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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出走是人类的基本生存状态之一，也是人类在精神层面的要求,因此成为文学作品中重要的原型主题。在对出走原型进行分析演绎的基础上，归纳出主动出走、反省式出走和逃避式出走等几种类型，总结了中、西方文学中对于出走原型的一般性差异。
【关键词】原型主题 出走 差异
在千差万别的文学形态中，能把握住其中的原型主题，就会为我们认识文学现象、了解文学规律提供有力的切入点。近年来，原型研究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提取相应的模式，而更多的是与相应的文化背景结合起来，从中发现有价值的、具有典型文化特征的原型。出走原型就是其中之一。
一、出走原型探究
出走这一种举动，体现了人类的生存的基本状态和精神要求，因此成为文学重要的原型主题。原型理论来源于荣格的分析心理学中的集体无意识理论，荣格的研究认为集体无意识来源于人自身从祖先那儿继承来的原始的经验和意象，就像动物有先天遗传的某些本能一样，人生来就具有这种先天性的倾向和意识，使人不用亲身经历就可以采取与自己祖先相同的方式来应对自然。集体无意识的核心结构形式就是原始意象或者叫做原型。①荣格曾详细地描述过其中的关系：“人生中有多少典型的情境，就有多少原型，这些经验由于不断重复而被深深地镂刻在我们的心理结构之中。这种镂刻，不是以充满内容的意象形式，而是最初没有作为内容的形式，它所代表的不过是某种类型的知觉和行为的可能性而已，它所代表的不过是某种类型的知觉和行为的可能性而已。”②这些也许一时被忘却或被人控制的意识组成了原型。原型也由于人生情境的丰富而类型众多，一方面存在于宗教故事和神话传说中，有时出现在人的臆想或梦境里，“原初的神话原型以种种‘面貌’周而复始、循环不已。”③原型被衍生出来以后，继续承担着传递原始信息的职责。它仅仅通过人物、情节、背景、事件来完成人类主体无意识的积累和总结，长期的历时性经验的积淀使我们在之后的文学发展过程中经常可以发现一些似曾相识的情节、人物、主题等。原型由此具备了原始认知性，所以更易于在阅读中引起共鸣，并下意识地被以后的文学所复制。但更多的，原型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的能够反复出现的主题。
出走，从空间意义上讲，是离开原有环境的行为，在中国传统文学中，出走行为是以离开家庭为主要方式的；而在西方文学中，出走行为所要离开的环境更为复杂和多样化，可以是离开家庭、脱离宗教或者其它。出走，从价值意义上讲，是对原有文化的或反叛，或重新审视，或重新建构，也是对个体行为的或肯定，或反省，或逃避。这也就决定个体出走行为的最终，都与原有规范相关，都离不开文化母体提供的既定规范，从而也就决定了这些出走者人生轨迹的复杂性和归宿意义的多样性。
二、出走原型的演绎
（一）主动的出走
人类远古时期，认识上的局限使人们认为人不足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问题，所有问题的根源被认为是主宰着人的不可知的“命运”。古希腊文学中有大量主动出走的英雄们。《俄底浦斯王》中忒拜国王拉伊俄斯从神谕中得知他的儿子俄底浦斯会杀父娶母，就命令刺穿了他的双脚，弃于山中。俄底浦斯辗转被收养，长大后也从神谕中得知自己将要犯下的大罪，为了反抗自己即将“杀父娶母”的命运而出走，面对无法抗拒的神谕，俄底浦斯王想借由出走完成他对于既定命运的反抗，只是他的一切努力都无法改变其命运注定的生活道路。俄底浦斯的主动出走带来了正是神谕一步步的应验。无论命运是如何的强大和不可知，俄底浦斯的出走是人类开始自我觉醒和反抗命运的开始，带有很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而在中国传统文学中，主动出走往往体现在隐逸者身上，他们远离政权，远离官场，“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出走的主动姿态实际是知识分子在处理自我人格冲突时的一种文化取向，也是知识分子在政治与文化的取舍中一种无奈的呈现。
（二）反省式的出走
当人们对现有生存环境及规则产生疑问时，往往会产生出一种自救式的解放精神，人们在这种条件下的出走是在基于对环境与自我的清醒认识，对自我的不满或对环境的不满直接促成了出走，出走在这里成为一种蜕变中求生存的方式。
西方文学中反省式的出走多以出走作为塑造新我的开始：《复活》中聂赫留朵夫在经历了法庭对玛丝洛娃的误判后，认清了自己的罪孽，他随玛丝洛娃出走的举动显示了他对旧我改造的诚意，随着他出走行为的深入，活动视野的不断扩大，他的忏悔活动也从对个人罪恶的认识，扩大到对整个生存环境的认识与批判。简·爱的出走就带有很强的自我反省式意味，十九世纪初对于像简·爱这样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女性而言，出路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做工有失身份，结婚因缺少丰富的陪嫁财产而失去竞争力，做家庭教师几乎是她们唯一的出路。可以说，嫁给罗彻斯特是简·爱最完美的归宿，但罗彻斯特有发妻，简·爱虽几近动摇，但最后她还是靠着坚强的独立精神，控制住自己，决然出走。简·爱出走时坚决的背影几乎成了她独立精神的标志。这里的出走既体现出她对不合理的社会价值取向的抨击，也显示出她对自我的清醒认识。
为反叛社会环境而出走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更常见，社会转型期新与旧的思想相互冲击，作为社会最小细胞的家庭首当其冲：青年人的个性意志在森严的等级观念下难以充分释放，他们不愿意委曲求全于旧的生存规则中,而是坚定的出走去找寻一种更理想的生存环境。现代文学中着重表现了这类对未知世界的渴望,迫不及待地冲出家庭的青年人。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中能清晰的反映出现实的复杂性和艰苦性，更多的会将“出走”作为具体的戏剧动作加以突出强化，使之成为矛盾冲突的集中点，使出走者借由这一戏剧动作完成形象，表现作者的意图。巴金在塑造觉慧形象时，以其出走行为昭示人物摆脱旧家族、旧文化的姿态，出走本身不仅代表着背叛，还代表着人物与新文化相融合的意愿。觉慧作为出走者，在价值立场上与旧环境针锋相对，代表了时代精神。在《伤逝》里，涓生和子君爱情悲剧的产生显示着鲁迅对现实环境和男女关系进行了思考，他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悲观地谈到：以现实条件与娜拉的实际状况而言，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为此鲁迅为子君设计的出走实际是鲁迅思想的具体化：女性应该争取经济与人格上的双重独立。子君的第一次出走为自己争取到了自由恋爱的权利，第二次无奈的出走实际是从无爱和经济上尴尬的双重困境中重新考量自己的生活价值。
（三）逃避式的出走
与西方文学中积极主动告别家乡奔赴前程的英雄们相比，中国传统文学中的英雄们的出走都显得不甚情愿，以土地为根本的中国人留恋故土，在传统观念看来背井离乡向来都是很凄凉的画面，所以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出走总有些迫不得已的味道。“逼上梁山”的模式是典型的逃避出走，显示出他们出走的被动性，环境即使再恶劣在他们看来，只要能安分固守好自己的家园就不愿离开，这是传统中国人对离家、去国怀有极大的恐惧，但总有充分的原因使人们脱离了自己原来既定的以家为核心的生活轨道，逃避现有的生活环境。
在曹禺的剧作中，主人公们经常以出走的方式来表明自己对生活的态度。《雷雨》中的周萍要借四凤的手让自己逃离繁漪，逃离周家，剧作就是围绕着周萍的出走和繁漪的阻拦展开剧情的。甚至可以说，周萍的出走与其说是他要寻找新的生活，不如说他是尽快从与繁漪的乱伦关系中逃离，从复杂又压抑的家庭关系中逃离。“出走”是这部悲剧情节发展的直接推动力，悲剧的高潮也正是出现这里。如果去掉“出走”这条线，人们很难想象这部悲
剧的情节将会如何展开。
三、中西方文学出走原型的一般性差异
从《诗经》到《离骚》再到历朝历代的文学，都不乏对个体出走时的愁苦情绪的渲染，而中国传统文学更重视的不是出走的痛苦，与归来的喜悦相比，思乡的痛苦只不过期盼归来的一种表现方式而已，这也显示出传统中国人求稳的性格：主和谐,求平衡，其终极目的是保持稳定。西方文化以古希腊文明作为重要渊源和起点，它追求真理，重视个体的独立和自由，强调理性、科学与思辨的精神。在这种情形下，每个个体都能保持独立的地位，而较少受约束于体制或伦理，因此个体间的差异性大，形成西方民族张扬的性格特征。另外，宗教文化也对西方文明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为整个文明提供了信仰和道德规范，使人们凝聚在统一的伦理标准下。近代，在西方文明的影响下，中国现代文学以思想启蒙和改造国民性为目的，以民主性与开放性作为准则，通过现代文学先驱者们对传统文化的背离，对传统的出走原型的拓展，淡化了传统文学中出走的无奈和愁苦，鼓励“出走”的人生，推崇冒险精神，也增强了出走原型在两种文化背景中的交融。
同时我们也能看到，现代文学人物的出走大多以群体利益为动机，意图通过个体行为展现群体意识甚至主流意识形态，这与西方文学中人物出走的动机差别较大，宗教、情感、社会意义，这些都是常见的出走动机，但最为注重的还是对于个体命运的思考，对于个人思想的关注。并且，“中国大多数剧作家满足于社会生活中出走与归来现象的梳理,有意识地追求即时效应，忽略了对人类普遍命运的思索，从而使出走与归来停留在形而下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批评上，这限制了对出走与归来主题哲学意义上的深度开掘。人的内在欲望包含着外出冒险和渴望回归两种基本愿望，出走和归来是人类两种既相互冲突又紧密联系的生存状态和精神要求，它们相互补充，当一种表现为现实存在状态时，另一种往往以理想形态显现，承载着人们的情感寄托和精神追求。”④
尽管相同的出走原型体现出中西方文学不同的侧重，在这个差异背后，还是体现出了出走原型最基本的姿态，表现了人们生存的过程中的最本真的反应。这一姿态，有最原始的表现，更多的是伴随着人类成长而在不同的文学阶段的别样呈现。
参考文献
①荣格著，苏克译,心理学与文学[M].上海: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1987:42-43
②荣格著、冯川译.荣格文集[M].改革出版社，1997：217
③叶·莫·梅列金斯基、魏庆征译．《神话的诗学》[M]，商务印书馆，1990：5
④田美丽.中国现代戏剧原型主题研究之一:出走与归来[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0（4）：94-98
（作者单位：安徽广播电视大学文法系）
【关键词】原型主题 出走 差异
在千差万别的文学形态中，能把握住其中的原型主题，就会为我们认识文学现象、了解文学规律提供有力的切入点。近年来，原型研究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提取相应的模式，而更多的是与相应的文化背景结合起来，从中发现有价值的、具有典型文化特征的原型。出走原型就是其中之一。
一、出走原型探究
出走这一种举动，体现了人类的生存的基本状态和精神要求，因此成为文学重要的原型主题。原型理论来源于荣格的分析心理学中的集体无意识理论，荣格的研究认为集体无意识来源于人自身从祖先那儿继承来的原始的经验和意象，就像动物有先天遗传的某些本能一样，人生来就具有这种先天性的倾向和意识，使人不用亲身经历就可以采取与自己祖先相同的方式来应对自然。集体无意识的核心结构形式就是原始意象或者叫做原型。①荣格曾详细地描述过其中的关系：“人生中有多少典型的情境，就有多少原型，这些经验由于不断重复而被深深地镂刻在我们的心理结构之中。这种镂刻，不是以充满内容的意象形式，而是最初没有作为内容的形式，它所代表的不过是某种类型的知觉和行为的可能性而已，它所代表的不过是某种类型的知觉和行为的可能性而已。”②这些也许一时被忘却或被人控制的意识组成了原型。原型也由于人生情境的丰富而类型众多，一方面存在于宗教故事和神话传说中，有时出现在人的臆想或梦境里，“原初的神话原型以种种‘面貌’周而复始、循环不已。”③原型被衍生出来以后，继续承担着传递原始信息的职责。它仅仅通过人物、情节、背景、事件来完成人类主体无意识的积累和总结，长期的历时性经验的积淀使我们在之后的文学发展过程中经常可以发现一些似曾相识的情节、人物、主题等。原型由此具备了原始认知性，所以更易于在阅读中引起共鸣，并下意识地被以后的文学所复制。但更多的，原型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的能够反复出现的主题。
出走，从空间意义上讲，是离开原有环境的行为，在中国传统文学中，出走行为是以离开家庭为主要方式的；而在西方文学中，出走行为所要离开的环境更为复杂和多样化，可以是离开家庭、脱离宗教或者其它。出走，从价值意义上讲，是对原有文化的或反叛，或重新审视，或重新建构，也是对个体行为的或肯定，或反省，或逃避。这也就决定个体出走行为的最终，都与原有规范相关，都离不开文化母体提供的既定规范，从而也就决定了这些出走者人生轨迹的复杂性和归宿意义的多样性。
二、出走原型的演绎
（一）主动的出走
人类远古时期，认识上的局限使人们认为人不足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问题，所有问题的根源被认为是主宰着人的不可知的“命运”。古希腊文学中有大量主动出走的英雄们。《俄底浦斯王》中忒拜国王拉伊俄斯从神谕中得知他的儿子俄底浦斯会杀父娶母，就命令刺穿了他的双脚，弃于山中。俄底浦斯辗转被收养，长大后也从神谕中得知自己将要犯下的大罪，为了反抗自己即将“杀父娶母”的命运而出走，面对无法抗拒的神谕，俄底浦斯王想借由出走完成他对于既定命运的反抗，只是他的一切努力都无法改变其命运注定的生活道路。俄底浦斯的主动出走带来了正是神谕一步步的应验。无论命运是如何的强大和不可知，俄底浦斯的出走是人类开始自我觉醒和反抗命运的开始，带有很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而在中国传统文学中，主动出走往往体现在隐逸者身上，他们远离政权，远离官场，“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出走的主动姿态实际是知识分子在处理自我人格冲突时的一种文化取向，也是知识分子在政治与文化的取舍中一种无奈的呈现。
（二）反省式的出走
当人们对现有生存环境及规则产生疑问时，往往会产生出一种自救式的解放精神，人们在这种条件下的出走是在基于对环境与自我的清醒认识，对自我的不满或对环境的不满直接促成了出走，出走在这里成为一种蜕变中求生存的方式。
西方文学中反省式的出走多以出走作为塑造新我的开始：《复活》中聂赫留朵夫在经历了法庭对玛丝洛娃的误判后，认清了自己的罪孽，他随玛丝洛娃出走的举动显示了他对旧我改造的诚意，随着他出走行为的深入，活动视野的不断扩大，他的忏悔活动也从对个人罪恶的认识，扩大到对整个生存环境的认识与批判。简·爱的出走就带有很强的自我反省式意味，十九世纪初对于像简·爱这样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女性而言，出路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做工有失身份，结婚因缺少丰富的陪嫁财产而失去竞争力，做家庭教师几乎是她们唯一的出路。可以说，嫁给罗彻斯特是简·爱最完美的归宿，但罗彻斯特有发妻，简·爱虽几近动摇，但最后她还是靠着坚强的独立精神，控制住自己，决然出走。简·爱出走时坚决的背影几乎成了她独立精神的标志。这里的出走既体现出她对不合理的社会价值取向的抨击，也显示出她对自我的清醒认识。
为反叛社会环境而出走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更常见，社会转型期新与旧的思想相互冲击，作为社会最小细胞的家庭首当其冲：青年人的个性意志在森严的等级观念下难以充分释放，他们不愿意委曲求全于旧的生存规则中,而是坚定的出走去找寻一种更理想的生存环境。现代文学中着重表现了这类对未知世界的渴望,迫不及待地冲出家庭的青年人。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中能清晰的反映出现实的复杂性和艰苦性，更多的会将“出走”作为具体的戏剧动作加以突出强化，使之成为矛盾冲突的集中点，使出走者借由这一戏剧动作完成形象，表现作者的意图。巴金在塑造觉慧形象时，以其出走行为昭示人物摆脱旧家族、旧文化的姿态，出走本身不仅代表着背叛，还代表着人物与新文化相融合的意愿。觉慧作为出走者，在价值立场上与旧环境针锋相对，代表了时代精神。在《伤逝》里，涓生和子君爱情悲剧的产生显示着鲁迅对现实环境和男女关系进行了思考，他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悲观地谈到：以现实条件与娜拉的实际状况而言，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为此鲁迅为子君设计的出走实际是鲁迅思想的具体化：女性应该争取经济与人格上的双重独立。子君的第一次出走为自己争取到了自由恋爱的权利，第二次无奈的出走实际是从无爱和经济上尴尬的双重困境中重新考量自己的生活价值。
（三）逃避式的出走
与西方文学中积极主动告别家乡奔赴前程的英雄们相比，中国传统文学中的英雄们的出走都显得不甚情愿，以土地为根本的中国人留恋故土，在传统观念看来背井离乡向来都是很凄凉的画面，所以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出走总有些迫不得已的味道。“逼上梁山”的模式是典型的逃避出走，显示出他们出走的被动性，环境即使再恶劣在他们看来，只要能安分固守好自己的家园就不愿离开，这是传统中国人对离家、去国怀有极大的恐惧，但总有充分的原因使人们脱离了自己原来既定的以家为核心的生活轨道，逃避现有的生活环境。
在曹禺的剧作中，主人公们经常以出走的方式来表明自己对生活的态度。《雷雨》中的周萍要借四凤的手让自己逃离繁漪，逃离周家，剧作就是围绕着周萍的出走和繁漪的阻拦展开剧情的。甚至可以说，周萍的出走与其说是他要寻找新的生活，不如说他是尽快从与繁漪的乱伦关系中逃离，从复杂又压抑的家庭关系中逃离。“出走”是这部悲剧情节发展的直接推动力，悲剧的高潮也正是出现这里。如果去掉“出走”这条线，人们很难想象这部悲
剧的情节将会如何展开。
三、中西方文学出走原型的一般性差异
从《诗经》到《离骚》再到历朝历代的文学，都不乏对个体出走时的愁苦情绪的渲染，而中国传统文学更重视的不是出走的痛苦，与归来的喜悦相比，思乡的痛苦只不过期盼归来的一种表现方式而已，这也显示出传统中国人求稳的性格：主和谐,求平衡，其终极目的是保持稳定。西方文化以古希腊文明作为重要渊源和起点，它追求真理，重视个体的独立和自由，强调理性、科学与思辨的精神。在这种情形下，每个个体都能保持独立的地位，而较少受约束于体制或伦理，因此个体间的差异性大，形成西方民族张扬的性格特征。另外，宗教文化也对西方文明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为整个文明提供了信仰和道德规范，使人们凝聚在统一的伦理标准下。近代，在西方文明的影响下，中国现代文学以思想启蒙和改造国民性为目的，以民主性与开放性作为准则，通过现代文学先驱者们对传统文化的背离，对传统的出走原型的拓展，淡化了传统文学中出走的无奈和愁苦，鼓励“出走”的人生，推崇冒险精神，也增强了出走原型在两种文化背景中的交融。
同时我们也能看到，现代文学人物的出走大多以群体利益为动机，意图通过个体行为展现群体意识甚至主流意识形态，这与西方文学中人物出走的动机差别较大，宗教、情感、社会意义，这些都是常见的出走动机，但最为注重的还是对于个体命运的思考，对于个人思想的关注。并且，“中国大多数剧作家满足于社会生活中出走与归来现象的梳理,有意识地追求即时效应，忽略了对人类普遍命运的思索，从而使出走与归来停留在形而下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批评上，这限制了对出走与归来主题哲学意义上的深度开掘。人的内在欲望包含着外出冒险和渴望回归两种基本愿望，出走和归来是人类两种既相互冲突又紧密联系的生存状态和精神要求，它们相互补充，当一种表现为现实存在状态时，另一种往往以理想形态显现，承载着人们的情感寄托和精神追求。”④
尽管相同的出走原型体现出中西方文学不同的侧重，在这个差异背后，还是体现出了出走原型最基本的姿态，表现了人们生存的过程中的最本真的反应。这一姿态，有最原始的表现，更多的是伴随着人类成长而在不同的文学阶段的别样呈现。
参考文献
①荣格著，苏克译,心理学与文学[M].上海: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1987:42-43
②荣格著、冯川译.荣格文集[M].改革出版社，1997：217
③叶·莫·梅列金斯基、魏庆征译．《神话的诗学》[M]，商务印书馆，1990：5
④田美丽.中国现代戏剧原型主题研究之一:出走与归来[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0（4）：94-98
（作者单位：安徽广播电视大学文法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