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这个国家公民的法律意识和道德规范的具体实現。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为了消除封建社会留下的崇尚“皇权”，轻视“法制”的观念，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法律制度，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在全体公民中开展普及法律常识的决定以来，在全国公民中开展了普及法律常识宣传教育这项宏大的社会工程，经过五个五年的精心构筑，已经获得了累累硕果。从前五个五年普法工作取得的效果看，普法机构从无到有层层建立，普法对象的重点从各级领导干部、执法人员、公务员、青少年延伸到了企业经营管理人员、职工、农民及社会大众，普法对象从要求学法到渴望懂法，宣传方式从单一的发放资料到形式多样的法制宣传，更可喜的是青少年学法教育已纳入学校的教育方案中，实现了从小抓起，从源头抓起，如今学法、懂法已成为一种风气和时尚。但是目前我国的法制建设和公民的法律意识与现代法治国家和我国市场经的发展仍有相当的差距，公民的法律意识仍然处在较低水平，普法方法还需进行认真的研究。因此，如何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 对于我们务实开展好“六五”普法工作仍是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课题。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给予关注：
　　一、我国现阶段公民意识欠缺的原因
　　 公民意识在建构法治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现实生活中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还不是很强，还存在一些影响公民意识形成的消极因素，究其根源主要有：
　　（一）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我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这既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也使我们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这个包袱在法律意识方面的表现主要是就某些陈旧意识一时难以消除，如崇尚“皇权”，轻视“法制”的观念，家长制作风和宗族观念，以及讲究门第出身和官官相护的特权思想等等，使封建社会形成的适应封建政治文化发展的臣民意识，一时难以消除。特别是在一些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旧观念、旧意识的影响更为严重。
　　（二）法治意识的淡薄
　　 法治意识是公民意识的核心，但在封建社会的中国，民众的权利意识极其淡薄。这主要是由于：1.客观上由于自然经济、宗教家族和集权专制三位一体的社会存在形式，导致商品经济的发展举步维艰。2.大规模群众运动带来不尊重法律的副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群众运动常常被用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由于群众运动是不依靠任何法律，并且在发动群众的时候，也只能讲明政策而不能用法律的严格规定来束缚群众的手足，妨碍了群众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的提高。3.依法治国、治企进程缓慢也影响了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人民政权机关，这时候本应该更好地发挥国家机关和法律的作用，对群众进行法制教育，及时地建立起完备的法制，但是，一方面由于长期革命斗争中养成的习惯，党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很多事情都由党的组织来办。另一方面，由于党在某一段时期指导思想上的偏差，对大力推进依法治国进程认识不足，习惯于用政策来调节国计民生和社会事务，许多本应由法律调整的范围常常以党的政策来调整，有的地方组织和部分企业还以考虑大局为由随意干预司法和执法活动，使执法部门在执行法律时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如单一为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和企业利润的提高，往往以牺牲环境和侵害员工的合法福利为代价等，从而妨碍了在全体公民中树立法制的观念，影响了公民法律意识的不断提高。
　　（三）公民教育的滞后
　　 市场经济的发展证明，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实践要求有现代法治观念和伦理精神的支撑，需要有与之相应的思想教育理念和运作体系。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很多方面还是沿用计划经济时代的那一套教育模式，没有及时转变思路，转变到提高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民的法治意识和道德水平上来，这也是导致公民意识缺失的重要原因。
　　（四）社会转型期制度的不完善
　　 当前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进程中，在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仍然存在不完善的地方。这主要表现为：1.存在着制度空场和制度冲突。所谓制度空场，就是制度的供给滞后、不到位，人们有了新的活动却无相应的活动规则。2.现存制度的效率不高或无效。制度的效率是指制度对人们行为的约束作用的大小。如制度对公款吃喝、公款消费等行为的规定，基本上是无效的。如果制度对人们行为有一定约束力，但没有达到制定制度时的预期效果，则是效率不高。3社会主义法律意识与非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并存。我国公民在心灵深处还存在一种对诉讼的偏见和憎恶，在解决家庭、乡邻、朋友、部属之间的冲突时，认为诉讼费时、费人、费财，即时有了诉讼的结果，也难以执行，造成了多数公民在处理日常纠纷时不愿意诉诸法律。这与现代社会人们普遍重视和通过法律途径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做法相比，差距甚大。一些公民受封建统治者“人治”及现实生活中“权大于法”、“官大于法”等不正常现象的影响，形成了长官意志就是法的畸形的法律观念。这种观念与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是格格不入的。
　　 （五）各类部门法律意识发展不平衡    其主要表现为：一是宪法意识弱于普通法律意识。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权威，宪法意识在整个法律意识中居于核心地位，并成为衡量公民法律意识水平的重要尺度。然而在我国许多公民的心目中，宪法却被视为是“软法律”而不受重视，一些人甚至认为宪法的作用低于普通法律的作用。二是民商法意识弱于刑法意识。重刑法、轻民商法是我国的历史传统，这种传统到今天仍有很大的影响。在一般公民的观念中，提起法律，首先联想到的就是“抓人”和“判刑”，对法律对民商事活动以至社会生活的全面调整和对公民合法权益的全面保障作用没有充分认识。三是诉讼法意识弱于实体法意识。诉讼法与实体法本来是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的。但是由于我国传统习惯的影响，人们对诉讼程序重视不够。即使参与诉讼，关心的往往是审判结果，对审判程序是否合法并不关心，甚至连一些司法、执法人员也常常轻视诉讼程序，这样就更加动摇了人们对诉讼法的信念，降低了人们对诉讼程序的价值评判。
　　二、提高普法教育的途径及方法
　　 培养和提高我国公民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是时代的呼唤和历史的责任，也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基础性工作。笔者根据本人在工作中遇到的实际情况，认为“六五” 普法应从以下几方面加以重视:
　　（一）大力推进依法治国方略实施
　　 法律和法律意识作为上层建筑中最紧密联系的二个部分，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社会主义法制的完善和发展程度的影响。只有坚定不移地实行依法治国，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充分显示社会主义法制的权威和力量，才能产生一种强制导向的力量，使人们在心理上形成对法治权威的信服，树立遵纪守法光荣、违法乱纪可耻的良好社会风尚，从而为培养人们的社会主义法制意识创造条件。
　　（二）必须创造适宜于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形成和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
　　 所谓外部环境，主要是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经济环境方面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因为现代法律意识是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产物，商品经济的发展必须用法律来進行规范。政治环境方面要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民主化、政治活动程序化和政治观念的科学化，因为法制是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法律意识是在民主意识的基础上产生的，只有贴近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法制才能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普及和应用。文化环境方面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精神文明组成部分的法律意识必然要受到精神文明整体发展水平的制约，公民法律意识的完善和提高也有赖于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的完善和发展。所谓内部环境，主要是指法制自身状况。包括两方面，一是建立和制定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理论和方针；二是努力形成知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使人们在心理上形成对法治权威的信服，树立遵纪守法光荣、违法乱纪可耻的良好社会风尚，从而为培养人们的社会主义法制意识创造条件。
　　（三）针对不同普法对象开展重点法制宣传教育活动
　　 经过几次普及法律常识的活动，我国的法制建设有了长足的发展，公民的法律意识水平不断提高，人们的法律观念初步形成。根据“一五”到“五五”普法重点对象变化之规律，我们可以看出普法对象之重点总的有：各级干部（包括领导干部）、青少年、执法人员（包括行政执法人员和司法人员）、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公务员、农民等。笔者认为：“六五” 普法的重点仍然是以领导干部、公务员、青少年、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农民和社会民众作为法制宣传教育重点对象。只有抓住重点对象，抓住普法重点，分阶段，分年度，一步一步地普法，才能达到全民学法、懂法、用法，实现普法的目的。只有明确了普法重点才能了解受教育对象在思考什么？关注什么？需要什么？普法重点要以民生所关注的，群众急需解决的，老百姓最需要的为内容，从而增强普法内容针对性，体现实效性。
　　（四）坚定不移地实行依法治国、严格执法
　　 认识来源于实践。社会上日常的法制实践活动对公民法律意识的形成和提高具有巨大的、现实的影响作用。如果国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都能严格地依法行政，依法办案，就能真正显示出社会主义法制的权威和力量。显示出法制的严肃性和强制性，使广大人民群众自觉遵守，并得到他们的信任。经过长期的重复实践，就会形成固定的习惯和观念，不断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
　　（五）充分利用大众传播媒介
　　 利用大众传播媒介进行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公民法律意识是一种涉及面最广、运用最多、影响最大的途径。所谓大众传播就是通过某种媒介(如广播、电视、网络、报刊等)向众多对象传递思想和观点的过程。大众传播具有信息来源的普遍性、强烈的时效性和敏感性、广泛的普及性以及公众教育机能等特征。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大众传播工具的普及率已大大提高。只要充分利用大众传播媒介，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就能产生迅速广泛的影响，同时极容易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强大的舆论和氛围，使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深入人心。
　　（六）强化并树立具体的法律观念
　　 强化权利观念。树立公民的权利观念，是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义务本质”反思的结果，也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的需要。强化权利观念，可以使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原则得以真正体现，在广泛的经济、社会活动中充分地适用权利，发挥其创造性，同时尊重维护他人的权利；树立契约观念。商品经济的交换活动是通过契约的形式连接起来的。而契约具有平等、自主、自愿、互利、互相制约等特点，能够减少交换过程中的不确定、不安全因素；运用诉讼观念。诉讼是适用法律的必要方式，是解决矛盾和纠纷的正当途径。由于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人们群众对诉讼抱有一种深深的偏见。不管有理与否，都认为是很不光彩的事情。并往往把诉讼与受惩罚联系在一起，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人们不是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纠纷，而是寻求法律以外的方式，这样就不能运用法律对其权利和利益进行有力保护。因此，树立正确的诉讼观念，既是维护个人权益的需要，也是维护正常社会秩序的需要。
　　（七）落实普法教育经费保障措施
　　      根據不同区域、不同企业把法制宣传教育经费列入本级财政和企业财务年度预算，专款专用，经费标准按所辖地区、企业人口（含家属、流动人口）计算；年度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经费要确保及时划拨，足额到位，并随着财政收入的增长和企业利润的增长而逐年提高。从而确保普法活动的正常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