘、探索、钻研,以求有更多、更大的发明和发现;在思想上,他从不以大声疾呼为能事,总是着重在指明方向、道路,鼓励大家不断地向前行进,促使和推动大家努力去破旧创新。同学们向他提问,无论在课堂内外,他总是有问必答;有时有的同学未能理解或有不同意见,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反复解释,耐心说服,真正做到了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地步。
孙席珍听鲁迅的课,常常就文学创作问题向鲁迅先生主动请教。有一次,下课钟刚响过,鲁迅把书本合拢,向同学们点头示意,准备离开教室。孙席珍和许多热爱文学的同学一拥向前,在讲桌边围着鲁迅先生,七嘴八舌地提问。结果乱哄哄的,简直都分不清谁在问什么。
这时,一位同学提高了嗓子说:“周先生,您的文章写得这么好,有什么秘诀,可以教给我们吗?”
这是大家都感兴趣的话题,于是大家都静下心凝神细听。
鲁迅只给了大家一个字“删”。他边说边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大大的“删”字。因为教室里接下来还有别的课,别班的同学已经拥进来,大家只好退了出来。
不久之后,孙席珍遇到一位女师大的同学,谈起写作的事。对方很得意地说,鲁迅也曾就此话题给她们做过指导,而且谈得还要更多些。
孙席珍忙问:“真的吗?他还讲了些什么?”
那女同学先是卖关子,后来才慢慢道来。原来鲁迅在女师大,不仅给了一个“删”字,还提出,要做到会删,还须懂得“割爱”。写文章主要是为了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传给别人,只要这个目的能够达到,其余都是末节。“删”和“割爱”,正是鲁迅先生教给女师同学的“作文三字诀”。
又有一次,仍是一个课外。鲁迅先生还是被孙席珍等热爱文学的同学缠住不放。这次的题目是“写什么”。这次鲁迅讲得比较充分。他先说:“你能够写什么,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这有点接近于“题材无差别论”。但大家一听,就知道下面还有更精彩的,都静静地等着。
果然鲁迅接下去又详细地讲了“能够”、“愿意”背后的三个最基本的要求:第一要写你所熟悉的事情;第二要写有意义的事情;第三要写实有的或虽非实有却像实有一样的事情。他又举了左拉写娜娜等例子一一详加说明。这一讲就收不住,差不多比整整一节课的时间都长。大家怕耽误鲁迅先生别的工作,便深深道谢,请他早些休息,陪他下楼,送他上车,这才心满意足地各自回寓。孙席珍晚年回忆起来,这堂课外之课,依然记得格外清晰,连所举的例子都丝毫不差。虽然鲁迅在文学方面的这些教导,后来也散见在许多杂文以及与友人的通信中,但能够当面聆听如此集中而有系统的讲解,孙席珍深以为幸。
在课堂上,鲁迅也常常纵横捭阖,古今中外的文学思潮、文学现象无不纳入其视野。这无疑对孙席珍自身文学观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选编于《孙席珍评传》文稿第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