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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又叫《三国志通俗演义》）自传到日本后，在江户初期便有了日译本。到了近现代，各种翻译本、改写本更是层出不穷。改写本中要数吉川英治的《三国志》在日本的普及程度较高，影响较大。本文主要是探讨其版本问题。主要从结构和内容两方面进行分析。
【关键词】：吉川英治;《三国志》;《三国演义》;底本
在2014年11月12日的日本经济新闻上登载了一篇 ‘智能三国志’的文章，说的是中国小米手机成为继韩国三星、苹果之后的第三大销售商。当然其内容与三国志没有任何关联。但却可以看出日本人对三国志这个名字情有独钟。
在中国一提到《三国志》，人们一般都会想到的是西晋史学家陈寿（233-297）的作品。可是在日本对‘三国志’又是如何理解的呢？关于中日之间对‘三国志’这个名词的理解，王向远、亓华（2006）《当代日本文学中的“三国志”题材——对题名<三国演义>的五部长篇小说的比较分析》一文中曾提到过。文章指出：少年时代的三好彻也和一般普通的日本读者一样，分不清《三国演义》故事与正史（陈寿《三国志》）的区别，而将《三国演义》的故事当历史来看。[1]因此可以断定地说日本人所说的‘三国志’既包括陈寿的《三国志》，又包含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然而在日本说到‘三国志’主要指的是后者、即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也叫嘉靖本或罗本）或者毛宗岗批评本（也叫毛本）。
《三国演义》在日本的最早译本是由京都天龙寺僧人义彻、月堂兄弟自元禄2年（1689年）始至元禄5年用三年合译出的《通俗三国志》，署名湖南文山刻版发行。第一个日文逐字译本的《三国演义》是久保天随的《新译演义三国志》。该书根据毛宗岗本翻译而成，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于明治45年6月，下册于大正元年10月由东京至诚堂书店出版发行。昭和时期发行的译本有立間祥介译『三国志演義』上下两卷（平凡社、初版1968年）、小川環樹、金田純一郎译『完译三国志』8卷（岩波书店1983）、等。到了平成时期发行的新译本有渡边精一译《新译三国志》三卷（讲谈社，2000）、井波律子译《三国志演义》7卷（筑摩书房，2002～2003）等。
除了上面的翻译本，还出现了很多的改写本。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吉川英治的《三国志》（下面统称为吉川《三国志》）该书最早是以连载小说的形式于1939年8月至1943年9月刊登在《中外商业新报》上，一经刊登，便受到好评。不久，吉川《三国志》的单行本便不断由讲谈社出版发行。就其销量而言到20世纪70年代就已突破200万部的销量;从发行版次上来说，吉川《三国志》（一）自1989第一版印刷，到2011年已经是第67版。可见吉川《三国志》的人气之高。之后的改写本多少都收到他的影响。其中有继吉川英治之后仍采用连载小说方式的柴田炼三郎的《三国志 ·英雄在此》与《三国志 ·英雄：生还是死》（合编成为《英雄三国志》（全六卷，集英社）），和陈舜臣的《秘本三国志》6卷（文艺春秋社，1982）。在20世纪90年代有北方谦三的《三国志》13卷（角川书店，1996.11～1998.10），三好彻的《兴亡三国志》5卷（集英社，1997）。进入到21世纪又出现了伴野朗的《吴 ·三国志》10卷（集英社，2003）等等。以三国志为素材的漫画也流行开来。横山光辉的《三国志》60卷（潮出版社，1971～1986）是以吉川《三国志》为蓝本而创作的。
关于吉川《三国志》的底本问题，目前还没有定说。吉川英治在《三国志》的序言中写到“翻译本有《通俗三国志》、《三国志演义》以及其它几种版本，我不依赖任何一种翻译，而是要随时选取它们的长处，按自己的构思进行创作”。而且吉川英治还提到自己青少年时候，对久保天随的《新译演义三国志》爱不释手，经常捧读到半夜三更仍不肯熄灯上床，为此还被父亲训斥过。是否可以据此认为他参考的底本是久保天随的《新译演义三国志》呢。在中国关于吉川《三国志》的底本问题，邱岭（2006）说道：“但有趣的是，吉川少年时热心阅读的是久保天随译《演义三国志》，而他创作时主要参考的却是湖南文山译《通俗三国志》”。[2]但是没有出具体的例子来。在日本，立间祥介（2001）则有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黄夫”的“夫”字。在吉川《三国志》的桃园卷中，黄巾军的口号是蒼天已死、黄夫当立;歳在甲子、天下大吉。[3]其中湖南文山的《通俗三国志》中的这几句话是这样写的“蒼天已死、黄夫当立;歳在甲子、天下大吉。”[4]而在久保天随的《新译演义三国志》中关于这几句话是这样写的“蒼天すでに死す、黄天正に立つべしといひ、また歳は甲子に在り、天下大吉”。[5]不难看出，吉川《三国志》中的“黄夫”中的 “夫”与湖南文山的《通俗三国志》是一致的。并且认为这是吉川英治误用了湖南文山的错误之处，但是仅凭这一点是无法下定论的。那么接下来从其它方面来探讨一下。
首先在文章的结构方面，久保天随的《新译演义三国志》在日本是第一个按照毛本逐字翻译的译本，结构与毛本一样，也分为120回。并且还有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这一段人尽皆知的前言。而湖南文山的《通俗三国志》并非是逐字逐句按嘉靖本翻译的。既没有前言，文章的结构也并非120卷，而是由50卷构成;并且在内容上也有所改动，比如望梅止渴的故事情节等等。而吉川《三国志》也没有前言，一开头便是：
后汉建宁元年。
距今一千七百八十多年前。
一个旅行者久久地坐在黄河边上，一动不动。[6]
从结构上来看也并非120卷，而是10卷构成。分别是：桃园卷、群星卷、草莽卷、臣道卷、孔明卷、赤壁卷、望蜀卷、图南卷、出师卷和五丈原卷。另外还有篇外余録部分。可见吉川《三国志》在文章结构方面接近湖南文山的《通俗三国志》而不是久保天随的《新译演义三国志》。
另外在孔明死后，无论是湖南文山的《通俗三国志》，还是久保天随的《新译演义三国志》以及吉川《三国志》都引用了杜甫的《蜀相》这首诗。其中有两句是“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久保天随的《新译演义三国志》是与这句话相一致的。湖南文山的《通俗三国志》与吉川《三国志》中也有“丞相祠堂何處尋、錦管城外柏森森。”这两句话。不过仔细一看，不难发现“锦官城”三个字在后者却成了“锦管城”。如果说黄夫的 ‘夫’字是吉川英治对汉字的误用。那么锦管城的‘管’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解释呢。还有就是吉川英治在创作《三国志》时，对故事内容进行了大量的改写。比如新人物鸿芙蓉的出现，对关羽的村夫子身份的设定使得关羽具备忠义的品质之外，又有了儒者之智。等等
显然，吉川英治在创作《三国志》时是将湖南文山的《通俗三国志》作为重要的底本进行参考的。尽管吉川英治在青少年时代曾对久保天随的《新译演义三国志》爱不释手，但是无论是从文章结构方面还是具体的故事情节方面，亦或是‘黄夫’、‘锦管城’来看吉川《三国志》是以湖南文山的《通俗三国志》为底本进行创作的。
参考文献：
[1]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总第195期）.
[2] 邱岭.试论日本文学对《三国演义》的接受——以吉川英治《三国志》中的关羽形象为例，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总第138期）.
[3] 三国志（一）吉川英治全集26 序P3 讲谈社 昭和41年8月.
[4] 通俗二十一史 第四巻 湖南文山撰 《通俗三国志》上 p16早稲田大学出版社明治44年5月.
[5] 《新訳演義三国志》上 久保天随 至誠堂 明治45年6月初版p4.
[6] 《三国演义在日本》邱岭、吴芳龄著 P110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2.
【关键词】：吉川英治;《三国志》;《三国演义》;底本
在2014年11月12日的日本经济新闻上登载了一篇 ‘智能三国志’的文章，说的是中国小米手机成为继韩国三星、苹果之后的第三大销售商。当然其内容与三国志没有任何关联。但却可以看出日本人对三国志这个名字情有独钟。
在中国一提到《三国志》，人们一般都会想到的是西晋史学家陈寿（233-297）的作品。可是在日本对‘三国志’又是如何理解的呢？关于中日之间对‘三国志’这个名词的理解，王向远、亓华（2006）《当代日本文学中的“三国志”题材——对题名<三国演义>的五部长篇小说的比较分析》一文中曾提到过。文章指出：少年时代的三好彻也和一般普通的日本读者一样，分不清《三国演义》故事与正史（陈寿《三国志》）的区别，而将《三国演义》的故事当历史来看。[1]因此可以断定地说日本人所说的‘三国志’既包括陈寿的《三国志》，又包含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然而在日本说到‘三国志’主要指的是后者、即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也叫嘉靖本或罗本）或者毛宗岗批评本（也叫毛本）。
《三国演义》在日本的最早译本是由京都天龙寺僧人义彻、月堂兄弟自元禄2年（1689年）始至元禄5年用三年合译出的《通俗三国志》，署名湖南文山刻版发行。第一个日文逐字译本的《三国演义》是久保天随的《新译演义三国志》。该书根据毛宗岗本翻译而成，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于明治45年6月，下册于大正元年10月由东京至诚堂书店出版发行。昭和时期发行的译本有立間祥介译『三国志演義』上下两卷（平凡社、初版1968年）、小川環樹、金田純一郎译『完译三国志』8卷（岩波书店1983）、等。到了平成时期发行的新译本有渡边精一译《新译三国志》三卷（讲谈社，2000）、井波律子译《三国志演义》7卷（筑摩书房，2002～2003）等。
除了上面的翻译本，还出现了很多的改写本。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吉川英治的《三国志》（下面统称为吉川《三国志》）该书最早是以连载小说的形式于1939年8月至1943年9月刊登在《中外商业新报》上，一经刊登，便受到好评。不久，吉川《三国志》的单行本便不断由讲谈社出版发行。就其销量而言到20世纪70年代就已突破200万部的销量;从发行版次上来说，吉川《三国志》（一）自1989第一版印刷，到2011年已经是第67版。可见吉川《三国志》的人气之高。之后的改写本多少都收到他的影响。其中有继吉川英治之后仍采用连载小说方式的柴田炼三郎的《三国志 ·英雄在此》与《三国志 ·英雄：生还是死》（合编成为《英雄三国志》（全六卷，集英社）），和陈舜臣的《秘本三国志》6卷（文艺春秋社，1982）。在20世纪90年代有北方谦三的《三国志》13卷（角川书店，1996.11～1998.10），三好彻的《兴亡三国志》5卷（集英社，1997）。进入到21世纪又出现了伴野朗的《吴 ·三国志》10卷（集英社，2003）等等。以三国志为素材的漫画也流行开来。横山光辉的《三国志》60卷（潮出版社，1971～1986）是以吉川《三国志》为蓝本而创作的。
关于吉川《三国志》的底本问题，目前还没有定说。吉川英治在《三国志》的序言中写到“翻译本有《通俗三国志》、《三国志演义》以及其它几种版本，我不依赖任何一种翻译，而是要随时选取它们的长处，按自己的构思进行创作”。而且吉川英治还提到自己青少年时候，对久保天随的《新译演义三国志》爱不释手，经常捧读到半夜三更仍不肯熄灯上床，为此还被父亲训斥过。是否可以据此认为他参考的底本是久保天随的《新译演义三国志》呢。在中国关于吉川《三国志》的底本问题，邱岭（2006）说道：“但有趣的是，吉川少年时热心阅读的是久保天随译《演义三国志》，而他创作时主要参考的却是湖南文山译《通俗三国志》”。[2]但是没有出具体的例子来。在日本，立间祥介（2001）则有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黄夫”的“夫”字。在吉川《三国志》的桃园卷中，黄巾军的口号是蒼天已死、黄夫当立;歳在甲子、天下大吉。[3]其中湖南文山的《通俗三国志》中的这几句话是这样写的“蒼天已死、黄夫当立;歳在甲子、天下大吉。”[4]而在久保天随的《新译演义三国志》中关于这几句话是这样写的“蒼天すでに死す、黄天正に立つべしといひ、また歳は甲子に在り、天下大吉”。[5]不难看出，吉川《三国志》中的“黄夫”中的 “夫”与湖南文山的《通俗三国志》是一致的。并且认为这是吉川英治误用了湖南文山的错误之处，但是仅凭这一点是无法下定论的。那么接下来从其它方面来探讨一下。
首先在文章的结构方面，久保天随的《新译演义三国志》在日本是第一个按照毛本逐字翻译的译本，结构与毛本一样，也分为120回。并且还有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这一段人尽皆知的前言。而湖南文山的《通俗三国志》并非是逐字逐句按嘉靖本翻译的。既没有前言，文章的结构也并非120卷，而是由50卷构成;并且在内容上也有所改动，比如望梅止渴的故事情节等等。而吉川《三国志》也没有前言，一开头便是：
后汉建宁元年。
距今一千七百八十多年前。
一个旅行者久久地坐在黄河边上，一动不动。[6]
从结构上来看也并非120卷，而是10卷构成。分别是：桃园卷、群星卷、草莽卷、臣道卷、孔明卷、赤壁卷、望蜀卷、图南卷、出师卷和五丈原卷。另外还有篇外余録部分。可见吉川《三国志》在文章结构方面接近湖南文山的《通俗三国志》而不是久保天随的《新译演义三国志》。
另外在孔明死后，无论是湖南文山的《通俗三国志》，还是久保天随的《新译演义三国志》以及吉川《三国志》都引用了杜甫的《蜀相》这首诗。其中有两句是“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久保天随的《新译演义三国志》是与这句话相一致的。湖南文山的《通俗三国志》与吉川《三国志》中也有“丞相祠堂何處尋、錦管城外柏森森。”这两句话。不过仔细一看，不难发现“锦官城”三个字在后者却成了“锦管城”。如果说黄夫的 ‘夫’字是吉川英治对汉字的误用。那么锦管城的‘管’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解释呢。还有就是吉川英治在创作《三国志》时，对故事内容进行了大量的改写。比如新人物鸿芙蓉的出现，对关羽的村夫子身份的设定使得关羽具备忠义的品质之外，又有了儒者之智。等等
显然，吉川英治在创作《三国志》时是将湖南文山的《通俗三国志》作为重要的底本进行参考的。尽管吉川英治在青少年时代曾对久保天随的《新译演义三国志》爱不释手，但是无论是从文章结构方面还是具体的故事情节方面，亦或是‘黄夫’、‘锦管城’来看吉川《三国志》是以湖南文山的《通俗三国志》为底本进行创作的。
参考文献：
[1]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总第195期）.
[2] 邱岭.试论日本文学对《三国演义》的接受——以吉川英治《三国志》中的关羽形象为例，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总第138期）.
[3] 三国志（一）吉川英治全集26 序P3 讲谈社 昭和41年8月.
[4] 通俗二十一史 第四巻 湖南文山撰 《通俗三国志》上 p16早稲田大学出版社明治44年5月.
[5] 《新訳演義三国志》上 久保天随 至誠堂 明治45年6月初版p4.
[6] 《三国演义在日本》邱岭、吴芳龄著 P110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