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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1978年以来的新闻文体发展进程中,新闻学术共同体回应新闻实践的现实需要,力图建构适合中国特色的新闻文体理念,其贡献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亦即破除“新闻无学论”,为业界的文体实践“正名”;回应现实问题,为业界的文体实践提供理论支撑;组织调查研究,深化文体变革;倡导优秀新闻作品评选活动,推动文体变革与创新;编撰教材,培训新闻人才,“型塑”新闻文体规范。
关键词:新闻学术共同体; 新闻文体; 新时期
中图分类号:G21文献标志码:A
受新闻职业特征的影响,新闻学研究体现出了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从静态看,新闻学的原理是简单的;但在其动态发展中,新闻学却显示它与时俱进的丰富。新闻学只有在对现实的探索中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1]因此,源自实践、回归实践始终是新闻学研究的基础性“进路”。新闻文体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论—实践”的互动氛围而得以不断发展,其变革不仅直接受到新闻业界文体实践的影响,也与新闻学术界的研究须臾不可分离。
1978年以来,伴随新闻改革的稳步推进,新闻业界(通常被称为“实践派”)和新闻学界(通常被称作“学院派”)各自的力量日益壮大,在新闻基本规范方面也开始形成相对一致的认知,新闻学术界逐渐整合为一个“学术共同体”。所谓“学术共同体”即是在认同基本范式的前提下,由持有某些专长的研究者组成的研究社群。其作用与库恩所说的“科学共同体”相似,“承认一个具有独一无二的能力的专业共同体的存在,并接受它作为专业成就的惟一仲裁者,还具有进一步的含义。作为个人,并借助于共同的训练和经验,专业团体的成员必须被看成是游戏规则或作为明确判断的某种等价基础的惟一持有者。怀疑他们共有这种评价基础,就等于承认有不相容的科学成就的标准存在。这样一来必然会引起在科学中是否有真理的问题。”[2]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学术共同体不仅是记者乃至媒体职业行为的专业评判者,也是新闻文体基本规范的建构者。换言之,新时期的新闻文体乃至整个新闻学研究都是由学界与业界来共同完成的。之所以很难将二者截然分开,这不仅是对“学”、“术”互动的一种呼应,更是由新闻学的学科特性所决定,也与新闻学在中国的特殊历史际遇有关。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首任所长安岗在1982年出版的首部《中国新闻年鉴》的“前言”中就曾明确表示:“我们研究工作的重点,应该是解决当前新闻改革中的问题。我们的研究方法,应该是多多提倡专业研究人员同新闻工作者以及广大新闻爱好者、支持者互相合作。”[3]概括起来,新闻学术共同体对于新时期新闻文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破除“新闻无学论”,为业界的文体实践“正名”
职业的创造往往来源于从业者对该职业产生的价值认同感与归属感,而社会评价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从业者的职业信心与价值实现。新时期以来,学术界对新闻文体发展的首要贡献即在于破除了“新闻无学论”,将业界从传统思维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也使记者的文体实践与文体创新变得名正言顺、理直气壮。
十年“文革”中,新闻事业仅仅成为政治的工具甚至附庸,新闻学被贴上了“语录体”的标签,以致新闻工作一度被视为仅仅是一种“术”,新闻学也因此被否定是一门科学,有人甚至要求大学不需要再办新闻学专业。这样,从新闻工作到新闻教育都面临存在“合法性”的拷问。这种压力之下,不但新闻学研究难以深入,而且业界的实践也逐渐趋于僵化,许多记者不敢也无法进行文体创新。对此,名记者郭玲春在80年代的一段话就透着些许无奈——“常有人以为,笔耕生涯中,以新闻为最末流。仿佛可以信手拈来,不费周折的。唯有深入其中,方知个中滋味。”[4]1983年,国家开始了首轮职称评定工作,记者、编辑竟差点被排除在外,甚至连当时新闻高级职称评选委员会的一位副主任也认为“新闻无学”。[5]于是,“新闻记者应否评职称,新闻学是否能列入学术序列”成为当时的一个讨论热点。为此,新闻学界与业界进行了不懈努力,至讨论结束,人们基本认同了新闻不仅有学,而且是一门具有特殊规律的科学。规律所在,学术所托。新闻学者徐培汀进而将新闻文体规律列为新闻有学的一个重要依据。[6]一旦破除了“新闻无学论”,文体创新的闸门就顺势被打开,散文式新闻、立体化报道、中性报道、深度报道等新的新闻样式不断脱颖而出,80年代也成为“文革”以后新闻界最为活跃的时期。
1998年,新闻学者童兵先生在一篇纪念新闻改革20周年的文章中就对学术界破除“新闻无学论”的历史意义做了如是评价:“人的认识活动的根本途径和最终目的,是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如果我们承认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闻学研究取得重大成就,那么这个成就首先就应该归结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和新闻从业人,开始懂得新闻不仅有术而且有学,新闻传播须依规律运行而非惟意志论者的天堂;20年来,就整体而言,新闻传播的自觉性增强了,新闻指导与调控的随意性减少了,全国新闻传播行为开始步入较为规范的轨道。”[7]
二、回应现实问题,为业界的文体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学术研究的首要目的是为了回应现实中出现的问题,所谓理论既要源自实践,也须指导实践。新闻学的研究同样应该这样。诚如已故新闻学者王中先生所言——“新闻学的研究,既不能脱离整个社会现实孤立地考察新闻事业,也不能从主观动机和愿望出发,更不能从虚幻的社会存在出发,而必须从社会的普遍联系中,从活生生的社会现实中,从不断变更的群众生活条件中,探索新闻事业的客观规律。”[8]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新闻文体的影响就是从回应现实开始的。
一方面,学术界组织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学术探讨与争鸣,其中很多都涉及新闻文体方面,对当时乃至当下的文体实践都产生了积极作用。这些讨论包括:新闻“有学”与“无学”、新闻与宣传、典型报道、新闻定义、深度报道、新闻散文化、新闻与文学、新闻五要素的取舍、新闻思维、新闻观念、新闻与想象、新闻与信息、新闻广告、新闻的时效性、新闻的真实性、新闻的指导性等。通过讨论,学术界不仅厘清了新闻实践中出现的很多问题和倾向,也检视了传统新闻理论与新闻报道方式的经验。
另一方面,学术界还举办了许多有影响的学术会议,回应现实中出现的新现象与新矛盾,对其时的新闻实践进行必要的理论追认与前瞻。
1980年5月5日到12日,西北五报在兰州召开大型新闻学术讨论会。除了五家报社的代表以外,全国大多数省报、主要新闻院校、部分新闻研究单位以及中宣部新闻局都派员参加。因此,这次会议实际是“文革”后第一次全国性的新闻学术活动。参加会议的学界与业界代表提交的论文主题也几乎囊括了新闻学研究中的主要重大课题,譬如,新闻传播的基本规律、新闻事业的性质与功能、无产阶级党报的党性与人民性、报纸指导性、新闻真实性、报纸批评等。
有资料显示:北京新闻学会在成立后到1983年年底的四年中,举行了近百次学术讨论会、座谈会和报告会。其中大型的学术讨论会有:刘少奇新闻思想讨论会、经济报道讨论会、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新闻学术讨论会、纪念毛泽东诞辰90周年新闻学术讨论会等。小型的学术座谈会涉及的内容更广:有针对新闻理论和新闻史编写的专题讨论,有新闻改革、广播电视、经济新闻、科技新闻、新闻摄影、青少年新闻、体育新闻等联系实际课题的研究,有新闻教育、新闻立法、读者调查、报业经营管理等方面问题的探讨。[9]
进入90年代以后,各种学术活动类型之多、密集度之频繁实在让人目不暇给。以至童兵先生在统计20世纪新闻学研究时,也不得不表示,从1992年开始,“在本世纪最后的八年里,每年的全国性学术会议数以十计,出版的新闻学著作数以百计,发表的科学论文数以千计,以至我们不可能在这本书里一一给予完整的记录。”[10]378
2000年以来,新闻学日益成为“显学”,各种学术会议更是数不胜数。据统计,2006年我国新闻学术界召开的各类学术会议28个,其中,国际级别的会议就有6个。[11]这些会议与以往相比,一个重要变化在于研讨的议题呈现多样化与融合化,从新闻体制到舆论监督,从网络传播到新媒体,从传媒经济到媒体产业化,各种内容无所不包。新闻文体研究也往往隐含在一些相关的研究之中,比如在关于网络传播的会议中就常常包含有网络新闻文体的探讨。
三、组织调查研究,深化文体变革
1982年6月至8月,社科院新闻研究所与《人民日报》、《工人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合作开展了建国以来首次大规模的抽样调查。该调查首次采用电子计算机抽样和统计结果,对报纸、广播、电视的传播效果进行综合考察。这之后,又在浙江、新疆进行了受众调查。这些调查为新时期革新新闻文体、深化新闻改革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1986年7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我们的心愿》,表达了报社同人的改革心愿。同年,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协助《人民日报》进行读者调查。这项调查涉及全国三十个市、县,五千余名读者。调查结束后,新闻所还设立专题研究小组,邀集所内外人员和《人民日报》的编辑、记者座谈。根据座谈结果,研究小组整理出二十多期简报,提出了一系列改革设想,主要内容如下:“一、发挥报纸多方面作用;二、反映多种声音,言论分多档次;三、宣传价值与新闻价值兼顾;四、机关报的指导方法应该改善;五、国际报道要总体平衡;六、头版头条要多样化;七、报道宜‘立体’”。在改革的建议中,新闻所尤其提及了当时初步勃兴的深度报道:“深度报道是为加强指导性的一种方法。深度报道是西方新闻界提出来的。由于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在时效与形象方面占压倒优势,深度报道已成为报纸在竞争中发挥优势的重要手段。深度报道要求阐明事件的因果关系、提供广泛深刻的背景、预测事件发展趋向并分析其意义。通过深度报道,不仅可以弥补报纸在同广播电视竞争中的弱点,而且可以通过对事物的来龙去脉、意义影响的分析,使蕴涵于新闻事件内的指导意义充分显示出来。”
上述有实证支持的建议在新闻界引起了很大反响:重大国际新闻已经较多地出现在《人民日报》一版的重要位置上。《经济日报》等报纸实行了评论员署名制。许多报纸都在通过各种方式反映多种声音。河南、湖南、吉林、贵州等省报和《工人日报》来信表示,新闻所为报纸改革提出了新的思路。[12]
进入90年代以后,各类实证调查大行其道。无论是对报纸新闻的内容分析,还是有关受众、传播效果的大型调查,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都已被大量运用于新闻学的研究中。这些都切实提高了新时期文体实践与文体创新的针对性。
四、倡导优秀新闻作品评选活动,推动文体变革与创新
作为新闻工作的最终产品,新闻作品的好坏直接衡量了新闻业的专业程度。1980年,刚刚成立的北京新闻学会与《新闻战线》杂志共同发起了“全国好新闻”评选活动,该活动一共举办了十届,从第六届开始由“全国新闻学会联合会”领导,集中评选了1979-1988年的全国好新闻作品。1990年以后,“中国新闻奖”的评选启动,至今该奖项已成为中国新闻界的最高奖项。作为“一只看得见的手”,无论是“好新闻评选”还是“中国新闻奖”,都对新时期的新闻改革产生了积极影响:一方面,各级各类新闻奖项的设置集中彰显了主流意识形态文化的内在要求,并逐渐成为引领记者文体实践的“指挥棒”——“无论何处,主流出版机构的新闻记者总是与当权政府的政治文化保持一致。”[13]另一方面,这些奖项也体现了新闻专业层面的规则与标准。“不同的体裁有不同的写作要求,优秀的新闻作品除了保持自己个性风格外,还应当遵守所属体裁的写作规范。”[14]两个维度共同作用于记者及其所在的传媒,推进新闻文体的变革与发展。
新闻奖项的设立也切实推动了记者的文体创新。80年代一大批名记者之所以能够迅速蜚声新闻界,既是他们文体创新的必然结果,也与新闻评奖的大力推介有着很大关系。1981年,新华社记者郭玲春率先打破“新华体”藩篱,运用散文式笔法写作的《金山追悼会在京举行》一举获得第三届“全国好新闻评选”一等奖。许多分析该报道特色、呼吁文体创新的评价文章接踵而至。由此郭玲春迅速为国内新闻界所熟悉,散文式新闻写作手法也为其他记者竞相学习和采用。多届新闻评奖的组织者之一何光先对此的评价是:“评选推动着新闻改革,新闻改革提高了全国好新闻作品的质量,这两者相互促进、互为作用,已成为当今我国新闻不断进步的基因”。开展好新闻评选活动前,“我们的新闻媒介传播真正的新闻少,多数是不受读者欢迎的旧闻和官样文章,既旧又长,报道范围很窄,信息量甚少”。自开展好新闻评选活动后,“多数新闻形式活泼、内容生动,打破了种种框框,出现了散文式的消息,对话式的通讯乃至图像评论,并不断增强了内容的政治透明性。”[15]
五、编撰教材,培训新闻人才,“型塑”新闻文体规范
教材为初学者提供新闻文体的范例和理论指导,这对于整个新闻行业至关重要。新闻学者陈力丹就明确指出:“新闻写作通常被视为一种写作的技巧,或谋篇布局的策略。在新闻竞争的时代,人们都想在新闻写作(包括广播、电视新闻制作)方面胜出对手一筹,于是千方百计在技巧层面施展各自的才华。当写作的技巧性东西用尽之时,总感到还缺点什么,这就是写作理论的支持。”[16]一系列颇具说服力的数据就显示了新闻教育的勃兴:
首先,在教材方面。1983年全国教材由原先的4种增加到近100种,列入国家教委“七五”教材编写规划的新闻学教材和参考资料共40种。[17]12
1949年10月到1987年12月,出版新闻学著作983种,其中l949—1976年出版308种,l977—1987年则有675种。据《中国新闻年鉴》提供的名录统计,1977—1990年间出版l380种,除去1977—1987年间的675种,1988—1990年出版了705种。以1949—1976年的27年间出版308种,1977—1990年的14年间出版1380种计,后者为的前者的4.48倍。[10]382
其次,在人才培养方面。1978年以后,我国的新闻教育几乎从零开始。到1982年,全国各地举办的长期或短期、脱产或业余、有学历或无学历的各种形式的新闻干部培训班64个,已办了85期,总共培训新闻业务干部达4800多人。[18]
高校新闻专业从1984年至1988年的四年内共输送了毕业生5220人,相当于建国33年(1949—1982年)来新闻毕业生的总和。[17]12
截至2008年,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点已达877个,它们分布在全国300多家高校之中。全国现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6个,新闻学与传播学博士二级学科授权点分别为5个和4个,新闻传播学硕士一级学科授权点28个,新闻学与传播学硕士二级学科授权点分别为32个和41个。 [19]
学术界通过编撰教材,将相对统一的新闻文体观念与文体规范注入其中,并在新闻教育中大力推广,“一旦新的学科被合适的组织所承认,它的发展过程是按照和一个研究领域的发展不一样的过程进行的。教师训练学生、学生又依次再训练学生,这样形成的链条是这个过程的重要内容。”[20]这样,培养出来的新闻人才在进入新闻单位之前其文体意识业已基本“型塑”完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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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转第129页)
(上接第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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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木宸)
关键词:新闻学术共同体; 新闻文体; 新时期
中图分类号:G21文献标志码:A
受新闻职业特征的影响,新闻学研究体现出了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从静态看,新闻学的原理是简单的;但在其动态发展中,新闻学却显示它与时俱进的丰富。新闻学只有在对现实的探索中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1]因此,源自实践、回归实践始终是新闻学研究的基础性“进路”。新闻文体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论—实践”的互动氛围而得以不断发展,其变革不仅直接受到新闻业界文体实践的影响,也与新闻学术界的研究须臾不可分离。
1978年以来,伴随新闻改革的稳步推进,新闻业界(通常被称为“实践派”)和新闻学界(通常被称作“学院派”)各自的力量日益壮大,在新闻基本规范方面也开始形成相对一致的认知,新闻学术界逐渐整合为一个“学术共同体”。所谓“学术共同体”即是在认同基本范式的前提下,由持有某些专长的研究者组成的研究社群。其作用与库恩所说的“科学共同体”相似,“承认一个具有独一无二的能力的专业共同体的存在,并接受它作为专业成就的惟一仲裁者,还具有进一步的含义。作为个人,并借助于共同的训练和经验,专业团体的成员必须被看成是游戏规则或作为明确判断的某种等价基础的惟一持有者。怀疑他们共有这种评价基础,就等于承认有不相容的科学成就的标准存在。这样一来必然会引起在科学中是否有真理的问题。”[2]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学术共同体不仅是记者乃至媒体职业行为的专业评判者,也是新闻文体基本规范的建构者。换言之,新时期的新闻文体乃至整个新闻学研究都是由学界与业界来共同完成的。之所以很难将二者截然分开,这不仅是对“学”、“术”互动的一种呼应,更是由新闻学的学科特性所决定,也与新闻学在中国的特殊历史际遇有关。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首任所长安岗在1982年出版的首部《中国新闻年鉴》的“前言”中就曾明确表示:“我们研究工作的重点,应该是解决当前新闻改革中的问题。我们的研究方法,应该是多多提倡专业研究人员同新闻工作者以及广大新闻爱好者、支持者互相合作。”[3]概括起来,新闻学术共同体对于新时期新闻文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破除“新闻无学论”,为业界的文体实践“正名”
职业的创造往往来源于从业者对该职业产生的价值认同感与归属感,而社会评价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从业者的职业信心与价值实现。新时期以来,学术界对新闻文体发展的首要贡献即在于破除了“新闻无学论”,将业界从传统思维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也使记者的文体实践与文体创新变得名正言顺、理直气壮。
十年“文革”中,新闻事业仅仅成为政治的工具甚至附庸,新闻学被贴上了“语录体”的标签,以致新闻工作一度被视为仅仅是一种“术”,新闻学也因此被否定是一门科学,有人甚至要求大学不需要再办新闻学专业。这样,从新闻工作到新闻教育都面临存在“合法性”的拷问。这种压力之下,不但新闻学研究难以深入,而且业界的实践也逐渐趋于僵化,许多记者不敢也无法进行文体创新。对此,名记者郭玲春在80年代的一段话就透着些许无奈——“常有人以为,笔耕生涯中,以新闻为最末流。仿佛可以信手拈来,不费周折的。唯有深入其中,方知个中滋味。”[4]1983年,国家开始了首轮职称评定工作,记者、编辑竟差点被排除在外,甚至连当时新闻高级职称评选委员会的一位副主任也认为“新闻无学”。[5]于是,“新闻记者应否评职称,新闻学是否能列入学术序列”成为当时的一个讨论热点。为此,新闻学界与业界进行了不懈努力,至讨论结束,人们基本认同了新闻不仅有学,而且是一门具有特殊规律的科学。规律所在,学术所托。新闻学者徐培汀进而将新闻文体规律列为新闻有学的一个重要依据。[6]一旦破除了“新闻无学论”,文体创新的闸门就顺势被打开,散文式新闻、立体化报道、中性报道、深度报道等新的新闻样式不断脱颖而出,80年代也成为“文革”以后新闻界最为活跃的时期。
1998年,新闻学者童兵先生在一篇纪念新闻改革20周年的文章中就对学术界破除“新闻无学论”的历史意义做了如是评价:“人的认识活动的根本途径和最终目的,是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如果我们承认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闻学研究取得重大成就,那么这个成就首先就应该归结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和新闻从业人,开始懂得新闻不仅有术而且有学,新闻传播须依规律运行而非惟意志论者的天堂;20年来,就整体而言,新闻传播的自觉性增强了,新闻指导与调控的随意性减少了,全国新闻传播行为开始步入较为规范的轨道。”[7]
二、回应现实问题,为业界的文体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学术研究的首要目的是为了回应现实中出现的问题,所谓理论既要源自实践,也须指导实践。新闻学的研究同样应该这样。诚如已故新闻学者王中先生所言——“新闻学的研究,既不能脱离整个社会现实孤立地考察新闻事业,也不能从主观动机和愿望出发,更不能从虚幻的社会存在出发,而必须从社会的普遍联系中,从活生生的社会现实中,从不断变更的群众生活条件中,探索新闻事业的客观规律。”[8]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新闻文体的影响就是从回应现实开始的。
一方面,学术界组织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学术探讨与争鸣,其中很多都涉及新闻文体方面,对当时乃至当下的文体实践都产生了积极作用。这些讨论包括:新闻“有学”与“无学”、新闻与宣传、典型报道、新闻定义、深度报道、新闻散文化、新闻与文学、新闻五要素的取舍、新闻思维、新闻观念、新闻与想象、新闻与信息、新闻广告、新闻的时效性、新闻的真实性、新闻的指导性等。通过讨论,学术界不仅厘清了新闻实践中出现的很多问题和倾向,也检视了传统新闻理论与新闻报道方式的经验。
另一方面,学术界还举办了许多有影响的学术会议,回应现实中出现的新现象与新矛盾,对其时的新闻实践进行必要的理论追认与前瞻。
1980年5月5日到12日,西北五报在兰州召开大型新闻学术讨论会。除了五家报社的代表以外,全国大多数省报、主要新闻院校、部分新闻研究单位以及中宣部新闻局都派员参加。因此,这次会议实际是“文革”后第一次全国性的新闻学术活动。参加会议的学界与业界代表提交的论文主题也几乎囊括了新闻学研究中的主要重大课题,譬如,新闻传播的基本规律、新闻事业的性质与功能、无产阶级党报的党性与人民性、报纸指导性、新闻真实性、报纸批评等。
有资料显示:北京新闻学会在成立后到1983年年底的四年中,举行了近百次学术讨论会、座谈会和报告会。其中大型的学术讨论会有:刘少奇新闻思想讨论会、经济报道讨论会、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新闻学术讨论会、纪念毛泽东诞辰90周年新闻学术讨论会等。小型的学术座谈会涉及的内容更广:有针对新闻理论和新闻史编写的专题讨论,有新闻改革、广播电视、经济新闻、科技新闻、新闻摄影、青少年新闻、体育新闻等联系实际课题的研究,有新闻教育、新闻立法、读者调查、报业经营管理等方面问题的探讨。[9]
进入90年代以后,各种学术活动类型之多、密集度之频繁实在让人目不暇给。以至童兵先生在统计20世纪新闻学研究时,也不得不表示,从1992年开始,“在本世纪最后的八年里,每年的全国性学术会议数以十计,出版的新闻学著作数以百计,发表的科学论文数以千计,以至我们不可能在这本书里一一给予完整的记录。”[10]378
2000年以来,新闻学日益成为“显学”,各种学术会议更是数不胜数。据统计,2006年我国新闻学术界召开的各类学术会议28个,其中,国际级别的会议就有6个。[11]这些会议与以往相比,一个重要变化在于研讨的议题呈现多样化与融合化,从新闻体制到舆论监督,从网络传播到新媒体,从传媒经济到媒体产业化,各种内容无所不包。新闻文体研究也往往隐含在一些相关的研究之中,比如在关于网络传播的会议中就常常包含有网络新闻文体的探讨。
三、组织调查研究,深化文体变革
1982年6月至8月,社科院新闻研究所与《人民日报》、《工人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合作开展了建国以来首次大规模的抽样调查。该调查首次采用电子计算机抽样和统计结果,对报纸、广播、电视的传播效果进行综合考察。这之后,又在浙江、新疆进行了受众调查。这些调查为新时期革新新闻文体、深化新闻改革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1986年7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我们的心愿》,表达了报社同人的改革心愿。同年,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协助《人民日报》进行读者调查。这项调查涉及全国三十个市、县,五千余名读者。调查结束后,新闻所还设立专题研究小组,邀集所内外人员和《人民日报》的编辑、记者座谈。根据座谈结果,研究小组整理出二十多期简报,提出了一系列改革设想,主要内容如下:“一、发挥报纸多方面作用;二、反映多种声音,言论分多档次;三、宣传价值与新闻价值兼顾;四、机关报的指导方法应该改善;五、国际报道要总体平衡;六、头版头条要多样化;七、报道宜‘立体’”。在改革的建议中,新闻所尤其提及了当时初步勃兴的深度报道:“深度报道是为加强指导性的一种方法。深度报道是西方新闻界提出来的。由于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在时效与形象方面占压倒优势,深度报道已成为报纸在竞争中发挥优势的重要手段。深度报道要求阐明事件的因果关系、提供广泛深刻的背景、预测事件发展趋向并分析其意义。通过深度报道,不仅可以弥补报纸在同广播电视竞争中的弱点,而且可以通过对事物的来龙去脉、意义影响的分析,使蕴涵于新闻事件内的指导意义充分显示出来。”
上述有实证支持的建议在新闻界引起了很大反响:重大国际新闻已经较多地出现在《人民日报》一版的重要位置上。《经济日报》等报纸实行了评论员署名制。许多报纸都在通过各种方式反映多种声音。河南、湖南、吉林、贵州等省报和《工人日报》来信表示,新闻所为报纸改革提出了新的思路。[12]
进入90年代以后,各类实证调查大行其道。无论是对报纸新闻的内容分析,还是有关受众、传播效果的大型调查,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都已被大量运用于新闻学的研究中。这些都切实提高了新时期文体实践与文体创新的针对性。
四、倡导优秀新闻作品评选活动,推动文体变革与创新
作为新闻工作的最终产品,新闻作品的好坏直接衡量了新闻业的专业程度。1980年,刚刚成立的北京新闻学会与《新闻战线》杂志共同发起了“全国好新闻”评选活动,该活动一共举办了十届,从第六届开始由“全国新闻学会联合会”领导,集中评选了1979-1988年的全国好新闻作品。1990年以后,“中国新闻奖”的评选启动,至今该奖项已成为中国新闻界的最高奖项。作为“一只看得见的手”,无论是“好新闻评选”还是“中国新闻奖”,都对新时期的新闻改革产生了积极影响:一方面,各级各类新闻奖项的设置集中彰显了主流意识形态文化的内在要求,并逐渐成为引领记者文体实践的“指挥棒”——“无论何处,主流出版机构的新闻记者总是与当权政府的政治文化保持一致。”[13]另一方面,这些奖项也体现了新闻专业层面的规则与标准。“不同的体裁有不同的写作要求,优秀的新闻作品除了保持自己个性风格外,还应当遵守所属体裁的写作规范。”[14]两个维度共同作用于记者及其所在的传媒,推进新闻文体的变革与发展。
新闻奖项的设立也切实推动了记者的文体创新。80年代一大批名记者之所以能够迅速蜚声新闻界,既是他们文体创新的必然结果,也与新闻评奖的大力推介有着很大关系。1981年,新华社记者郭玲春率先打破“新华体”藩篱,运用散文式笔法写作的《金山追悼会在京举行》一举获得第三届“全国好新闻评选”一等奖。许多分析该报道特色、呼吁文体创新的评价文章接踵而至。由此郭玲春迅速为国内新闻界所熟悉,散文式新闻写作手法也为其他记者竞相学习和采用。多届新闻评奖的组织者之一何光先对此的评价是:“评选推动着新闻改革,新闻改革提高了全国好新闻作品的质量,这两者相互促进、互为作用,已成为当今我国新闻不断进步的基因”。开展好新闻评选活动前,“我们的新闻媒介传播真正的新闻少,多数是不受读者欢迎的旧闻和官样文章,既旧又长,报道范围很窄,信息量甚少”。自开展好新闻评选活动后,“多数新闻形式活泼、内容生动,打破了种种框框,出现了散文式的消息,对话式的通讯乃至图像评论,并不断增强了内容的政治透明性。”[15]
五、编撰教材,培训新闻人才,“型塑”新闻文体规范
教材为初学者提供新闻文体的范例和理论指导,这对于整个新闻行业至关重要。新闻学者陈力丹就明确指出:“新闻写作通常被视为一种写作的技巧,或谋篇布局的策略。在新闻竞争的时代,人们都想在新闻写作(包括广播、电视新闻制作)方面胜出对手一筹,于是千方百计在技巧层面施展各自的才华。当写作的技巧性东西用尽之时,总感到还缺点什么,这就是写作理论的支持。”[16]一系列颇具说服力的数据就显示了新闻教育的勃兴:
首先,在教材方面。1983年全国教材由原先的4种增加到近100种,列入国家教委“七五”教材编写规划的新闻学教材和参考资料共40种。[17]12
1949年10月到1987年12月,出版新闻学著作983种,其中l949—1976年出版308种,l977—1987年则有675种。据《中国新闻年鉴》提供的名录统计,1977—1990年间出版l380种,除去1977—1987年间的675种,1988—1990年出版了705种。以1949—1976年的27年间出版308种,1977—1990年的14年间出版1380种计,后者为的前者的4.48倍。[10]382
其次,在人才培养方面。1978年以后,我国的新闻教育几乎从零开始。到1982年,全国各地举办的长期或短期、脱产或业余、有学历或无学历的各种形式的新闻干部培训班64个,已办了85期,总共培训新闻业务干部达4800多人。[18]
高校新闻专业从1984年至1988年的四年内共输送了毕业生5220人,相当于建国33年(1949—1982年)来新闻毕业生的总和。[17]12
截至2008年,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点已达877个,它们分布在全国300多家高校之中。全国现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6个,新闻学与传播学博士二级学科授权点分别为5个和4个,新闻传播学硕士一级学科授权点28个,新闻学与传播学硕士二级学科授权点分别为32个和41个。 [19]
学术界通过编撰教材,将相对统一的新闻文体观念与文体规范注入其中,并在新闻教育中大力推广,“一旦新的学科被合适的组织所承认,它的发展过程是按照和一个研究领域的发展不一样的过程进行的。教师训练学生、学生又依次再训练学生,这样形成的链条是这个过程的重要内容。”[20]这样,培养出来的新闻人才在进入新闻单位之前其文体意识业已基本“型塑”完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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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木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