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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编辑委员会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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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主办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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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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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期
其他文献
在清朝推行土司制度的过程中,以金川为代表的川西北嘉绒土司地区未能顺利落实土司制度,与其对自身与皇帝关系的认知或想象有关。在嘉绒土酋的等级秩序认知图景中,土司和皇帝直接发生关系,地方督抚在这二者中间并无实质性地位。不过,清廷在嘉绒的羁縻统治策略亦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他们对“土司—皇帝”关系的想象。因此,一些嘉绒土酋对土司制度“阳奉阴违”,甚至公然罔顾约束。这一历史境况对嘉绒地方秩序的建构及其与清朝的互动均产生了复杂、深远影响。
18世纪中叶新疆进入清朝版图,不仅带来国家格局的重大变化,也给此后中国的人口流动与商业活动提供了新的广大空间。在不断加大的西向人口流动中,回族商人是一个重要的群体。他们既具有经商传统和在内地的人脉网络,又与南疆回城民众在宗教文化上彼此相通,在新疆与内地的商业往来中表现活跃。因卷入乾隆朝“高朴私鬻玉石案”而知名的陕西渭南县回族商人赵钧瑞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文章利用高朴案审办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以供词为主的档案记录,具体揭示赵钧瑞的活动经历、商业队伍的构成与经商方式,还原他们在当时社会中的行为表现与特点,以求深
南怀仁的《坤舆全图》作为清初刊印的中文版彩色世界地图,既反映出16—17世纪中国经由来华传教士与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早期接触,又呈现出这个时期西欧对世界地理的认知。文章对坤舆全图中所绘制的亚欧大陆腹地的中亚地区加以考察,并将之与在此前后于中国刊印的世界地图关于该地区地理认知进行对比,可知中亚地区在16—18世纪经由东西方两种力量的推动下,逐渐完全呈现在世人眼前。这种变化反映出西方科技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
学术界一般认为俺答汗赠与三世达赖喇嘛的名号是“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但事实上这个名号中是不包含“圣识一切”的。作者通过对明清时代的蒙古文、藏文、汉文史料的检索,认为其中并没有“圣识一切”一词。“圣识一切”是蒙藏两个民族对高僧较为通用的一个称呼,它并不限用于三世达赖或者达赖系统。“圣识一切”之所以衍入俺答汗赠与三世达赖的汉文名号中,与清代汉译本《蒙古源流》在三世达赖喇嘛名号的表述上隐含着两种解读方式有关。
历史上多民族聚居的西南驿道区域,提供了多元文化碰撞交融的空间,民间故事作为媒介物得以在各民族间活态流动着,成为联结民族情感、道德传统、生活习尚的载体。文章研究各民族之间民间叙事交流的习惯和路径,将民间故事作为历史记忆并追问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讨论探索其对于各民族社会发展和民众生活的意义,总结民间故事表达的价值取向等方面所包含的民族文化集体认同与国家观念,展示西南地区多民族互嵌和融的良好生态。
近世西人东侵,中国边疆丧权失地,不明地理被视为交涉失败的原因之一。中国地学会认为在进化剧烈的时代,考据文字的旧学地理不足以致用,故主张引外来学理,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筹议经营之策,以收回利权,保疆卫国。然而受时代及出身的限制,中国地学会及其同人在讲求科学新知的同时,仍追求专门古雅,中西杂糅的游记是为典型。加之是时中国科学方兴,新学地理尚处幼稚时期,学理舍外人牙慧几无所余,又缺乏调查的经费与人才,研究只能据诸旧籍与外人调查所得,求其裨益学术、政治不免为难。
文章对《工布苯日神山志》及其相关文献的历史背景、内容结构、层累式架构特点、作者及成书时间等方面进行了考释,认为该地理志为中国边疆学和西藏历史地理研究提供了崭新的研究视角和有益的史料补充。
“丝绸之路”这个概念最初是在19世纪末由德国学者李希霍芬提出来的。这个用以标志中西交通的概念一经提出,便引起中外学术界的注意,正如有的西方学者所说,“丝绸之路”的提出,对于中西关系的研究就“豁然开朗”了。此后,中外学者都开始注意对丝绸之路的研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史学前辈对丝绸之路的相关问题,特别是在西北史地方面、南洋海上交通方面,都有一些比较深入的探讨。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有了巨大的发展,“丝绸之路”一直是作为核心概念之一,受到学者们的高度关注和比较深入的研究。2013年国家提
嘉峪关是我国明代万里长城的西端起点,不仅是明代西北边防极其重要的军事关隘,也是古丝绸之路上的必经门户。长期以来,学界论及丝绸之路,主要关注汉唐时期的丝绸之路,而谈及明代丝绸之路,又存在重海上、轻绿洲的现象。由《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编辑部、西北师范大学中亚研究院、甘肃省历史学会联合主办,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嘉峪关长城博物馆承办的“嘉峪关与明代丝绸之路高层论坛”,于2019年7月26日至28日在嘉峪关市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80余人莅临会议,围绕嘉峪关的兴起及其特殊地位、嘉峪关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