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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是中国现当代小说史上一个重要的母题,常写不衰,常写常新。李伯勇的《恍惚远行》是一篇非常值得关注的乡土长篇小说。小说采用两种叙述的方式,在“自家自己”与“别处别人”的视角交叉中把一段“老鸦坳”的人和事,写得一波三折、惊心动魄却又余韵流长。小说视点落得很低,关注的是低层社会,故事里充满着乡间的家长里短、草长牛壮的乡土气息,可以说是一部典型的乡土小说。小说中充满对乡间的一草一木的深情厚爱,然而,作者显然不是要构建一个美仑美奂的世外桃源。在李伯勇的笔下,乡村有诗的内质,但不是一首抒情诗;乡村里有着血浓于水的亲情,但决不是一本冗长简单的家族谱。作者在小说中既展现了农村的愚昧落后又自甘因循守旧,胆小怕事却又盲目疯狂的一面,也努力挖掘乡土民间潜伏的人文精神和自然人性,但作者最终思考的落点是探寻现代人精神的归宿!
一
当代乡土作家涉笔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乡土在现代化进程的变更与动荡。李伯勇是位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家。他的观察非常细腻,描述也很生动,但他的叙述是出奇的,他的思考更是深远。他没有把对乡土间的生存思考沾滞于乡村与城市,物质与精神等简单的二元价值模式中,但实实在在地反映了乡土之中令人痛心难忘的积弊。小说一个明显的倾向就是对弱势群体生存状况的关注。作者没有简单重复批判乡土上的贫困和愚昧这样一个古老的主题上,正如作者在小说的后记中写道,“乡村弱势群体精神深处,仍被过时的文化意识形态所侵蚀所困扰”。作者是显然想继承鲁迅一脉,把捉民族文化在乡土间的生存空间和具体形态,他希望能让当代的国民看到久远未散的自身的“鬼气”。这些弱势群体的人们,一方面因为贫困的土地被主流意识形态忽视、抑或遗忘。他们自己被欺凌,同时他们又是欺凌者的帮凶。他们的思想仍被过时的文化意识形态侵蚀,但他们并不知道出路在何方。当读到小说中阿烟,凌维宏等熟练地运用“文革”腔调时,人们不由产生对生命被逼迫窒息的恐惧和担忧。小说中既描写了丁书记、凌所长们的官僚作风,也刻画出温嬷、何氏的胆小无助。但我们尤为石羊因心理扭曲至杀人感到震惊,更为玉青无辜惨死的命运而悲愤难抑。借助阿烟精神恍惚的内心独白,小说不断上演着世间的无奈和生存的荒谬,我们仿佛进入一场荒诞的剧场,云遮雾罩,却又若有所悟。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中的每个人都是生活的某一方面的弱势个体,在宏大的制度之下,在文化陋习之中,个体显得那么渺小,那么无力。小说采用交叉叙述,既贴切把捉住了个人内心世界,让读者看到人性的丰富和复杂;又拉开了审视的距离,显示出作者迫切渴望建立一个“理性社会”的隐衷。
李伯勇对政治运动和经济挂帅的时代都有着深刻的认识。小说不仅写出了乡土政权的无能与腐败,还追问了制度背后存在的悖谬,引人深思。赖学东,暴富后横霸乡里,强奸石榴,却由于是招商对象而逍遥法外。凌维宏,夹着老干部的“余威”,带着那仅仅每月四百钱的“糖衣炮弹”,就能一根鸡巴就扫出井子村,扫过官圩,扫上老鸦坳。这些事情难道不能说明更多的问题吗?仔细读来,心灵深处不仅有一种凄凉的悲哀。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素质应该相应提高,然而在官僚本位思想和传统文化的惯性力量的作用下,金钱肆无忌惮地扯起了无羞耻的旗帜,让人生的弱点得以最大的张扬。当它和政治劣质的残余结合起来时,它的摧毁显得特别张狂和有力。陈跃新,一个小小的村支书,这个会察言观色,只求上级满意,不顾百姓的实际利益的基层干部,配合乡领导能把表面工作做得滴水不漏;而对村民的合理质问,则是软硬兼施,极力压制。由于“工作”做得好,陈跃新“洗脚上了岸”,吃上了“皇粮”。陈跃新这个角色虽小,却在现行体制中很有代表性。至于乡—级的官僚,更是不顾实际情况,好大喜功,盲目地一次次建立农业“示范点”,虽劳民伤财,却一个个得以高升。这种功利式、应付式的意识形态,在李伯勇笔下写得入木三分,惟妙惟肖,也因而令人掩卷长叹。
更令人震憾的是小说中对乡村精神状态的反映。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乡村每一个阶层的人们都漠视人的尊严,漠视基本的人性。他们以满足的眼神欣赏着芒鼠在沸水中的挣扎,以暴虐的手段来教训自己的老婆。在上演集体殴打“阿烟”们时,他们的精神达到了颠狂状态,每个人都在享受着操练揍人的快感,直至一条生命离开这个世界。从梁明渊、玉青乃至“阿烟”的死亡,小说续写了乡土文化中愚昧而又残忍的“狂欢”舞曲。在这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乡村,每个人都生活在畏怕之中,但同时又无比的凶残。正如小说所说“人心里都藏着恶魔”,人们可以被欺凌,也可以欺凌别人,就是不能安静过上安宁的日子。看到在政治运动中老百姓伤痕累累,而在经济浪潮下仍累累伤痕时;看到他们被欺凌时,卑小畏缩,欺凌弱者时,又残暴无情时,我们不仅会反思,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会这样?难道就这样一代一代延续地活下去吗?然而,生活在乡土间的一群,大都是沉默的一群。他们的沉默存在于政治运动喧哗的背后,存在于改革浪潮的背后。他们“失语”“无言”,却也依然感受到时代变动的惊心动魄,然而只能承受生存之惊慌与命运之无情。在他们沉默的背后,作者才真正拨动了“思”之琴弦。
二
《恍惚远行》更深远的意义是,在这篇小说中作者重新审视了,在这样偏僻的小乡村,传统文化是否有着可自我救赎的—面。福克纳曾把美好人性视为拯救人性异化的文化价值。而李伯勇在小说中对传统文化中的人格魅力(如井子人刘天树),尤其是隐逸人格之美有着更深远的寄托。李伯勇笔下没有理想浪漫的“世外桃源”,却有沉默醇厚的“草岭”。小说中最引人注目的,也应该是作者倾注思考最多的人物是“凌维森”。这位现代乡土隐士,内心深处追求着与自然融合的境界,独身于草岭之上,与牛群为伍,感悟着人与自然沉默的无言境界。他处处有意避开乡土现实社会的干扰,他是现实乡土的旁观者。他有些厌世,但不弃世,心中还是有着理想的追求。他同现实社会保持—定的距离,不追趋主流文及主流意识形态;沉默寡言,却时时自律自己的言行。他也寂寞,但不孤独,他在草岭上与牛进行无言的交流,看到牛的自由奔放、任劳任怨,他感悟到生命的真谛。凌维森对牛的关爱,对草岭的迷醉,以及他对存在自身的感悟展示出作者对传统文化中隐逸人格的深远寄托。那种处事不惊,遇利不乱的精神状态在作品中处处现得高雅自得,也显示出人与自然天然和谐的生命状态。作者以贴切的心理描写,形象地指出了经济时代中,现代乡土文化中独立自强的精神依托。
小说为凌维森设置了几个参照人物。其中正面的人物形象有:刘天树,一个类似于民间义士的人物,豪爽仗义,但处世有理有节,不落井下石,也不趋炎附势。他虽未曾和凌维森谋面,但对其为人安身守正,务实寡言的作风由衷地佩服。梁明渊,一个特立独行的医生,一向我行我素。他们机缘相投,都同样重视自己内心的感 受,他们的沉静在浮躁社会里显得尤为珍贵。他们真诚的友情是对虚伪社会的暴露,他们对技术的重视是对浮夸时代的挞伐。而四碗,一个无知识的农民,但他天然地感悟到万物平等,有着一颗仁慈的心,更有“鲜猛的人劲”,他的出现深化了凌维森对生命的感悟。但四碗显然不是作者真正赞赏的人物,他只是照亮凌维森文化维度的—面镜子,当我们发现凌维森与牛的交流更加融洽时,四碗的形象就更加淡化了。除了这些正面的烘托之外,小说也有几个反衬的角色。陈跃新,是凌维森对待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面镜子。两人曾经一度分别担任村支书和队长职务。在看到不务实效,不顾老百姓利益的种种官僚作风后,凌维森辞职静养,独善其身,一身正气。而陈跃新则左右逢源,心狠手辣,唯利是图。凌维宏是凌维森的亲兄弟,两人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凌维宏,跟随政治运动,有过大红大紫,但终于失意落魄。他的内心无所把持,毫无原则,自私自利,他是一个失去人格的人。作者最后借阿烟在“幽冥”中的观察,对其作出最后的审判,让其卑贱的灵魂“自找死门自取灭亡”。凌维宏与凌维森在道德人格上形成鲜明的对比。作者在多重对比中指出了他们之间最根源的差别就在于,人格的形成。马尔库塞说,人格是所有力量和属性的源泉。没有人格的人是懦弱的,是放荡的,最终也是毁灭性的,毁掉他人,也毁掉自己。作者通过塑造凌维森这一具有“隐逸人格”魅力的形象,指出了一条乡土文化自我救赎的道路。
作者在些小细微的乡间琐事上看到一个乡土文化的深层忧患,他从文化的角度提醒人们去关注精神处于“空茫”状态的乡土群体,他希望能重建一个和谐的有着精神力量的乡土空间。
小说也处处流露出凌维森内心的焦虑,其中不难看出作者的紧张的思考,抑或是困惑。凌维森内心一味的退缩,导致生存空间的狭小。有时他甚至回避现实,他看出马村同老鸦坳一样,内囊发臭,却宁愿表面地看待马村。他只能面对一大片沉默的草岭,自我安慰地想“软弱的大地能够生出坚强的大树”。但他仍能体察到自己的局限。“任何选择都得付出代价,因而必须承受代价,也就是承受命运。”凌维森承受着这一切,终于在内心左冲右突中平息了困惑,在牛群与草岭之中找到了生命的激情,他明白“发自心底的关注和关切才能延续生命激情,而一味咋咋唬唬只是生命的空洞”。在草岭上,我们看到了乡土的美丽,也看到了生命力的张扬。小说试图在这片失范的乡土上,挖掘出正面的传统文化精神,重建了精神世界的意义与秩序。但在现代经济浪潮的冲击下,谈“隐逸”未免有些过于书生意气!作者将凌维森的实干精神巧妙地衔入故事之中,让他的隐逸风范有了切实的依附。正如陈忠实对他笔下“仁义”表现出迷醉和留恋,他希望能用传统文化来拯救历史,重建乡村的文化范型一样,李伯勇也想借助传统文化的正面资源来寻求乡土文化之根。也许他在试探性地诊断“隐逸”人格在现代化冲击下生命力的强度。虽然,凌维森有着独立的人格,能够按照他的需要掌握命运,担当道义,并适度改变了生存的环境。但艾恺认为,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付出对他们仍有价值的其他东西作为代价。乡土文化难道真的把献出那美丽的“人格”来祭奠时代的前进?现实的人都不可避免地成为时代的俘虏。在这转型的年代,我们可以恍惚出门远行,但不禁要问将归宿何处?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院,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一
当代乡土作家涉笔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乡土在现代化进程的变更与动荡。李伯勇是位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家。他的观察非常细腻,描述也很生动,但他的叙述是出奇的,他的思考更是深远。他没有把对乡土间的生存思考沾滞于乡村与城市,物质与精神等简单的二元价值模式中,但实实在在地反映了乡土之中令人痛心难忘的积弊。小说一个明显的倾向就是对弱势群体生存状况的关注。作者没有简单重复批判乡土上的贫困和愚昧这样一个古老的主题上,正如作者在小说的后记中写道,“乡村弱势群体精神深处,仍被过时的文化意识形态所侵蚀所困扰”。作者是显然想继承鲁迅一脉,把捉民族文化在乡土间的生存空间和具体形态,他希望能让当代的国民看到久远未散的自身的“鬼气”。这些弱势群体的人们,一方面因为贫困的土地被主流意识形态忽视、抑或遗忘。他们自己被欺凌,同时他们又是欺凌者的帮凶。他们的思想仍被过时的文化意识形态侵蚀,但他们并不知道出路在何方。当读到小说中阿烟,凌维宏等熟练地运用“文革”腔调时,人们不由产生对生命被逼迫窒息的恐惧和担忧。小说中既描写了丁书记、凌所长们的官僚作风,也刻画出温嬷、何氏的胆小无助。但我们尤为石羊因心理扭曲至杀人感到震惊,更为玉青无辜惨死的命运而悲愤难抑。借助阿烟精神恍惚的内心独白,小说不断上演着世间的无奈和生存的荒谬,我们仿佛进入一场荒诞的剧场,云遮雾罩,却又若有所悟。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中的每个人都是生活的某一方面的弱势个体,在宏大的制度之下,在文化陋习之中,个体显得那么渺小,那么无力。小说采用交叉叙述,既贴切把捉住了个人内心世界,让读者看到人性的丰富和复杂;又拉开了审视的距离,显示出作者迫切渴望建立一个“理性社会”的隐衷。
李伯勇对政治运动和经济挂帅的时代都有着深刻的认识。小说不仅写出了乡土政权的无能与腐败,还追问了制度背后存在的悖谬,引人深思。赖学东,暴富后横霸乡里,强奸石榴,却由于是招商对象而逍遥法外。凌维宏,夹着老干部的“余威”,带着那仅仅每月四百钱的“糖衣炮弹”,就能一根鸡巴就扫出井子村,扫过官圩,扫上老鸦坳。这些事情难道不能说明更多的问题吗?仔细读来,心灵深处不仅有一种凄凉的悲哀。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素质应该相应提高,然而在官僚本位思想和传统文化的惯性力量的作用下,金钱肆无忌惮地扯起了无羞耻的旗帜,让人生的弱点得以最大的张扬。当它和政治劣质的残余结合起来时,它的摧毁显得特别张狂和有力。陈跃新,一个小小的村支书,这个会察言观色,只求上级满意,不顾百姓的实际利益的基层干部,配合乡领导能把表面工作做得滴水不漏;而对村民的合理质问,则是软硬兼施,极力压制。由于“工作”做得好,陈跃新“洗脚上了岸”,吃上了“皇粮”。陈跃新这个角色虽小,却在现行体制中很有代表性。至于乡—级的官僚,更是不顾实际情况,好大喜功,盲目地一次次建立农业“示范点”,虽劳民伤财,却一个个得以高升。这种功利式、应付式的意识形态,在李伯勇笔下写得入木三分,惟妙惟肖,也因而令人掩卷长叹。
更令人震憾的是小说中对乡村精神状态的反映。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乡村每一个阶层的人们都漠视人的尊严,漠视基本的人性。他们以满足的眼神欣赏着芒鼠在沸水中的挣扎,以暴虐的手段来教训自己的老婆。在上演集体殴打“阿烟”们时,他们的精神达到了颠狂状态,每个人都在享受着操练揍人的快感,直至一条生命离开这个世界。从梁明渊、玉青乃至“阿烟”的死亡,小说续写了乡土文化中愚昧而又残忍的“狂欢”舞曲。在这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乡村,每个人都生活在畏怕之中,但同时又无比的凶残。正如小说所说“人心里都藏着恶魔”,人们可以被欺凌,也可以欺凌别人,就是不能安静过上安宁的日子。看到在政治运动中老百姓伤痕累累,而在经济浪潮下仍累累伤痕时;看到他们被欺凌时,卑小畏缩,欺凌弱者时,又残暴无情时,我们不仅会反思,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会这样?难道就这样一代一代延续地活下去吗?然而,生活在乡土间的一群,大都是沉默的一群。他们的沉默存在于政治运动喧哗的背后,存在于改革浪潮的背后。他们“失语”“无言”,却也依然感受到时代变动的惊心动魄,然而只能承受生存之惊慌与命运之无情。在他们沉默的背后,作者才真正拨动了“思”之琴弦。
二
《恍惚远行》更深远的意义是,在这篇小说中作者重新审视了,在这样偏僻的小乡村,传统文化是否有着可自我救赎的—面。福克纳曾把美好人性视为拯救人性异化的文化价值。而李伯勇在小说中对传统文化中的人格魅力(如井子人刘天树),尤其是隐逸人格之美有着更深远的寄托。李伯勇笔下没有理想浪漫的“世外桃源”,却有沉默醇厚的“草岭”。小说中最引人注目的,也应该是作者倾注思考最多的人物是“凌维森”。这位现代乡土隐士,内心深处追求着与自然融合的境界,独身于草岭之上,与牛群为伍,感悟着人与自然沉默的无言境界。他处处有意避开乡土现实社会的干扰,他是现实乡土的旁观者。他有些厌世,但不弃世,心中还是有着理想的追求。他同现实社会保持—定的距离,不追趋主流文及主流意识形态;沉默寡言,却时时自律自己的言行。他也寂寞,但不孤独,他在草岭上与牛进行无言的交流,看到牛的自由奔放、任劳任怨,他感悟到生命的真谛。凌维森对牛的关爱,对草岭的迷醉,以及他对存在自身的感悟展示出作者对传统文化中隐逸人格的深远寄托。那种处事不惊,遇利不乱的精神状态在作品中处处现得高雅自得,也显示出人与自然天然和谐的生命状态。作者以贴切的心理描写,形象地指出了经济时代中,现代乡土文化中独立自强的精神依托。
小说为凌维森设置了几个参照人物。其中正面的人物形象有:刘天树,一个类似于民间义士的人物,豪爽仗义,但处世有理有节,不落井下石,也不趋炎附势。他虽未曾和凌维森谋面,但对其为人安身守正,务实寡言的作风由衷地佩服。梁明渊,一个特立独行的医生,一向我行我素。他们机缘相投,都同样重视自己内心的感 受,他们的沉静在浮躁社会里显得尤为珍贵。他们真诚的友情是对虚伪社会的暴露,他们对技术的重视是对浮夸时代的挞伐。而四碗,一个无知识的农民,但他天然地感悟到万物平等,有着一颗仁慈的心,更有“鲜猛的人劲”,他的出现深化了凌维森对生命的感悟。但四碗显然不是作者真正赞赏的人物,他只是照亮凌维森文化维度的—面镜子,当我们发现凌维森与牛的交流更加融洽时,四碗的形象就更加淡化了。除了这些正面的烘托之外,小说也有几个反衬的角色。陈跃新,是凌维森对待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面镜子。两人曾经一度分别担任村支书和队长职务。在看到不务实效,不顾老百姓利益的种种官僚作风后,凌维森辞职静养,独善其身,一身正气。而陈跃新则左右逢源,心狠手辣,唯利是图。凌维宏是凌维森的亲兄弟,两人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凌维宏,跟随政治运动,有过大红大紫,但终于失意落魄。他的内心无所把持,毫无原则,自私自利,他是一个失去人格的人。作者最后借阿烟在“幽冥”中的观察,对其作出最后的审判,让其卑贱的灵魂“自找死门自取灭亡”。凌维宏与凌维森在道德人格上形成鲜明的对比。作者在多重对比中指出了他们之间最根源的差别就在于,人格的形成。马尔库塞说,人格是所有力量和属性的源泉。没有人格的人是懦弱的,是放荡的,最终也是毁灭性的,毁掉他人,也毁掉自己。作者通过塑造凌维森这一具有“隐逸人格”魅力的形象,指出了一条乡土文化自我救赎的道路。
作者在些小细微的乡间琐事上看到一个乡土文化的深层忧患,他从文化的角度提醒人们去关注精神处于“空茫”状态的乡土群体,他希望能重建一个和谐的有着精神力量的乡土空间。
小说也处处流露出凌维森内心的焦虑,其中不难看出作者的紧张的思考,抑或是困惑。凌维森内心一味的退缩,导致生存空间的狭小。有时他甚至回避现实,他看出马村同老鸦坳一样,内囊发臭,却宁愿表面地看待马村。他只能面对一大片沉默的草岭,自我安慰地想“软弱的大地能够生出坚强的大树”。但他仍能体察到自己的局限。“任何选择都得付出代价,因而必须承受代价,也就是承受命运。”凌维森承受着这一切,终于在内心左冲右突中平息了困惑,在牛群与草岭之中找到了生命的激情,他明白“发自心底的关注和关切才能延续生命激情,而一味咋咋唬唬只是生命的空洞”。在草岭上,我们看到了乡土的美丽,也看到了生命力的张扬。小说试图在这片失范的乡土上,挖掘出正面的传统文化精神,重建了精神世界的意义与秩序。但在现代经济浪潮的冲击下,谈“隐逸”未免有些过于书生意气!作者将凌维森的实干精神巧妙地衔入故事之中,让他的隐逸风范有了切实的依附。正如陈忠实对他笔下“仁义”表现出迷醉和留恋,他希望能用传统文化来拯救历史,重建乡村的文化范型一样,李伯勇也想借助传统文化的正面资源来寻求乡土文化之根。也许他在试探性地诊断“隐逸”人格在现代化冲击下生命力的强度。虽然,凌维森有着独立的人格,能够按照他的需要掌握命运,担当道义,并适度改变了生存的环境。但艾恺认为,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付出对他们仍有价值的其他东西作为代价。乡土文化难道真的把献出那美丽的“人格”来祭奠时代的前进?现实的人都不可避免地成为时代的俘虏。在这转型的年代,我们可以恍惚出门远行,但不禁要问将归宿何处?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院,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