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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不及，而人才之盛过之。”宋朝享国三百多年，虽然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国家统一，领土疆域远不及汉唐，但是两宋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可称为中国古代的巅峰时刻。尤其是北宋前期的“右文政策”作为两宋以文治国的发轫和肇始，对宋朝三百多年的历史产生过重要影响，本文将讨论“右文政策”的表现和作用。
关键词：北宋前期 右文政策 表现 作用
一、何为右文政策
北宋初期确立了“尚文抑武”的基本国策，以文治超越武功，即使北宋败仗连连，南宋偏安一隅，还是成就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的巅峰时期。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以武力取代后周，最终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宋太祖因此十分忌惮武将篡权，明确提出“宰相须用读书人！”继任者宋太宗跟随太祖平定天下，明白“江山逆取而顺守之”的道理，“以文化成天下”，秉承太祖遗风，热心文化和教育事业，自谓：“朕无他好，但喜读书，多见古今成败。”后来宋真宗继续大力宣扬读书的好处及重要性，所作的《劝学诗》广为传播，享誉后世。经过北宋前期三位皇帝的大力推行，这种以文治国的右文政策很快成為一种社会风尚，使朝野上下以不学无术相耻。
两宋的政治、经济、文化独具特色，很多思想和措施值得当前借鉴；右文政策作为发轫和滥觞，尤其值得深入研究。太祖、太宗、真宗皆“尚文抑武”，承上启下，逐次推进。综合北宋前期三朝右文政策的具体情况，下面将从科举、教育、出版三大方面逐一梳理右文政策的表现与作用。
二、右文政策的表现
1.科举制度
宋太祖吸取唐朝后期藩镇割据，五代时期武将篡权的经验教训，十分重视科举考试的社会功能，为天下寒士广开入仕之路。自建隆元年（960年）正式恢复科举考试以来，宋太祖对科举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与调整，提升了科举考试的公平性和公正性，基本取消了参加科举考试的身份限制，从制度上保证了向全民开放。比如，大幅增加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两宋共取士115427人，年均361人，为唐年均取士额的14倍；给予了读书人更多的做官机会：与唐代相比，科举只要通过了三级考试，不需再试于吏部便可直接授官；大幅提高待遇，宋代的官员待遇在中国古代是极高的，如俸禄为汉代的十倍，为唐代的2.6倍。结果在北宋153名宰相中，出身于平民的66人，约占总数的43.1%，出于贵胄的仅25人，约占总数的16.3%，宰相中平民与贵胄出身比例倒置，不仅是中国古代，还是人类文明的划时代进步。
2.学校教育
北宋前期的中央官学保持官员子弟学校的性质，国子生的地位在太学生之上，国子学成为唯一的中央官学，太学生附读于国子学。国子生和太学生的身份背景被放宽，从唐朝的高级官员子弟学校下降到中级官员子弟学校。到了北宋仁宗时期，太学开始独立营办，发展势头和影响力逐渐超越国子学，及至南宋，国子学甚至依附于太学。太学逐渐呈现官民子弟混合，可以享受公费和减免赋役的优惠待遇，甚至能够直接入仕。至于地方官学，唐朝基本上是贵胄子弟学校，北宋前期逐渐开始向平民子弟开放，除了对道德品质有所要求之外，对学生的身份背景没有任何限制。
私学性质的书院比地方官学更值得关注。北宋前期就有书院出现，而地方官学到了仁宗朝才兴盛。书院不是真正的私学，都与各级政府有联系，大多由地方富人出资举办，满足新兴阶层的需要。书院作为新生事物，还是明显不同于官学：功利性较弱，不以应试为目的，广泛吸收“工商杂类”等平民子弟。至于最基层的乡校，更是重现汉代盛况，有过之而无不及，私人创办，私人教学，虽然很多贫民子弟没有财力进入私学，但是私学的开放程度还是使其具有较少的排他性。书院和乡校的开放程度最高，书院不受科举制度等官方意识形态的直接控制，成为广泛传播理学思想的重要阵地。
3.印刷出版
宋朝统治者十分重视书籍文献的重要价值，宋太祖乾德四年（966年），下诏求书：“凡吏民有以书籍来献者，令史馆视其篇目，馆中所无则收之。献书人送学士院试问吏理，堪任职官，具以名闻。”献书即当官，名日“献文召试”制度，这是一种独特的取士选官方式，也是北宋“右文政策”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书籍文献的收集整理。为了便于收集整理，北宋前期建立了专门管理书籍文献的官方机构，史称“三馆”，即昭文馆、史馆和集贤院，后因藏书太多，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另建三馆书院，赐名“崇文院”，藏书总数达8万余卷。官方通过收集整理书籍文献，除了印刷传统的经史著作之外，编撰出版了很多重要的新书籍，比如太宗和真宗两朝著名的四大部书——《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广记》。从中央政府到各级各类地方政府都提倡刻书，造成了一种争相刻书的社会风气，民间的私刻和坊刻同样繁荣。私人学者出于兴趣爱好和“为往圣继绝学”的学术使命刻书，据《书林清话》记载，北宋时期的私刻传世极少，南宋以后的私刻风靡一时，保存编撰了大量书籍文献；商业书坊纯粹出于商业利益，为满足科举考试的市场需求，编印了大量应试读本，为适应市民文化的发展，刊行了大量的通俗读物，主要是各种被官刻所不齿的农业、手工、星相、医学等内容的应用性书籍，以及话本小说、杂唱变文等通俗文学书籍。
三、右文政策的作用
综合上述的三点表现，可以暂且得出以下三点作用：
第一，北宋前期即使是最开明的古代社会形态，由于皇权专制的根本属性没有动摇，虽然科举、教育、出版三个层面部相对开放，但是始终难以发挥与之匹配的社会作用，换句话说，除了危急时刻，无论平民还是士大夫，都不能对公共权力构成实质性的影响。
第二，北宋前期偶尔达到了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和国家活动的调节，关键在于右文政策的正相关性。北宋前期的统治者都很清明，相比之下，北宋后期的政治腐败。由是观之，中国古代社会直接关联最高统治者的治乱兴衰。从科举、教育、出版三个层面来看，统统受到皇权的控制，即使有批评，也是皇权许可的批评，至于调节和制约，几乎都是因为皇权衰微，实在管不了的时候才会发生。
第三，北宋前期的右文政策已经促成科举、教育、出版基本向所有公民开放；文人阶层可以在体制化的保护下，自由、公开的表达意见，在特殊情况下，不仅可以批评，而且还能调节和制约公共权力；尤其重要的是，北宋前期文人阶层的数量增多，印刷术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种大众传播媒介，促使出版业随之繁荣。虽然北宋前期的印刷出版萌发于经史著作，终止于政治内容，但是北宋前期的社会文化有目共睹，两宋理学和话本小说的出现，都对后世中国人的精神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
关键词：北宋前期 右文政策 表现 作用
一、何为右文政策
北宋初期确立了“尚文抑武”的基本国策，以文治超越武功，即使北宋败仗连连，南宋偏安一隅，还是成就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的巅峰时期。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以武力取代后周，最终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宋太祖因此十分忌惮武将篡权，明确提出“宰相须用读书人！”继任者宋太宗跟随太祖平定天下，明白“江山逆取而顺守之”的道理，“以文化成天下”，秉承太祖遗风，热心文化和教育事业，自谓：“朕无他好，但喜读书，多见古今成败。”后来宋真宗继续大力宣扬读书的好处及重要性，所作的《劝学诗》广为传播，享誉后世。经过北宋前期三位皇帝的大力推行，这种以文治国的右文政策很快成為一种社会风尚，使朝野上下以不学无术相耻。
两宋的政治、经济、文化独具特色，很多思想和措施值得当前借鉴；右文政策作为发轫和滥觞，尤其值得深入研究。太祖、太宗、真宗皆“尚文抑武”，承上启下，逐次推进。综合北宋前期三朝右文政策的具体情况，下面将从科举、教育、出版三大方面逐一梳理右文政策的表现与作用。
二、右文政策的表现
1.科举制度
宋太祖吸取唐朝后期藩镇割据，五代时期武将篡权的经验教训，十分重视科举考试的社会功能，为天下寒士广开入仕之路。自建隆元年（960年）正式恢复科举考试以来，宋太祖对科举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与调整，提升了科举考试的公平性和公正性，基本取消了参加科举考试的身份限制，从制度上保证了向全民开放。比如，大幅增加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两宋共取士115427人，年均361人，为唐年均取士额的14倍；给予了读书人更多的做官机会：与唐代相比，科举只要通过了三级考试，不需再试于吏部便可直接授官；大幅提高待遇，宋代的官员待遇在中国古代是极高的，如俸禄为汉代的十倍，为唐代的2.6倍。结果在北宋153名宰相中，出身于平民的66人，约占总数的43.1%，出于贵胄的仅25人，约占总数的16.3%，宰相中平民与贵胄出身比例倒置，不仅是中国古代，还是人类文明的划时代进步。
2.学校教育
北宋前期的中央官学保持官员子弟学校的性质，国子生的地位在太学生之上，国子学成为唯一的中央官学，太学生附读于国子学。国子生和太学生的身份背景被放宽，从唐朝的高级官员子弟学校下降到中级官员子弟学校。到了北宋仁宗时期，太学开始独立营办，发展势头和影响力逐渐超越国子学，及至南宋，国子学甚至依附于太学。太学逐渐呈现官民子弟混合，可以享受公费和减免赋役的优惠待遇，甚至能够直接入仕。至于地方官学，唐朝基本上是贵胄子弟学校，北宋前期逐渐开始向平民子弟开放，除了对道德品质有所要求之外，对学生的身份背景没有任何限制。
私学性质的书院比地方官学更值得关注。北宋前期就有书院出现，而地方官学到了仁宗朝才兴盛。书院不是真正的私学，都与各级政府有联系，大多由地方富人出资举办，满足新兴阶层的需要。书院作为新生事物，还是明显不同于官学：功利性较弱，不以应试为目的，广泛吸收“工商杂类”等平民子弟。至于最基层的乡校，更是重现汉代盛况，有过之而无不及，私人创办，私人教学，虽然很多贫民子弟没有财力进入私学，但是私学的开放程度还是使其具有较少的排他性。书院和乡校的开放程度最高，书院不受科举制度等官方意识形态的直接控制，成为广泛传播理学思想的重要阵地。
3.印刷出版
宋朝统治者十分重视书籍文献的重要价值，宋太祖乾德四年（966年），下诏求书：“凡吏民有以书籍来献者，令史馆视其篇目，馆中所无则收之。献书人送学士院试问吏理，堪任职官，具以名闻。”献书即当官，名日“献文召试”制度，这是一种独特的取士选官方式，也是北宋“右文政策”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书籍文献的收集整理。为了便于收集整理，北宋前期建立了专门管理书籍文献的官方机构，史称“三馆”，即昭文馆、史馆和集贤院，后因藏书太多，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另建三馆书院，赐名“崇文院”，藏书总数达8万余卷。官方通过收集整理书籍文献，除了印刷传统的经史著作之外，编撰出版了很多重要的新书籍，比如太宗和真宗两朝著名的四大部书——《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广记》。从中央政府到各级各类地方政府都提倡刻书，造成了一种争相刻书的社会风气，民间的私刻和坊刻同样繁荣。私人学者出于兴趣爱好和“为往圣继绝学”的学术使命刻书，据《书林清话》记载，北宋时期的私刻传世极少，南宋以后的私刻风靡一时，保存编撰了大量书籍文献；商业书坊纯粹出于商业利益，为满足科举考试的市场需求，编印了大量应试读本，为适应市民文化的发展，刊行了大量的通俗读物，主要是各种被官刻所不齿的农业、手工、星相、医学等内容的应用性书籍，以及话本小说、杂唱变文等通俗文学书籍。
三、右文政策的作用
综合上述的三点表现，可以暂且得出以下三点作用：
第一，北宋前期即使是最开明的古代社会形态，由于皇权专制的根本属性没有动摇，虽然科举、教育、出版三个层面部相对开放，但是始终难以发挥与之匹配的社会作用，换句话说，除了危急时刻，无论平民还是士大夫，都不能对公共权力构成实质性的影响。
第二，北宋前期偶尔达到了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和国家活动的调节，关键在于右文政策的正相关性。北宋前期的统治者都很清明，相比之下，北宋后期的政治腐败。由是观之，中国古代社会直接关联最高统治者的治乱兴衰。从科举、教育、出版三个层面来看，统统受到皇权的控制，即使有批评，也是皇权许可的批评，至于调节和制约，几乎都是因为皇权衰微，实在管不了的时候才会发生。
第三，北宋前期的右文政策已经促成科举、教育、出版基本向所有公民开放；文人阶层可以在体制化的保护下，自由、公开的表达意见，在特殊情况下，不仅可以批评，而且还能调节和制约公共权力；尤其重要的是，北宋前期文人阶层的数量增多，印刷术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种大众传播媒介，促使出版业随之繁荣。虽然北宋前期的印刷出版萌发于经史著作，终止于政治内容，但是北宋前期的社会文化有目共睹，两宋理学和话本小说的出现，都对后世中国人的精神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