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鲁迅弃医从文的著名“幻灯片事件”,是现代中国一段重要的集体记忆.1922年在《呐喊·自序》中,鲁迅提及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课堂“画片”上,见到替俄国人做军事侦探的中国人正要被日军砍头,周围是“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①.四年后,这一段经历在《藤野先生》中得以重述,课堂电影放日本人枪毙中国人,围着看的也是中国人,而“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②.这一场“幻灯经验”是否可以作为一件明确无误的史料,鲁迅看的究竟是幻灯片还是电影,给俄国人做侦探的中国人是被砍头还是枪毙?这一经验又是否可以作为鲁迅文学的起点?应该从“国民批判”的现代性,还是从视觉文化“看与被看”的图文关系去考量它?近年来,批评家关于“幻灯片事件”的讨论从未停止.与此同时,华人小说家在文学文本中对于鲁迅的效仿却艰涩又隐蔽,鲁迅无处不在,但这一“在场”又总是藏在越来越精致的叙事表象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