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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两届金马奖最佳摄影的获得者,曹郁被多数人熟知,一是因为他的才华,二是“姚晨老公”的身份。但在此之外,曹郁更有属于自己的骄傲——摄影。在影像世界里,他既能像一个艺术家一样投入感情,又能精确掌控技术层面的难题,游刃有余地处理二者之间的矛盾。作为摄影师,曹郁是分裂的,但正是这种分裂感赋予了他自信。
所经历的每件事,都为拍出的画面服务
曹郁是北京人,自小对故宫非常熟悉,但14岁那年,首次从电影《末代皇帝》中看到故宫时,他还是觉得十分诧异:那根本就不是他见过的故宫!带着好奇,他屡次跑到午门和太和殿,站在影片里的拍摄角度细细观察,却始终找不到电影里的感觉。在北影厂工作的父亲告诉他,影片气氛是摄影师拍出来的,自那时起,摄影师就成为了曹郁为之努力的方向。
读中学时,曹郁的成绩极差,因此一直都被老师和同学轻视。他偶尔聊起电影梦,别人眼睛里都充满着轻蔑,意思很明显:你不过是学习不好,才想走这条路罢了。但曹郁深信,他会在这个行业里做出个样子来。
1993年,曹郁如愿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摇身变成了系里最用功的学生,所有时间都用在了研究器材和泡图书馆上,大学四年都是专业第一。那时曹郁常在图书馆借阅《美国电影摄影师》杂志,将自己喜欢的文章复印下来,收集了厚厚的一大本,一边翻看一边悄悄幻想:要是哪天自己也能上这本杂志,那就太牛了。而19年后,这个愿望真的变成了现实。
毕业之后,曹郁开始马不停蹄地拍电影,因为片方的压力和成本预算,每部戏都拍得很潦草,当然曹郁的收入也低得可怜。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存款都不超过5000元。但困扰他更多的,是难以在工作中找到触发点。2001年,他回学院办事,顺便送了老师几张自己拍的碟片。几天后,老师打电话给他,说:“做摄影师,你要么在艺术上有特别的成绩,要么你就在经济上有所收获,拍不合适的东西只会磨损你的才气。”曹郁想,艺术上的成就要靠机遇,得碰见特别合适的戏才行,既然暂时等不到,那就先去赚钱吧。于是他开始转战广告行业。
此后两年间,曹郁先后接拍了几百个广告,多次获得广告摄影奖提名,成为了京城最高价的摄影师。他购了车,买了房,日子过得越来越滋润,人也开始发胖。拿着丰厚的报酬,曹郁却变得越来越不安,他觉得日子在慢慢消磨自己,有些梦想也变得越来越虚无。就在这时,陆川找到了曹郁,递给了他《可可西里》的剧本。
在混得最好的时候急流勇退跑去拍《可可西里》,同行们都觉得不可理喻。他却说:“在一个圈子里待得太久,你会觉得那就是全世界,微胖小富都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有些东西出现的时候,我才知道自己经历的每件事、每个成长瞬间,都是为将来拍出的画面服务的。”
目标是做艺术家,艺术是需要较劲的
在拍摄《可可西里》前,曹郁见过的青海影像都是明信片式的:蓝天湛蓝,白云雪白,阳光明媚。但当他看过真实的照片后,却发现那儿是个特别阴郁的不毛之地,漫天沙尘,阴冷恐怖。他决定追随直观感受,不刻意去美化可可西里的景象。整整四个多月里,曹郁一直在平均海拔4600米的高原上拍摄场地,写下了近十万字的拍摄日记。这次拍摄过程帮他找回了内心最原始的激情,也为其赢得了金马奖最佳摄影奖。“正因为这部电影,让我有了从未感受过的力量、勇气、荣誉和爱。”他站在领奖台上这样致辞。
拍完《可可西里》,曹郁的知名度开始飙升,不少影片向其表达了合作意向,他却无意接受,又回到广告界。朋友问他,广告最火的时候你离开了,去拍不赚钱的电影,现在在电影圈出了名,再跑回来拍广告,不怕位置被取代吗?这么折腾到底为了啥?曹郁笑了:“我的梦想是做艺术家而不是摄影工作者,艺术家都特别爱较劲,如果没有特别合适的电影,我宁可不拍,拍广告至少可以练习技术,积累技术性的经验,又有大把时间可以充电,将自己准备好,将来才不会丢脸。”
2006年,陆川再次找到曹郁,邀请他拍摄电影《南京!南京!》。在听陆川讲剧本的时候,曹郁脑海里浮现出了一张又一张的脸——大屠杀遇难者或是幸存者的脸。如何才能烘托出战争中人的精神状态?以及那种诗意的、抽象的神性?曹郁略略思考了一下,忽然问陆川:“拍成黑白片可以吗?”
陆川很犹豫,其他人也极力反对,因为担心没人愿意为一部两个半小时的黑白电影买单。但曹郁有他自己的坚持,他认为黑白片可以排除色彩的干扰,提炼出最纯粹的精神,直入观众的灵魂。为了说服剧组,他默默地做了几次对比的试片放给大家看,最终说服了所有人。
拍摄前的七个月,曹郁一直在进行“从彩色变为黑白”的试验,看每个道具、布景拍摄成黑白片的效果,他甚至将自己的手机屏保也处理成了黑白色。经过反复试验,他得出一个结论:要让黑白效果好,就得强调质感的搭配,于是日军的衣服全都改成了呢子料,这样就与刘烨穿的破棉袄形成了鲜明的反衬,有了这层考虑,果然避免了观众视觉混乱的问题。开始拍摄时,剧组用的是摇臂机,但曹郁找不到真实感。他果断解下了摄像机,扛在了肩上,立刻收获了想要的感觉。此后的拍摄过程,他一直坚持使用肩扛机拍摄,这种近乎较劲的拍摄方式,让后来的影片充满了真实的记录感。
拍摄是一个很矛盾的过程,但分裂感让我充满底气
刚开始拍摄《南京!南京!》的时候,曹郁的情绪是非常稳定的,剧情进行到了日本兵重进难民营的医院时,他的情绪瞬间崩盘了,但良好的职业素养使他稳稳地把住了摄像机。曹郁说:“作为导演,陆川可以随着剧情痛哭,但我不可以。一方面我要像一个艺术家一样去思考和评判,去体会那种暴力和悲痛,另一方面,还要考虑许多技术上的客观问题,以求达到最完美的拍摄效果。要在一瞬间完成这一切,这个过程特别矛盾,让你充满分裂感,但这种感觉也是我自信的来源,因为我清楚地知道自己能搞定它。”
陆川叫曹郁 “老伙计”,把他当作最铁的搭档。想不明白的技术难题,他会放心地丢给曹郁解决,并在第一时间考虑他的建议。他说,在《南京!南京!》里,曹郁就像是观众的眼睛,慢慢穿越了那场灾难,留下了情感的内核。曹郁起到的作用,远不是摄像那么简单。
曹郁的摄影梦,是从《末代皇帝》开始的,自那以后,他每年都要将这部电影看几遍,每次看都努力寻找不同的角度,也都能发现许多值得自己学习的地方,进而汲取不少营养。而在他的家中则堆满音乐碟片,有空的时候就窝在家中看书赏画听音乐。“我觉得一个醉心艺术的人,应该是灵感流全面打开的,他的眼耳鼻舌身意,甚至每一个毛孔,都能随时接收到启发和创意,然后将这些应用到所从事的领域当中,才能做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也只有这样,你和你从事的专业才能相看两不厌。”
曹郁选择成为一名艺术家,但不必是最顶级的艺术家,因为“那是由天赋决定的,天赋决定你能走多远”,他只负责自己所能掌控的方面,努力做一个“有力量的、原始的、简单的、浓烈的人”。
(编辑 张秀格 gegepretty@163.com)
所经历的每件事,都为拍出的画面服务
曹郁是北京人,自小对故宫非常熟悉,但14岁那年,首次从电影《末代皇帝》中看到故宫时,他还是觉得十分诧异:那根本就不是他见过的故宫!带着好奇,他屡次跑到午门和太和殿,站在影片里的拍摄角度细细观察,却始终找不到电影里的感觉。在北影厂工作的父亲告诉他,影片气氛是摄影师拍出来的,自那时起,摄影师就成为了曹郁为之努力的方向。
读中学时,曹郁的成绩极差,因此一直都被老师和同学轻视。他偶尔聊起电影梦,别人眼睛里都充满着轻蔑,意思很明显:你不过是学习不好,才想走这条路罢了。但曹郁深信,他会在这个行业里做出个样子来。
1993年,曹郁如愿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摇身变成了系里最用功的学生,所有时间都用在了研究器材和泡图书馆上,大学四年都是专业第一。那时曹郁常在图书馆借阅《美国电影摄影师》杂志,将自己喜欢的文章复印下来,收集了厚厚的一大本,一边翻看一边悄悄幻想:要是哪天自己也能上这本杂志,那就太牛了。而19年后,这个愿望真的变成了现实。
毕业之后,曹郁开始马不停蹄地拍电影,因为片方的压力和成本预算,每部戏都拍得很潦草,当然曹郁的收入也低得可怜。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存款都不超过5000元。但困扰他更多的,是难以在工作中找到触发点。2001年,他回学院办事,顺便送了老师几张自己拍的碟片。几天后,老师打电话给他,说:“做摄影师,你要么在艺术上有特别的成绩,要么你就在经济上有所收获,拍不合适的东西只会磨损你的才气。”曹郁想,艺术上的成就要靠机遇,得碰见特别合适的戏才行,既然暂时等不到,那就先去赚钱吧。于是他开始转战广告行业。
此后两年间,曹郁先后接拍了几百个广告,多次获得广告摄影奖提名,成为了京城最高价的摄影师。他购了车,买了房,日子过得越来越滋润,人也开始发胖。拿着丰厚的报酬,曹郁却变得越来越不安,他觉得日子在慢慢消磨自己,有些梦想也变得越来越虚无。就在这时,陆川找到了曹郁,递给了他《可可西里》的剧本。
在混得最好的时候急流勇退跑去拍《可可西里》,同行们都觉得不可理喻。他却说:“在一个圈子里待得太久,你会觉得那就是全世界,微胖小富都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有些东西出现的时候,我才知道自己经历的每件事、每个成长瞬间,都是为将来拍出的画面服务的。”
目标是做艺术家,艺术是需要较劲的
在拍摄《可可西里》前,曹郁见过的青海影像都是明信片式的:蓝天湛蓝,白云雪白,阳光明媚。但当他看过真实的照片后,却发现那儿是个特别阴郁的不毛之地,漫天沙尘,阴冷恐怖。他决定追随直观感受,不刻意去美化可可西里的景象。整整四个多月里,曹郁一直在平均海拔4600米的高原上拍摄场地,写下了近十万字的拍摄日记。这次拍摄过程帮他找回了内心最原始的激情,也为其赢得了金马奖最佳摄影奖。“正因为这部电影,让我有了从未感受过的力量、勇气、荣誉和爱。”他站在领奖台上这样致辞。
拍完《可可西里》,曹郁的知名度开始飙升,不少影片向其表达了合作意向,他却无意接受,又回到广告界。朋友问他,广告最火的时候你离开了,去拍不赚钱的电影,现在在电影圈出了名,再跑回来拍广告,不怕位置被取代吗?这么折腾到底为了啥?曹郁笑了:“我的梦想是做艺术家而不是摄影工作者,艺术家都特别爱较劲,如果没有特别合适的电影,我宁可不拍,拍广告至少可以练习技术,积累技术性的经验,又有大把时间可以充电,将自己准备好,将来才不会丢脸。”
2006年,陆川再次找到曹郁,邀请他拍摄电影《南京!南京!》。在听陆川讲剧本的时候,曹郁脑海里浮现出了一张又一张的脸——大屠杀遇难者或是幸存者的脸。如何才能烘托出战争中人的精神状态?以及那种诗意的、抽象的神性?曹郁略略思考了一下,忽然问陆川:“拍成黑白片可以吗?”
陆川很犹豫,其他人也极力反对,因为担心没人愿意为一部两个半小时的黑白电影买单。但曹郁有他自己的坚持,他认为黑白片可以排除色彩的干扰,提炼出最纯粹的精神,直入观众的灵魂。为了说服剧组,他默默地做了几次对比的试片放给大家看,最终说服了所有人。
拍摄前的七个月,曹郁一直在进行“从彩色变为黑白”的试验,看每个道具、布景拍摄成黑白片的效果,他甚至将自己的手机屏保也处理成了黑白色。经过反复试验,他得出一个结论:要让黑白效果好,就得强调质感的搭配,于是日军的衣服全都改成了呢子料,这样就与刘烨穿的破棉袄形成了鲜明的反衬,有了这层考虑,果然避免了观众视觉混乱的问题。开始拍摄时,剧组用的是摇臂机,但曹郁找不到真实感。他果断解下了摄像机,扛在了肩上,立刻收获了想要的感觉。此后的拍摄过程,他一直坚持使用肩扛机拍摄,这种近乎较劲的拍摄方式,让后来的影片充满了真实的记录感。
拍摄是一个很矛盾的过程,但分裂感让我充满底气
刚开始拍摄《南京!南京!》的时候,曹郁的情绪是非常稳定的,剧情进行到了日本兵重进难民营的医院时,他的情绪瞬间崩盘了,但良好的职业素养使他稳稳地把住了摄像机。曹郁说:“作为导演,陆川可以随着剧情痛哭,但我不可以。一方面我要像一个艺术家一样去思考和评判,去体会那种暴力和悲痛,另一方面,还要考虑许多技术上的客观问题,以求达到最完美的拍摄效果。要在一瞬间完成这一切,这个过程特别矛盾,让你充满分裂感,但这种感觉也是我自信的来源,因为我清楚地知道自己能搞定它。”
陆川叫曹郁 “老伙计”,把他当作最铁的搭档。想不明白的技术难题,他会放心地丢给曹郁解决,并在第一时间考虑他的建议。他说,在《南京!南京!》里,曹郁就像是观众的眼睛,慢慢穿越了那场灾难,留下了情感的内核。曹郁起到的作用,远不是摄像那么简单。
曹郁的摄影梦,是从《末代皇帝》开始的,自那以后,他每年都要将这部电影看几遍,每次看都努力寻找不同的角度,也都能发现许多值得自己学习的地方,进而汲取不少营养。而在他的家中则堆满音乐碟片,有空的时候就窝在家中看书赏画听音乐。“我觉得一个醉心艺术的人,应该是灵感流全面打开的,他的眼耳鼻舌身意,甚至每一个毛孔,都能随时接收到启发和创意,然后将这些应用到所从事的领域当中,才能做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也只有这样,你和你从事的专业才能相看两不厌。”
曹郁选择成为一名艺术家,但不必是最顶级的艺术家,因为“那是由天赋决定的,天赋决定你能走多远”,他只负责自己所能掌控的方面,努力做一个“有力量的、原始的、简单的、浓烈的人”。
(编辑 张秀格 gegepretty@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