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与政府的角色

来源 :经济学动态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hu1234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国有企业的性质与界定国有企业(State owned enterprises简称SOEs)是指由政府部门仅凭借所有权地位控制其管理决策、从事商业活动的企业,包括政府部门直接控制的企业,政府直接或间接地持有大部分股份的企业,以及政府只持有少量股份但能有效控制的企业(世界银行,1997)。欧共体委员会在其1980年6月25日发布的《关于企业透明度条例》中,对国有企业所下的定义为:“任何一个企业,只要国家能够凭借其所有权、财政参与、章程以及其他规范企业活动的规定,可以直接或者间接行使支配性的影响就是国有企业”
其他文献
随着世界生产体系整合进程的不断加快,对外直接投资(FDI)和国际贸易不断增长,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其出口的相关性研究近几十年在国际上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发达国家FDI与该国的出口之间具有替代还是互补关系,其实质是国外分支机构的生产和销售会促进还是阻碍本国的出口。这个问题影响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技术跨国扩散和国际收支平衡等问题。下面我们以纵向FDI和横向FDI作为划分标准,总结和评析基于该理论的各种模型及相应的实证支持。其中横向FDI指企业在国外投资设厂,生产的产品旨在满足国外的消费者。
近十余年来,西方经济学家对家族企业问题,特别是家族企业的代理问题,做了别开生面的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本文拟对西方经济学家关于家族企业代理问题的最新进展做一评述.
一、泰勒规则及其政策含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利率逐渐取代货币供应量成为西方国家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利率水平在货币政策体系中的作用不断加强。泰勒(Taylor 1993)根据多国的数据模拟结果发现,根据产出和物价水平与设定目标值之间的差距来调节利率的货币政策规则最有利于央行保持产出与物价稳定,泰勒用一个简单的政策规则来说明货币政策的制定,即著名的“泰勒规则”(Taylor rule),其模型表达式为:
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的指示和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的精神,2005年11月3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国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共同主办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的发展道路”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科院和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30多位经济学者参加了会议,围绕着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中国的发展道路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浏览《中国第三产业发展研究》可以看到,该书研究的是我国21世纪初第三产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其理论意义在于通过分析中外第三产业发展的特征和规律,建立第三产业发展模型,揭示第三产业供求影响因素、宏观比例、内部结构、区域分布、时序发展、制度变迁的规律性,丰富了产业经济学的理论。其实践意义是在定性和定量分析的科学基础上,为我国新世纪第三产业发展提供战略思想和决策借鉴,促进我国第三产业的迅速、健康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不久前出版的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方福前教授所著的《当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一书,是一本不可多得的优秀教材。该书对现代宏观经济学主要流派的理论及其相互关系,做了全面的叙述和深入的评析。全书共分10章。绪论提出了划分经济学流派的依据和本书的分析方法。前六章主要分析20世纪以来现代宏观经济学中的6个主要流派的理论及其影响。其中,第一章综述古典经济学的宏观观点,为以后各章提供了一个理论基准或参照系,因为此后兴起的各个经济学流派都与古典学派有着这种或那种联系;
期刊
固定资产投资效益是指固定资产投资活动所取得的全部成果或产出,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相对于经济效益而言,固定资产投资活动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是难以定量计算的,且各类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之间还缺乏可比性。本文侧重于从宏观上分析评价固定资产投资的宏观经济效益,而暂不涉及其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常用的评价指标有边际资本产出率ICOR,也有的学者认为可以用全要素生产率(TFP)、投资率和投资贡献率等指标。应该说,现有这些评价指标均存在或多或少的缺陷,相对而言,边际资本产出率ICOR是最为常用、最被学术界
安徽大学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成立于2004年5月11日,是以中国三农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非盈利性学术研究机构.我国著旬三农问题专家何开荫先生担任研究中心主任,中心现有专职,兼职研究人员30余名.
10多年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了一定的进展,但从总体上看还未实现根本上的转变,仍然是粗放型、政府主导和投资推动为主的经济增长,发展效应也并不令人满意。如今,我国的经济增长虽然在数量上屡有突破,令世人瞩目,但是经济增长的质量却令人堪忧:能源、资源、原材料的高度消耗使得经济增长的高速度无法持久,生态环境污染问题较为突出;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大、效率低,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不强;政府干预过多、政经结合过密,不利于经济的顺利转轨;社会问题凸显,国家经济安全水平正在下降。而这些问题与我国经济运行的不健康模式紧紧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