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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波
深圳量化科学发展观
据《羊城晚报》消息，深圳率先量化科学发展观，制订《落实科学发展观调控指标体系》。
该指标体系由宏观效益、生态环境、创新能力、和谐社会等四大板块组成，包含41项具体指标，明确了到2010年各项指标应该达到的具体数字，以及年增长率。
“宏观效益”方面，强调资源消耗明显降低，突出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生态环境”指标包括：“空气污染综合指数”、“城市河流水质达标率”、“再生资源的回收利用率”、“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环保投资占GDP的比重”等。“创新能力”主要围绕自主科技创新。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指标是“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5年内每年增长0.4%，到2010年大于4%。“和谐社会”主要体现为收入水平的公平、就业机会的公平、享受医疗保障的公平、社会保障的公平等，主要指标包括“基尼系数”、“失业率”、“社保参保率”、“万人医生数”等。（周敏 金璐）
我国高低级公务员实际收入差距扩大
据《瞭望》消息，中国高低级公务员的差距不大，仅从工资收入看，由1985年的10.2倍缩小到目前的6.6倍。但房改后，高低级公务员的实际收入差距却在扩大。
尤其是副部级以上的干部与一般干部的收入差距扩大明显，主要表现在福利住房和汽车等实物享用和分配方面，每月将得到1万多元的实际利益，是其工资的许多倍。
在全国10多个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中，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排名处于中下位次。由于各地区自行设立和出台的各种名目繁多的津贴、补贴较多，由于中央国家机关不属于任何一个地区，因此也就没有工资之外的各类地方补贴等收入，使中央国家机关的工资收入明显低于各地区的整体收入水平。
尤其是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由于地处首都北京，使其购房（北京的房价太高）和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支出大大高于外省市地区，造成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的实际收支矛盾比各地区公务员更加突出。
乌昌党委：跨行政区经济一体化新模式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消息，在9月初的第九届中国投资贸易洽谈会上，新疆的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回族自治州打出了“乌昌一体化”的招牌，格外醒目。
所谓“乌昌一体化”，是在不涉及行政区划调整的前提下，实现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州的经济一体化。在宏观上，财政、规划、市场三统一，发展规模经济来提升两地总体竞争力；在微观上，乌市的市场、人才、金融、项目等优势和昌吉的矿产、能源、土地等资源优势深度整合，通过市场调节产生合作外溢效用。为此，2004年12月，新疆自治区成立了派出机构乌昌党委，由乌鲁木齐市委书记任书记，昌吉州委书记、乌市市长、昌吉州州长任副书记，并专设一个秘书处，按正县级配备了5个工作组，负责政策研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建设、财经工作和组织工作。
设立乌昌党委的价值在于，通过党的系统这一突破口，打破行政区划边界的阻隔，统筹乌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全国还没有这样的模式）。专家评介新疆这一战略“充满政治智慧，对全国的区域经济融合有借鉴意义”。（秦旭东）
官僚和腐败是最大浪费
据《瞭望东方周刊》报道，中国当前最大的浪费，是政绩工程和决策失误。
安徽前副省长、贪官王怀忠想把阜阳建成“国际化大都市”，耗资3.2亿的阜阳机场，如今成了杂草丛生、鸟兽出没的“天堂”。
据有关部门估计，王怀忠的一系列政绩工程使阜阳财政负债达20多亿元，相当于目前财政可支配收入的5倍，至少透支了阜阳未来10年的财力。
根据世界银行估计，“七五”到“九五”期间，中国投资决策失误率在30%左右，资金浪费损失大约在4000亿到5000亿元。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政绩工程和腐败给社会造成的浪费和伤害是最大的，其根源在于公共财政约束机制和对官员约束体制的不健全。他说，“必须刻不容缓地建立有效机制，让掌握财政大权的人无法挥霍！”
我国可能成为最大建筑浪费国
“在西方发达国家不可能出现的建筑业的铺张浪费，正在中国大张旗鼓地上演。”据建设部有关负责人透露，我国建筑能耗惊人，已经占到全社会总能耗的46.7%。同时建设中还存在土地资源利用率低、水污染严重、建筑耗材高等问题。很多大型建筑追求“前所未有”的怪、奇的形式。许多大型公共建筑正成为“巨型结构的游戏”，“一百年不落后”的追求大多出自各级决策人。专家认为，问题出现的原因一是搞基本建设的人都不是专家；二是工程建设中存在大量“钓鱼工程”，立项报批时缩小规模造价，实施时再扩大面积；三是建筑工程普遍缺乏监督。
由于部门间角色合一，很难相互制约，这使得“审批程序上的‘可行性研究’变成‘可批性研究’，时间精力花在公关审批领导身上”。“业主点菜、国家请客”，当业主变为抽象化的国家，业主负责的机制如何落实？这是“一个目前在中国极为棘手的问题”。（据《中国青年报》）
声音
政策休眠折射行政不作为
司法部研究室副研究员刘武俊在《民主与法制时报》撰文提出，某些早已不合时宜、近乎荒诞的政策，居然到如今还管用。诸如探亲假制度、机关差旅费报销标准等等，这些典型的休眠状态的公共政策，归根到底暴露了政府部门在公共政策领域的行政不作为。
现行的探亲制度依据是国务院于1981年3月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公布职工探亲待遇规定的通知》，24年来该规定一直未做任何修订。未婚职工探望父母（省外），每年给予探亲假期20天。已婚职工探望省外父母的，每4年给探亲假20天。显然缺乏人性关怀。
物价早已今非昔比，然而差旅费标准却始终如一，数十年雷打不动，标准低得实在有些离谱。这种貌似节约的低标准差旅费政策实际上并没有达到节约经费的目的，反而存在转嫁公务出差成本，增加基层单位负担等明显的缺憾。
适宜信访听证的三类问题
适合采用信访听证范围主要有以下3类问题：一是屡次重访、缠访、越级访的老户；二是非常复杂、涉及方方面面，甚至是案中案、多头案的信访案件；三是可能酿成群体访、越级访、集体访的案件。信访听证会不仅有利于解决那些依照有关政策法规已处理到位，但当事人仍坚持过高要求、长期缠访的老问题，而且有利于解决因个别工作部门认识不统一、工作不到位造成的久拖不决的问题。举办信访听证会应注意区别案情，分层次举行。对重大疑难案件，应由纪检机关直接牵头举行听证；对其他疑难案件，由县直部门和乡镇分别组织。（邱子成）
我国应构建个人破产制度
江苏社会科学院张晓涛在《中国经济时报》撰文提出，在英、美、日等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破产都是先从个人开始，先有个人破产，再有企业破产。随着市场经济的长足发展，经济成熟度的提高，个人破产法的出台及个人破产制度的构建在我国已相当迫切。
破产制度发展到现代，原来不利于债务人的三大制度：破产有罪主义、破产惩戒主义和破产不免责主义已经被破产无罪主义、破产不惩戒主义和破产免责主义所取代。自愿破产制度、自由破产制度和破产免责制度是个人破产制度中的核心。目前世界各国的个人破产法都给了债务人复苏经济的机会，破产免责主义使得债务人能够从负债累累中逃脱开来重振旗鼓，自由财产制度使得债务人可以保留生活的必需品，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债务人生活的保障，也是人性化的设计，是社会文明的体现。
公共财政需要六大倾斜
财政部财科所王石生在《经济参考报》撰文提出，公共财政应向六大方面倾斜。
一、向农村倾斜。力争今年底财政支农支出达到财政支出的8%～10%，将每年新增财力的10%～15%投入农业。
二、向公共教育事业倾斜。提高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NP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4%的要求。今后要将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NP比重提高到平均5%以上的世界水平。
三、向社会保障事业倾斜。政府的社会再分配职能严重缺位，加大和改善财政向社会保障事业倾斜的力度很有必要。
四、向公共卫生事业倾斜。1990年政府的卫生支出中只有19%用于公共卫生。力争在五年内投入农村的比重要达到全部公共卫生资源的50%以上。
五、向科学技术事业倾斜。1995年中央和国务院提出：“到2000年全社会用于科技研究的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即GDP的比重要达到1.5%，由于种种原因事实上没有实现，提高比重势在必行。
六、向环境保护事业倾斜。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从1999年的823.3亿元提高到2003年的1627.7亿元，由GDP的1.00%提高到1.39%，有了很大进步。
人事档案制度改革必须加快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日前完成的《中国人才报告》指出，目前我国人事档案制度改革举步维艰，大大落后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整体进程。报告提出，改革人事档案制度，首要任务是要明确公共部门与非公单位人事档案管理的区别，建立相互分离的管理制度。
报告建议，为保障流动人员权益和各单位的专有知识信息，非公单位的人事档案应以单位为中心建立，主要用于企业日常管理。个人到新的单位供职服务，则新的服务单位应重新为其建立档案。个人离职后，原单位应在若干年内保留其人事档案。个人求职或服务的新单位欲了解、查阅其原单位的人事档案，由本人书面授权，原单位应无偿提供。非经个人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扣留、公开、披露个人档案信息。（邹声文）
国资委：国企腐败缘自三大缺陷
国资委纪委书记黄丹华近日表示，国企腐败除了权力缺乏有效制衡的原因外，体制的缺陷和监督机制的不完善也是重要原因。
他剖析国企腐败案件产生的原因，认为主要在三方面有明显缺陷：其一，企业因权力构架不合理、职责不分明和法定责任不到位而缺乏对权力有效制衡；其二，某些人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理想信念淡薄、法纪观念缺失和心态失衡而生成腐败动机；其三，由于制度的缺陷以及监督机制不完善、监督缺位或流于形式而构成腐败机会。
国资委对此将从改进权力配置、抑制腐败动机、减少腐败机会三方面综合治理，完善出资人制度，加快国有资产监管法规体系建设，尽快出台授权经营、重要子企业重大事项管理等办法，切实把国有资产管理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对在国资监管中越权违规或由于不作为而导致国有资产重大流失的行为，国资委也将进行责任追究。
此外，国有企业还要把防范腐败风险纳入企业风险管理之中，建立预警预测机制。
当前城市化存在“四透支三失衡”
据新华社消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周干峙日前在西安举行的2005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上表示，当前城市化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四个透支”即土地资源透支、环境资源透支、能源资源透支、水资源透支；“三个失衡”即城市内贫富差距扩大、城乡经济差距扩大、沿海和内地差距扩大。
周干峙认为要改变粗放式增长，改变无视社会和生态成本，不考虑社会公平和长远稳定的不能可持续发展的一些模式。
周干峙表示，我国城市化还有一个发展较快的阶段，城市化速度不宜过快，每年增率在0.8%至1%较为适当。各地要有所不同，不要搞指标化，不要互相攀比。城市化发展中要提高农村生活水平，并保持一定的农业人口比例。要注重城市的文化内涵，保持和发展城市特色。
据周干峙介绍，目前全国共设有660个城市，2万多个建制镇，城镇化率为40%，大体上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随着经济迅速增长，中国城市化率近10多年由20%增至40%，走过了英、美等国百年以上的历程，而且至今增长势头不减，其主要动因是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和城市建设保持大量投入。
周干峙表示，城市不会永远不断地扩大增长。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会稳定发展，还会出现“逆城市化”现象。
建设部副部长历数城市规划“十大怪”
据新华社消息，采访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他历数了我国城市规划的十大怪现状：
一是城市规划对城市发展失去调控作用。二是城乡规划体制分割，城郊接合部建设混乱。三是开发区规划建设与城市总体规划脱节，自成体系。四是历史建筑、城市风貌受到严重破坏。五是城市生态受到破坏，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六是规划监督约束机构软弱，违法建筑严重泛滥。七是城市建设时序混乱，城市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和重复建设浪费并存。八是区域化规划或协调机制不健全，传统的大而全、小而全思想仍占上风。九是城市建设风格雷同，千城一面。十是中小城镇规划建设未引起足够重视。
政绩工程正成权贵经济
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在近日闭幕的“21世纪论坛”上，吴敬琏、厉以宁、林毅夫等经济学家纷纷指出政府主导型权力经济亟待改变。
基于历史原因，我国过去20多年的经济高增长基本上是靠投资尤其是政府的投资拉动。由于不受市场规律制约，不考虑投入产出比，投资损耗极大，华而不实的政绩工程比比皆是。据世界银行估计，“七五”到“九五”期间，中国投资决策失误率在30%左右，资金浪费损失大约在4000亿到5000亿元。
政府主导型经济在少数地方已经演变成典型的双向掠夺经济：一方面是掠夺自然资源，大量圈地却抛荒无数；另一方面则是对普通百姓的掠夺，野蛮征地、野蛮拆迁业已成为基层的最主要矛盾。统计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使农民蒙受了至少2万亿元的损失。
这种慷国家、百姓和子孙后代之慨，谋小集团私利的权力资本化行为，在制造出虚幻的GDP高歌猛进的同时，无疑也在给我们的未来埋下定时炸弹；腐败低效，贫富差距拉大，资源与环境的污染、破坏，土地及其他各种资源的闲置浪费等。由不可持续的政府主导型权力经济，向可持续的公民权利主导型经济转变迫在眉睫。
数据
民告官案件大幅攀升 22个部委当过被告
据《扬子晚报》消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贺荣日前透露，从1990年到2004年的15年间，北京市各级法院共受理各类行政案件16344件。在这些“民告官”官司中，近5年受理的案件占71%。
贺荣介绍说，由于北京特殊的区位特点，各级法院还要受理和审理各类涉及中央国家部委和在京中央直属机构的行政案件，据统计，国务院28个部委中，有22个部委在北京法院当过行政诉讼被告。
中国经济面临五大难题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在《环球》撰文，提出中国经济结构性的五大问题。
一是对外依存度过高。2004年中国的贸易总额对GDP比超过70%，没有任何大国达到这样的高度。
二是投资效益过低。在过去25年中，中国的投资率平均维持在40%左右，2005年有可能达到50%，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相比。而投资效率却在持续下降。
三是国际收支结构失衡。中国是世界上第一大直接投资引资国，投资量接近6000亿美元，同时又大量输出资本，成为最重要的资本输出国之一。
四是高能耗、高污染的增长方式难以为继。
五是公共产品投资严重不足。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对卫生筹资与分配公平性评估中，中国列188位，在191个成员国中倒数第4。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信息量差100倍
据新华社消息，国务院新闻办负责人吴伟近日在2005北京国际出版论坛上说，西方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信息量，是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信息量的100倍。文化产品贸易上的巨大逆差，正阻碍世界了解中国。
他指出，21世纪的信息技术革命，使经济、技术力量薄弱的发展中国家让世界听到自己的声音变得更加困难，中国图书、报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在国际贸易中逆差很大。
吴伟说，“中国每年大量进口图书、期刊以及音像制品，特别是大量购进版权，使得中国对世界的了解比世界对中国的了解要多得多。这种巨大的反差，除经济上的影响外，还会带来更为重要的后果。对中国缺乏了解，容易使各国政府和民众在与中国打交道时产生更多的困惑，付出更多的代价，甚至发生不必要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