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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好3点来，怎么让我等到现在？我90岁的人了，哪还有40分钟可以浪费？！”
即便看见记者手里捧着一大束鲜花，李恒眼里仍难掩愠怒。虽然最终接受了记者的解释，这位身形瘦小、头发花白却依旧蓬勃而有活力的老太太还不时念叨：“40分钟，整整耽误我40分钟……”
32岁，从零开始学习植物学;61岁，深入独龙江，进行首次越冬科考;73岁，领衔开展高黎贡山生物多样性研究;90岁后的首个“五一”劳动节，她微信告知记者：“节日4天，我在家工作4天，天天有成果。”
在中科院昆明植物所，李恒是这家历史悠久研究所的一道独特风景。近60年的科研生涯，她所获荣誉众多，有14种物种以她的名字命名。作为17万多份各类植物标本的采集者，李恒把自己比喻成一棵白菜：“就像一棵菜一样自然生长——不忸怩、不装饰，简单地过着。”李恒说，自己一辈子没有用过胭脂和口红。
“低谷时能反弹，就是胜利”
在成为植物学家之前，李恒先后做过家乡湖南省衡阳县的乡村小学教员、县文化馆员工以及中科院地理所俄文翻译。而在生命的起點，她差点因祖辈重男轻女而成为弃婴。“我刚出生，已有两个孙子的祖母就将一坨棉花塞进我嘴里，母亲怜我是条生命，又悄悄掏了出来。”
世界以痛吻醒这生命，又赋予其坚韧和倔强。随大时代一道跌宕起伏，在磨难、困厄中成长的李恒愈发“有恒”。日寇侵袭衡阳，被迫辍学的她悲愤地写下诗句：“飘荡啊，飘荡，可恨的秋风，为何把弱小民族杀光？”
十年动乱期间，被打成“牛鬼蛇神”的李恒，与昆明植物所所长吴征镒一道被关进牛棚，接受“造反派”批斗和劳动改造，“想死的心都有”。然而一有机会，她就拉着吴征镒就专业问题问这问那。别人在搞运动，她却一个人冒险泡在标本馆里，将昆明植物所100多万份标本几乎看了一遍，还自学了拉丁文，学会了阅读德语和法语文献。李恒的第一个“研究成果”——《黑龙潭杂草植物名录》（手写稿），就是这样产生的。
“人生总有高峰和低谷，高峰时不自大，低谷时能反弹，就是胜利！”在李恒看来，困苦未必都是苦，有得有失，才是人生。
1961年4月，李恒随丈夫一同来昆明植物所报到。此前，她是一名俄文翻译。这是令人羡慕的职业，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可以享受与外国专家同样的生活待遇。但吴征镒一见李恒，兜头泼了一盆冷水——“这里不需要俄文翻译，你需要学习植物学，学习英文。”
李恒对吴征镒的直率、坦诚没有感到惊奇和沮丧，一切归零，从头学吧。报到后的第二个星期，李恒就赴文山参加野外科考，搭乘大篷车，风雨尘土无遮拦。夜宿旅店，臭虫、虱子、尿臭味令人坐卧不宁。走路、爬山、上树要学，打背包、烧火煮饭也要学。多年之后，同事们还记得当年考察时的一个场景，因记录一个植物的名称，考察组长被李恒问得有点不耐烦，而李恒这个刚进门的“外行”竟冲着组长“挑战”：“你记住，三年之后，专业我一定会赶上你，而外语你却超不过我！”
不久，人们就领教了李恒的要强、较真儿。“有人说她喜欢抬杠，其实时间一长，大家发现她不是为争论而争论，而是从交锋中吸收、学习对方有益的想法。”李恒的学生杨永平说。
不盲从权威确是李恒一以贯之的原则。当年面对苏联专家，“即便我只是个翻译，对于他们一些不符合中国国情的观点和议论，我也毫不客气地和他们争！”说起这段往事，李恒脸上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
“考察没有做完，决不能半途而废”
在李恒获得的所有称号中，“独龙江女侠”是她最喜欢的一个，其中蕴含着她与“西南最后秘境”的一段生死情缘。1990年10月，61岁的李恒带着3名助手和64匹马驮载的辎重向滇西北的独龙江进发。行前，她的老伴卧病在床，女儿正忙着出国。
“为啥要进行独龙江越冬考察？因为独龙江是植物学上一个神奇的地方，许多类群一翻过高黎贡山就变了。以往受条件所限，对独龙江植物考察均集中在7月至11月，几乎没有人在冬季涉足过独龙江。这里的奥秘没有揭开，我觉得有责任去闯闯这个‘鬼门关’。”
为了此次考察，李恒精心准备了两年，筹集了在独龙江生活一年的物资，甚至准备了在当地播种的菜籽。
王立松与李恒相识多年，是少有的敢顶撞她又没挨过骂的同事。说起当年与李恒野外科考的经历，王立松可没客气：“大家都不愿意和李恒一道出去，为啥？在山上劳累了一天，到傍晚，大伙儿都按点到山下集合，候车回宿营地。她每次都是最晚下山的那一个，害得大家都得等着她。”
科考开始不久，李恒就染上了疟疾，天天高烧，病势十分危重。当地政府曾考虑用直升机将她转运出来，后来独龙族乡亲将李恒抬到边防部队诊所，用上李恒自带的青霉素，打了多日吊针才闯过鬼门关。
8个月的考察成果是丰硕的。李恒和队员们采集了7075号植物标本，宣告发现植物新种80多种;经过系统整理和分析考察资料后，他们首次提出了“掸邦—马来亚板块位移对独龙江植物区系的生物效应”学说。独龙江考察成果获得中科院自然科学一等奖，也由此奠定了李恒的学术地位。
令周围人没想到的是，独龙江考察对李恒来说仅是个起点。为了彻底揭开独龙江的植物学之谜，她将目标锁定在独龙江所属的高黎贡山的广大区域。73岁时，李恒再次出发，并申请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等单位的资助。之后10年间，她组织美国、澳大利亚、德国、英国以及国内专家对高黎贡山生物多样性进行了18次科考，经常与上百人的队伍一起探险。
2007年，高黎貢山考察结束，共采集植物标本24万余份。此后数年，李恒每天整理标本、登记和录入，经常工作10多个小时，基本未在深夜两点前入睡过。经过多年整理，这些考察成果汇聚成《高黎贡山植物资源和区系地理》一书，几经周折后，有望于近期出版。
李恒说，直到最近，她才对作息时间做了微调。
“活着就要努力工作以回馈和感恩”
在李恒的相片簿里，保存着一张老照片，记录的是一群独龙族孩子采来野花、送给工作中的她的情景。独龙江不仅让李恒经历了生死，也让长年生活在象牙塔里的她收获了淳朴和真情。在独龙江生病的一个月里，李恒的住处时常放着乡亲们送来的鸡蛋和母鸡。
“这是人性最美的表露。当时我就想，一定要活着，好好工作，否则对不起这些可敬可亲的乡亲。”虽然时隔多年，每当忆及当时的情景，李恒仍禁不住老泪纵横。
在同事和学生们看来，虽然历经坎坷，李恒一直抱有科研造福国家、造福民生的知识分子情怀。从独龙江、高黎贡山回来后，这种愿望就更为迫切了。
2013年7月，李恒又一次重返贡山。下车伊始，一位怒族女干部就飞奔过来，含泪紧紧抱住她。“我是靠李奶奶资助才读完高中的，但直到参加工作时，才知道资助人是她。”已是贡山县农业局副局长的张文香对记者说。当年，李恒将独龙江科考所获的4万元奖金全部捐赠给“春蕾计划”，资助像张文香一样失学的女童。
重楼是一种名贵中药材，目前市场价每公斤上千元，种植重楼是山区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渠道。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李恒就主持重楼的综合研究，她写的《重楼属植物》是重楼研究权威著作。近年来，李恒不顾年老体弱，和团队跑遍了秦岭以南主要重楼产区，考察当地重楼资源，举办多期重楼种植技术培训班，指导当地农民解决重楼品种混淆的困扰，推广人工授粉技术——所有这些，李恒将其视为应尽的社会责任，不取任何报酬。
蓝色工装上衣和挎包是李恒长久的“标配”，现在又多了一个绣花手机套，挂在脖子上。“找她咨询重楼的人实在太多，母亲有时连骚扰电话都接，生怕漏接耽误事。”李恒的儿子王群路说。
前几年，怒江当地的重楼因品种市场认知度不高，被视为假货，面临销售困境。情急之下，乡亲们向李恒求助。在李恒的帮助下，有关部门对当地重楼做出了权威的品质鉴定，当地还申请了4项专利，很快稳住了销路。
虽已年届九旬，李恒却不追求养生之道，也没进行特别的锻炼，更不信所谓偏方。“人活一天，便享受了一天自然和社会的馈赠，就要努力工作以回馈和感恩。”李恒说，这是人的本性，自己一辈子都没有偏离。
李恒 1929年出生于湖南，1955年毕业于北京外语学院。现为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第三世界女科学家组织成员，《中华大典生物典》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