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社交媒体是当今全球传播信息的关键渠道,曾被认为有助于加强民主,但近年来受到各种形式的政治操纵,成为威胁民主的工具。国外学者把使用社交机器人、人工账户来有目的地通过社交媒体网络管理和发布虚假信息的现象称为"计算式宣传"。宣传者利用社交媒体平台的商业模式,操纵趋势算法、推荐算法来制造支持或反对宣传目标的虚假共识;编造并大肆传播"觅母"来煽动极端情绪以制造混乱和政治动荡。计算式宣传以高速、针对性强的数字形式来部署,其传播速度和造成的混乱程度是空前的。计算式宣传已成为全球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围绕其形式、特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社交媒体是当今全球传播信息的关键渠道,曾被认为有助于加强民主,但近年来受到各种形式的政治操纵,成为威胁民主的工具。国外学者把使用社交机器人、人工账户来有目的地通过社交媒体网络管理和发布虚假信息的现象称为"计算式宣传"。宣传者利用社交媒体平台的商业模式,操纵趋势算法、推荐算法来制造支持或反对宣传目标的虚假共识;编造并大肆传播"觅母"来煽动极端情绪以制造混乱和政治动荡。计算式宣传以高速、针对性强的数字形式来部署,其传播速度和造成的混乱程度是空前的。计算式宣传已成为全球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围绕其形式、特点,对公共生活和政治制度的影响,以及如何防止危害等问题构成了崭新的跨学科研究领域。
其他文献
礼体决定文体,不同的礼典仪式决定了不同的文体形式。刘勰谓“礼以立体,据事制范”,《尚书》的典、谟、训、诰、誓、命“六体”本质上是六种礼体形式,文体因礼体而生,礼体演化成文体,文体的书写原则,体现着礼体的形式规范。从礼典仪式出发,《尚书》“六体”可分为礼典、礼辞、誓辞、典册四个部分;而服从于礼乐文化的需要,《尚书》“六体”在表演、结构、修辞方面有着特殊的艺术要求,由此形成了《尚书》的文学性书写。
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推动着拥有算力、数据和资本的互联网平台在要素集成和资源配置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人工智能与平台经济的深度融合也带来或加剧了诸多治理挑战,数据治理、算法正义以及权责划界等议题在新时期的平台治理实践中尤为凸显。尽管公共部门与平台企业对这一系列问题采取了不同治理方式,但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同时,责任分配与数据共享机制的缺失极大制约了政府和平台的共治实践。文章认为,中国当前的平台治理体系在理念、主体、目标、场域、内容和工具上都尚未适应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应用所带来的转型挑战。基于此,文章从
保持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私人经济利益和环境公共利益之间的张力平衡,需要生态智慧。文章指出,5G+大数据赋能的"主体"之新集聚、动态决策、即时响应和智慧联动的智慧环境治理是生态智慧的重要表征。推进智慧环境治理,需要资源、技术、平台、制度等要素共同发力,尤其需要政府新的治理理念、结构和能力的嵌入。文章认为,以5G+大数据提供的逻辑强制力和治理能力为依托,推进智慧环境治理发展并让其落地,需要构建民情民意搜集与分析研判机制、信息红利共享机制和诊断式政府回应机制,以真正提升环境治理的科学化、智能化水平。
王充“疾虚妄”的社会人生及文化思想,乃是以其“用气为性,性成命定”的“气命”思想为理论基石的。而今天所谓王充的文学思想,原本是他社会人生及文化思想的组成部分。提炼王充文学思想的基本内涵,主要有务实用世的文学体用论、崇实黜虚的文学特征论、古今观念中体现的文学价值观、“鸿笔须颂”的颂世文学思想。这些文学观念,自然也都建立在其“气命”思想的基础之上。
北周以《周礼》为制度框架进行射礼建制,同时吸纳北魏早期以狩猎、祭祀进行军训、礼神的草原传统,体现了军事性与非军事性混融的特点。北周射礼广泛应用于四时讲武、国家仪典以及“三九宴集”等礼俗场合,对隋唐射礼的演进具有推动作用。庾信、王褒等降周南士逐步调试楚囚心态,转换政治正统思维,并主导了北周后期礼乐建制的进程。他们博采汉晋名篇,突破宫体风调,从国家运祚、皇权秩序、结撰笔法、文德治化等层面完成了对北周射礼的文学建构,从而树立了马射赋、观射诗、燕射歌辞等一批以“马”“射”为核心要素的射礼文学经典,促进了隋唐文坛同
乐语中的“道古”属于礼乐仪式技能,用于衔接诗和礼乐仪式。“道古”由“言古”和“剀今”构成,“言古”指在仪式中称引诗等古代经典,“剀”有规谏之义。礼乐仪式通过“道古”对诗等经典加以整合,确立以先王遗烈为中心的权威话语体系,并为后辈树立政治导向。“道古”是周人祖先崇拜和宗族政治仪式化的产物,旨在避免后辈重蹈商纣覆辙。但随着礼乐崩坏,“道古”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异,由仪式专用技能蜕变为日常言说方式,并演化出中国文学“征圣”“宗经”的指导思想,以及引经据典、咏古抒怀等表现手法。同时,诗也逐渐脱离礼乐仪式而走向独立。
政治获得感是公众在政治生活中的主观心理感知,反映公众对政治生活的认同感和满意度。文章通过对4068份截面数据的因子分析,修正并构建出政治获得感的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国家认同获得感、正风反腐获得感、有序政治参与获得感和无序政治参与获得感4个一级指标,和公民身份认同、民族认同、政治认同、反腐落实感知、政府透明度等15个二级指标。文章依据指标计算政治获得感的分值,通过聚类分析技术将抽取的26个省份分为7类,比较各类型省份政治获得感的特点,探讨了政治获得感与经济发展水平、地域分布之间的关系。
嘉祐二年欧阳修在翰林学士任上通过主贡推动古文运动。以欧氏周边士大夫王珪、刘敞、王安石的学术、仕宦经历作为资材,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下,建构一个思想与权力的参照体系,来对比、映衬欧氏主贡之事的意义,可以将其事视为是超卓思想与仕宦权力适度结合的一则成果。就思想而言,欧氏的古文主张来源于其超卓的文化意识,超轶于普通官僚守成、因循的观念与作风。就权力而言,欧氏以翰林学士的仕宦位望领衔知贡,既能引起士人的广泛关注,又给予了他们平心接受的空间与时间。较之低层职权具有无可比拟的话语上的优势,较之更高层的职权则避免了权力过分
文章系统梳理了国民收入分配与有效税率的理论关系,并基于OECD数据库资金流量表的国民收支数据测算了各国消费、劳动和资本三大税基有效税率的水平。研究结果发现,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消费有效税率相对较高,资本有效税率适中,而无论是否包含社会保险缴费,劳动有效税率都明显偏低。从趋势上看,2008年以来,我国消费有效税率呈现下降趋势,资本和劳动有效税率的变化不大。为了更好地发挥税收和社会保障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建议在下一阶段注重提高劳动平均有效税率,尤其是加强对高收入群体个人所得税征管;同时,适度提高城乡居民
南宋理学家的学记创作是个突出的文学现象,具有特定的思想意涵和文化诉求。至宋代,以“内圣”为特征的“为己之学”得到理学家群体的普遍重视。尤其是南宋理学家,往往通过学记创作张扬“为己之学”的价值诉求;他们虽然“为己之学”的学术取向一致,但在“学”之进路、统系等层面存有分歧乃至纷争。官学的教育职能和学记的文体功能,使学记成为理学家宣扬“为己之学”的重要渠道、展开学统之争的文化场域。南宋理学家创作的学记,是其文章观念的成功实践和学术思想的外化形态,融义理、辞章为一体,典型地体现了“鸣道之文”的艺术特征与政教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