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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有2亿多少年儿童，二、三十年后他们将成为国家栋梁。‘减负’是个老话题，几年来越减越重。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将来建设强大国家的重任谁来担当？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使命谁来完成？”今天，越来越多的家长对学生沉重的负担忧心忡忡。
“小马”何时不再拉“大车”
少年儿童健康状况令人堪忧 周日，清晨7：00，北京的刘女士匆匆叫醒熟睡中的儿子小江：“快吃饭，上‘班’去！”“上班”，母子俩的“暗语”，专指儿子参加的各种课外辅导班。小江满脸懊恼地嘟囔着，无精打采地洗漱、吃饭。8∶00，母子俩驱车赶到了培训学校。儿子匆匆进了教室，刘女士坐在车里，长出了一口气。一天的课程在等待他们——从早八点到晚九点，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四门主课各补习两小时，儿子累得叫苦连天，刘女士也跟着从早耗到黑。掏出手机，她在微信上跟好友抱怨：“真不知道以前的坚持是对是错。从小学到初二，几乎没让他上辅导班，现在同学全在上，真怕他跟不上了，我只能花大价钱逼他抱佛脚，无奈啊。”
“小小的背影，拖着大大的箱式书包，疲惫地走在通向辅导班的路上——几乎每个周末，我都能路遇一些这样的中小学生，他们那不堪重负的样子，让我产生一种‘小马拉大车’的感觉。”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葛剑平的感受，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曾经经历过。
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压得这些“小马”失去了活力？整天忙着参加辅导，他们到底收获如何？前不久，一项中小学课业情况调查结果显示：学生近视的原因是课业负担太重，每天早上6点钟到校，晚10点钟以后才能睡觉，中间很少休息和运动。家长为给孩子未来增加必胜“砝码”，利用双休日和节假日给孩子补课。中小学生普遍参加校外辅导，而且低龄化，一对一辅导趋势愈加明显。87%的学生利用课外、周末及假期参加校外辅导，平均每个学生至少参加两个辅导班，67%的小学生六年级学生每周拿出超过6个小时时间参加校外培训，78%的中学生每周平均课外培训5小时，50%以上的学生每周都要完成校外辅导机构布置的作业。
沉重的课业负担导致学生们长期睡眠严重不足，体能下降，发育不良，影响身体健康。一位班主任老师说：“我们全班78名学生，72个近视，其中有3个戴隐形眼镜。过去看一个班里有几个戴眼镜，现在看有几个不戴的。”据了解，有的重点高中学生近视率达到95%以上。除了近视外，肥胖症、高血脂、糖尿病等慢性病增加，以至出现大学新生军训时相继昏倒的场面，少年儿童健康状况令人堪忧。
教材难度之大超出人们的想象 现行中小学教材难度之大超出人们的想象。2011年7月13日南方某市报纸，上面报道：8名美国加州某校高二学生与该市某校学生进行交流互动，被一道小学6年级水平奥数题难住，没有一人答出来。“至于小学奥数题难倒名牌大学毕业的硕士家长，更是不足为奇，屡见不鲜。”家长们深有感触地说。
据了解，近年来，我国现行中小学课程教材虽然进行过几次修改，但只是数量上的增减，没有根本性的改变。特别是10年前的教材改革中，将部分内容逐级下放，相应增加了各阶段教材的难度。“高二年级的平面解析几何中直线系和坐标轴平移下放到初中二年级二次函数的教学中。当初，这些知识是作为选学或了解的内容，现在已经演变为必考，而且成为重点。”一位老教师说。
现行中小学教材的主要弊端：课程计划规定的教学科目过多，学科体系和内容相对陈旧，与现代科学发展有一定差距；忽视以少年儿童为中心，过于强调系统和经典知识的传授；课程管理过于集中统一，缺乏弹性和灵活性。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初中代数、几何通用教材与外国相比，知识点最多，难度大，要求学生记忆的容量大。
中小学生负担重的原因 今年1月，全国人大代表涂文涛刚卸任四川省教育厅厅长。他说，学业课业负担过重是一个老问题，教育主管部门也一直在想办法解决。“我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家长天天抱怨学业负担过重，却又把孩子往这样那样的辅导班送。”他认为，学生负担过重，教育主管部门和家长都有责任。至于负担重的原因，涂文涛认为主要有以下4个方面：
首先，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国人把教育看作是改变命运的必经途径，而不是把教育作为育人的需要。上好小学好初中好高中好大学，然后找个好工作，这样的价值观念逼迫部分人给孩子“层层加码”。
其次，一张无形的手在牵引着家长。“老百姓很现实。孩子上了好学校，就能找好工作。眼下，用人单位招人不仅要求学历高，动不动还要求211、985学校毕业生。这些问题不解决，光靠教育主管部门天天喊减负，家长怎么可能听？”。
第三，错误的政绩观。“现在，衡量一个地方教育优劣，老百姓包括各级政府看什么，看你一年考了多少个北大清华？考了多少名校？本科上线率多少？将这些作为考核教育部门的指标，肯定会增加学校让学生不断学习的压力”。
最后，一定程度上，高考还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方式。学生都蜂拥到这座独木桥上，学生比拼的压力有增无减，自然增加学业负担。
“减负八条”让人欢喜让人忧
日前，北京教委下发了《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负担的通知》，从严格执行国家和北京市课程计划、严格控制学生在校的时间、严格控制作业量、严格规范考试和评价工作、严格禁止违规补课、严格教辅用书管理、严格各类竞赛管理、严格落实工作要求共8个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这次被称作“力度很大”的举措到底效果会怎样？会不会像春天里的一阵狂风一样来得猛去得急？学生、教师、家长又是如何看待这些减负措施的呢？相关部门就此进行了调查，结果是——有人赞成，有人担忧。
正方：
减负寻找突破口，先从教育内部“开刀” 2月的最后一周，全国中小学开学的日子。很多省份选择了从这一天开始，推行减负新政。细心的家长会发现，这些新政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从教育内部“开刀”。
乍一看这“八个严格”可能并不觉得什么，但是仔细一琢磨，这里面包含了一种先革教育自己的命的大决心。比如，将学生在校学习时间和作业量规定到每小时，其实是在强制性要求教师提升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逼迫”教师向课堂要效率，布置高水平的作业。比如，坚决禁止学校采取或者变相采取考试、测试、面试等形式选拔学生，其实是在强制性要求教育内部必须从深层次探讨一种更为科学、合理、有效的人才培养与评价机制。再比如，严格禁止违规补课，对教师有偿补课行为提出“每举必查”，是在强制性要求教师将师德与职业操守摆在首位。 浙江省杭州市的举措更为具体，杭州市拱墅区大关小学在开学典礼上，向全校近900名学生免费赠送了“三斤半”书包。从当天起，该校学生需使用这款定制的书包上学放学，而且要求师生动脑筋想办法，让书包重量名副其实保持在三斤半以下。一二年级的学生保持在两斤半以下。经统计与折算，使用后，该校学生每年将比过去少背负200吨重量的物品，实实在在为孩子的肩膀减轻了负荷。
减负，必须寻找突破口，不能因学生负担过重问题的成因复杂，牵涉面广就不作为。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刘希平介绍，“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在推进，但效果始终不明显。尽管由于社会人才观、用人制度、评价标准等有偏差，抓减负的大背景不具备，但我们认为，面对学生的呼唤，社会的强烈反映，教育内部应当首先有所作为。”
减负背后，是给每个孩子提供合适的教育 对于浙江省一些地区的中小学老师来说，很多人都经历了一个被“强制性”减负到“自觉”减负的过程。老师们说，从强制到自觉，背后反映出教学理念的转变与教学水平的提升。
浙江省德清县第二中学英语教师俞洁的经历就很具代表性：控制作业时间和数量，要做到这一点，首先我得做大量的“功课”。将作业全部做一遍，精选出练习题。在选择的过程中，从预习、巩固、拓展三个维度将作业进行归类，对学生经过预习就能完成的作业作为预习作业来布置，作业当堂巩固；将拓展类的作业布置给学有余力的学生，从而实现作业的最优化，充分挖掘学生的潜力，实现作业多重功能。周末，我带领学生走出课堂，到风景区用英语采访外国游客，锻炼学生说英语的胆量。美国波士顿教育代表团到德清访问期间，我根据德清本土文化设计一堂“Our Hometown”的英语展示课，课前布置学生收集有关德清风土人情的图片、视频，并用英语介绍，课堂上学习泡烘豆茶的英语讲解，然后由学生向外国友人介绍，展示学生的风采，让学生体验到学习英语的快乐和成功。
俞洁说，当学生“乐学、好学、愿学”时，学习任务便得到落实与完成，学生的课业负担也就逐渐减下来了。
“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还意味着教师必须关心每个学生，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并且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这是更符合教育规律的做法，也是每位教师应该做到的。”浙江省绍兴县实验中学校长赵水荣说，“起初，减负是对教师的强制性要求，需要打破教师旧有的教学理念与方法，慢慢地，教师在被强制的过程中，逐渐提升了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认识到了其中的好处，便开始自觉给孩子减负了。这就成功地实现了减负从强制到自觉，从自觉到自信的飞跃。”
减负，各类博弈每天都在上演 当然，减负仅仅从教育内部“开刀”还远远不够，减负依然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任务。北京市教委副主任罗洁强调，“造成课业负担过重的成因复杂，用人制度、社会价值观、独生子女制度等多重原因重叠，层层传递到教育内部，因此，减负问题还需标本兼治。”
“减负仍是一项复杂而又艰巨的工作，各类博弈每天都在上演。”刘希平也结合浙江省多年推行减负的经验介绍，“通过两年多时间的努力，我省教育系统内减负的自觉性不断增强，系统外监督减负的热情越来越高，一些地方和学校的学生课业负担明显下降。但我们也清醒地看到，从总体上看，在浙江，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局面仍没有根本扭转。”
显然，通过教学过程中的改革与质量提升来给学生减负，是重要的方向，但却不是全部。无论是家长在“一切为了升学”和“一切为了孩子的身心健康”中痛苦博弈，还是不管教育主管部门如何号召，家长给孩子报辅导班的热情依然不减，社会各类培训班也依然需求旺盛的现象，折射的都是现行的考试和评价制度给孩子和家长们带来的巨大焦虑。
反方：
在校学习时间少了，参加校外补习多了 北京教委《通知》对小学生在校学习时间进行了严格详尽的规定：小学生在校学习时间不超过6小时，中学生在校学习时间不超过8小时；学校不得于8点之前安排教育教学活动。
据了解，已有一些学校调整了学生的到校和离校时间，没有调整时间的也将以前的晨读和早自习改为晨练，早到校的孩子可以在学校进行体育活动。
“原来7点20分到校，现在改7点50分了，早上晚到校半小时挺好的，可以多睡会儿，上学路上也没那么着急了。”北京市第101中学初二年级的司兆岩说。
推迟到校时间和晨读改晨练的举措普遍受到家长的欢迎。相比较，对学校调整离校的时间，不少家长颇有意见。
海淀区的几所学校的一些家长反映，孩子所在学校本学期取消了放学后的兴趣班，每天三点多孩子就放学了，这个时间多数父母无法去学校接孩子，孩子们放学后只有两个去处：要么跟老人或保姆回家，吃零食，看电视；要么被各种校外的辅导班接走，参加语数外的强化学习。
在一个小学生家长的QQ群里，一些家长对学校的做法反映强烈——“教委规定的只是学生在校的学习时间，不是在校时间，学校以前放学后的兴趣班都是手工、航模、科技制作、舞蹈、合唱，既可以丰富孩子的课余生活，又能减轻双职工家长的压力，实在不应该在减负之列。”
“现在社会相关配套资源匮乏，学生离开学校，其实没有啥合适的玩伴与安全的去处，为什么不建议学生在学校多玩一小时？”
授课时间少了，老师压力大了 “现在作业少了，老师每天发短信都是说在课堂上没有完成作业的，回家完成。我问孩子，孩子说老师根本没有让他们在课堂上写。老师的短信，应该是想说，孩子回家做作业是孩子的原因，而不是学校的原因。”海淀区某小学的家长说，“老师现在也成了惊弓之鸟。”
调查中发现，谈到“减负八条”，老师们普遍对作业量控制这一条十分谨慎。尤其是一二年级的老师，完全不留作业似乎有时并不现实，有些老师偶尔会留5到10分钟作业，但这条作业并不让学生记在记事本上，而是“用脑子记就可以。”
“减负不能减教学质量。不留或少留家庭作业，以前的课后练习就要占用一些课堂的讲授时间，对老师的40分钟的课堂教学任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精讲又要多练，压力还是大了很多。”西城区一所小学二年级的一位数学老师说。 一位有十多年教学经验的小学老师坦承，学生课业负担在各学校之间差距还是比较大的，过重的的确应该减负，但教育是有规律的，学生的记忆也是有规律的，新学的知识必须在一定的时间里重复呈现，才能最大程度避免学得快忘得快。因此对家庭作业“一刀切”的做法也应慎重行事。此外，学生之间的对知识的接受程度和书写的速度不一样，如果课堂练习没做完，或发现个别学生对某个知识点的掌握有欠缺，课下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复习和巩固的。
通知规定，教育行政和教研部门不得以考试成绩对学校进行排名，学校不得以考试成绩对班级、教师、学生排名。“这条内容多年来一再强调，说明这种现象一直难以杜绝。”这位老教师说，现在教师采用的是绩效工资，学生的成绩与老师的收入密切关联，只要还存在升学指标、排名和各校PK，学生的负担就很难真正减下来。要减学生的负，得先给学校和教师减负。
学校辅导班停了，民办培训班火了 “严禁学校、教研机构、校外教育机构以任何名目在课余时间、寒暑假、双休日和其他法定节假日组织在校中小学生集体补习文化课程或上新课，不得组织补习、辅导向学生收取费用。严禁公办中小学教职工组织或参与有偿补课，引导本校学生参加校外文体课补习班。”减负第五条规定，让不少家长也是喜忧参半。
3月2日，海淀区一所小学三年级的一名学生家长接到了某重点中学“坑班”停办退费的短信。这名正在中国交响乐团少年与女子合唱团视唱班外等着女儿下课的爸爸说，“‘坑班’是个鸡肋，现在他终于不用为此纠结了。”
3月7日，西城区某名校初一年级的学生也收到了学校退还的本学期的补课费。“原来每个周末学校会组织集体补课，语数外三门上半天课，一学期交3000多元，现在学校的班没有了，只能去外面的培训机构上课了，一门就要3000元，还要东跑西奔的，太不方便。”一位学生家长忧心忡忡。
西城区某重点中学的赵小乐这两天催促着妈妈给他报一个学而思的数学班，理由是寒假时他在那里上了辅导班后，开学后学校的第一次测查，他的成绩提高很多，排在班里前几名。
这种学校公开的大班补课取消后，一些原本就存在的由学校个别老师组织的小范围补课也多起来。据了解，这种地下小班收费多在每小时200元以上。有学生反映，老师在课堂公开说，学校的知识讲到头了也就只能考80分，剩下的20分要课后上辅导班才有可能拿到。一位家长说，即使这样的小班也不是想上就能上的，老师一般只收成绩好的或者和家长关系好的，大多数孩子还得要报民办培训机构的班。
“加减法”为中小学生减负
“社会热议的问题，政协委员都应该反映。”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湖北教育学会会长马敏对中小学素质教育情况格外关注。他认为，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是推行素质教育的重要前提。为此，他进行了长期的观察思考和调查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招生办）在全国有50个教育改革实验区，马敏经常去考察调研，仅湖北省崇阳县教改实验区就跑了7趟。此外，他还组织学校政策研究室的工作人员到中小学进行素质教育专题调研。这次来北京参会之前，他还专门与华中师大从中学聘任的多名兼职教师进行了座谈。
“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许多老师向马敏反映，素质教育时间基本上被语文、数学、英语课挤占了，他们没有时间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情商教育成为教育的“短板”，不少学生的智力很高，但情商相对低下，性格存在缺陷。这些学生走向社会，常因自控力缺乏、责任感淡漠、心理承受能力弱等原因难以健康成长，甚至做出一些违反社会公德的事。马敏说，学校开设情商教育课程，开发学生非智力因素，提高生存竞争能力，这一点至为重要。
“我同事的孩子到美国留学，数理化成绩在国内平平，到美国却是尖子生。”马敏认为，这说明我们的中小学文化课教育内容能够适当减少。
这次参加全国政协会议，马敏随身带着8本中小学教材。“有些内容可以调整。”他认为，小学、初中、高中应分别有所侧重，小学要侧重礼仪教育，初中要侧重公民教育，高中要侧重政治思想、国情、社会主义的教育。要将素质教育落在实处，关键还要在教育指导思想和教学内容上下功夫，真正“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让教育回归育人的本位。
“中考、高考实际上是当前中小学教育的指挥棒，此棒不改，一切改革都不灵。”马敏建议，削减过多过重的数理化生及外语课程，增加公民教育、礼仪教育、传统文化教育等内容，在中考、高考中适当减少数理化题目的分量，在语文、政治考试中加入对“情商”内容的考察。
对此，有专家指出，学校教育一旦“一切为了高考”，就违背了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要给学生适合的教育的基本规律，就会压制学生的个性需求与发展，并在某种意义上加重学生的学习负担。在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还不能满足受教育者普遍需求的条件下，改革高考制度将有利于推动学校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
同时，还有学者指出，“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必须建立完善的教育评价体系。当前，教育的全民化、多元化、个性化的要求已日益彰显，提供适合学生的教育是时代的要求，唯升学率评价学校教育的优劣，必然阻碍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阻碍学校推进素质教育。其次，政府要引导社会正确地评价人才，不能唯学历论。普通中学没有考上高校的合格毕业生也是宝贵的人才后备队，要给予职业技术培训和适当的岗位。人力资源是多元化的，社会的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各层次的人才都需要，不能一味地追求高学历，要与岗位需求相一致，否则会造成人才的浪费。”
“治理学生负担过重，是一个系统工程，有赖于社会环境、就业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等方方面面的完善。这个过程会比较长，也可能出现反复，但我充满信心。”涂文涛认为，解决学生负担问题，需要多方努力，对教育主管部门来说，需要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是遵循教育规律，根据学龄、学生成长规律作出科学安排，规划好教材；二是考试内容不能太难太偏。
“小马”何时不再拉“大车”
少年儿童健康状况令人堪忧 周日，清晨7：00，北京的刘女士匆匆叫醒熟睡中的儿子小江：“快吃饭，上‘班’去！”“上班”，母子俩的“暗语”，专指儿子参加的各种课外辅导班。小江满脸懊恼地嘟囔着，无精打采地洗漱、吃饭。8∶00，母子俩驱车赶到了培训学校。儿子匆匆进了教室，刘女士坐在车里，长出了一口气。一天的课程在等待他们——从早八点到晚九点，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四门主课各补习两小时，儿子累得叫苦连天，刘女士也跟着从早耗到黑。掏出手机，她在微信上跟好友抱怨：“真不知道以前的坚持是对是错。从小学到初二，几乎没让他上辅导班，现在同学全在上，真怕他跟不上了，我只能花大价钱逼他抱佛脚，无奈啊。”
“小小的背影，拖着大大的箱式书包，疲惫地走在通向辅导班的路上——几乎每个周末，我都能路遇一些这样的中小学生，他们那不堪重负的样子，让我产生一种‘小马拉大车’的感觉。”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葛剑平的感受，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曾经经历过。
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压得这些“小马”失去了活力？整天忙着参加辅导，他们到底收获如何？前不久，一项中小学课业情况调查结果显示：学生近视的原因是课业负担太重，每天早上6点钟到校，晚10点钟以后才能睡觉，中间很少休息和运动。家长为给孩子未来增加必胜“砝码”，利用双休日和节假日给孩子补课。中小学生普遍参加校外辅导，而且低龄化，一对一辅导趋势愈加明显。87%的学生利用课外、周末及假期参加校外辅导，平均每个学生至少参加两个辅导班，67%的小学生六年级学生每周拿出超过6个小时时间参加校外培训，78%的中学生每周平均课外培训5小时，50%以上的学生每周都要完成校外辅导机构布置的作业。
沉重的课业负担导致学生们长期睡眠严重不足，体能下降，发育不良，影响身体健康。一位班主任老师说：“我们全班78名学生，72个近视，其中有3个戴隐形眼镜。过去看一个班里有几个戴眼镜，现在看有几个不戴的。”据了解，有的重点高中学生近视率达到95%以上。除了近视外，肥胖症、高血脂、糖尿病等慢性病增加，以至出现大学新生军训时相继昏倒的场面，少年儿童健康状况令人堪忧。
教材难度之大超出人们的想象 现行中小学教材难度之大超出人们的想象。2011年7月13日南方某市报纸，上面报道：8名美国加州某校高二学生与该市某校学生进行交流互动，被一道小学6年级水平奥数题难住，没有一人答出来。“至于小学奥数题难倒名牌大学毕业的硕士家长，更是不足为奇，屡见不鲜。”家长们深有感触地说。
据了解，近年来，我国现行中小学课程教材虽然进行过几次修改，但只是数量上的增减，没有根本性的改变。特别是10年前的教材改革中，将部分内容逐级下放，相应增加了各阶段教材的难度。“高二年级的平面解析几何中直线系和坐标轴平移下放到初中二年级二次函数的教学中。当初，这些知识是作为选学或了解的内容，现在已经演变为必考，而且成为重点。”一位老教师说。
现行中小学教材的主要弊端：课程计划规定的教学科目过多，学科体系和内容相对陈旧，与现代科学发展有一定差距；忽视以少年儿童为中心，过于强调系统和经典知识的传授；课程管理过于集中统一，缺乏弹性和灵活性。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初中代数、几何通用教材与外国相比，知识点最多，难度大，要求学生记忆的容量大。
中小学生负担重的原因 今年1月，全国人大代表涂文涛刚卸任四川省教育厅厅长。他说，学业课业负担过重是一个老问题，教育主管部门也一直在想办法解决。“我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家长天天抱怨学业负担过重，却又把孩子往这样那样的辅导班送。”他认为，学生负担过重，教育主管部门和家长都有责任。至于负担重的原因，涂文涛认为主要有以下4个方面：
首先，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国人把教育看作是改变命运的必经途径，而不是把教育作为育人的需要。上好小学好初中好高中好大学，然后找个好工作，这样的价值观念逼迫部分人给孩子“层层加码”。
其次，一张无形的手在牵引着家长。“老百姓很现实。孩子上了好学校，就能找好工作。眼下，用人单位招人不仅要求学历高，动不动还要求211、985学校毕业生。这些问题不解决，光靠教育主管部门天天喊减负，家长怎么可能听？”。
第三，错误的政绩观。“现在，衡量一个地方教育优劣，老百姓包括各级政府看什么，看你一年考了多少个北大清华？考了多少名校？本科上线率多少？将这些作为考核教育部门的指标，肯定会增加学校让学生不断学习的压力”。
最后，一定程度上，高考还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方式。学生都蜂拥到这座独木桥上，学生比拼的压力有增无减，自然增加学业负担。
“减负八条”让人欢喜让人忧
日前，北京教委下发了《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负担的通知》，从严格执行国家和北京市课程计划、严格控制学生在校的时间、严格控制作业量、严格规范考试和评价工作、严格禁止违规补课、严格教辅用书管理、严格各类竞赛管理、严格落实工作要求共8个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这次被称作“力度很大”的举措到底效果会怎样？会不会像春天里的一阵狂风一样来得猛去得急？学生、教师、家长又是如何看待这些减负措施的呢？相关部门就此进行了调查，结果是——有人赞成，有人担忧。
正方：
减负寻找突破口，先从教育内部“开刀” 2月的最后一周，全国中小学开学的日子。很多省份选择了从这一天开始，推行减负新政。细心的家长会发现，这些新政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从教育内部“开刀”。
乍一看这“八个严格”可能并不觉得什么，但是仔细一琢磨，这里面包含了一种先革教育自己的命的大决心。比如，将学生在校学习时间和作业量规定到每小时，其实是在强制性要求教师提升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逼迫”教师向课堂要效率，布置高水平的作业。比如，坚决禁止学校采取或者变相采取考试、测试、面试等形式选拔学生，其实是在强制性要求教育内部必须从深层次探讨一种更为科学、合理、有效的人才培养与评价机制。再比如，严格禁止违规补课，对教师有偿补课行为提出“每举必查”，是在强制性要求教师将师德与职业操守摆在首位。 浙江省杭州市的举措更为具体，杭州市拱墅区大关小学在开学典礼上，向全校近900名学生免费赠送了“三斤半”书包。从当天起，该校学生需使用这款定制的书包上学放学，而且要求师生动脑筋想办法，让书包重量名副其实保持在三斤半以下。一二年级的学生保持在两斤半以下。经统计与折算，使用后，该校学生每年将比过去少背负200吨重量的物品，实实在在为孩子的肩膀减轻了负荷。
减负，必须寻找突破口，不能因学生负担过重问题的成因复杂，牵涉面广就不作为。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刘希平介绍，“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在推进，但效果始终不明显。尽管由于社会人才观、用人制度、评价标准等有偏差，抓减负的大背景不具备，但我们认为，面对学生的呼唤，社会的强烈反映，教育内部应当首先有所作为。”
减负背后，是给每个孩子提供合适的教育 对于浙江省一些地区的中小学老师来说，很多人都经历了一个被“强制性”减负到“自觉”减负的过程。老师们说，从强制到自觉，背后反映出教学理念的转变与教学水平的提升。
浙江省德清县第二中学英语教师俞洁的经历就很具代表性：控制作业时间和数量，要做到这一点，首先我得做大量的“功课”。将作业全部做一遍，精选出练习题。在选择的过程中，从预习、巩固、拓展三个维度将作业进行归类，对学生经过预习就能完成的作业作为预习作业来布置，作业当堂巩固；将拓展类的作业布置给学有余力的学生，从而实现作业的最优化，充分挖掘学生的潜力，实现作业多重功能。周末，我带领学生走出课堂，到风景区用英语采访外国游客，锻炼学生说英语的胆量。美国波士顿教育代表团到德清访问期间，我根据德清本土文化设计一堂“Our Hometown”的英语展示课，课前布置学生收集有关德清风土人情的图片、视频，并用英语介绍，课堂上学习泡烘豆茶的英语讲解，然后由学生向外国友人介绍，展示学生的风采，让学生体验到学习英语的快乐和成功。
俞洁说，当学生“乐学、好学、愿学”时，学习任务便得到落实与完成，学生的课业负担也就逐渐减下来了。
“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还意味着教师必须关心每个学生，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并且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这是更符合教育规律的做法，也是每位教师应该做到的。”浙江省绍兴县实验中学校长赵水荣说，“起初，减负是对教师的强制性要求，需要打破教师旧有的教学理念与方法，慢慢地，教师在被强制的过程中，逐渐提升了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认识到了其中的好处，便开始自觉给孩子减负了。这就成功地实现了减负从强制到自觉，从自觉到自信的飞跃。”
减负，各类博弈每天都在上演 当然，减负仅仅从教育内部“开刀”还远远不够，减负依然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任务。北京市教委副主任罗洁强调，“造成课业负担过重的成因复杂，用人制度、社会价值观、独生子女制度等多重原因重叠，层层传递到教育内部，因此，减负问题还需标本兼治。”
“减负仍是一项复杂而又艰巨的工作，各类博弈每天都在上演。”刘希平也结合浙江省多年推行减负的经验介绍，“通过两年多时间的努力，我省教育系统内减负的自觉性不断增强，系统外监督减负的热情越来越高，一些地方和学校的学生课业负担明显下降。但我们也清醒地看到，从总体上看，在浙江，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局面仍没有根本扭转。”
显然，通过教学过程中的改革与质量提升来给学生减负，是重要的方向，但却不是全部。无论是家长在“一切为了升学”和“一切为了孩子的身心健康”中痛苦博弈，还是不管教育主管部门如何号召，家长给孩子报辅导班的热情依然不减，社会各类培训班也依然需求旺盛的现象，折射的都是现行的考试和评价制度给孩子和家长们带来的巨大焦虑。
反方：
在校学习时间少了，参加校外补习多了 北京教委《通知》对小学生在校学习时间进行了严格详尽的规定：小学生在校学习时间不超过6小时，中学生在校学习时间不超过8小时；学校不得于8点之前安排教育教学活动。
据了解，已有一些学校调整了学生的到校和离校时间，没有调整时间的也将以前的晨读和早自习改为晨练，早到校的孩子可以在学校进行体育活动。
“原来7点20分到校，现在改7点50分了，早上晚到校半小时挺好的，可以多睡会儿，上学路上也没那么着急了。”北京市第101中学初二年级的司兆岩说。
推迟到校时间和晨读改晨练的举措普遍受到家长的欢迎。相比较，对学校调整离校的时间，不少家长颇有意见。
海淀区的几所学校的一些家长反映，孩子所在学校本学期取消了放学后的兴趣班，每天三点多孩子就放学了，这个时间多数父母无法去学校接孩子，孩子们放学后只有两个去处：要么跟老人或保姆回家，吃零食，看电视；要么被各种校外的辅导班接走，参加语数外的强化学习。
在一个小学生家长的QQ群里，一些家长对学校的做法反映强烈——“教委规定的只是学生在校的学习时间，不是在校时间，学校以前放学后的兴趣班都是手工、航模、科技制作、舞蹈、合唱，既可以丰富孩子的课余生活，又能减轻双职工家长的压力，实在不应该在减负之列。”
“现在社会相关配套资源匮乏，学生离开学校，其实没有啥合适的玩伴与安全的去处，为什么不建议学生在学校多玩一小时？”
授课时间少了，老师压力大了 “现在作业少了，老师每天发短信都是说在课堂上没有完成作业的，回家完成。我问孩子，孩子说老师根本没有让他们在课堂上写。老师的短信，应该是想说，孩子回家做作业是孩子的原因，而不是学校的原因。”海淀区某小学的家长说，“老师现在也成了惊弓之鸟。”
调查中发现，谈到“减负八条”，老师们普遍对作业量控制这一条十分谨慎。尤其是一二年级的老师，完全不留作业似乎有时并不现实，有些老师偶尔会留5到10分钟作业，但这条作业并不让学生记在记事本上，而是“用脑子记就可以。”
“减负不能减教学质量。不留或少留家庭作业，以前的课后练习就要占用一些课堂的讲授时间，对老师的40分钟的课堂教学任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精讲又要多练，压力还是大了很多。”西城区一所小学二年级的一位数学老师说。 一位有十多年教学经验的小学老师坦承，学生课业负担在各学校之间差距还是比较大的，过重的的确应该减负，但教育是有规律的，学生的记忆也是有规律的，新学的知识必须在一定的时间里重复呈现，才能最大程度避免学得快忘得快。因此对家庭作业“一刀切”的做法也应慎重行事。此外，学生之间的对知识的接受程度和书写的速度不一样，如果课堂练习没做完，或发现个别学生对某个知识点的掌握有欠缺，课下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复习和巩固的。
通知规定，教育行政和教研部门不得以考试成绩对学校进行排名，学校不得以考试成绩对班级、教师、学生排名。“这条内容多年来一再强调，说明这种现象一直难以杜绝。”这位老教师说，现在教师采用的是绩效工资，学生的成绩与老师的收入密切关联，只要还存在升学指标、排名和各校PK，学生的负担就很难真正减下来。要减学生的负，得先给学校和教师减负。
学校辅导班停了，民办培训班火了 “严禁学校、教研机构、校外教育机构以任何名目在课余时间、寒暑假、双休日和其他法定节假日组织在校中小学生集体补习文化课程或上新课，不得组织补习、辅导向学生收取费用。严禁公办中小学教职工组织或参与有偿补课，引导本校学生参加校外文体课补习班。”减负第五条规定，让不少家长也是喜忧参半。
3月2日，海淀区一所小学三年级的一名学生家长接到了某重点中学“坑班”停办退费的短信。这名正在中国交响乐团少年与女子合唱团视唱班外等着女儿下课的爸爸说，“‘坑班’是个鸡肋，现在他终于不用为此纠结了。”
3月7日，西城区某名校初一年级的学生也收到了学校退还的本学期的补课费。“原来每个周末学校会组织集体补课，语数外三门上半天课，一学期交3000多元，现在学校的班没有了，只能去外面的培训机构上课了，一门就要3000元，还要东跑西奔的，太不方便。”一位学生家长忧心忡忡。
西城区某重点中学的赵小乐这两天催促着妈妈给他报一个学而思的数学班，理由是寒假时他在那里上了辅导班后，开学后学校的第一次测查，他的成绩提高很多，排在班里前几名。
这种学校公开的大班补课取消后，一些原本就存在的由学校个别老师组织的小范围补课也多起来。据了解，这种地下小班收费多在每小时200元以上。有学生反映，老师在课堂公开说，学校的知识讲到头了也就只能考80分，剩下的20分要课后上辅导班才有可能拿到。一位家长说，即使这样的小班也不是想上就能上的，老师一般只收成绩好的或者和家长关系好的，大多数孩子还得要报民办培训机构的班。
“加减法”为中小学生减负
“社会热议的问题，政协委员都应该反映。”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湖北教育学会会长马敏对中小学素质教育情况格外关注。他认为，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是推行素质教育的重要前提。为此，他进行了长期的观察思考和调查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招生办）在全国有50个教育改革实验区，马敏经常去考察调研，仅湖北省崇阳县教改实验区就跑了7趟。此外，他还组织学校政策研究室的工作人员到中小学进行素质教育专题调研。这次来北京参会之前，他还专门与华中师大从中学聘任的多名兼职教师进行了座谈。
“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许多老师向马敏反映，素质教育时间基本上被语文、数学、英语课挤占了，他们没有时间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情商教育成为教育的“短板”，不少学生的智力很高，但情商相对低下，性格存在缺陷。这些学生走向社会，常因自控力缺乏、责任感淡漠、心理承受能力弱等原因难以健康成长，甚至做出一些违反社会公德的事。马敏说，学校开设情商教育课程，开发学生非智力因素，提高生存竞争能力，这一点至为重要。
“我同事的孩子到美国留学，数理化成绩在国内平平，到美国却是尖子生。”马敏认为，这说明我们的中小学文化课教育内容能够适当减少。
这次参加全国政协会议，马敏随身带着8本中小学教材。“有些内容可以调整。”他认为，小学、初中、高中应分别有所侧重，小学要侧重礼仪教育，初中要侧重公民教育，高中要侧重政治思想、国情、社会主义的教育。要将素质教育落在实处，关键还要在教育指导思想和教学内容上下功夫，真正“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让教育回归育人的本位。
“中考、高考实际上是当前中小学教育的指挥棒，此棒不改，一切改革都不灵。”马敏建议，削减过多过重的数理化生及外语课程，增加公民教育、礼仪教育、传统文化教育等内容，在中考、高考中适当减少数理化题目的分量，在语文、政治考试中加入对“情商”内容的考察。
对此，有专家指出，学校教育一旦“一切为了高考”，就违背了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要给学生适合的教育的基本规律，就会压制学生的个性需求与发展，并在某种意义上加重学生的学习负担。在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还不能满足受教育者普遍需求的条件下，改革高考制度将有利于推动学校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
同时，还有学者指出，“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必须建立完善的教育评价体系。当前，教育的全民化、多元化、个性化的要求已日益彰显，提供适合学生的教育是时代的要求，唯升学率评价学校教育的优劣，必然阻碍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阻碍学校推进素质教育。其次，政府要引导社会正确地评价人才，不能唯学历论。普通中学没有考上高校的合格毕业生也是宝贵的人才后备队，要给予职业技术培训和适当的岗位。人力资源是多元化的，社会的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各层次的人才都需要，不能一味地追求高学历，要与岗位需求相一致，否则会造成人才的浪费。”
“治理学生负担过重，是一个系统工程，有赖于社会环境、就业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等方方面面的完善。这个过程会比较长，也可能出现反复，但我充满信心。”涂文涛认为，解决学生负担问题，需要多方努力，对教育主管部门来说，需要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是遵循教育规律，根据学龄、学生成长规律作出科学安排，规划好教材；二是考试内容不能太难太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