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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是我国固有的学问，是阐释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学问，是研究中华文化何以有古有今而且延续了五千年还是生生不息的学问，是探讨中国传统如何返本开新，从哪里来向何处去的学问。
孔子的“斯文”，应该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作为一个集大成者固然有“斯文在兹”的信心和承诺，但我想“在兹的斯文”也正展现出他亲自缔造的“以君子成人之美”为共同事业的道德社群。因此，“斯文”不仅仅是一套典章制度，也是一种由礼乐教化长期培育而形成的生活方式，一个通过每个人包括他每个学生积极参与而形成的生命共同体。孔子既是“斯文”的继承者，也是把“斯文”具体落实在生活世界的开创者。他所建构的是人类历史中第一次类似“公民社会”的群体。二十世纪美国一个非常杰出的社会学家希尔斯（Edward Shils）尊称孔子是现代意义下“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始祖（ancestor）”。我认为这是有道理的。
孔子的学说中找不到为奴隶社会辩解的理论根基，因此孔子的世界绝对不是奴隶社会。而伯拉图乃至苏格拉底的世界是奴隶制。孔子自己认同“天地之性人为贵”的基本原则。因此，夷夏之辨的主要标准就是文化，不是宗族，不是其他的。他崇尚“温文尔雅”的素质，反对暴戾，消解抗争。他提倡的“和”是包容的、开放的、多元的，有“他者”的参与而非整齐划一的“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是以他人为重，“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的“仁道”也承认，尊重他者并照顾到他者的利益。这种超越自我中心的伦理，是以社会和谐为个人的职责。这种价值和心态是今天的公民社会，也是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可或缺的道德基础。
其次，这个词（civil）是“文”的意思，而不是“武（martial）”。希腊有尚武的精神，孔子注重人格的熏陶。《诗》的温柔敦厚，《礼》的社会伦理，《春秋》的历史意识，《书》的政治理念，《乐》的美感经验，《易》的宏观哲理都是人文精神的体现。“六艺”是锻炼身心的技术。孔子在竞赛中特别突出“骑射”，所谓君子之争。因为它反映了“返求诸己”的美德。现在的公民社会正是强调人文教化，培养公共理性。
第三，希尔斯认为最关键的是civil指的是民间（civilian），而非官方（official）。孔子以“有教无类”的开阔心胸从事地方讲学。这是史无前例的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中特别值得关注的重大事件。他的学生中士农工商都有，固然有有权优势的人物，如子贡，但也有一贫如洗的人物，如颜回。凝聚在他身边由门人弟子组成的社群是有一种有群体性，而且有批判性的自我意识贯穿其中的。和陈寅恪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有密切的关系。
独立之精神体现在“古之学者为己”这个坚实的信念。大家都有理想和抱负，但学习的方法和途径各自不同。经过孔子的指点，如何行仁，就是指仁爱的“仁”，是共同的目标，曾子“士不可不弘毅”的期许，既是自勉，也是承诺，不仅仅是个人的承诺，也是整个群体的承诺。“任重而道远”指的是通过行仁而自我转化是孔门弟子每一个人必须背负的十字架。但这不是履行上帝的意思，而是做人的道理，完全是自己的选择：“我欲仁斯仁至矣。”“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都表达了发自内心的自由意志。
孔子特别欣赏颜回，一贫如洗的他，就因为他的独立精神。儒家的个人是由关系网络交织而成的，比如说由一个人的社会角色综合组成的。因此，绝非个人主义或者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这一点我基本接受，可是有保留。我坚持，不能忽视自作主宰的独立精神和发自内心的自由思想。没有内在的自我认识，没有自得之趣，没有自知之明，也就丧失了反省的能力，如何能够自立？己不能立，如何立人？孤立绝缘是不可能的，至少是不健康的。完全由社会关系集合而成的自我也是不可能的，不健康的。即使是一个好人，我们所说的善人，也无法达到孟子所谓的“有诸己”的境界，“可欲之谓善，有诸已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个人是关系网络的“中心点”。我们不能把中心点消解成关系或者角色。内容丰富对外开放的中心点是自我的主体。通过交流，它的内容更丰富，更充实而有光辉。
孔子承继“斯文”是通过文明的途径，运用人文的感染力，在民间进行教化来推动的。他的“斯文”，不只是外在客观的实体，不只是圣王智慧凝聚的典籍或者是制度，而是每一个人通过自己的认识和体悟在日常生活中受用的做人的道理。这个道理不假外求，更不是从上往下的道德说教，而是在思想自由的前提下个人主体自觉的选择。
这条思路对于整理国故的方法和态度研究国学提出了挑战。如何彻底改变把国学当成过去的，静态的，已定型的“遗产”是关键。国学是生命力旺盛的传统，是有历史性（而不只是历史）价值的文化积累，是正在返本开新的动态过程之中重建自我认同的学问。它不仅仅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知识体系，也是超越现代学术分科的智慧和价值源泉。它是中华民族提供给人类共享的“学做人”的道理，它是一种共法，是具有普遍价值的地方知识。弘扬国学使得“斯文”能再度重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不可或缺的。
孔子的“斯文”，应该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作为一个集大成者固然有“斯文在兹”的信心和承诺，但我想“在兹的斯文”也正展现出他亲自缔造的“以君子成人之美”为共同事业的道德社群。因此，“斯文”不仅仅是一套典章制度，也是一种由礼乐教化长期培育而形成的生活方式，一个通过每个人包括他每个学生积极参与而形成的生命共同体。孔子既是“斯文”的继承者，也是把“斯文”具体落实在生活世界的开创者。他所建构的是人类历史中第一次类似“公民社会”的群体。二十世纪美国一个非常杰出的社会学家希尔斯（Edward Shils）尊称孔子是现代意义下“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始祖（ancestor）”。我认为这是有道理的。
孔子的学说中找不到为奴隶社会辩解的理论根基，因此孔子的世界绝对不是奴隶社会。而伯拉图乃至苏格拉底的世界是奴隶制。孔子自己认同“天地之性人为贵”的基本原则。因此，夷夏之辨的主要标准就是文化，不是宗族，不是其他的。他崇尚“温文尔雅”的素质，反对暴戾，消解抗争。他提倡的“和”是包容的、开放的、多元的，有“他者”的参与而非整齐划一的“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是以他人为重，“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的“仁道”也承认，尊重他者并照顾到他者的利益。这种超越自我中心的伦理，是以社会和谐为个人的职责。这种价值和心态是今天的公民社会，也是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可或缺的道德基础。
其次，这个词（civil）是“文”的意思，而不是“武（martial）”。希腊有尚武的精神，孔子注重人格的熏陶。《诗》的温柔敦厚，《礼》的社会伦理，《春秋》的历史意识，《书》的政治理念，《乐》的美感经验，《易》的宏观哲理都是人文精神的体现。“六艺”是锻炼身心的技术。孔子在竞赛中特别突出“骑射”，所谓君子之争。因为它反映了“返求诸己”的美德。现在的公民社会正是强调人文教化，培养公共理性。
第三，希尔斯认为最关键的是civil指的是民间（civilian），而非官方（official）。孔子以“有教无类”的开阔心胸从事地方讲学。这是史无前例的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中特别值得关注的重大事件。他的学生中士农工商都有，固然有有权优势的人物，如子贡，但也有一贫如洗的人物，如颜回。凝聚在他身边由门人弟子组成的社群是有一种有群体性，而且有批判性的自我意识贯穿其中的。和陈寅恪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有密切的关系。
独立之精神体现在“古之学者为己”这个坚实的信念。大家都有理想和抱负，但学习的方法和途径各自不同。经过孔子的指点，如何行仁，就是指仁爱的“仁”，是共同的目标，曾子“士不可不弘毅”的期许，既是自勉，也是承诺，不仅仅是个人的承诺，也是整个群体的承诺。“任重而道远”指的是通过行仁而自我转化是孔门弟子每一个人必须背负的十字架。但这不是履行上帝的意思，而是做人的道理，完全是自己的选择：“我欲仁斯仁至矣。”“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都表达了发自内心的自由意志。
孔子特别欣赏颜回，一贫如洗的他，就因为他的独立精神。儒家的个人是由关系网络交织而成的，比如说由一个人的社会角色综合组成的。因此，绝非个人主义或者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这一点我基本接受，可是有保留。我坚持，不能忽视自作主宰的独立精神和发自内心的自由思想。没有内在的自我认识，没有自得之趣，没有自知之明，也就丧失了反省的能力，如何能够自立？己不能立，如何立人？孤立绝缘是不可能的，至少是不健康的。完全由社会关系集合而成的自我也是不可能的，不健康的。即使是一个好人，我们所说的善人，也无法达到孟子所谓的“有诸己”的境界，“可欲之谓善，有诸已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个人是关系网络的“中心点”。我们不能把中心点消解成关系或者角色。内容丰富对外开放的中心点是自我的主体。通过交流，它的内容更丰富，更充实而有光辉。
孔子承继“斯文”是通过文明的途径，运用人文的感染力，在民间进行教化来推动的。他的“斯文”，不只是外在客观的实体，不只是圣王智慧凝聚的典籍或者是制度，而是每一个人通过自己的认识和体悟在日常生活中受用的做人的道理。这个道理不假外求，更不是从上往下的道德说教，而是在思想自由的前提下个人主体自觉的选择。
这条思路对于整理国故的方法和态度研究国学提出了挑战。如何彻底改变把国学当成过去的，静态的，已定型的“遗产”是关键。国学是生命力旺盛的传统，是有历史性（而不只是历史）价值的文化积累，是正在返本开新的动态过程之中重建自我认同的学问。它不仅仅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知识体系，也是超越现代学术分科的智慧和价值源泉。它是中华民族提供给人类共享的“学做人”的道理，它是一种共法，是具有普遍价值的地方知识。弘扬国学使得“斯文”能再度重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