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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香港是个不大的地方，但香港的消息和图片总是八面来风。尤其是照片，高雅的，通俗的，各显高明，汇总起来，如坠云雾里。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很适合用照片表现的城市。香港，说它是中国不假，说它是英国又显然不是，但确实又和英国脱不了干系。它自1840年至1997年归英国管辖长达150余年，此前，说它是个渔村都显得有些勉强。而世界各国的摄影师都对这里表现出极大的创作热情，并收获颇丰。尤其是在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这个阶段，香港由于中英双方达成协议，归还条约的顺利签署，即将回到祖国怀抱，故引得全球摄影人蜂拥而至，抢拍它回归前后的世相百态，为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留下不可多得的影像记录。
比起幅员辽阔的祖国内地，香港那块仅1070平方公里（差不多相当于整个北京面积的1/16）的小地方，本不应有那么多好听的故事、好玩的事，但要把历史的场景拉开，把回望的目光放远，它所承载的故事就绝非一个简单的地理概念和数字游戏。昔日的大清国在中国的北端，也就是他们祖先发家的白山黑水之地，丢失了100多万平方公里肥沃的土地；尽管本属于中国的外蒙古也在几十年前被人拿走，却并没有引起今天的人太多的关注。而仅区区几百平方公里的香港岛却一直没有脱离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视线，这是为何？说出来也简单，那就是因为它背后有一个世界上曾经最强大的势力——英国，在香港的土地上行使着主人的权力，而且还必须承认的是，英国人用了100多年时间，竟然把中国大陆南端的一个小渔村变成今天远东乃至亚洲的一个重要商贸中心，闹得这里的平均房价比纽约和伦敦都贵。至今还有人不会服气的是，至少在1949年大陆政权更迭之前，香港比上海落后得多，上海敢叫“海派”，香港则被有区别的称作“港式”，比前者低了半格。而今，虽然上海在高楼大厦的外观上已赶上香港，但今年的北京高考状元还是清一色选择了在香港就读，守着家门口的名牌大学不上，跑到一个小岛上去深造，仅此事实，足让人仰天叹息。一个人粥似的岛屿，一个同样飘着五星红旗的地方，为嘛这么久还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理由是所谓的软实力。什么软实力，不过是英国的那坛子早已没了香味的老酒罢了。如果当年不是英国霸了香港，而是意大利西班牙之类的国家占据，它的今天恐怕就没有这般美妙了。要想多了解香港，知道它文化形成的底脉，以及独特的奇风异景，最好的方法就是在知识上多了解它的过去，在摄影上睁大眼睛捕捉真情趣事。即使想再进一步，也用不着太过远去，大可不必拿北京和西安的历史作参照，从19世纪初开始就足以了，因为再早，这里还没有太多的人迹。
既然用视觉艺术表现的方法最具说服力，那香港的故事就可以从乾隆时期的一本画册说起。1792年的时候，也就是现代摄影术诞生的前夜，即乾隆五十七年，一位平日素无联系、身处万里之外的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竟然想起了为远在天边的大清国乾隆皇帝祝寿的念头，其实在善于航海远行的英国人看来，中国并不算太远，300年前发现的美洲新大陆，1792的时候早已遍布欧洲人的足迹。乔治三世是英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土”皇帝，祖先来自德国，到他这辈上说英语还带着德国口音，故得绰号“乔治老农”。是年9月26日，受乔治三世的派遣，马嘎尔尼勋爵率领700多人的使团船队从英国绕好望角浩浩荡荡驶向中国。马嘎尔尼一行表面上的目的是为83岁的乾隆祝寿，实际上肩负的是“取得以往各国未能用计谋或武力获得的商务利益与外交权利”的重要使命。为了表达英王“建立与中国皇帝友谊，增进两国邦交及扩充两国商业往来”的真诚心意，使团带来了乔治三世精心准备的590件国礼，其中就有9卷16本2108页的大画册，即《英吉利人物城池图样二箱》。那时因为没有照片，所以这套内容丰富、制作精美的大型图册，只能通过文字和手绘写实图来达到图文并茂、全面介绍英国的目的。18世纪末，英国已初步完成工业革命的第一步，虽然此时正跟法国的拿破仑较劲儿，以及丢了北美的殖民地，但国力已走向强盛。英国1701年就颁布了王位继承法，凭着这部法律，老人小孩女人都可以成为英国的君主，宫廷内斗基本停止，政权交接平稳。乔治三世的这本带图的画册将当时英国的城市建筑、风景、宫殿、花园、军舰等人文风物，表现得栩栩如生。西人擅画由来已久，这时英国的鸟类图、植物图和生理解剖图已达到几近媲美照片的地步，要说清晰度，最初的照片无法与之相提并论。话说这部带插图的“大英百科全书”，是英国的首席国礼，精美之至拿到今天也足令人叹为观止。要说造枪炮英国未必是德国人的对手，要说造奢侈品和艺术底蕴，英国人当不比法兰西和意大利，但写实绘画和绘制地图英国在18世纪具有当时的最高水平。此外，英国人比其他国家的人更热衷于远足探险，注意汲取而不藐视他国文化的精粹，所以该图册中还收录了英国人在英国建造的中式庭园。200多年后，曾任法国教育部长、《费加罗报》主编的法国著名外交家和历史学家阿兰 · 佩雷菲特，在中国看到了这套图册后，将其定位为“一套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其价值甚至超出马嘎尔尼勋爵送给乾隆的其他所有礼品价值的总和。”
令人没想到的是，英王的国礼并未赢得乾隆的注意。在乾隆眼里，英吉利乃远方一岛国，不必给予过多的关注，什么画册，都不及圆明园的实景来得美妙，什么城堡教堂，比起中国斗拱飞檐、红墙黄瓦的皇宫，都是不值一提的民间楼堂馆所。阿兰 · 佩雷非特先生在《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一书中分析认为，乔治三世在致乾隆的书信中，将两者的关系定位为“兄弟和朋友”，这句拉近乎的官式语言反而惹恼了自视为天朝帝王，自视为世界第一人的中国皇帝“你一小国，当我的属民还不配，竟然还要跟我称兄道弟”。很快，特使被清廷改称为贡使，寿礼变成了贡品；但英国使臣坚持将双膝下跪的礼仪改为单腿屈膝跪地，弄得大清国有点儿不知所措，没想到区区小国居然如此不敬。诸如此类的“小事”为这次历史性的会见蒙上阴影，也为48年后的鸦片战争埋下隐患。不仅乔治三世的“视觉宣传”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连马噶尔尼同时送来的新式枪炮也被清政府送进了圆明园的仓库任其落满尘埃。闭关锁国的中国失去了认识西方，尤其是英国及与之平等对话的机会。如果当时乾隆（中国官本位皇权至上，天大的事一个人定）能仔细看看这本画册，琢磨琢磨英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或许他的孙子道光皇帝就不会用傲慢和鲁莽的态度对待半个世纪后的英吉利，从而丢了香港。1840年前后中英开战，中国屡战屡败，据说道光怒问属下，英吉利这名字是谁起的？英雄还吉利；有人回答，是乾隆爷当年定的，一直就这么叫下来了，道光听了也没辙。
这本图册原本收藏在圆明园，侥幸逃过数次劫难。到了日军侵华时，又跟随故宫博物院的其他文物一路南迁北移，幸得以完整保存。直至232年后的2005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在整理清宫档案的时候，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中发现了这几本仍用御用黄绫包裹的画册。在相关记载中，这套画册被列为英王国礼590件中的第十件。专家推测，乾隆肯定没有仔细阅读过这套图册，是否只是翻了翻也很难说，因为这位皇帝的好东西实在太多，不可一一细看。不过值得一提的是，里面竟然夹有清朝官员的一些翻译提要，据此判断，或许一些级别较低的涉外官员曾经“光顾”过这本差点改写中国近代史的画册。富有戏剧情节的是，当公元纪年进入到21世纪，被重新命名为《钦藏英皇全景大典》的这套图册，经北京故宫博物院古籍手工装帧技师的精湛复刻工艺，又限量发行了500套。2007年6月12日，中国驻英国大使向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赠送《钦藏英皇全景大典》的复刻版一整套，女王大为惊喜，将其郑重收藏在白金汉宫。历经200多年的风雨后，作为中英友谊的见证，《钦藏英皇全景大典》又回到了故乡。而当年被英国人通过武力夺取的香港，也在10年前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历史真是既无情，又好玩，对错经常颠来倒去。知道这个结果，说不定乔治三世和乾隆在天堂会相视一笑呢。
跟当年的绘画师一样，职业摄影师也会用超于常人的眼光，和自己精通的艺术手段来观察和记录世界，如果连这两点都不具备，那他就算不上是个职业人士。如今，神通广大的数码摄影技术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职业与非职业两者之间的距离，但在摄影成本较高和发表渠道有限的上世纪90年代，职业和非职业的区别还是明显的。在香港这个东西方文化交汇，各色人等鱼龙混杂的地方，100多年来都是有足够的理由吸引全世界的摄影师来此涉猎。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想来中国大陆进行摄影活动的西方摄影师，大多自愿选择从香港入境，图的就是想拍摄一些与众不同的照片。当时中国只有少数几个城市对“外宾”开放，而这些开放的城市除广州外都离香港较远，从香港入境等于舍近求远，总要麻烦些，但西方记者钟情于香港的特殊环境，在这里适当过渡一下，以便到了政治色彩浓厚的内地不至于反差太大。而当时的中国也正需要一个这样的窗口，观望西方世界，并采购到一些稀有物资，陈毅元帅的奔驰600轿车、毛主席爱看的李小龙武打片，当年都是通过香港搞到的。
原来本刊介绍过的荷兰摄影师艾尔斯肯于1959至1960年间，在香港拍摄了大量的地域风情浓厚的纪实照，那时的香港既没有林立的摩天大楼，也没有拥挤如织的车流。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正经历着国际风云变幻，社会情况复杂的特殊时期，港岛经济仍在承受着由于朝鲜战争爆发，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大陆禁运的困难局面。在艾尔斯肯的镜头里，尽是匆匆而过的人流、人力车与英国低档轿车混杂不分，西式建筑与低矮的棚户群比肩而立的画面。那时维多利亚港尚不能停泊大型船舶，远洋大吨位船只须停靠在港外的深水区中，货物依靠小舢舨运送。南区中心的阿伯丁港仍像一个渔村，众多渔民以满是补丁的破旧渔船为家。由于各种污染，使得这个起着地道英国名字的阿伯丁港俨然成为一个巨大的下水道。作为一个西方摄影师，艾尔斯肯最感兴趣的是人力挑夫和黄包车，一般行人的穿戴打扮也很土气。即使是在中环金融区上班的白领，以今天的标准衡量，也像是乡下人进城，跟解放前上海街头的小开都不能比。闹市中的盲人乞丐、裹足的老太、戴着老花镜的街边裁缝、镶满金牙的老妇人，正在化妆的京剧戏子，都是令摄影师不吝胶片的好题材。到了上个世纪的90年代末，尽管香港的情形已发生巨变，但具有眼光和发现力的职业摄影师，仍在这里寻找当年最上镜的题材予以表现和“温和的夸张”。历史前进的脚步无法阻挡，昔日的生活场景正在不知不觉中渐渐消失，但这一切都瞒不住摄影师敏锐和执著的职业精神。于此，香港的确是一个能把摄影人的潜能发挥到极致的涉猎之地。对中国的观众而言，从这些照片里能看到过去的影子，对外国观众而言，从这些照片里能看到东方世界的一隅，如何在最具典型的西方国家影响下，演绎成为一个旷世奇迹。今天（2011年），香港已以全球化程度、城市管理水平和人均GDP世界排名第五的综合水平，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为“全球第二大最聪明的城市，位列第一的是几乎有着同等经历的新加坡。两个亚洲城市都受到了世界经济中心东移的恩惠，但在城市的“韵味”方面，新加坡却远远不是香港的对手。所谓最聪明的城市是指规模不是大而无序（比如墨西哥城和纽约），人均GDP较高以及管理规范的现代化城市。按照这个指标，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和美国的西雅图、休斯顿也是榜上有名。不过在摄影师的眼里，上面提到的那几个城市恐怕捆起来也不是香港的对手，摄影师要的是一个城市的特色而不是GDP水平。比较难做到的是：一个城市的现代化程度对它特有的韵味通常有较大的负面影响，好在香港幸运而艰难地避免了这一缺失。
世相的变迁非但不会改变摄影师的猎奇胃口，反过来更会使摄影师用自己的作品来表明自己不同寻常的发现力，缺乏发现力和独创力的摄影师在未来的数码环境中是难以胜出的。今后拍摄一张照片是那样的容易，照片是那样的多，发布的渠道几乎随心所欲，遍布着70亿人口的世界到处都是人的痕迹。如果没有一种职业精神的支撑，摄影这碗饭还如何吃得下去。至少在10年前，香港还有许多可拍可照的地方。高楼大厦岂能遮挡陋室屋檐下的市井黎民，光鲜亮丽的西式衣着也不会盖住身穿香云纱或土布衣衫的当地特色。此外，摄影师还会发现5平米的地方就是一个人的栖身之处，15平米的一间房就是四口之家，30平米的家就是大房子，100平米的单元楼就是所谓的“千尺豪宅”。街头的“犀利哥”，千变万变我不变的老人，唱京戏的和开着粉红色劳斯莱斯的富豪，兰桂坊的灯红酒绿和中环的高楼大厦，不论对于哪一类摄影师，都应该算得上是拍照的好素材。在一个如此狭小的地方竟能容纳如此多元的文化和丰富人生场景，类似这样的地方世界上并不多见。即使是来自中国的一个内地省份的摄影师，初次踏上香港的地界后，也会感到巨大的反差，出奇揽胜的创作冲动油然而生，更甭提那些来自外国的摄影人，如何不对香港的一切如醉如痴。
比起幅员辽阔的祖国内地，香港那块仅1070平方公里（差不多相当于整个北京面积的1/16）的小地方，本不应有那么多好听的故事、好玩的事，但要把历史的场景拉开，把回望的目光放远，它所承载的故事就绝非一个简单的地理概念和数字游戏。昔日的大清国在中国的北端，也就是他们祖先发家的白山黑水之地，丢失了100多万平方公里肥沃的土地；尽管本属于中国的外蒙古也在几十年前被人拿走，却并没有引起今天的人太多的关注。而仅区区几百平方公里的香港岛却一直没有脱离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视线，这是为何？说出来也简单，那就是因为它背后有一个世界上曾经最强大的势力——英国，在香港的土地上行使着主人的权力，而且还必须承认的是，英国人用了100多年时间，竟然把中国大陆南端的一个小渔村变成今天远东乃至亚洲的一个重要商贸中心，闹得这里的平均房价比纽约和伦敦都贵。至今还有人不会服气的是，至少在1949年大陆政权更迭之前，香港比上海落后得多，上海敢叫“海派”，香港则被有区别的称作“港式”，比前者低了半格。而今，虽然上海在高楼大厦的外观上已赶上香港，但今年的北京高考状元还是清一色选择了在香港就读，守着家门口的名牌大学不上，跑到一个小岛上去深造，仅此事实，足让人仰天叹息。一个人粥似的岛屿，一个同样飘着五星红旗的地方，为嘛这么久还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理由是所谓的软实力。什么软实力，不过是英国的那坛子早已没了香味的老酒罢了。如果当年不是英国霸了香港，而是意大利西班牙之类的国家占据，它的今天恐怕就没有这般美妙了。要想多了解香港，知道它文化形成的底脉，以及独特的奇风异景，最好的方法就是在知识上多了解它的过去，在摄影上睁大眼睛捕捉真情趣事。即使想再进一步，也用不着太过远去，大可不必拿北京和西安的历史作参照，从19世纪初开始就足以了，因为再早，这里还没有太多的人迹。
既然用视觉艺术表现的方法最具说服力，那香港的故事就可以从乾隆时期的一本画册说起。1792年的时候，也就是现代摄影术诞生的前夜，即乾隆五十七年，一位平日素无联系、身处万里之外的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竟然想起了为远在天边的大清国乾隆皇帝祝寿的念头，其实在善于航海远行的英国人看来，中国并不算太远，300年前发现的美洲新大陆，1792的时候早已遍布欧洲人的足迹。乔治三世是英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土”皇帝，祖先来自德国，到他这辈上说英语还带着德国口音，故得绰号“乔治老农”。是年9月26日，受乔治三世的派遣，马嘎尔尼勋爵率领700多人的使团船队从英国绕好望角浩浩荡荡驶向中国。马嘎尔尼一行表面上的目的是为83岁的乾隆祝寿，实际上肩负的是“取得以往各国未能用计谋或武力获得的商务利益与外交权利”的重要使命。为了表达英王“建立与中国皇帝友谊，增进两国邦交及扩充两国商业往来”的真诚心意，使团带来了乔治三世精心准备的590件国礼，其中就有9卷16本2108页的大画册，即《英吉利人物城池图样二箱》。那时因为没有照片，所以这套内容丰富、制作精美的大型图册，只能通过文字和手绘写实图来达到图文并茂、全面介绍英国的目的。18世纪末，英国已初步完成工业革命的第一步，虽然此时正跟法国的拿破仑较劲儿，以及丢了北美的殖民地，但国力已走向强盛。英国1701年就颁布了王位继承法，凭着这部法律，老人小孩女人都可以成为英国的君主，宫廷内斗基本停止，政权交接平稳。乔治三世的这本带图的画册将当时英国的城市建筑、风景、宫殿、花园、军舰等人文风物，表现得栩栩如生。西人擅画由来已久，这时英国的鸟类图、植物图和生理解剖图已达到几近媲美照片的地步，要说清晰度，最初的照片无法与之相提并论。话说这部带插图的“大英百科全书”，是英国的首席国礼，精美之至拿到今天也足令人叹为观止。要说造枪炮英国未必是德国人的对手，要说造奢侈品和艺术底蕴，英国人当不比法兰西和意大利，但写实绘画和绘制地图英国在18世纪具有当时的最高水平。此外，英国人比其他国家的人更热衷于远足探险，注意汲取而不藐视他国文化的精粹，所以该图册中还收录了英国人在英国建造的中式庭园。200多年后，曾任法国教育部长、《费加罗报》主编的法国著名外交家和历史学家阿兰 · 佩雷菲特，在中国看到了这套图册后，将其定位为“一套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其价值甚至超出马嘎尔尼勋爵送给乾隆的其他所有礼品价值的总和。”
令人没想到的是，英王的国礼并未赢得乾隆的注意。在乾隆眼里，英吉利乃远方一岛国，不必给予过多的关注，什么画册，都不及圆明园的实景来得美妙，什么城堡教堂，比起中国斗拱飞檐、红墙黄瓦的皇宫，都是不值一提的民间楼堂馆所。阿兰 · 佩雷非特先生在《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一书中分析认为，乔治三世在致乾隆的书信中，将两者的关系定位为“兄弟和朋友”，这句拉近乎的官式语言反而惹恼了自视为天朝帝王，自视为世界第一人的中国皇帝“你一小国，当我的属民还不配，竟然还要跟我称兄道弟”。很快，特使被清廷改称为贡使，寿礼变成了贡品；但英国使臣坚持将双膝下跪的礼仪改为单腿屈膝跪地，弄得大清国有点儿不知所措，没想到区区小国居然如此不敬。诸如此类的“小事”为这次历史性的会见蒙上阴影，也为48年后的鸦片战争埋下隐患。不仅乔治三世的“视觉宣传”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连马噶尔尼同时送来的新式枪炮也被清政府送进了圆明园的仓库任其落满尘埃。闭关锁国的中国失去了认识西方，尤其是英国及与之平等对话的机会。如果当时乾隆（中国官本位皇权至上，天大的事一个人定）能仔细看看这本画册，琢磨琢磨英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或许他的孙子道光皇帝就不会用傲慢和鲁莽的态度对待半个世纪后的英吉利，从而丢了香港。1840年前后中英开战，中国屡战屡败，据说道光怒问属下，英吉利这名字是谁起的？英雄还吉利；有人回答，是乾隆爷当年定的，一直就这么叫下来了，道光听了也没辙。
这本图册原本收藏在圆明园，侥幸逃过数次劫难。到了日军侵华时，又跟随故宫博物院的其他文物一路南迁北移，幸得以完整保存。直至232年后的2005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在整理清宫档案的时候，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中发现了这几本仍用御用黄绫包裹的画册。在相关记载中，这套画册被列为英王国礼590件中的第十件。专家推测，乾隆肯定没有仔细阅读过这套图册，是否只是翻了翻也很难说，因为这位皇帝的好东西实在太多，不可一一细看。不过值得一提的是，里面竟然夹有清朝官员的一些翻译提要，据此判断，或许一些级别较低的涉外官员曾经“光顾”过这本差点改写中国近代史的画册。富有戏剧情节的是，当公元纪年进入到21世纪，被重新命名为《钦藏英皇全景大典》的这套图册，经北京故宫博物院古籍手工装帧技师的精湛复刻工艺，又限量发行了500套。2007年6月12日，中国驻英国大使向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赠送《钦藏英皇全景大典》的复刻版一整套，女王大为惊喜，将其郑重收藏在白金汉宫。历经200多年的风雨后，作为中英友谊的见证，《钦藏英皇全景大典》又回到了故乡。而当年被英国人通过武力夺取的香港，也在10年前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历史真是既无情，又好玩，对错经常颠来倒去。知道这个结果，说不定乔治三世和乾隆在天堂会相视一笑呢。
跟当年的绘画师一样，职业摄影师也会用超于常人的眼光，和自己精通的艺术手段来观察和记录世界，如果连这两点都不具备，那他就算不上是个职业人士。如今，神通广大的数码摄影技术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职业与非职业两者之间的距离，但在摄影成本较高和发表渠道有限的上世纪90年代，职业和非职业的区别还是明显的。在香港这个东西方文化交汇，各色人等鱼龙混杂的地方，100多年来都是有足够的理由吸引全世界的摄影师来此涉猎。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想来中国大陆进行摄影活动的西方摄影师，大多自愿选择从香港入境，图的就是想拍摄一些与众不同的照片。当时中国只有少数几个城市对“外宾”开放，而这些开放的城市除广州外都离香港较远，从香港入境等于舍近求远，总要麻烦些，但西方记者钟情于香港的特殊环境，在这里适当过渡一下，以便到了政治色彩浓厚的内地不至于反差太大。而当时的中国也正需要一个这样的窗口，观望西方世界，并采购到一些稀有物资，陈毅元帅的奔驰600轿车、毛主席爱看的李小龙武打片，当年都是通过香港搞到的。
原来本刊介绍过的荷兰摄影师艾尔斯肯于1959至1960年间，在香港拍摄了大量的地域风情浓厚的纪实照，那时的香港既没有林立的摩天大楼，也没有拥挤如织的车流。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正经历着国际风云变幻，社会情况复杂的特殊时期，港岛经济仍在承受着由于朝鲜战争爆发，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大陆禁运的困难局面。在艾尔斯肯的镜头里，尽是匆匆而过的人流、人力车与英国低档轿车混杂不分，西式建筑与低矮的棚户群比肩而立的画面。那时维多利亚港尚不能停泊大型船舶，远洋大吨位船只须停靠在港外的深水区中，货物依靠小舢舨运送。南区中心的阿伯丁港仍像一个渔村，众多渔民以满是补丁的破旧渔船为家。由于各种污染，使得这个起着地道英国名字的阿伯丁港俨然成为一个巨大的下水道。作为一个西方摄影师，艾尔斯肯最感兴趣的是人力挑夫和黄包车，一般行人的穿戴打扮也很土气。即使是在中环金融区上班的白领，以今天的标准衡量，也像是乡下人进城，跟解放前上海街头的小开都不能比。闹市中的盲人乞丐、裹足的老太、戴着老花镜的街边裁缝、镶满金牙的老妇人，正在化妆的京剧戏子，都是令摄影师不吝胶片的好题材。到了上个世纪的90年代末，尽管香港的情形已发生巨变，但具有眼光和发现力的职业摄影师，仍在这里寻找当年最上镜的题材予以表现和“温和的夸张”。历史前进的脚步无法阻挡，昔日的生活场景正在不知不觉中渐渐消失，但这一切都瞒不住摄影师敏锐和执著的职业精神。于此，香港的确是一个能把摄影人的潜能发挥到极致的涉猎之地。对中国的观众而言，从这些照片里能看到过去的影子，对外国观众而言，从这些照片里能看到东方世界的一隅，如何在最具典型的西方国家影响下，演绎成为一个旷世奇迹。今天（2011年），香港已以全球化程度、城市管理水平和人均GDP世界排名第五的综合水平，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为“全球第二大最聪明的城市，位列第一的是几乎有着同等经历的新加坡。两个亚洲城市都受到了世界经济中心东移的恩惠，但在城市的“韵味”方面，新加坡却远远不是香港的对手。所谓最聪明的城市是指规模不是大而无序（比如墨西哥城和纽约），人均GDP较高以及管理规范的现代化城市。按照这个指标，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和美国的西雅图、休斯顿也是榜上有名。不过在摄影师的眼里，上面提到的那几个城市恐怕捆起来也不是香港的对手，摄影师要的是一个城市的特色而不是GDP水平。比较难做到的是：一个城市的现代化程度对它特有的韵味通常有较大的负面影响，好在香港幸运而艰难地避免了这一缺失。
世相的变迁非但不会改变摄影师的猎奇胃口，反过来更会使摄影师用自己的作品来表明自己不同寻常的发现力，缺乏发现力和独创力的摄影师在未来的数码环境中是难以胜出的。今后拍摄一张照片是那样的容易，照片是那样的多，发布的渠道几乎随心所欲，遍布着70亿人口的世界到处都是人的痕迹。如果没有一种职业精神的支撑，摄影这碗饭还如何吃得下去。至少在10年前，香港还有许多可拍可照的地方。高楼大厦岂能遮挡陋室屋檐下的市井黎民，光鲜亮丽的西式衣着也不会盖住身穿香云纱或土布衣衫的当地特色。此外，摄影师还会发现5平米的地方就是一个人的栖身之处，15平米的一间房就是四口之家，30平米的家就是大房子，100平米的单元楼就是所谓的“千尺豪宅”。街头的“犀利哥”，千变万变我不变的老人，唱京戏的和开着粉红色劳斯莱斯的富豪，兰桂坊的灯红酒绿和中环的高楼大厦，不论对于哪一类摄影师，都应该算得上是拍照的好素材。在一个如此狭小的地方竟能容纳如此多元的文化和丰富人生场景，类似这样的地方世界上并不多见。即使是来自中国的一个内地省份的摄影师，初次踏上香港的地界后，也会感到巨大的反差，出奇揽胜的创作冲动油然而生，更甭提那些来自外国的摄影人，如何不对香港的一切如醉如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