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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原是招风纳凉之物，曾作为礼仪用具以示威严，后发展为反映社会风尚与文化交流的物证。欧洲扇起源于中国。16世纪初，葡萄牙船队来到中国东南沿海，首次将中国折扇引入欧洲，从此开启了西方扇子发展的新时代。到18世纪，欧洲扇成为尊贵身份与荣耀地位的象征，由此发展出既与欧洲艺术潮流相呼应，又明显受“中国风”影响的扇文化。
“中国风”（Chinoiserie）一词最早出现在法国时尚界。关于“中国风”的阐释，中外学者有很多不同见解。牛津大学出版的《在线集艺》对中国风的解释为：“源于法语‘中国’（Chinois），它是指由中国或伪中国的装饰母题所主导的一种欧洲美术。该词最常用于17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初所创作的装饰艺术品，这一时期也是欧洲与东亚贸易与思想交流的高峰阶段。”英国当代著名的艺术史家休·昂纳（Hugh Honour）在其著作《中国风：遗失在西方800年的中国元素》中对“中国风”发端、流行与消退做出了最简明的界定：“这场中国风发端于11世纪，得到了马可·波罗、圣鄂多立克等曾旅行中国的冒险家们、传教士们的有力助推，经几个世纪的发展后，从17世纪开始全面渗透到了欧洲人生活的各个层面，如日用物品、家居装饰、园林建筑等，上至王公贵胄，下至商贾乡绅，都对所谓的中国风尚趋之若鹜;中国风更直接形塑了西方时尚史上著名的洛可可风格。这场中国风在18世纪中叶时达到顶峰，直到19世纪才逐渐消退。”
在欧洲的传统认知中，“中国风”是指来自中国或按中国风格仿制而成的小件物品或依据中国品位而制作的艺术品，泛指欧洲国家流行的一种由中国或伪中国的装饰母题所主导的一种艺术风格。“中国风”流行时期，在园林建筑、屏风绘画、服饰纹样或各类工艺品中，随处可见中国元素。在社交活动中，宫廷贵妇们都以手执一柄装饰有中国人物、中国园林或中国工艺的扇子为时尚，这种流行趋势助推了欧洲扇文化的发展。
2020年初，河北博物院举办了“欧扇千华”展览，展示了欧洲扇文化的繁盛，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其中，比比皆是的中国元素显得尤为瞩目。扇面中对中国人物的勾勒、对中国园林的描绘以及随处可见的中国花卉纹样，让观者沐浴了一场欧洲扇里刮过的“中国风”。
● 中国人物
18世纪，欧洲一些传教士、商人、艺术家等随使团来到中国，他们对中国人的生活充满好奇与向往。返回欧洲后仍然津津乐道于中国的所见所闻。随之，欧洲一些艺术家开始创作表现中国人生活场景的作品，比较著名的有法国艺术家布歇的《中国皇帝上朝》《中国集市》《中国庭院》等中国组画（现藏于法国贝藏松美术博物馆），画面中的中国皇帝头戴高冠、身着长袍，旁侧的人物也都是奇装异服，纵然有羽扇、雨伞、瓷器等中国元素，但这些人物形象与场景充满了戏剧性，显然与实际不符。这正是当时的欧洲观者眼中充满浓郁中国味道的画面。欧洲扇上的中国人物形象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处。制扇艺术家在扇面上（图1）或绘制头戴斗笠、褐发高鼻的道士，或手摇羽扇、双目深邃的文人，或是身穿袍服、满腮胡须的老者。
图1所示的扇面用水粉画描绘两个中国形象的道士在树下对谈的场景。大扇骨顶部雕刻一个中国男子在一座宝塔上。
在这些用明暗法绘制的中国人物周围，常常配有瓷器、画轴、羽扇等道具（图2），甚至还有代表中国文人品格的松、梅等植物，画面中处处洋溢着制扇艺术家对中国风的热爱。但通过那简略成一条线的轴头、冷暖色的柳枝、双眼皮的仕女、略带滑稽的斗笠以及家具器物中透视法的熟练运用，无不透露着难以掩饰的西画技法与欧洲视角。
图3所示的扇面中间描绘室内一位优雅的中国女子在梳妆台前盘发髻，几个侍女在旁边侍奉。两边描绘花园人物。人物用象牙贴面。
欧洲人对扇面上装饰中国人物的喜爱间接催生一种极尽奢华的制扇工艺：象牙贴面，即人物的面部和手部用象牙或云母绘制并粘贴到扇面上，这就是风靡一时的外销扇——“满大人扇”，又称“官家扇”，大多产自中国广州。此类扇面上绘有很多清装人物（图4），布局繁密、色彩艳丽。从中国传入的折扇在欧洲普及后，反过来又影响中国外销扇的制作，除了侧面反映我国外销工艺品对海外市场需求的积极响应之外，也显示出中西文化交流的双向与动态的特征。
此扇双面彩绘满大人形象，以象牙贴面，以丝绢贴衣，多人手中执有折扇。画面分为两层，正面有34个人物，背面有32个人物。
满大人扇还有如图5，也绘有多个人物。扇面用水粉画描绘假山及大朵的牡丹花。人物为满大人式，面部由云母贴制而成，花园中间有一座中式小凉亭，窗户为椭圆形，窗户和玻璃门用云母制成。扇骨为象牙材质。
● 中国园林
中国园林被西方人认为是“无规则之美”的杰出典范。英国的威廉·坦普尔爵士（Sir William Temple）在他的论文《论崇高之美》中以大篇幅来赞誉中国园林，他认为：“中国人丰富的想象力体现在经营布置之美上，其美令人赏心悦目，却又显得那么自然，没有明显地让人一望便知的规律和部署……”
17世纪后期，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旁边兴建的特列安农瓷屋（Trianon de porcelaine），是欧洲最早的带有“中国情调”的建筑物。路易十四为他宠爱的情妇莫内斯潘夫人（Mme de Montespan）修建的这座独出心裁的“小小开心屋”，由宫廷建筑师路易·勒·沃（Louis Le Vau）设计。休·昂纳说：“在它的引领下，在欧洲的每一个角落从皇后岛到巴勒莫，从辛特拉到察尔斯科·泽洛，都出现了一大批中式宝塔、网格样式的茶馆、亭子和‘儒家式’的庙宇。”18世纪70年代起，法国成为欧洲模仿中国园林的中心，有关中式造园的原则、方法、风格、样式的争论促进了中国园林文献在欧洲的传播。中国园林，尤其是皇家园林被大量模仿，在欧洲掀起了造园热潮。
在欧洲扇中，中国园林（图6）或带有中国园林趣味的花园（图7）常被作为扇面主题，在这些扇面的描绘中，两位女子在赏花品画，老者策杖，童子携花，错落参差中充满对中国园林生活的向往与憧憬。如果忽略规整的樹冠、透视精确的席榻、极具立体感的衣褶以及蕾丝状的领口，确实表现了柳阴簇簇、怪木嶙峋、老树枯槎的“不规则之美”。 宝塔、凉亭、窗棱等园林小建筑是更为普遍的装饰题材。欧洲人对中国宝塔的研究十分热衷。早在1665年，曾随荷兰使团访问中国的探险家亨利·尼霍夫就出版了《荷兰共和国东印度公司大师晋谒中国皇帝记》。这本游记在欧洲引起轰动，出现各种译本，为欧洲人了解中国打开了一扇窗。擅长绘画的尼霍夫亲手绘制很多中国风物的手稿，其中有南京大报恩寺的琉璃宝塔（图8）。1761年到1762年，英国建筑艺术家钱伯斯在伦敦郊区的丘园里建造了一座高48.8米的中国八角塔。从此，宝塔成为西方认知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式建筑之一。
宝塔不仅是表现中式园林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成为一种符号，经常出现于扇面中或暗藏于扇骨里，以此来彰显“中国风”。这些几何状的窗棂格、象征性的宝塔，与中国真正的园林建筑存在很大差异，但这些东方小建筑能把观者带入遥远中国的想象之中，使小小的扇面仿佛具有了一种穿越时空的功能。
● 中国花卉
中国花卉与西方静物中的花卉有很大不同，往往选取一枝或一段加以概括性表现。在装饰艺术中，这种折枝花卉组合成固定纹样，广泛应用于服饰、家居与器物的装饰中。中国花卉不是自然物象的简单再现，而往往被赋予特殊寓意，代表中国人的品格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花卉纹样通过瓷器和丝绸传入欧洲，对欧洲艺术产生深刻影响，尤其是洛可可艺术。洛可可艺术的推动者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帕杜夫人采用中国纹样，设计一种带有“蓬帕杜纹饰”的瓷器来取悦路易十五。在丝绸设计中，花卉图案由画家华托和布歇创作，这些以花卉为主题的丝绸刺绣，被称为“花的帝国”。
当时的法国贵妇喜欢穿着绣有中国花卉图案的服饰参加宴会，以此显示自己的优雅风度。扇子作为时尚配饰，刻绘或织绣中国花卉图案也颇为流行。一种是在中国人物或园林的扇面中作为配景，或者在扇子背面独幅出现（图9），这种花卉图案也相应选择中国原有图案，如牡丹、梅花。牡丹在中國是富贵吉祥的象征、梅花则代表高洁。花朵同样采用勾勒、填色画法，但用色厚重而概念化，与中国瓷器上的绘画非常接近。
另一种是选用西方流行的花卉，比如玫瑰，但形式是选用中国式折枝（图10），这种绘画更多采用西方技法，主要用色彩来表现物象，与静物画中的花卉更为接近;还有一种是丝绸刺绣，这类扇面选用丝质，图案使用刺绣工艺，无疑是受中国丝绸的影响，这种丝绸质地的扇面显得更加华贵典雅（图11、图12）。
纵览这场欧洲扇里刮过的中国风，虽然不如在文学、建筑、绘画等领域里那样猛烈，却更加舒缓而明晰。扇子的形制决定了扇面描绘的细节性与符号化，这让我们从欧洲扇上得以窥见浓缩的中国元素。
制扇艺术家的工匠身份使得欧洲扇里的“中国风”成为最民间的表达，因此我们欣赏到了普通工匠对中国元素的朴素理解与美好想象。在扇面描绘的场景中，中国人物悠闲而惬意，中国园林舒适而有趣，中国花卉则典雅又富贵。尽管这些图像有些不太准确，却真实反映了以欧洲人的视角看中国文化的具体细节，自然流露了文化交流中别有意趣的“中西碰撞”，从而生动展示了文化在互鉴中生成的多彩画面。
“中国风”（Chinoiserie）一词最早出现在法国时尚界。关于“中国风”的阐释，中外学者有很多不同见解。牛津大学出版的《在线集艺》对中国风的解释为：“源于法语‘中国’（Chinois），它是指由中国或伪中国的装饰母题所主导的一种欧洲美术。该词最常用于17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初所创作的装饰艺术品，这一时期也是欧洲与东亚贸易与思想交流的高峰阶段。”英国当代著名的艺术史家休·昂纳（Hugh Honour）在其著作《中国风：遗失在西方800年的中国元素》中对“中国风”发端、流行与消退做出了最简明的界定：“这场中国风发端于11世纪，得到了马可·波罗、圣鄂多立克等曾旅行中国的冒险家们、传教士们的有力助推，经几个世纪的发展后，从17世纪开始全面渗透到了欧洲人生活的各个层面，如日用物品、家居装饰、园林建筑等，上至王公贵胄，下至商贾乡绅，都对所谓的中国风尚趋之若鹜;中国风更直接形塑了西方时尚史上著名的洛可可风格。这场中国风在18世纪中叶时达到顶峰，直到19世纪才逐渐消退。”
在欧洲的传统认知中，“中国风”是指来自中国或按中国风格仿制而成的小件物品或依据中国品位而制作的艺术品，泛指欧洲国家流行的一种由中国或伪中国的装饰母题所主导的一种艺术风格。“中国风”流行时期，在园林建筑、屏风绘画、服饰纹样或各类工艺品中，随处可见中国元素。在社交活动中，宫廷贵妇们都以手执一柄装饰有中国人物、中国园林或中国工艺的扇子为时尚，这种流行趋势助推了欧洲扇文化的发展。
2020年初，河北博物院举办了“欧扇千华”展览，展示了欧洲扇文化的繁盛，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其中，比比皆是的中国元素显得尤为瞩目。扇面中对中国人物的勾勒、对中国园林的描绘以及随处可见的中国花卉纹样，让观者沐浴了一场欧洲扇里刮过的“中国风”。
● 中国人物
18世纪，欧洲一些传教士、商人、艺术家等随使团来到中国，他们对中国人的生活充满好奇与向往。返回欧洲后仍然津津乐道于中国的所见所闻。随之，欧洲一些艺术家开始创作表现中国人生活场景的作品，比较著名的有法国艺术家布歇的《中国皇帝上朝》《中国集市》《中国庭院》等中国组画（现藏于法国贝藏松美术博物馆），画面中的中国皇帝头戴高冠、身着长袍，旁侧的人物也都是奇装异服，纵然有羽扇、雨伞、瓷器等中国元素，但这些人物形象与场景充满了戏剧性，显然与实际不符。这正是当时的欧洲观者眼中充满浓郁中国味道的画面。欧洲扇上的中国人物形象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处。制扇艺术家在扇面上（图1）或绘制头戴斗笠、褐发高鼻的道士，或手摇羽扇、双目深邃的文人，或是身穿袍服、满腮胡须的老者。
图1所示的扇面用水粉画描绘两个中国形象的道士在树下对谈的场景。大扇骨顶部雕刻一个中国男子在一座宝塔上。
在这些用明暗法绘制的中国人物周围，常常配有瓷器、画轴、羽扇等道具（图2），甚至还有代表中国文人品格的松、梅等植物，画面中处处洋溢着制扇艺术家对中国风的热爱。但通过那简略成一条线的轴头、冷暖色的柳枝、双眼皮的仕女、略带滑稽的斗笠以及家具器物中透视法的熟练运用，无不透露着难以掩饰的西画技法与欧洲视角。
图3所示的扇面中间描绘室内一位优雅的中国女子在梳妆台前盘发髻，几个侍女在旁边侍奉。两边描绘花园人物。人物用象牙贴面。
欧洲人对扇面上装饰中国人物的喜爱间接催生一种极尽奢华的制扇工艺：象牙贴面，即人物的面部和手部用象牙或云母绘制并粘贴到扇面上，这就是风靡一时的外销扇——“满大人扇”，又称“官家扇”，大多产自中国广州。此类扇面上绘有很多清装人物（图4），布局繁密、色彩艳丽。从中国传入的折扇在欧洲普及后，反过来又影响中国外销扇的制作，除了侧面反映我国外销工艺品对海外市场需求的积极响应之外，也显示出中西文化交流的双向与动态的特征。
此扇双面彩绘满大人形象，以象牙贴面，以丝绢贴衣，多人手中执有折扇。画面分为两层，正面有34个人物，背面有32个人物。
满大人扇还有如图5，也绘有多个人物。扇面用水粉画描绘假山及大朵的牡丹花。人物为满大人式，面部由云母贴制而成，花园中间有一座中式小凉亭，窗户为椭圆形，窗户和玻璃门用云母制成。扇骨为象牙材质。
● 中国园林
中国园林被西方人认为是“无规则之美”的杰出典范。英国的威廉·坦普尔爵士（Sir William Temple）在他的论文《论崇高之美》中以大篇幅来赞誉中国园林，他认为：“中国人丰富的想象力体现在经营布置之美上，其美令人赏心悦目，却又显得那么自然，没有明显地让人一望便知的规律和部署……”
17世纪后期，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旁边兴建的特列安农瓷屋（Trianon de porcelaine），是欧洲最早的带有“中国情调”的建筑物。路易十四为他宠爱的情妇莫内斯潘夫人（Mme de Montespan）修建的这座独出心裁的“小小开心屋”，由宫廷建筑师路易·勒·沃（Louis Le Vau）设计。休·昂纳说：“在它的引领下，在欧洲的每一个角落从皇后岛到巴勒莫，从辛特拉到察尔斯科·泽洛，都出现了一大批中式宝塔、网格样式的茶馆、亭子和‘儒家式’的庙宇。”18世纪70年代起，法国成为欧洲模仿中国园林的中心，有关中式造园的原则、方法、风格、样式的争论促进了中国园林文献在欧洲的传播。中国园林，尤其是皇家园林被大量模仿，在欧洲掀起了造园热潮。
在欧洲扇中，中国园林（图6）或带有中国园林趣味的花园（图7）常被作为扇面主题，在这些扇面的描绘中，两位女子在赏花品画，老者策杖，童子携花，错落参差中充满对中国园林生活的向往与憧憬。如果忽略规整的樹冠、透视精确的席榻、极具立体感的衣褶以及蕾丝状的领口，确实表现了柳阴簇簇、怪木嶙峋、老树枯槎的“不规则之美”。 宝塔、凉亭、窗棱等园林小建筑是更为普遍的装饰题材。欧洲人对中国宝塔的研究十分热衷。早在1665年，曾随荷兰使团访问中国的探险家亨利·尼霍夫就出版了《荷兰共和国东印度公司大师晋谒中国皇帝记》。这本游记在欧洲引起轰动，出现各种译本，为欧洲人了解中国打开了一扇窗。擅长绘画的尼霍夫亲手绘制很多中国风物的手稿，其中有南京大报恩寺的琉璃宝塔（图8）。1761年到1762年，英国建筑艺术家钱伯斯在伦敦郊区的丘园里建造了一座高48.8米的中国八角塔。从此，宝塔成为西方认知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式建筑之一。
宝塔不仅是表现中式园林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成为一种符号，经常出现于扇面中或暗藏于扇骨里，以此来彰显“中国风”。这些几何状的窗棂格、象征性的宝塔，与中国真正的园林建筑存在很大差异，但这些东方小建筑能把观者带入遥远中国的想象之中，使小小的扇面仿佛具有了一种穿越时空的功能。
● 中国花卉
中国花卉与西方静物中的花卉有很大不同，往往选取一枝或一段加以概括性表现。在装饰艺术中，这种折枝花卉组合成固定纹样，广泛应用于服饰、家居与器物的装饰中。中国花卉不是自然物象的简单再现，而往往被赋予特殊寓意，代表中国人的品格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花卉纹样通过瓷器和丝绸传入欧洲，对欧洲艺术产生深刻影响，尤其是洛可可艺术。洛可可艺术的推动者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帕杜夫人采用中国纹样，设计一种带有“蓬帕杜纹饰”的瓷器来取悦路易十五。在丝绸设计中，花卉图案由画家华托和布歇创作，这些以花卉为主题的丝绸刺绣，被称为“花的帝国”。
当时的法国贵妇喜欢穿着绣有中国花卉图案的服饰参加宴会，以此显示自己的优雅风度。扇子作为时尚配饰，刻绘或织绣中国花卉图案也颇为流行。一种是在中国人物或园林的扇面中作为配景，或者在扇子背面独幅出现（图9），这种花卉图案也相应选择中国原有图案，如牡丹、梅花。牡丹在中國是富贵吉祥的象征、梅花则代表高洁。花朵同样采用勾勒、填色画法，但用色厚重而概念化，与中国瓷器上的绘画非常接近。
另一种是选用西方流行的花卉，比如玫瑰，但形式是选用中国式折枝（图10），这种绘画更多采用西方技法，主要用色彩来表现物象，与静物画中的花卉更为接近;还有一种是丝绸刺绣，这类扇面选用丝质，图案使用刺绣工艺，无疑是受中国丝绸的影响，这种丝绸质地的扇面显得更加华贵典雅（图11、图12）。
纵览这场欧洲扇里刮过的中国风，虽然不如在文学、建筑、绘画等领域里那样猛烈，却更加舒缓而明晰。扇子的形制决定了扇面描绘的细节性与符号化，这让我们从欧洲扇上得以窥见浓缩的中国元素。
制扇艺术家的工匠身份使得欧洲扇里的“中国风”成为最民间的表达，因此我们欣赏到了普通工匠对中国元素的朴素理解与美好想象。在扇面描绘的场景中，中国人物悠闲而惬意，中国园林舒适而有趣，中国花卉则典雅又富贵。尽管这些图像有些不太准确，却真实反映了以欧洲人的视角看中国文化的具体细节，自然流露了文化交流中别有意趣的“中西碰撞”，从而生动展示了文化在互鉴中生成的多彩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