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相识定姻缘
　　
　　1935年春天,红四方面军开始了艰苦的长征。军部工农总医院的医务人员陪护伤病员,随着部队突破国民党重兵的围追堵截,进入藏民地区时,粮食没有了,连战马也被宰掉填进了肚里,严重的饥饿折磨着每一个指战员,尤其威胁着伤病员和医务人员。院领导决定组织一个30多人的战斗小分队,到反动派盘踞的山寨里去,务必夺回一点救命粮。这个小分队以女性为主,由李开芬和一位秘书带领。
　　经过研究,小分队分左右两路进入山寨,来个声东击西,调虎离山。李开芬带领十几个女战士悄悄地从右路进入寨中,已是深夜,万籁俱寂,敌人在床上做着美梦呢。她们发现有一间磨房,里面堆着小麦和面粉。正准备动手时,左路小分队与敌人接上火了,李开芬知道,这是战友在配合她们。熟睡的敌人惊醒了,他们摸起枪,边喊边朝枪响的地方飞奔。李开芬趁机指挥小分队迅速冲进磨房,夺走了十几口袋小麦和面粉,飞快地撤出山寨。她们与左路小组会合后,李开芬提着手枪,与男兵在后面掩护,边打边退。夜黑沉沉的,敌人不知红军有多少兵力,无心恋战,放了一阵枪没有追赶。李开芬和小分队夺粮成功了,他们安全地返回。
　　有了救命粮,伤病员们高兴万分。后来他们有一部分人能够坚持走出杳无人烟的草地,实在是小分队虎口夺粮的功劳。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历经了一般人难以想像的千辛万苦,到达甘孜。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长征结束了,给后人留下了美丽的神话。
　　红军在甘南会师这一天,固然是李开芬终生难以忘怀的日子,但是她没有别人那么狂喜,因为她的头上还戴着“肃反对象”的帽子,已经3年了。好在长征结束之后不久,组织上根据她这几年的表现,下了这样的结论:“党信得过的红军战士”。“帽子”终于摘掉了,回想起3年生与死的考验,她觉得经受了一次很好的锻炼,因为这使她变得冷静了、成熟了,对革命的理解更深切、更透彻了。
　　到了延安,李开芬进了中央党校学习。党校党支部书记是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对年仅19岁的李开芬像对待自己的小妹妹一样关心,了解她在红四方面军的坎坷经历后,十分同情她,赞扬她的坚强性格,并欣赏她的才能。学习还没有结业,就推荐她到西路军妇女先锋团当秘书去了。
　　妇女先锋团由1300多名女同志组成,王泉媛担任团长。妇女先锋团属教导团领导,教导团政治委员朱良才因此与李开芬结识。他们的相识纯属偶然,而且从此缘定一生。
　　这天,朱良才军装上的一粒扣子掉了,他是个很讲究军容的人,马上就要缝起来,但一时没能找到针线。恰巧,李开芬来了,她掏出随身携带的针线包,站在政委面前,麻利地缝好了扣子,然后朝他嫣然一笑,转身走了。这一笑,虽然不是千娇百媚,却使他产生了打量李开芬的兴趣。她,高挑的个子,弯弯的柳叶眉下,闪动着一双秋水见底般的眼睛,鹅蛋脸形,红润的小嘴带着甜甜的笑意,洗得有些发白的军装把她婀娜的体形展示得恰到好处。后来,朱良才了解到她的身世,特别是在四方面军“肃反”时的表现,他爱上这个四川姑娘了。
　　
　　“枪口留人”获生还
　　
　　李开芬出生于1917年,家住四川达县的农村,父亲是清末一位秀才,办了个私塾,靠教“子曰诗云”糊口,他能言善辩、办事果断,当上了土律师,替人诉讼,后来又被当地乡民选为团总。他还具有民主革命思想,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可他的家却是共产党的秘密联络站。李开芬在这样一个开明、小康的家庭里,无忧无虑地度过了童年。她的父亲是旧知识分子,但对新学堂很感兴趣,不要求她像自己那样拜孔夫子,满口“之乎者也”,而是把她送进了新式学堂。李开芬读书上进,活泼可爱,深得国文余老师器重。这位国文老师是地下共产党员,常常给她灌输革命思想。李开芬14岁时,老师就介绍她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到了16岁,老师又引导她走进革命队伍;加入红军时,她已具有高级小学的文化,算是个小知识分子。当时的旧中国,男尊女卑,农村女孩子一般都没有机会走进学堂,李开芬可算是凤毛麟角了。
　　李开芬在红军队伍里显得有些稚气未脱,但表现却勇敢、坚强,刚17岁,就加入了共产党。不料,就在这一年,突如其来的横祸降临到她的头上,她差一点成了革命枪口下屈死的冤魂。
　　李开芬是红四方面军的一名战士,四方面军的主要负责人是张国焘。张国焘是共产党内资历最深的人物之一,1921年建党时他就参加了“一大”,一直是党的领导者,由此渐渐养成了一种骄傲自大、惟我独尊的作风,在他管辖的范围内,只要是他张国焘说的事,人们只有无条件地服从。1934年在川陕革命根据地,从张国焘那里刮起了血腥的“肃反”风暴,不少革命的同志被关押、被杀害,李开芬就是其中的一个。她被当成“反革命”五花大绑拘押起来,罪名呢?说来真是令人啼笑皆非,仅仅因为她是“念过高级小学的知识分子”、“父亲是当地团总”,这样的“千金小姐”参加革命不是真心实意的,只不过是混进革命队伍里伺机破坏罢了,所以该肃该杀。
　　这天,受尽折磨的李开芬,在荷枪实弹的行刑队战士押解下,步履蹒跚地向一座山坡走去。来到土坑的边沿,行刑队长喝令她站住,说:“李开芬,这里就是处决你的地方。”
　　李开芬抬起头,仰起脑袋,凝视着前面的一丛翠竹。
　　“你还有话要说吗?”行刑队长冷冰冰地问。
　　被捕后,她曾经申辩过,要求上前线死于战场,而不是死在自己人设计的刑场,但毫无用处。此刻,她还是坚持说:“我要向党申诉!”
　　“此案已结,用不着申诉了。”行刑队长一挥手,“准备执行!”
　　执刑的战士举起步枪,向李开芬的头部瞄准。
　　面对黑洞洞的枪口,她想哭、想叫骂,她毕竟才17岁,真不甘心就这么死去,但终于没有开口。她闭上眼睛,只是想念着爸爸、妈妈、哥哥,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了,心中不禁一酸,泪水沿着她的睫毛滚在脸颊上……
　　就在这个时候,忽然,刑场外出现几匹战马,“得得得”地奔来,4名持短枪的女战士大喊:“停止执行!”随后,一个穿列宁服的女干部跳下马来,用马鞭指了指行刑队长,斩钉截铁地说:“把李开芬放了!”
　　行刑战士听到命令,立刻缩回了手中的步枪。
　　原来,这位女干部就是张琴秋,红四方面军的政治部主任,极富传奇色彩的女将。
　　政治部主管“肃反”,张琴秋的工作作风是严肃的,当她审查决定立即处死的“反革命”材料时,大吃一惊,李开芬的履历简单又明白,还是个未成年的女孩,哪是什么“反革命”呢?她拍案而起:“胡来!”急忙赶到刑场,要行刑队“枪口留人”。
　　李开芬从刑场上被拉了回来,幸免一死。由于她有当时非常宝贵的文化水平,被安排到列宁小学当教员。学生都是红军干部的子弟和烈士遗孤,他们的父母都有一番英雄业绩或者悲壮的故事,大多数孩子已失去了父母或无法常见到父母。李开芬很喜欢孩子们,不仅耐心地教他们文化知识、唱歌跳舞,还细心地管教他们的生活,整天忙得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但她心里感到充实、欢乐。
　　政治部考虑到李开芬能唱歌、有文化,不到一年,就把她从列宁小学调到前方,当了火线宣传队的队长。她们的主要工作是对敌攻心,开展宣传,阵前喊话,瓦解敌人。宣传队包括队长在内共有7人,都是十六七岁的姑娘,都是因为各有特点而调进来的,或唱或吹,或者嗓门大,适合做宣传工作。
　　这支小小的“红色娘子军”训练两天后就上了前线。她们仅凭两天的紧张训练,学会了唱红军歌曲,对敌喊话、射击、隐蔽等等。她们不顾自己的安全,坚持同前线战士在一块,利用拂晓和傍晚的时机宣传,因为这时当官的不在,当兵的随便,对敌喊话没有干扰。
　　喊话一开始,敌兵在静听,偶尔打几声瞎枪。他们听见喊声是女性,笑着讲起了下流话,有的姑娘气得流眼泪。
　　时间长了,姑娘们从中摸到了敌人的规律,知道哪些话能感动他们、瓦解他们。于是,她们对敌兵宣传红军的性质,讲穷人翻身的道理,替反动派卖命不值得,还编了《白军士兵苦》、《兵变回老家》等民间小调唱给对方听。
　　由于红军的战术主要是运动战和游击战,流动性大,与敌人阵地相持的机会极少,因而火线宣传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李开芬便和宣传队的同伴们转到设在万源的方面军工农总医院,经过短期培训,她成了医院里的一名医务人员。
　　但是,“肃反”的阴影仍然跟着李开芬。一天,李开芬还在上班,两名持枪的“肃反”人员不分青红皂白,就要把她抓走。原因是发现一条反动标语,追查下去,怀疑是李开芬干的。这时,医院的王连长走过来,伸手一拦,对“肃反”人员说:“李开芬是我连的战士,我要对她负责到底。你们可以把她的字拿去核对,现在不能带人,查出证据后,我亲自把她捆了给你们送去。”
　　“肃反”人员只有悻悻而去。
　　接着,她走进四方面军长征的队伍里……
　　
　　血战沙场的猛将
　　
　　让李开芬没有想到的是,仅仅是一面之缘的教导团政委朱良才大胆地向她表示了爱意。这使她既惊且喜,也开始注意这位首长了:朱良才年轻英俊,既有军人的威武,又有读书人的文雅。几次接触中,给她留下了深刻地印象,这位颇有心计的姑娘便悄悄打听朱良才的一些情况。
　　朱良才是湖南汝城县人,1900年出生,1925年参加农民协会,投身革命,1927年10月入党,接着参加湘南起义,跟随朱德、陈毅奔上井冈山,在斗争中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
　　“马日事变”后,朱良才身为外沙村农民协会委员,他率领农民群众向土豪劣绅猛烈进攻。因此,土豪劣绅对他恨之入骨。此时,汝城宣抚团团长何其明,勾结国民党范石生第十六军向汝城反扑。农军失败,中共汝城特支书记朱青勋牺牲,朱良才等30多名农会骨干被捕。
　　反动派妄图从朱良才嘴里获取“共匪”内情,结果一无所获,就给他戴上脚镣手铐,不给饭吃,不给水喝,轮番拷打审讯。朱良才坚贞不屈,决不吐露实情,敌人决定将他斩首示众。
　　这个消息被国民党第十六军政治部宣传科长、地下党员赵薪传侦知,即以接管“共党案犯”为由,将朱良才等30多人移至军部“处置”。汝城县地下党书记何日升获悉何其明、范石生二人已趋于矛盾,便以亲戚名义探监,买通看管人员,把利用矛盾打击何其明,营救他们的计划悄悄告诉了朱良才。第二天,赵薪传传朱良才“训话”,也作了同样内容的暗示。
　　朱良才回到狱中,想出了一条妙计,告诉难友们联名告状,列诉何其明的种种罪状。他不顾身受刑伤,巧妙构思,虚虚实实,将何其明欺压民众,劫掠民财,收缴民枪,扩大武装,企图割据一方和毁谤国军的条条罪状写成一纸,又让难友们签字画押盖血印。
　　范部正欲铲除何其明这股异己势力,只是无从下手,此时收到朱良才等人的控诉书,证据在握。范石生以此为由,将何其明捉拿归案,投入狱中,并缴了他200多支枪,宣抚团由此瓦解。
　　数日后,范部宣布朱良才等无罪释放。
　　朱良才狱中告状,搬倒了何其明,解救了自己,汝城的劳苦大众无不拍手称快,赞扬他有勇有谋。
　　1928年,朱良才参加了湘南起义,随部队上了井冈山,后历任红四军军部秘书、连政委、支队政委、师政委。在战场上,朱良才身先士卒,冲锋在前,曾多次负伤,被誉为“九死一生未下鞍”的沙场猛将。
　　1931年秋,在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中,担任九师政委的朱良才在指挥部队作战时,被弹片击断了右臂,鲜血直流,战士们把他抢救下来,送往医院治疗。
　　当时红军医院设备简陋,医疗技术落后,只能采用土法接臂,治疗时间长,他在病床上整整躺了3个月,断臂仍未痊愈,他焦躁不安。那时,前方战事频频,朱良才日夜惦记着部队的作战、训练和政治工作,归心似箭。他不顾医护人员的严令劝阻,带着未愈的臂伤,跑到红军总部,找到总政委周恩来,请缨杀敌。周恩来爱抚地摸着他的伤臂,劝慰他再治疗一段时间,伤愈后重上战场。
　　朱良才决心已定,坚决地说道:“我宁可战死沙场,也不愿再躺病床!”
　　周恩来见此,便只好将他派到领导力量较薄弱的红十五军团当政委。他按照毛泽东关于建设红军的原则,不顾伤痛,经常下连队抓各级党组建设,加强政治教育,使指战员的政治素质提高很快。
　　战略大转移,他随部队战斗在长征路上,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朱良才调任红三十军政治部副主任兼教导团政委,参加了西路军作战行动。
　　
　　千里乞讨归队
　　
　　正当朱良才和李开芬谈得浓情蜜意、爱情之花含苞待放时,一场狂风骤雨把他们培植的爱情之花摧残了,他俩不仅被分开,而且都险遭反动派的杀害。
　　先说朱良才吧。
　　1937年3月,西路军与“马家军”遭遇,惨遭失败。王树声、朱良才、李聚奎等奉命率领右路支队在祁连山一带迂回打游击,伺机东返。当时右支队只剩下400多名将士,他们的心情是复杂的,既有失去许多战友的悲恸与惆怅,还有对未来的疑虑和担忧,他们之中许多人真想坐下来抱头痛哭一场,让憋在心里的泪水滚滚而出,冲刷掉心中的悲痛与哀伤,或许心情会轻松一些。然而,他们没有这样做,只是沉默少语。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一支为天下穷人谋求解放的钢铁队伍,现在不是大哭一场的时候,而要以更大的信心和勇气去迎接前面的艰难险阻。
　　王树声带着少数人先走了,剩下的战士在山沟里转来转去,又回到了原来打仗的地方,为保存更多一点的革命力量,决定让机动性强的骑兵组成一路,尽快脱离险境。朱良才、李聚奎等人和伤病员另成一路,以牵制敌人。
　　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马家军”的骑兵骄横跋扈,横冲直撞,部队被冲得七零八落,朱良才身边仅剩10多 名战士。他们在荒沟里转了4天,弹尽粮绝,肚子饿得“咕咕”作响,不得已把骡子杀了,将肉割成一小块一小块,没等烤熟就啃起来,没有盐味,一股腥气,吃起来直犯恶心。天气又冷,冻得他们浑身打哆嗦。不几天,骡肉吃光了,再度陷入困境。这样下去,即使不被敌人捕去,也会饿死、冻死,于是他们决定下山。
　　朱良才率十几个饥肠辘辘的战士往山下走,刚转过山麓,碰上敌人搜山,他们见势不妙,立即掉头往山上跑。朱良才、陈明义等3人,由于体力不支,跑到半山腰便被“马家军”逮住了。
　　敌人抓住了红军,得意忘形地押着他们下山。这时,周围的枪声稀稀落落,又传来阵阵吆喝声,分散了敌人的注意力。朱良才见敌松懈,过土坎时,给两个战友使个眼色,趁敌不备,3个人挣脱绳子各朝一个方向猛跑。敌兵慌了神,不知道追哪个好,站在原地胡乱开枪,他们闪身钻进了密林里,消失得无影无踪。
　　逃离虎口,却不见了战友,失去了与组织和队伍的联系,朱良才孤身一人,天苍苍,野茫茫,他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但他坚信,有天黑,就会有天亮,西路军虽然失败了,党中央还在,毛主席还在,河东还有红军,一定要找到部队,找到党,找到毛主席。于是,他拣起路旁的一个破碗,沿途讨乞,化装潜行。
　　得势一时的“马家军”,嚣张至极,到处搜捕失散的红军,特别是红军将领。为避搜捕,起初,朱良才白天卧在刺丛里、石缝中,夜晚摸黑跌跌撞撞地赶路。饿了,啃草根,嚼树叶;渴了,抓起一把雪塞进嘴里。
　　一天傍晚,朱良才拄着拐棍,端着讨饭碗,去一个村子乞讨。真是冤家路窄,刚进村口,就见“马家军”搜捕红军来了,情急之中,他见路边有一个小洞,连忙钻了进去。等敌兵走后,他才爬出来,给一户人家1块钱,买了点干粮,又上路了。
　　他穿着旧羊皮袄,走在开阔地里。经打听,这儿敌人搜查很严,夜里常有巡逻队出没,相比之下,白天反倒比较安全。正行间,突然远方出现“马家军”的骑兵,飞奔而来,他跑不能跑,躲也无处躲,正在无计可施的时候,附近传来了一群绵羊“咩咩”的叫声。他灵机一动,走向羊群,毫不隐瞒地向牧羊老人道出自己的身份,恳求相救,善良的老人同情这位落难红军,点了点头。朱良才脱下皮袄,把它翻转过来穿,然后趴在地上,装成一只“羊”。牧羊老人会意的迅速将羊赶拢,把他掩盖得严严实实。一会儿,敌骑兵到了,喝问牧羊老人看到红军没有。老人抬手向前一指,敌人未发现可疑迹象,信以为真,朝牧羊老人所指的方向扬鞭而去。马蹄声消失后,朱良才从羊群中走出来,道了谢,继续赶路。
　　晚上,朱良才住进了四面透风的破庙,天刚亮,他就到煤窑和石灰窑去乞讨,穷苦的工友同情他,也认定他是散失的红军,不仅爽快地给一两顿饭吃,还提醒他改变着装,以免被敌人识破。朱良才脱下满是虱子的羊皮袄,换上工人又脏又黑的破棉袄,更像个地道的乞丐了。
　　好不容易走到了兰州郊外,在黄河上的兰州大桥敌人盘查严密,因为身无证件,插翅难飞。愁苦中,朱良才不禁想起,这样的经历他已有过一次。1927年湘南暴动后,他去韶关找朱德部队,在一桥头也遇到同样的堵截,他混在送殡的人群中过去了。这次,也一定要想办法通过兰州大桥。朱良才走到临桥边的一间厕所里,蹲下来佯装拉屎,眼睛不时地盯着桥头,寻找过桥机会。
　　不久,桥头传来一阵吆喝声,只见守桥敌兵在驱赶行人。朱良才判断,哨兵清道,必有要人通过,必须抓住哨兵忙于献殷勤而盘查松懈之机过桥。真巧,来了两个过桥的算命瞎子,前面的一个人左手拄着拐杖,后面的人用右手扶着前面人的肩膀,蹒跚而行。朱良才妙计顿生,双目微闭,拄着拐棍,装成算命的瞎子,走上前去,把右手搭在后面瞎子的肩膀上,轻声道:“咱们是同行,一道过桥吧。”由于他头发蓬松,面容憔悴,胡须很长,显得很老,哨兵一点也不生疑,让他过了兰州大桥。过桥后,他不敢贸然进城,继续往东走。
　　经过36个日日夜夜的艰难行进,一路留下了多少惊险离奇,他终于走到了甘肃的镇原县。一打听,知道这里驻有红军,正在营救西路军失散官兵。当这位面孔黑瘦、胡子拉茬、衣衫褴褛的“叫花子”,跌跌撞撞地出现在援西军某团团部时,谁也没有想到他就是援西军正要寻找的目标之——朱良才。于是,他重新回到红军队伍中。
　　
　　与马匪斗智斗勇
　　
　　再说李开芬。西路军渡过黄河,血战河西走廊,终因敌众我寡,弹尽援绝而悲壮失败了。
　　奉中央电令,西路军两位领导人陈昌浩、徐向前回中央汇报情况,残余人员就地坚持游击战争,等待中央救援。为了掩护西路军总部安全转移,妇女团在梨园口担任掩护任务,她们每人身上只有几发子弹,要阻止敌人的进攻,是多么艰难。子弹快打完了,她们用石头、木棍,跟冲上阵地的敌人搏斗,她们用手抓、用牙咬,阻止敌人前进。搏斗近两个小时,团长王泉媛听到总指挥部撤退的方向枪声渐渐远去,知道掩护任务已经完成,便下达了撤退的命令。祁连山白雪皑皑,四处都有马匪追剿,哪里是条出路?王泉媛含泪把不足300人的残部,分成几股向东行进,企图渡过黄河寻找中央红军。
　　李开芬等十几名女战士跟随团长王泉媛向东南方向疾趋。马匪封锁了一切通道,李开芬等昼伏夜行,凭北斗星辨认方向,艰难地摸索前进。饥饿、寒冷、困顿一齐袭来,她们只有咬紧牙关,不前进就只有死路一条。
　　疲惫不堪的女战士们发现一口窑洞,她们决定在这里休息,待夜晚继续行动。不幸的是,搜山的“马家军”发现了她们,把她们抓走了,关在凉州监狱中。
　　统治甘肃的马匪头目之一马步青酝酿着一个恶毒的计划,把红军女俘虏中一些长相姣好的配给中下级军官做老婆。前后已有40多名女红军被强行拉走了。
　　李开芬代表被关押的战友给中央写信,诉说她们所受的磨难,要求党中央把她们救出去。信是通过到医院看病的女战士带出去的。因为很多女战士受不了非人的折磨而病倒了,马步青不得不允许她们去医治。
　　这天监狱放风时,李开芬沿着院墙走,忽然,墙缝外有人对她轻声问道:“你们这里有个叫李开芬的吗?”
　　李开芬一怔,反问道:“你找她干什么?”
　　墙缝外的人听出了声音,自我介绍说:“我叫余民声,是她的老师,我找她有话说。”
　　“呵,余老师!”李开芬惊喜地叫一声,这就是当年把她引上革命道路的那位国文老师,她相信他一定是组织上派来的。余老师告诉李开芬,外面已开始国共合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兰州有八路军办事处,一定要坚持斗争,组织上在设法营救,如能出狱,先奔兰州,说完从墙缝塞进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兰州办事处的地址及负责人的姓名。
　　这次与余老师的意外相见给了李开芬和战友们极大的鼓舞,她们知道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党中央正在关怀她们。
　　由于国共合作的局面已经形成,马步青不得不改变方式,企图软化她们,表面上宽容,每隔一定时间,就给她们看电影,让她们洗澡,还给她们做了新衣服。
　　李开芬立刻识破了敌人的花招,她从不去看电影,把新衣服扔在墙角。马步青发现,李开芬在女战俘中略有威信,只要制服了她,别的女战俘就好办了。同时,李开芬长得秀美风韵,也让马步青垂涎。他有个如意算盘,想把她弄来做贴身秘书。
　　马步青派副官去狱中“请”李开芬,一连两次,李开芬就是不买他的账,他恼羞成怒,吼道:“再去‘请’一次,如不来就用鞭子抽!”
　　李开芬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答应去见马步青。马步青假装客气,皮笑肉不笑地说:“李小姐,请坐,请坐。”
　　李开芬像木桩似地立着,面容冷峻,一言不发。
　　马步青表现出“宽容大度”:“李小姐是个难得的人才,现在国共合作,我马某求才若渴,很想重用你呵……”
　　李开芬把脸偏向一边,根本不予搭理。
　　马步青一张脸立即拉长了,但还是强忍怒气,说:“我观察过你,你有文化,处变不惊、顽强果敢、刚柔相济,是个不可多得的女性。”
　　李开芬不想再听他的花言巧语,转身朝外面走去。
　　马步青一声怒喝:“站住,你往哪里去?”
　　“回监狱!”李开芬头一昂,坚决地回答。
　　“不必去那个地方,太脏了,我给你另找住所。”
　　“不!我哪也不去,回监狱和我的姐妹们待在一起!”
　　马步青一挥手,吩咐把李开芬送回监狱,他心里打定了主意:自古“烈女怕磨夫”,他要娶李开芬为妾,不到万不得已他舍不得下毒手。
　　为了使李开芬服服帖帖,马步青秘密地把她押解到凉州城外一间偏僻的民房里,从被俘的女红军中找了一个名叫沈秀英的16岁女孩,陪伴她,又派一名副官隔三差五地送些吃的、用的小东西,以示关怀。当然,附近的另一间民房里,住着两个化了装的暗哨,日夜监视着她俩。
　　马步青自以为此计甚妙,收服李开芬是迟早的事。没想到“聪明反被聪明误”,这种安排却给李开芬提供了逃出魔掌的机会。
　　过了一段时日,李开芬根本不为所动,马步青急不可待了,派了3个士兵用棍棒、皮鞭,轮番毒打李开芬。李开芬早已抱定必死的决心,奋起厮打,直到精疲力竭,倒在地上。
　　3个匪兵丢下话:“违抗军长的命令绝没好下场!”说罢,扬长而去。
　　衣服被皮鞭抽烂,浑身血迹斑斑,李开芬躺在床上不能动弹。沈秀英哭了好久,她在附近弄了点草药,嚼碎后给李开芬敷上,细心照料着。
　　余老师的话时时刻刻在李开芬的耳边响起,她也时时刻刻在寻找逃走的机会,她一定要回到党的怀抱,回到朱良才的身边。这个机会终于送上门来了。
　　有个姓盛的传令兵,陕西千阳人,常常奉命给李开芬背来柴米。这个士兵也是穷苦人出身,和几个同乡外出做工,半路上被马匪抓来当壮丁。他读过几年私塾,从新兵连提到团部当了副官,得罪团长后被撤下来,当了传令兵。因为过去给监狱送饭,认识了沈秀英。他听说过共产党和红军是为穷苦人闹革命的,对她们有好感,便同李开芬和沈秀英交谈了一会儿。
　　交谈中,李开芬了解到传令兵的遭遇和苦恼,一条逃离魔窟的巧计在心里逐渐形成。一天,传令兵又来送米送柴,李开芬见时机成熟,问他:“你想老家吗?”
　　“怎么不想?离家3年了,我常在梦里想家想娘。离家那天,我瞒了她,说是去找亲戚借粮,可怜我的老母两个月后才从信中知道我的下落,如今撇下老人家无人照管,我是个不孝之子呵!”传令兵说着,眼圈红了。
　　“你想不想回去?”
　　“想也白想,请假不许,开小差抓住要枪毙的。”
　　李开芬听他这样回答,心里有了底:“盛大哥同我们一起走怎么样?”
　　传令兵瞪大了眼:“马军长能放过你们吗?”
　　“当然不会放。他还在做美梦呢?要走,就得想个办法!”
　　“什么办法?”
　　李开芬故意激他:“这就看你男子汉有没有胆量?”
　　传令兵被这两个坚强的女性感动了,说:“你们红军男女都是好样的,受尽磨难,决不屈服,我虽不如你们,但只要你们有胆量,我决不惧怕!”
　　接着,他们悄悄商定:由盛大哥弄来两匹马、一身太太衣服和侍女的衣服,他扮成副官,假托护送团长太太,骑马逃离凉州。
　　为了对付那两个暗哨,这天夜里,盛大哥买来好酒好肉,把他们灌醉后,3人立即穿好服装,乘了两匹快马,飞奔出了城门。
　　到了第一个哨岗,李开芬装作趾高气扬的样子,对盛“副官”马鞭一指,说:“两个弟兄放哨辛苦,赏他们两壶酒钱。”哨兵见是军官太太,恭维不迭,连忙放行。
　　第二天,两个暗哨酒醒,什么都明白了,急忙报告马步青。马步青大怒,忙发“通缉令”,悬赏捉拿。
　　李开芬料定敌人必来追捕,通过第一道哨卡后,便拐入小路。这“一主二仆”在乡间走动,她的“身份”,不仅保长没敢阻拦,连民团也都抬手放行。
　　他们顺利地到达兰州北边的黄河渡口,两匹马跨上黄河大桥,不远就是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了。李开芬想到就要见到久别的亲人,分外激动。
　　这时,守桥的警察拦住了她们。李开芬板着面孔,严肃地说:“我要见你们所长!”
　　面对所长,李开芬亮出自己的真实身份:“我们是红军,要回八路军兰州办事处。”
　　所长打量了他们一阵,问:“红军怎么和马军长的副官走到一起来了?”
　　“国共合作抗日嘛,既是合作自然就有往来。副官和我们在一起,是为了共同抗日,警察先生,难道你不愿意抗日吗?”
　　所长无话可答。
　　
　　在新的征途上
　　
　　他们终于来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党代表谢觉哉、主任彭加伦、援西军组织部部长朱良才全都出来迎接。李开芬心潮澎湃,激动万分,只说了一句:“我回来了!”便热泪盈眶,泣不成声了。
　　朱良才与李开芬大难不死,劫后重逢,那种高兴的心情简直没法形容。他们互相诉说了各自惊险、传奇的经历,都是那么精彩,那么令人难忘。从此,他俩的情意更浓了,心更贴近了,了解更深了。
　　李开芬留在八路军兰州办事处工作,沈秀英和盛“副官”去了延安学习、工作。在此期间,朱良才和李开芬喜结良缘,九死一生后成了一对革命伴侣。
　　抗日战争时期,朱良才和李开芬奉命离开兰州,先到延安,李开芬被安排在抗日军政大学医院任指导员。不久,朱良才到晋察冀军区,任三分区政委,李开芬也随之转战晋察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接着,朱良才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成了八路军一位经验丰富的高级政治工作干部。李开芬则担任过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科长、晋察冀军政干部学校政治部组织部长等职务,她以自己的才能,高度的责任感,成为丈夫的得力助手,她曾被誉为“政工之花”。
　　3年解放战争中,夫妻二人转战于华北大地,朱良才曾任华北军政大学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开芬担任该校政治部组织部员、大队政委等职,夫妻俩长期在同一单位工作,他们互相尊重,互相支持,既是夫妻,又是上下级,更是革命同志。
　　结婚10年,并肩战斗,风雨相伴,艰苦共尝,共同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1952年,夫妻俩来到北京,正式安下了家。朱良才先后担任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北京军区政委等重要职务,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并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李开芬先后担任过华北军区直属政治处主任、华北军区司令部通讯处副政委、干部组织统计处处长等职,1952年离开军队转到地方工作,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干部司副司长兼党支部书记。
　　二机部藏龙卧虎,知识分子云集。那时,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思想活跃的知识分子们,看到共产党以高姿态欢迎批评,心情振奋,他们以会上会下、写信或贴大字报,向单位领导开展批评。
　　有一位普通干部,画了一幅题为《司长偷花》的漫画贴在大字报中间,立即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首先是它的形式吸引人,其内容画的又是本单位的司长、高干,一位端着花盆溜走,回过头来贼眉鼠眼地窥视有无人看见的领导,实在滑稽可笑,讽刺辛辣。观看的人个个嬉笑夸奖,还有的称赞作者的胆识。
　　司长也偷偷地看了,不由得满腔怒火,他要报复这个作者。于是,司长找到他的上级,首先否定偷花的事实,然后说这是无中生有,恶意攻击领导、丑化党的形象。
　　群众是支持这幅漫画的,当然也有的持不同的观点,问题提到党支部书记李开芬那里,她采取了慎重的态度,首先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回到家里,又把这件事同丈夫说了,向他讨教,她知道丈夫一直是搞政治工作的,是位优秀的政工干部。朱良才说:“人民内部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画一张漫画批评某些人的错误行为,其动机善意,效果良好,为什么说是攻击党?又不是说党偷花,或说全司的领导都偷花,一个领导干部能代表党吗?漫画也是一种批评方式……”
　　李开芬认为丈夫说得有道理,她在党支部委员会上陈述自己的观点,说:“首先,我不同意把漫画的作者定为‘右派’分子。正常的批评,不是像某些同志说的‘讽刺’一位领导干部的缺点和错误,是党内民主生活允许的,也是这次‘整风运动’所希望出现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不能说是攻击党。我经过调查,某位领导偷花的确是事实,漫画并非无中生有,因此,不能说是丑化领导。另外,一位领导干部不能代表党,因此批评他不能说就是反党。如果一个人就代表党,岂不成了共产党偷花了……我们的干部,不管是谁,也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不可能没有错误的。有了错误不允许别人批评,或者把批评者打成‘右派’,这就不是共产党整风的姿态了。”
　　尽管李开芬的观点是正确的,支委们也表示了相同的看法,但运动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运动的最后和开始也是大相径庭。李开芬被撤职了,理由是她“不宜插手此事”。
　　漫画的作者终于获罪,划为“右派”,成了“反党分子,”被遣送回乡,交群众监督劳动改造。
　　李开芬被撤职后,心情郁悒,回到家里,扑在丈夫的怀里失声痛哭,她委屈呀。朱良才劝慰了好一阵,她才止住抽泣,愤愤不平地说:“什么‘不宜插手此事’?我是支部书记,党内的事情不应该管吗?眼看着一位诚心诚意地帮助党整风,大胆批评了一位党的领导干部的错误行为的好同志,不仅不受到鼓励,反而遭受打击,我能无动于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待她平静后,朱良才给她倒了一杯水,坐在她的身旁,耐心地开导她:“开芬,我要称赞你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敢于为无罪者仗义执言。你不像那种人,在大规模运动面前,认为打一个‘右派’,自己身上就增加一份光环,多一份党的信任,添一条发展的路。但是,必须指出,你对运动的估计不足,看法也未免幼稚些。总之,要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你不会受冤屈的。”
　　朱良才说对了,半年之后,李开芬恢复了职务。
　　由于朱良才多种疾病缠身,久治不愈,尤其是负伤的右臂没有及时治疗,造成终生残废,1959年便申请离休了,此时他还不满60岁。
　　丈夫离休后,李开芬曾试图请长假回家陪伴他,精心照料。朱良才不同意,劝她道:“我身体不好,失去了为党工作的机会,心里很难过。你身体行,就要争取为党多作贡献,为建设社会主义尽自己的一切力量,这便是对我最大的安慰了。”
　　
　　在“文革”的风风雨雨中
　　
　　“文革”初期,李开芬是四机部政治部副主任,自然成了“走资派”。但在运动初期,四机部有国防军工背景,所以她没有受到冲击。朱良才虽说离休了,他仍然关心国家大事,关注这场“文化大革命”,认真学习中央的有关文件,晚上便同妻子交流对“运动”的看法和理解。
　　1966年10月的一天上午,政治部副主任李开芬正在办公室学习文件。忽然,门被“哗啦”一声推开了,几个年轻人走了进来,开门见山地说:“我们是‘造反派’,对你的历史是了解的,我们欢迎你同我们一起战斗,说得明白些,就是要求你站到我们这边来,不要和‘老保’来往,要是站错了队可没你的好处……”
　　这时,群众组织林立,打来打去便分了“红脸”和“黑脸”——“造反派”和“保皇派”。两派都想争取她这个走过长征路的军转干部,以便夺权之后能“结合”进他们的临时领导班子之中,以装饰门面。李开芬无意做一个“随大流,不挨斗”的干部,拒绝道:“不必多讲了,我完全明白,你是要我再站一次队。我从14岁参加革命,如果说是站队,我早就站到共产党的队伍里了,为什么革命20多年,又要再站一次队?不,我哪个队也不站,哪个派也不入。”
　　她坚定的态度,铮铮的语言,把“造反派”的头头气炸了,丢下一句话:“咱们走着瞧!”悻悻而去。
　　李开芬这种开顶风船的性格,注定她又要遭受一次劫难。
　　南京有个四机部的重点军工厂,两派斗争激烈。这时,国防工业所急需的军工生产受到影响,工厂几乎瘫痪。消息传到中央,周恩来可急了,把四机部部长王铮叫到面前,郑重地告诉他,这个重要的国防工业的领导权必须由共产党掌握,运动要开展,国防工业的生产也不能停顿。
　　王铮苦笑一下,说:“夺了权的头头们说,‘北京来人,谁敢到南京我们这个厂插手,就叫他有来无回’。”
　　“那好,就派不怕有来无回的干部去插手,去夺权!”周恩来怒形于色了,手一挥,“你考虑一下谁去最合适。”
　　“总理,我去吧!我倒不怕有来无回。”
　　“你不怕有来无回,我还怕呢!你这部长回不来,无线电工业谁来抓?你不能去,派个得力的干部去就行了。”
　　王铮想到了有棱有角的李开芬,非她莫属了。于是李开芬临危受命,信心百倍,但在家里与丈夫分手时,竟有几分决绝与悲怆:“老朱,此去南京,要是我回不来,你就好好带着孩子过日子吧。”
　　朱良才真舍不得妻子去冒这个风险,但这是党的命令,他鼓励道:“开芬,怕什么?当年‘马家军’那么凶悍也奈何不了你,我相信你能把南京的事办好,我等你凯旋归来!”
　　李开芬带领几个随员,登上了南下的列车……
　　真让朱良才说准了,半个多月后,李开芬和她的随行人员真的奉命凯旋归来了。原来,她在南京厂,首先以她无畏的胆量,无视“敢来南京插手就让他有来无回”的威胁,而震慑了两派,接着她在大会宣传党中央的政策,从“抓革命,促生产”的重要性讲起,一直讲到这个厂的全体职工在过去所作的贡献以及在今后“促工作,促战备”的历史责任面前应有的姿态。一些关心生产,关心国家的老职工感动了,他们由衷地拥护四机部来的代表的主张,两派求同存异,形势大有好转。
　　然而,这个敢冒风险完成任务的勇敢的好干部,等待她的不是上级首长和战友们的热情的迎接,而是“造反派”早已准备好的牢笼。她被关押起来了。
　　四机部的“造反派”批斗部长王铮,李开芬作为部长的“黑干将”,拉来陪斗。“造反派”把她押上台,第一个动作就是强迫她低头认罪。
　　尽管“造反派”一再威逼,李开芬就是不低头,为什么低头?向谁低头?面对着马步青的皮鞭、镣铐没有低头,面对着张国焘行刑队的枪口、刀锋没有低头,今天我也决不在“造反派”面前低头。
　　李开芬被关押在一个大院里的高楼上,墙壁上贴满了批斗她的骇人标语,她看惯了,看厌了,索性不去理会。在这黑暗的牢房里,令“造反派”没想到的是,她在冷静地思考自己如何活下去,斗争下去,决不能让他们整死,也决不自杀,那是自绝于人民!
　　这期间,她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信,申诉自己的冤情,但都被“造反派”扣留了,反而招致更加残酷的报复。
　　朱良才见妻子处境十分恶劣,忍无可忍,上书党中央,为他的妻子鸣不平,要求公正地处理。
　　上将上书陈词,引起党中央的重视。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李开芬终于出狱了。长时间的群众专政下的关押批斗和监狱折磨,她的身体很虚弱。她回到了那个年久失修、庭院荒芜的家,见到了“不思量,自难忘”的丈夫和两个因母亲入狱而受到株连的孩子,一时间“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1972年,李开芬又回到部队工作,担任北京军区后勤部副政委。她永远记住丈夫的话,在新的岗位上兢兢业业的工作。
　　朱良才于1989年2月22日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