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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美国华裔文学是在中美两种异质文化碰撞中产生、发展起来的，其主题与研究视角经历了从文化沉默到痛诉抗议、从臣属认同到对话与融合的发展历程。结合后殖民主义理论探讨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化构建和话语策略有利于理清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道路，从而将其置于全球化语境这样一个更为宽广的视野中加以审视。
关键词：美国华裔文学 后殖民主义 文化构建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后殖民主义研究整合了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全球化与民族身份、文化与帝国主义等后殖民语境中的经典批评视角，是人们密切关注的焦点问题。后殖民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批判思潮，是“与主流文化相对抗的一种强有力的文化策略和理论话语”，并为多元文化语境下长期处于边缘的少数族裔文化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美国华裔文学正是在这种后殖民多元文化语境中产生并逐渐得以发展的，是中美两种异质文化碰撞与融合的产物。
一 困境：异化与归化
萨义德从话语的角度出发，揭示了西方殖民主义如何实行文化霸权主义，从文本上将东方虚构成一个异于自己的另类。在西方人的话语构建中，东方成了大洋另一端一个神秘的土地，是一个浪漫的、具有异国情调的地方，从而西方与东方的关系就被建构成主宰与被主宰、支配与被支配以及各种程度的文化霸权的关系。在这种社会、文化语境中，华裔被置于远离主流文化中心的边缘，被剥夺了话语权，直到19世纪末才有了自己的声音与喉舌。因而，在这样的社会生活和生存状况下，美国华裔文学是以文化反拨、冲突与认同为主题的，并着力表现了华裔群体在美国主流社会所面临的异化与归化的困境。
中国人移民美国主要是在l9世纪60年代，华人成为当时美国西部开发的主力军。但到了70年代，美国排华情绪开始激化：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延续了60年之久的排华法案，美国公共舆论工具开始大肆丑化和污蔑华人；美国文学中的华人描写也开始从乡土风味的捕捉转向了“黄祸”入侵的恐怖渲染。美国主流社会开始不断刻画并强化一些具有偏见的典型化华人形象，如马克·吐温、福兰克·诺里斯、杰克·伦敦等笔下的傻子阿辛、无能且爱讨好白人的侦探陈查理、邪恶的傅满洲等，这些人物形象迎合了当时美国白人社会对排斥、诋毁与异化华人移民的期望与想象，渲染了华人及其文化的神秘与不可同化性，强化了华人移民在美国社会的“他者”形象。
在这一阶段，美国华裔文学所突显的归化主题在刘裔昌的《父亲与光荣后代》以及黄玉雪的《华女阿五》中有着明显表现。在《父亲与光荣后代》中，父亲和儿子试图忘记自己的种族／族裔身份，以便进入美国的主流社会。当父亲因为拥有美国公民的思想和经济头脑而受到唐人街父老兄弟的赞赏时，他就觉得飘飘然成为了美国人；而他的儿子想进入美国主流社会的企图更是强烈：他痛恨中国的一切，包括其语言与文化习俗，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就是落后的象征。文化认同与身份确认的双重困境最终使其彻底离弃了中国传统文化而走上了一条完全认同主流异质文化的道路。黄玉雪的《华女阿五》也着力表现了华人对美国主流社会的认同及进入主流社会的努力，事实上，当她受伊丽莎白·劳伦斯邀请撰写这部具有自传色彩的作品时，她就已明确其创作目的之一就是为“增进白人对华人的理解”，（张子清，233）铺平华裔美国化的道路，她也因此而被美国主流社会视为“模范少数民族”的代表。这种对主流文化与主流社会归化的着力刻画，在其他华裔作家如李延富、容闳和黎锦扬等的作品里也有深刻的表现。
二 对话：消解与交流
随着后殖民主义对整体化模式的冲击和结构主义二元对立模式的消解，世界变得越来越趋向多元化，也更强调文化差异与共存，异质文化间的对话与交融已成为了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正是在这样的多元文化语境下，美国华裔作家的文化创作逐渐超越了对美国主流社会族裔本质论式偏见的质疑、反拨和颠覆，也超越了经典少数裔族文学传统的简单二元对立：白种人/非白种人、主流/边缘、自我/他者，开始将视野从对文化认同与身份确认上投向了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层面上的对异质文化差异共存与交融互动的探讨和构建。
黄哲伦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开始了对主流文化的试探性反拨，他的《蝴蝶君》与普契尼的《蝴蝶夫人》构成了鲜明的二元对立。在《蝴蝶君》中，男女性别的倒置、东西等级位置的颠倒、西方中心主义和他者声音的互换被展现得淋漓尽致，这实则是对潜伏在西方认知模式与表达方式中的文化霸权和话语权力的颠覆。
而在任碧莲的作品中已经开始表现各种异质文化及其相互间的自由对话和交流，她所提出的“成为美国人就意味着你想以什么身份出现都可以”的观点也正是对文化认同的反拨。在评价其文学创作时，任碧莲认为，“任何一个所谓的‘填充式’的少数民族作家都不希望被永远限制于本少数民族的题材范围之内，我希望成为题材广泛的作家。亚裔是我的起点，正如许多评论家认定的那样，但我不希望这是终点。”（Julie Shiroishi American As Apple Pie）
汤亭亭的文学创造也表达了同样的心声。在一次采访中，她曾极力为自己作品的美国属性辩护，“我觉得无论是写自己还是其他华人，我都是在写美国人……虽然我笔下的人物有着让人陌生的中国记忆，但他们是美国人。”（莱宾诺维兹，182）在《女勇士》中，她借女主人公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点：“现在我们属于整个地球了，……不管我们站在什么地方，这块地方就属于我们，和属于其他任何人一样。”（汤亭亭，27）而在小说的结尾，汤亭亭重组了汉代蔡文姬和《胡笳十八拍》的故事：蔡文姬的歌声与匈奴胡笳的声音象征了两种文化的对话，二者的融合才产生了流传千古的《胡笳十八拍》。
谭恩美的《喜福会》则从东方/西方、自我/他者两个方面构建了一个东西方异质文化从二元对立到二元消解的文化发展平台。在小说中，那些反叛的女儿们最终还是对各自的母亲表示了理解与认同，两代人也从对抗敌视走向了理解融合，实现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对抗的消解，以从边缘向主流解构的思维方式打破了西方文化中心论的神话，确立了文化交流与对话的基础和平台。正如林瑛女士所言：谭恩美的小说“以消除冲突与和解结局。斗争、战斗结束了；当尘烟消尽时，以前被认为是令人憎恶的束缚现在变成了值得珍惜的联结。”（Stephen Souris，79）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亚裔作家开始试图建立一种新的话语模式：一方面摆脱对白人权威话语的模仿、认同与追随；另一方面避免二元对立思维制造出新的“刻板形象”。他们拒绝任何可以被对号入座的单向度书写，而采用体现文化多元态势的话语模式，以不同的视角呈现亚裔美国人多姿多彩的文化与生活。
三 反叛：文化民族主义
文化民族主义是华裔作家反对边缘化、确立自我身份与民族特性的一种手段，并重建一种民族文化身份与精神依托，其具体表现在：要求得到民族文化特性和自主决定性的权利；要突出文学艺术在形成和表现共同体感觉中的主要性；挖掘遭到压抑的历史，重建文化传统；在民族政治话语中，要以男子中心为隐含的主题。7O年代赵健秀及其同道发起的文化民族主义运动，就旨在捍卫亚裔属性，重建民族文化特性与历史。
赵健秀在探寻华裔文学传统的过程中，着力恢复华裔男性特性，在抵抗主流同化/异化的语境中开始审视过去的华裔文学，积极消解美国主流文学中的种族刻板形象。赵健秀认为，汤亭亭以及谭恩美、黄哲伦等备受美国主流文化推崇的华裔作家的写作是美国主流文化长期熏陶下的“东方话语”的反映，他们以个人的经验写作扭曲了中国和美国华裔的历史并强化了美国主流社会对中国和华裔的概念化的被异化了的形象。赵健秀认为神话本质上是不可改变的，也不会改变，因为它们深植于文化记忆，否则它们就不是神话（Chin，32），并以此来批判汤亭亭对中国神话传说的改写，要求维护中国传统的本来面目。从后殖民的理论来看，赵健秀等人的宣言反映出作者是想批评他们所称的“美国式的东方主义话语”，以重新建构被美国式的东方主义话语所压抑的亚裔美国文学/文化传统。
因而，在赵健秀看来，虽然华裔女作家在西方主流话语当中以主流语言书写中国母亲/父亲、唐人街的风土人情和中国文化，但是她们的族裔/文化身份、所处的环境和时代背景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使得她们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打上了“东方主义”的印记。她们在自己的作品当中有明显的“东方化”母亲/父亲、唐人街和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的倾向。如谭恩美《喜福会》中的安梅的母亲为了救婆婆一命，她从自己的胳膊上割下了一块肉放在药罐里熬汤给病入膏肓的婆婆喝。在此，“东方主义”者常说的中国人残忍、愚昧、非理性等特性，都在这一幕中得到了展现。事实上，她们以另一种方式使得“东方主义”具体化，在某种意义上自觉与不自觉地成了“东方主义”的同谋。
四 多元：全球化语境中的华裔文学
萨义德反对第一世界“看”东方或使东方成为“被看”的话语权力操作者，也不赞成第三世界民族主义者强化东西方文化冲突论，而主张超越非此即彼的传统的二元对立的东西方文化冲突的僵化模式、超越东西方对抗的基本立场，解构权力话语神话，努力消解文化霸权，不使用一个话语霸权去取代或抗衡另一个话语霸权。他希望通过分析“西方”和“东方”彼此对立的文化统治权力结构而消解这种中心—边缘的矛盾。他强调应该从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误区中走出来，从东方主义的束缚中走出来，真正进入多元共存的后现代世界格局之中，强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第三条道路”，从而使东西方成为对话、互渗、共生的新型关系。
美国华裔文学产生于一个系统化的语境中，它自身就是文化间相互发生作用下的产物。事实上，华裔作家们已开始超越族裔作家身份与传统的文化构建和话语策略，而以更为广阔与多元的思维空间和文化视野来审视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语境下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对话，并关注更为美国化的生活理念与思考。正因如此，胡勇2003年出版的专著《文化的乡愁——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化认同》背离了传统的美国亚裔研究范畴中的“美国华裔文学”研究视野，而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位立场来研究美国华裔文学；谭恩美2005年出版的《沉没之鱼》则几乎不涉及中国人和美国华裔的文化认同、归属、母女冲突等主题，而将更多的关注投向了对美国价值、行为方式、生活观念、传媒影响的探究；而汤亭亭的近作（《当诗人》、《第五和平书》、《战争老兵和和平老兵》）对宗教与和平主义的思考则更是体现了对族裔作家身份的背离与超越。
参考文献：
[1] 波拉·莱宾诺维兹：《不同的记忆：与汤亭亭的谈话》，《密西根季刊》，1987年第4期。
[2] Chan,Frank Chin,Lawson Fusao Inada,and Shawn (eds).Big Aiiieeeee!An Anthology of Chinese American and Japa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C].New York:Meridian,l991.
[3] Hwang,David Henry.M.Butterfly[M].New York:NAL-Dutton,1989.
[4] 谢少波译：《萨义德自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5] Shiroishi,Julie.American As Apple Pie [A],in Asian Week,[J]September 27-October 3,1996.
[6] Souris,Stephen.“‘Only Two Kinds of Daughter’:Inter-Monologue Dialogicity in The Joy Luck Club”in Amy Tan[C],ed.Harold Bloom.Philadelphia:Chelsea House Publishers,2000.
[7] 汤亭亭，李剑波、陆承毅译：《女勇士》，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
[8] 王宁：《20世纪西方文学比较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9] 张子清：《美国华人移民的历史见证——黄玉雪访谈录》，张子清译：《华女阿五》，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作者简介：
袁彬，男，1972—，四川蓬安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美国文化、美国少数族裔文学，工作单位：攀枝花学院。
卢蕊，女，1982—，四川富顺人，四川师范大学英语语言文学2008级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近现代英美文学。
关键词：美国华裔文学 后殖民主义 文化构建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后殖民主义研究整合了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全球化与民族身份、文化与帝国主义等后殖民语境中的经典批评视角，是人们密切关注的焦点问题。后殖民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批判思潮，是“与主流文化相对抗的一种强有力的文化策略和理论话语”，并为多元文化语境下长期处于边缘的少数族裔文化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美国华裔文学正是在这种后殖民多元文化语境中产生并逐渐得以发展的，是中美两种异质文化碰撞与融合的产物。
一 困境：异化与归化
萨义德从话语的角度出发，揭示了西方殖民主义如何实行文化霸权主义，从文本上将东方虚构成一个异于自己的另类。在西方人的话语构建中，东方成了大洋另一端一个神秘的土地，是一个浪漫的、具有异国情调的地方，从而西方与东方的关系就被建构成主宰与被主宰、支配与被支配以及各种程度的文化霸权的关系。在这种社会、文化语境中，华裔被置于远离主流文化中心的边缘，被剥夺了话语权，直到19世纪末才有了自己的声音与喉舌。因而，在这样的社会生活和生存状况下，美国华裔文学是以文化反拨、冲突与认同为主题的，并着力表现了华裔群体在美国主流社会所面临的异化与归化的困境。
中国人移民美国主要是在l9世纪60年代，华人成为当时美国西部开发的主力军。但到了70年代，美国排华情绪开始激化：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延续了60年之久的排华法案，美国公共舆论工具开始大肆丑化和污蔑华人；美国文学中的华人描写也开始从乡土风味的捕捉转向了“黄祸”入侵的恐怖渲染。美国主流社会开始不断刻画并强化一些具有偏见的典型化华人形象，如马克·吐温、福兰克·诺里斯、杰克·伦敦等笔下的傻子阿辛、无能且爱讨好白人的侦探陈查理、邪恶的傅满洲等，这些人物形象迎合了当时美国白人社会对排斥、诋毁与异化华人移民的期望与想象，渲染了华人及其文化的神秘与不可同化性，强化了华人移民在美国社会的“他者”形象。
在这一阶段，美国华裔文学所突显的归化主题在刘裔昌的《父亲与光荣后代》以及黄玉雪的《华女阿五》中有着明显表现。在《父亲与光荣后代》中，父亲和儿子试图忘记自己的种族／族裔身份，以便进入美国的主流社会。当父亲因为拥有美国公民的思想和经济头脑而受到唐人街父老兄弟的赞赏时，他就觉得飘飘然成为了美国人；而他的儿子想进入美国主流社会的企图更是强烈：他痛恨中国的一切，包括其语言与文化习俗，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就是落后的象征。文化认同与身份确认的双重困境最终使其彻底离弃了中国传统文化而走上了一条完全认同主流异质文化的道路。黄玉雪的《华女阿五》也着力表现了华人对美国主流社会的认同及进入主流社会的努力，事实上，当她受伊丽莎白·劳伦斯邀请撰写这部具有自传色彩的作品时，她就已明确其创作目的之一就是为“增进白人对华人的理解”，（张子清，233）铺平华裔美国化的道路，她也因此而被美国主流社会视为“模范少数民族”的代表。这种对主流文化与主流社会归化的着力刻画，在其他华裔作家如李延富、容闳和黎锦扬等的作品里也有深刻的表现。
二 对话：消解与交流
随着后殖民主义对整体化模式的冲击和结构主义二元对立模式的消解，世界变得越来越趋向多元化，也更强调文化差异与共存，异质文化间的对话与交融已成为了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正是在这样的多元文化语境下，美国华裔作家的文化创作逐渐超越了对美国主流社会族裔本质论式偏见的质疑、反拨和颠覆，也超越了经典少数裔族文学传统的简单二元对立：白种人/非白种人、主流/边缘、自我/他者，开始将视野从对文化认同与身份确认上投向了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层面上的对异质文化差异共存与交融互动的探讨和构建。
黄哲伦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开始了对主流文化的试探性反拨，他的《蝴蝶君》与普契尼的《蝴蝶夫人》构成了鲜明的二元对立。在《蝴蝶君》中，男女性别的倒置、东西等级位置的颠倒、西方中心主义和他者声音的互换被展现得淋漓尽致，这实则是对潜伏在西方认知模式与表达方式中的文化霸权和话语权力的颠覆。
而在任碧莲的作品中已经开始表现各种异质文化及其相互间的自由对话和交流，她所提出的“成为美国人就意味着你想以什么身份出现都可以”的观点也正是对文化认同的反拨。在评价其文学创作时，任碧莲认为，“任何一个所谓的‘填充式’的少数民族作家都不希望被永远限制于本少数民族的题材范围之内，我希望成为题材广泛的作家。亚裔是我的起点，正如许多评论家认定的那样，但我不希望这是终点。”（Julie Shiroishi American As Apple Pie）
汤亭亭的文学创造也表达了同样的心声。在一次采访中，她曾极力为自己作品的美国属性辩护，“我觉得无论是写自己还是其他华人，我都是在写美国人……虽然我笔下的人物有着让人陌生的中国记忆，但他们是美国人。”（莱宾诺维兹，182）在《女勇士》中，她借女主人公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点：“现在我们属于整个地球了，……不管我们站在什么地方，这块地方就属于我们，和属于其他任何人一样。”（汤亭亭，27）而在小说的结尾，汤亭亭重组了汉代蔡文姬和《胡笳十八拍》的故事：蔡文姬的歌声与匈奴胡笳的声音象征了两种文化的对话，二者的融合才产生了流传千古的《胡笳十八拍》。
谭恩美的《喜福会》则从东方/西方、自我/他者两个方面构建了一个东西方异质文化从二元对立到二元消解的文化发展平台。在小说中，那些反叛的女儿们最终还是对各自的母亲表示了理解与认同，两代人也从对抗敌视走向了理解融合，实现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对抗的消解，以从边缘向主流解构的思维方式打破了西方文化中心论的神话，确立了文化交流与对话的基础和平台。正如林瑛女士所言：谭恩美的小说“以消除冲突与和解结局。斗争、战斗结束了；当尘烟消尽时，以前被认为是令人憎恶的束缚现在变成了值得珍惜的联结。”（Stephen Souris，79）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亚裔作家开始试图建立一种新的话语模式：一方面摆脱对白人权威话语的模仿、认同与追随；另一方面避免二元对立思维制造出新的“刻板形象”。他们拒绝任何可以被对号入座的单向度书写，而采用体现文化多元态势的话语模式，以不同的视角呈现亚裔美国人多姿多彩的文化与生活。
三 反叛：文化民族主义
文化民族主义是华裔作家反对边缘化、确立自我身份与民族特性的一种手段，并重建一种民族文化身份与精神依托，其具体表现在：要求得到民族文化特性和自主决定性的权利；要突出文学艺术在形成和表现共同体感觉中的主要性；挖掘遭到压抑的历史，重建文化传统；在民族政治话语中，要以男子中心为隐含的主题。7O年代赵健秀及其同道发起的文化民族主义运动，就旨在捍卫亚裔属性，重建民族文化特性与历史。
赵健秀在探寻华裔文学传统的过程中，着力恢复华裔男性特性，在抵抗主流同化/异化的语境中开始审视过去的华裔文学，积极消解美国主流文学中的种族刻板形象。赵健秀认为，汤亭亭以及谭恩美、黄哲伦等备受美国主流文化推崇的华裔作家的写作是美国主流文化长期熏陶下的“东方话语”的反映，他们以个人的经验写作扭曲了中国和美国华裔的历史并强化了美国主流社会对中国和华裔的概念化的被异化了的形象。赵健秀认为神话本质上是不可改变的，也不会改变，因为它们深植于文化记忆，否则它们就不是神话（Chin，32），并以此来批判汤亭亭对中国神话传说的改写，要求维护中国传统的本来面目。从后殖民的理论来看，赵健秀等人的宣言反映出作者是想批评他们所称的“美国式的东方主义话语”，以重新建构被美国式的东方主义话语所压抑的亚裔美国文学/文化传统。
因而，在赵健秀看来，虽然华裔女作家在西方主流话语当中以主流语言书写中国母亲/父亲、唐人街的风土人情和中国文化，但是她们的族裔/文化身份、所处的环境和时代背景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使得她们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打上了“东方主义”的印记。她们在自己的作品当中有明显的“东方化”母亲/父亲、唐人街和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的倾向。如谭恩美《喜福会》中的安梅的母亲为了救婆婆一命，她从自己的胳膊上割下了一块肉放在药罐里熬汤给病入膏肓的婆婆喝。在此，“东方主义”者常说的中国人残忍、愚昧、非理性等特性，都在这一幕中得到了展现。事实上，她们以另一种方式使得“东方主义”具体化，在某种意义上自觉与不自觉地成了“东方主义”的同谋。
四 多元：全球化语境中的华裔文学
萨义德反对第一世界“看”东方或使东方成为“被看”的话语权力操作者，也不赞成第三世界民族主义者强化东西方文化冲突论，而主张超越非此即彼的传统的二元对立的东西方文化冲突的僵化模式、超越东西方对抗的基本立场，解构权力话语神话，努力消解文化霸权，不使用一个话语霸权去取代或抗衡另一个话语霸权。他希望通过分析“西方”和“东方”彼此对立的文化统治权力结构而消解这种中心—边缘的矛盾。他强调应该从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误区中走出来，从东方主义的束缚中走出来，真正进入多元共存的后现代世界格局之中，强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第三条道路”，从而使东西方成为对话、互渗、共生的新型关系。
美国华裔文学产生于一个系统化的语境中，它自身就是文化间相互发生作用下的产物。事实上，华裔作家们已开始超越族裔作家身份与传统的文化构建和话语策略，而以更为广阔与多元的思维空间和文化视野来审视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语境下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对话，并关注更为美国化的生活理念与思考。正因如此，胡勇2003年出版的专著《文化的乡愁——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化认同》背离了传统的美国亚裔研究范畴中的“美国华裔文学”研究视野，而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位立场来研究美国华裔文学；谭恩美2005年出版的《沉没之鱼》则几乎不涉及中国人和美国华裔的文化认同、归属、母女冲突等主题，而将更多的关注投向了对美国价值、行为方式、生活观念、传媒影响的探究；而汤亭亭的近作（《当诗人》、《第五和平书》、《战争老兵和和平老兵》）对宗教与和平主义的思考则更是体现了对族裔作家身份的背离与超越。
参考文献：
[1] 波拉·莱宾诺维兹：《不同的记忆：与汤亭亭的谈话》，《密西根季刊》，1987年第4期。
[2] Chan,Frank Chin,Lawson Fusao Inada,and Shawn (eds).Big Aiiieeeee!An Anthology of Chinese American and Japa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C].New York:Meridian,l991.
[3] Hwang,David Henry.M.Butterfly[M].New York:NAL-Dutton,1989.
[4] 谢少波译：《萨义德自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5] Shiroishi,Julie.American As Apple Pie [A],in Asian Week,[J]September 27-October 3,1996.
[6] Souris,Stephen.“‘Only Two Kinds of Daughter’:Inter-Monologue Dialogicity in The Joy Luck Club”in Amy Tan[C],ed.Harold Bloom.Philadelphia:Chelsea House Publishers,2000.
[7] 汤亭亭，李剑波、陆承毅译：《女勇士》，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
[8] 王宁：《20世纪西方文学比较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9] 张子清：《美国华人移民的历史见证——黄玉雪访谈录》，张子清译：《华女阿五》，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作者简介：
袁彬，男，1972—，四川蓬安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美国文化、美国少数族裔文学，工作单位：攀枝花学院。
卢蕊，女，1982—，四川富顺人，四川师范大学英语语言文学2008级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近现代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