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国银行系统面临着明显的不良资产反弹压力。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以及资产负债结构风险、资产集中度风险交织在一起，共同考验中国银行系统的风险承受能力和管控能力
　　
　　在中国庆幸华尔街哀鸿遍野的惨状似乎对中国银行业影响甚微之际，高盛最近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增加了我们的忧虑。
　　高盛在报告中指出，最坏的时候还没有到来——中国银行业的房地产不良贷款将在2008年第四季度和2009年上半年初露端倪。高盛认为，H股中资银行2009年的盈利预测大约下降4%—8%;规模较小的纯A股银行盈利受到的负面影响可能更严重（下降8%-13%），房地产贷款占比较高的浦发、华夏和兴业银行可能更易受房地产市场恶化的冲击。
　　
　　靠天吃饭
　　
　　自2003年金融改革启动以来，中国银行业的竞争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截至2007年末，14家上市银行共实现净利润2877亿元，增速为71.8%，比2006年的34%提高了一倍有余。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和交通银行2007年的净利润增长率分别为31.33%、49%、64.9%和65.18%;招商银行、中信银行、浦发银行、民生银行2007年的净利润增长率分别达到124.3%、112.4%、63.85%和68.57%。
　　毋庸置疑，近年来中国银行业在业绩增长方面确实取得了长足发展。盈利能力、资本充足率以及不良资产率方面都有所改善。然而，亮丽业绩背后却潜藏着诸多风险隐患。
　　中国银行业的业绩增长主要还是依靠做大规模为主。传统的增加信贷投放规模仍然是其利润的主要来源。另外，中国目前实行的是存款利率管上限、贷款利率管下限的利率管制政策，这种独特的利率管制政策客观上为提高银行的利差收入提供了制度保障。加之2006年下半年以来，资本市场的火暴以及通胀带来的负利率导致大量银行存款活期化，使银行发展传统信贷业务获得了更为可观的利差收入。
　　在商业银行生息资产规模的扩大与净利差水平提高的背后，隐藏的是存款短期化、贷款久期化，即“短存长贷”的期限结构风险。从这个角度看，近年来银行利息收入增长不是没有代价的。
　　非利差收入比重虽然取得了较为明显的发展，但当前国内商业银行开发的非利差收入成色不足，仍然没有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
　　一方面，国内商业银行的部分非利息收入的增加来自于此前“大牛市”所带来的手续费、佣金收入以及理财业务等中间业务的爆炸式发展。随着今年资本市场价格泡沫破碎、交易量萎缩，这部分中间业务的收入将出现明显下降。
　　另一方面，国内商业银行开发的中间业务，更多的是购买或整合国外相关理财产品的“二手贩子”角色，这使得其开发的理财产品不仅技术含量低，而且不易控制风险。
　　
　　新瓶装旧酒
　　
　　2008年以来，监管部门对银行采取了信贷额度管制，而且信贷管制采取按季度监测的手段。为规避政府对表内信贷规模的监管，国内商业银行采取了表内信贷业务表外化的策略，即商业银行通过承兑汇票、保函、信用证、委托贷款等表外融资业务来突破信贷管制。
　　各种形式的委托贷款，不仅规避了信贷额度的监管，而且改变了商业银行的盈利结构，增加了中间业务收入。委托贷款表面上属于表外业务，但实际上通过委托协议、担保合同等让商业银行承当了与传统信贷业务近乎一致的风险，本质上仍然属于银行传统的信贷资产，属于新瓶装旧酒。
　　截至2008年6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为28.62万亿元，同比增长14.12%，符合年初设定的监管要求。但从8家上市银行披露的数据看，上半年商业银行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合计增加4068亿元，同比多增1402亿元。有权威数据显示，上半年仅委托贷款一项就新增了2600亿元。
　　可见，在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增长中，有相当数量是从传统信贷业务中演绎出来的中间业务收入，其风险特征与传统的商业信贷基本一致。
　　
　　地产信贷之殇
　　
　　房地产价格泡沫的理性回归直接造成商业银行信贷资产风险升水。目前，银行信贷资产不仅连接着商品房供给端，同时也支撑着房产消费端。近年来，随着房价持续飙升，购房已经严重透支了国内居民的实际有效支付水平，在投资（或投机）房产需求驱逐下，房价的飙升遏制了真实自住需求。
　　房价与居民收入的偏离度越高，按揭贷款风险就越高，银行需要通过提高首付比例及提高边际利率的手段来尽可能地覆盖按揭和开发贷款的风险敞口。随着房价泡沫的理性回归，与房地产有关的信贷资产的违约风险将增加。
　　有关调研数据显示，房价在目前基础上下跌40%左右，将有利于刺激国内住房有效需求的增长。笔者认为，40%的跌幅可能支撑有效需求，但要真正刺激自住需求还需要一定程度的超跌来构筑房价底部。显然，地产信贷为银行带来的直接风险不容低估。
　　此外还有间接风险。国内银行的非地产信贷一般以抵押、质押贷款的形式为主，完全意义上的信用贷款相当有限，主要集中在国有大企业和大集团领域。许多名义上的信用贷款，实际上也不同程度地通过资产增级（如商业银行担保增级、各种隐性资产质押增级等）。
　　显然，随着房地产泡沫爆破，抵押物价格缩水，依赖房地产为抵押、质押而发放的贷款风险无疑将会增加。
　　
　　来自制造业的挑战
　　
　　事实上，对中国银行业来讲，在制造业信贷的风险敞口不亚于正在调整的房地产市场。目前，银行信贷余额中制造业信贷大约占25%左右，高于纯粹的房地产开发贷款，而采购经理人（PMI）指数已连续数月下跌至50%以下（PMI指数低于50%表示制造业经济下降）。业界认为，银行在制造业贷款的质量将面临着高于预期的挑战。
　　2003年以来，资产价格泡沫增长所产生的财富效应支撑了全球消费的强劲增长。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持续蔓延和扩散，这种增长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出口，并俨然形成了“投资－出口”闭合循环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外需骤然下降使得中国出口部门失去了生产之“锚”。在经济繁荣期不断扩张的生产能力面临着闲置的风险，中国制造业不可避免地面临着盈利能力下降、资产风险提高等压力。
　　国内的投资仍然过度依赖于银行借贷等间接融资，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所面临的调整风险自然过度地聚集在了银行系统。一旦制造业信贷风险升水，那么商业银行为规避风险将更进一步惜贷，进而加重制造企业现金流负担。这无疑将增加商业银行信贷资产的风险敞口，并有可能掉进银行与制造企业“共输”的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