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十九年（1754）十二月十一日，江苏扬州。一个酒醉后沉沉酣睡的老秀才突然痰涌气促，在床上急促地喘息起来，没等床边的小儿子反应过来，他竟已没了气息，转瞬之间与世长辞。
这场意外过世，除至亲好友痛惜哀悼之外，在时人的嘴里，嘲讽多于怜惜：他说来也是官宦之后，一生却未考取功名。年轻时沾染了“性耽挥霍”的纨绔习气，继承巨额家业后更是变本加厉，以致田庐尽卖，等到家产败光，继续到处借钱纵饮，终于宿醉后客死他乡，俨然一个败家子潦倒而死警示世人的典型。
此人名叫吴敬梓，对于但凡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国人来说，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学到《范进中举》这篇课文时，可能所有的孩子都曾笑到捧腹。然而，就是这位文笔无比风趣幽默，字字乐天情怀的吴敬梓先生，他的真实人生何止是离世之凄凉。他在那54年的人生里，可谓富贵荣华尽享、世态炎凉尽尝。究竟是怎样的契机让他最终看透“功名”的呢？“家声科第从来美”
近代学者胡适曾在《吴敬梓传》一文的开篇这样介绍他：安徽第一个大文豪，不是方苞，不是刘大櫆，也不是姚鼐，是全椒县的吴敬梓。”
然而，吴敬梓在世时，全椒吴氏从未以他为荣。
吴氏家族在全椒乃至整个安徽，都算得上是钟鼎之家、名门望族。尤其从吴敬梓曾祖父那一辈起，可谓“一时名公巨卿，多出其门”。吴敬梓的曾祖父吴国对，一共兄弟五人，其中有四人考中进士。而吴国对本人，更是于清顺治十五年（1658）一举夺得了探花，而这一年距离吴敬梓出生仅有43年。吴国对仕途一帆风顺，多次出任乡试主考官，门生遍天下;最高职位为国子监司业、提督顺天学政，地位与巡抚（从二品）平级。
吴敬梓的祖父吴旦为家中嫡长子，虽然是个监生，但大树底下好乘凉，仕途上一直做到从六品的州同知。吴敬梓之父吴霖起为家中独子，拔贡（由地方贡入国子监的生员之一种）出身，最高职位为赣榆县的教谕，相当于今天的县教育局局长。
从这四代人的科举乃至为官状况看下来就会发现，他们从高中“探花郎”的曾祖父开始，一路走低，科举不济直接导致仕途不入品。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曾祖父吴国对的孪生兄弟吴国龙，其子孙后代的表现非常出色。吴国龙本身是进士，其子吴晟、吴昺皆进士及第，吴昺更是高中康熙三十年（1691）的榜眼，一举超过吴国对，成为全椒吴家科举的最高名次。其后家门鼎盛，吴昺的孙子吴檠（仅比吴敬梓大5岁的堂兄）也是进士。
在《儒林外史》中，所谓的杜家“一门三鼎甲，三代六尚书”的原型就是吴敬梓家族的“一门两鼎甲，两代六进士”。可以说，吴敬梓年少时也曾热衷于科举考试，更以科举世家而骄傲，所谓“家声科第从来美”。
家族的荣耀源自科举，同样地，家族内的压力一样来自科举。到了吴敬梓父亲这一代，长房在家族内的影响力已大不如前。因此，吴敬梓作为长子长孙，从小接受儒家正统教育，身负父亲教导的“考取功名，振兴家族”的重任，真可谓压力巨大。
争产家难令其狂
关于吴敬梓的身世，有一点特别之处，即他在1701年出生后不久，便以吴雯延的亲生之子出嗣给长房吴霖起为嗣子，这样，吴敬梓就获得了“宗子”（大宗的嫡长子）身份。根据传统的宗法制度，宗子在分配财产时可多得一份，于是，过继的吴敬梓本身就是族人嫉妒的对象。因而后来吴敬梓变卖祖产时，便成为家族发难大打出手的爆发点。
1723年，嗣父吴霖起逝世，巨大的丧父之痛袭来，加上这一年第一次乡试失败，吴敬梓开始大肆挥霍钱财。父母相继逝世后，23岁的吴敬梓已是一家之主，再也没有人可以约束他的生活。在那些“豪奴狎客”式朋友的引诱下，他声色犬马、狂饮豪赌、嫖娼狎优甚至狎弄娈童……可以说，此时他的生活荒唐糜烂至极。
1729年前，吴敬梓已经开始变卖家族田产。和吴敬梓关系较好的堂兄吴檠所作的《为敏轩三十初度作》中就写道：“去年卖田今卖宅，长老苦口讥喃喃。”而按照《安徽通志稿·吴敬梓传》里的说法：“袭父祖业有金二万余，素不习治生，性复豪上，遇贫即施，与文士辈往还，饮酒歌呼穷日夜，不数年而产尽。”
“泥沙一掷金一担。”吴敬梓几年就挥霍了两万多两白银（乾隆年间，一个普通人维持一年的日常生活仅需十几两银子）。之后，他开始卖房卖田了。长辈苦口婆心地劝阻他，他还以“放荡不羁”的姿态宣称：“男儿快意贫亦好”，岂能学那刚出嫁三天的新娘子，瑟瑟缩缩、斤斤计较地过日子？
在一系列变卖田产的过程中，吴敬梓和家族里的人发生了不少矛盾。因为他继承的这些遗产有很多都是曾祖辈、祖辈的产业，曾祖父就有三子，再加上曾祖辈五兄弟的房子都是连在一起的，很多产业本身缺乏明显的界限。于是，遗产之争随之爆发：近房中有人率领打手，冲入吴敬梓的家抢夺财产;更有甚者，为谋财夺产，口出恶言，直指其只是過继的“宗子”，不应分得这么多。
以吴敬梓的性格，在分产过程中，最终落在弱势的一方。后来他曾多次在诗文中表明自己对分家夺产的态度：比如他在《移家赋》中所述，全椒吴氏奉仲雍为祖先，而泰伯、仲雍、季札让国，吴凤让爵，吴家本有“三让”遗风，所以自己让产顺理成章。再比如，他还在诗中运用“王家昙首”的典故（《南史卷二十二·列传第十二》中记载：兄弟分财，昙首唯取图书而已。”），说的是王昙首在兄弟族人争家产时，只拿走了书，其它视为粪土。同样也是在表明自己的取舍。
但无论如何，这场变故对吴敬梓的刺激很大。在激烈的分家争斗中，他深刻体会到“世情看冷暖，人面迎高低”的悲凉滋味，更厌恶族中某些人的卑劣行径和丑恶灵魂，因而变得更加偏激。他开始将其佯狂抗世的姿态发挥到极至：他对钱的态度已不能用“挥霍”来形容，或者说变得跟钱有仇似的，常常无故施予穷人大量钱财。族人愈是眼红他的家产，他就愈不把钱财放在眼里。
很快，吴敬梓成了全椒县响当当的败家子，以至“乡里传为子弟戒”。他有事去找人，常常得不到通报。1731年，吴敬梓与族人的纠纷加剧，他受够了家乡人的白眼和冷遇，干脆变卖剩余的家产，携全家迁到南京，彻底断绝与族人的联系。
“文章大好人大怪”
若没有这场族人争夺财产的“家难”，吴敬梓即使科名上没有成功，万一到中年“浪子回头”，至少家乡还有退路。但反过来说，吴敬梓但凡科举上能有所寸进，家族一旦以他为荣，那所谓的家难也不可能发生。一切悲剧的根源依旧是科举。
吴敬梓从小就聪颖过人，读书过目能诵，是远近闻名的神童。5岁时他入私塾读书，14岁时开始跟随父亲吴霖起学习，18岁时顺利考取秀才，但此后一直困于科场，心头的阴影一年比一年重。
1723年，23岁的吴敬梓第一次赴安庆参加乡试，满怀信心而去，却铩羽而归。三年后，再次赴安庆参加乡试，又是无功而返。又过3年，这将是他人生中的第三次乡试。此时吴敬梓29岁了，即将步入而立之年，因此颇有毕其功于一役的架势。
本次乡试前，提督安徽学政的李凤翥在滁州主持了一次预考。赴考期间，吴敬梓在酒馆里与文友聚会，酒过三巡，他将怀才不遇的牢骚和对丑陋权贵的鄙夷一吐为快，却很快被小人传到了主考耳中。按清朝律令，士子不得结党、议论时政，果真是祸从口出。
事情发生后，吴敬梓害怕一旦被黜影响进取。为消除考官的恶劣印象，更为保全乡试资格，平时心高气傲的吴敬梓求见了李凤翥。为表诚意，他向对方行跪拜之礼，乞求原谅。所谓“匍匐乞求遭虠甝”，可见此时他的功名心之强。李凤翥倒是一点情面不留，狠狠训斥了他一顿，让他万分羞辱，颜面丧尽。
意外的是，考试结果出来，他居然得了第一名。原来，李凤翥阅卷后，颇欣赏他的才气，按才情给予了公正评分，但留下了一句“文章大好人大怪”的评语。同去的考生们闻讯庆贺，但吴敬梓心情复杂，考官翻手为云的手腕令他百感交集。
倘若李鳳翥能继续主持乡试，吴敬梓大概率能高中。同行的秀才们都如此认为，吴敬梓必中，哪有预试第一名乡试不中之理呢？但此时，另一个意外发生了。是年八月，在安庆举行的乡试，新上任的提督安徽学政变成了王兰生，这位雍正皇帝亲自任命的主考官比前任古板严苛。他对于上次预试的事早有耳闻，对吴敬梓颇为厌恶。
于是，吴敬梓再次名落孙山，始终未能搏得一个举人。这使吴敬梓痛感有愧于家族和祖先，这一年除夕，他羞于面对亲友族人，独自前往南京游玩。与友人痛饮后，孤独地回到寓所，回想受过的屈辱和怨气，即兴创作了《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词八首，回顾了自考取秀才以后，数次考试皆墨的经历。如今只能“弓冶箕裘，手捧遗经血泪流”，不能完成父亲的遗志。而家族的亲友都是“康了惟闻毷氉声”，落第了，冷冰冰的家族里，很少有安慰与鼓励，只能听见亲友们的挖苦和劝诫声。
此时，吴敬梓对科举之路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怀疑，但还不是完全失望，只是有了“欲往从之行路难”的感慨。
博学鸿词休功名
乾隆元年（1736），吴敬梓36岁。这一年，命运先给了他最大的希望，然后又将之彻底浇灭。因为这一年，清廷重开博学鸿词科。
清代由皇帝特诏举行的博学鸿词科一共只有两次。一次在己未年即康熙十八年（1679），称己未词科，参加考试的共143人。计录取一等20人，二等30人，俱授为翰林官。其中李因笃、朱彝尊、潘耒、严绳孙等以布衣入选，称“四布衣”。这次考试，网罗了大量“奇才硕彦”，影响深远。而另一次就是在丙辰年即乾隆元年（1736），称丙辰词科，参加考试的共202人，录取的仅19人，一些著名学者如桑调元、顾栋高、程廷祚，著名文人如厉鹗、沈德潜、刘大櫆、袁枚均铩羽而归。丙辰词科选拔的人才也远比己未词科逊色。
对于吴敬梓这样的名士派文人来说，特科本就是加入主流的最后机会。事实上，他是参加了丙辰词科的，当时江宁府学训导唐时琳将吴敬梓推荐给上江督学郑江，后由郑江推荐给安徽巡抚赵国麟。而赵国麟正式荐举他入京应“博学鸿词”的廷试。偏偏在这节骨眼上，
吴敬梓的消渴症（糖尿病）发作，不能成行。至今没有明确的资料可证明，他是真的因为疾病原因去不了，还是因为看破名利场，托病不往。但从一些材料中可以判断，更倾向于前者。至少他曾以被特荐为荣——在《金陵景物图诗》中题自己的“身份”时，他首列“乾隆丙辰荐举博学鸿词”，若他真的无所谓，就不会有一种秀才被特荐，颇为自得的心理了。另外在这年年底，他还作了《丙辰除夕述怀》诗，感慨自己因病不能赴试，有如网中的鸟失去了奋飞的可能。
此事之后直至逝世，吴敬梓拒绝了一切和科举相关的考试。当然，对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来说，放弃富贵容易，放弃功名难。“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的功名心，是孔子以降的所有读书人难以摆脱的心结。
接下来数年，吴敬梓的思想几度反复，但终究从“功名”的世界中解脱出来了，《文木山房集》的最后一篇《生日·内家娇》作于39岁，文中如此概括：“壮不如人，难求富贵;老之将至，羞梦公卿。”结尾更是石破天惊：“休说功名。”
这一年，他“休说功名”的决心已下;也是这一年，他正式开始写《儒林外史》。
“人生只合扬州死”
最早推荐吴敬梓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的江宁府学训导唐时琳，在为《文木山房集》作序时安慰吴敬梓说：“窃恐庙堂珥笔之君子，有不及子著名者矣。”唐的安慰之言，依据是吴敬梓“学优才”，研究六经之文必有传世的价值，会胜过八股文章仅有“一日之知”。可见当时，吴敬梓的知音甚至包括他自己，都不会想到，他会因为一部小说而名留青史。以至于他的好友程晋芳在《怀人诗十八首》中发出嗟叹：“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
是的，吴敬梓的艺术气质让他成就了一部流传千古的小说，同样也是这种艺术气质让他成为一个真名士。他的行为和做派，用“真名士自风流”来形容再合适不过。早年间，他挥金如土，“倾酒欢呼穷日夜”;41岁以后，以卖文为生，穷困异常，甚至常常无米下锅。
事实上，吴敬梓最终陷入赤贫是因为一次捐款。迁居南京后，他结交了一批文人雅士，经常谈诗饮酒，更一起捐修了文庙“先贤祠”，举办了盛大的泰伯大祭。这段故事在《儒林外史》第三十三回中有清楚的描述：
迟衡山道：我们这南京，古今第一个贤人是吴泰伯……少卿兄，你愿出多少？”杜少卿大喜道：“这是该的！”接过手卷，放开写道：“天长杜仪捐银三百两。”
杜少卿本是吴敬梓的自诩，杜少卿在盘缠路费都出不起的窘境中，毅然拿出三百两银子捐修“先贤祠”，几乎倾囊而出。
此后，吴家的居所便从繁华热闹的秦淮水亭搬到大中桥畔，过着灌园种菜的清贫生活。程晋芳的《文木先生传》对此曾有这样的记录：“他经常要把藏书拿出去典卖，换些钱来买米买酒。到了冬天严寒，又没有酒食，便邀请五六好友乘月色走出南门，绕着城墙走上几十里，一路上歌吟啸呼，相互应和，天亮从水西门进城，大笑而散，夜夜如此，谓之“暖足”。”程晋芳的记叙令人想起“竹林七贤”般的人物。的确，吴敬梓身上确有晋人风骨，面对贫穷，他自有一种豪迈气象。
在人生的最后几年，吴敬梓最常去的地方是扬州，很多时候，是由姨侄金兆燕陪同出行。这位年轻人是他的忘年交，更是他过世后鼎力相助操办后事的人。两人混迹在扬州茶肆话坊中好几年，当年扬州茶肆号称“甲于天下”，是很多艺人演唱、说书的场所。他俩都精通元曲话本，又常与艺人们相处，有时就让他们表演《儒林外史》中的人物故事，希冀如此来扩大影响，推动该书在扬州刻印问世。程晋芳诗里曾记录：吴敬梓49岁时已经把《儒林外史》写完了，但要出版，就算找最便宜的印书局，至少也要500两银子。而在扬州游走数年，印书之事毫无进展。
乾隆十九年深秋，他又去了扬州，刚好撞上程晋芳准备离开扬州返回淮安。程家本也是淮扬地区有名的富家，几代人在淮安做盐商，此时家境也衰落了。当吴敬梓得知程晋芳更加贫困时，握着程的手，流泪感叹道：“子亦到我地位，此境不易处也，奈何！”言语中流露出难以遣释的凄凉感。而《儒林外史》中一再强调读书人要有“弄一碗饭吃”的能力，大概也与吴敬梓的这种人生体验有关。
此时距离吴敬梓去世不过7天。在这最后几天里，他还是把身上仅剩的一点钱全都买了酒，邀朋友一起出游，來到城北蜀冈东头的禅智寺。此寺本是隋炀帝故宫遗址，历代文人多有歌咏。吴敬梓和友人在此酣饮，醉后卧看冈上的山光云影，冈下的田园风光，不禁朗诵唐代诗人张祜《纵游淮南》中的名句：“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
此后几日，他时常吟诵此句，暗示愿死在扬州，不料真如其言，猝然长逝。接下来的12年中，《儒林外史》仅以手抄本形式流传，面临着散轶朽烂乃至失传的境地。
幸运的是，他至情至信的姨侄金兆燕一直惦念着这本书。乾隆三十一年（1766），49岁的金兆燕考中进士，终于有了钱。他第一时间把《儒林外史》给刻了（据1869年苏州书局活字本《儒林外史》金和跋，此本已失传），虽然印量不多，但留下了传世之本。直到1803年，吴敬梓去世49年后，另一家刻印社大量翻刻，《儒林外史》才为世人所熟知，终于流芳百世。
令人颇感讽刺的是，如果金兆燕没有高中，中国文学史可能就此丧失一部巨著？
——科举最终还是把欠吴敬梓的给还上了。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