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提起田汉，都知是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有一位女性，她在田汉身后，是田汉的精神导师、灵感之源。连田汉自己都承认更加关注现实社会的思想转变与她紧密相连;她又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戏剧家和词曲作者，参与填词的《渔光曲》、《卖报歌》、《打回老家去》至今口口相传;她还是一位睿智机敏的女特工，年仅二十四岁就潜伏在国统区内，从事情报工作;她更是一位勇敢坚毅的战地记者，抗日战争期间曾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共赴前线战区采访。今年，是这位女性110岁的诞辰，在国庆节来临之际，我们再次回顾她的经历、怀念她的音容。她，就是安娥。
　　一个传奇女性的开始
　　安娥，原名张式沅，1905年出生于河北省获鹿县范谈村，今属于石家庄市长安区。她的父亲张良弼不仅是清光绪年间的举人，而且还有被清廷派往日本留学的经历。曾在保定开办私立民生学校和保定女子师范学校。幼年的安娥喜欢听父亲讲《西游记》的神话故事，喜欢《小白菜》、《小草鸡》这些令她开心的歌谣。父亲有时还和她谈谈诗文，偶尔还教她几句京戏。在浓郁的文化氛围里，安娥逐渐对音乐和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少年时代的安娥，有着追求自由独立的性格。1920年，她在保定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她领导全班同学罢课，反对女学监辱骂学生和制定不合理的校规。当时的女学监秋菊农是该校的创办人之一，又是安娥母亲的结拜姐妹，照理不看僧面看佛面，但安娥可不管这些，最后秋菊农只得辞职，而安娥回家后也遭到母亲的责骂，被迫离开学校。
　　1923年，安娥到国立北平美术专门学校西画系学习。1925年，在学校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共青团北平团总支抄写员，随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尚未毕业的安娥受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的派遣，到大连从事工人运动和女工运动。不久，不久，又被周恩来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里，安娥第一次接触到了情报工作，也由此开始了自己的特工生涯。“安娥”就是做特工时的化名。
　　一九二九年，学成归国的安娥被安插在国民党驻上海“中央特派员”杨登瀛的身边担任秘书，她将杨登瀛从各方收集来的信息，认真研读、精心挑选后，将有价值的情报及时抄送给陈赓，再由陈赓报周恩来，这些重要的情报使许多地下党化险为夷，安娥参与营救的就有任弼时、关向应等人。
　　与田汉的相遇
　　1929年底，经南国社学生左明介绍，安娥来到南国社，与田汉相识了。当时，田汉已经是一位左翼作家，各方面来往的人很多。安娥懂文艺，自己也会写东西，组织上就派她去接近田汉。那时，田汉已成立南国社，在上海文艺界很有名气，中央文委正积极争取田汉，时年24岁的安娥作为党对田汉的联系人之一，主动热情地参与到各项艺术活动中去。第一次会面，两人就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事后安娥说，看了田先生写的戏，就很想当面一见，田先生果然是戏如其人。田汉本以为所见的是一位积极要求入社的女学生，却见安娥不卑不亢，大气得体，故而很是喜欢。在田汉看来，安娥不仅具有政治眼光，还有诗人的才情、浪漫，热情且具叛逆精神。这以后，安娥就经常带着她写的一些作品来找田汉。
　　美丽、热情的安娥渐渐以她的思想和才情征服了这位“恃才傲物”的田汉。在安娥的影响下，这位在艺术上崇尚唯美浪漫情调的文艺家开始将笔触扩大，关注更多现实社会问题。甚至加入了“左联”，并申请入党。正是这一思想转变最终使得田汉成为“时代之子”，并填写出日后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频繁的接触与交流，急剧增进了两人的感情，一九三○年秋，在南国社被查封，田汉被迫隐居的情况下，安娥选择了与田汉同居。1931年，就在“九·一八”事变前一个月他们的儿子田大畏降生了。
　　频繁的进步文艺活动使安娥无暇照顾尚在襁褓中的儿子，一次，剧社要到苏州去演出，安娥无奈之下只得把儿子寄养在朋友郑君里家里。此前，在感情上优柔寡断的田汉奉母之命与原来的未婚妻完婚。安娥不愿继续陷于感情的矛盾纠缠之中，她毅然将三个月大的孩子带回了老家河北保定，交给母亲抚养。因母亲坚决不允许安娥离家，滞留在家乡的安娥真可谓身心两地。她潜心阅读，并编写剧本，打算回上海后用歌曲唤醒群众的抗日热情。夜深人静时，她常常给远在上海的文艺界朋友金焰、聂耳等人写信联系，关注着外面的世界。作为一个接受新思想、追求自由独立的知识女性，她想早日回到上海投身革命工作;但身为母亲，幼小的孩子又羁绊住她。1933年，安娥终于抛下老母和幼子，再一次离别故土。
　　在革命中寻找音乐的旋律
　　回到上海后，安娥继续从事特科工作。因为领导人姚蓬子的叛变，她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后经作曲家任光的介绍，安娥进入了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歌曲部工作。安娥不堪忍受三角恋的痛苦，骗田汉说孩子死了。之后，她与任光合作，创作了大量歌曲，几年时间内，为《女性的呐喊》、《渔光曲》、《卖报歌》、《打回老家去》、《路是我们开》等进步歌曲和救亡歌曲创作歌词。其中一些作品更是经历了岁月的涤荡，至今仍在传唱。
　　《渔光曲》创作于1934年，由任光谱曲，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电影在上海公映时创下了连映84天的记录。随着电影《渔光曲》的热映，由安娥作词的影片主题歌《渔光曲》也随之传唱全国。聂耳在《一年来之中国音乐》一文中曾这样评价这首歌：“渔光曲一出，其轰动的影响甚至成了后来的影片要配上音乐才能够卖座的一个潮流。”电影《渔光曲》后来能够在莫斯科影展上荣获“荣誉奖”，这首插曲功不可没。在《渔光曲》中，安娥用生动朴素的语言描绘出大海里摇船撒网捕鱼的情景，勾画出渔民辛勤劳作却前景堪忧的惨状。作品由自然景色写到人物遭遇，情景交融，感人肺腑。成长于燕赵大地的安娥之所以能够将渔民的生活体现得如此淋漓尽致，正是基于她在大连地委工作时期的生活经历。安娥曾说：我过去从来没有接触过渔民，在大连的那一段生活，使我了解了渔民，没有那一段生活，我就写不出来了。
　　安娥最著名的救亡歌曲当属创作于1936年，由任光谱曲的歌曲《打回老家去》。这首歌曲和以柔美见长的《渔光曲》不同，是作者投身抗日歌咏运动后，开始转变创作作风时写的最成功的作品。当时，东北三省被侵吞，东北同胞被迫流亡关内，一时间，反抗侵略，收复失地，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这首歌曲及时地反映了广大群众的心声，迅速得到广泛传播，被认为是仅次于《义勇军进行曲》的、最受广大群众喜爱的救亡歌曲。 　　安娥和聂耳合作创作的那首妇孺皆知、朗朗上口的《卖报歌》，还有一段广为流传的真实故事。当时，聂耳对上海霞飞路上一个卖报小姑娘悦耳的叫卖声非常喜欢，听着很像一首动人的歌。这个小姑娘家境贫寒，全家就靠她卖报挣点钱维持生活。聂耳很同情她，就决定创作一首《卖报歌》。聂耳把这个想法告诉安娥，安娥很快就写好了歌词。聂耳谱好曲后，找到卖报的小姑娘，当面唱给她听。小姑娘听了，高兴地拍手叫好，并说：聂先生，如果能把“几个铜板能买几份报”的话也唱出来，我就可以边卖报边唱了。聂耳回来就与安娥商量，安娥在歌词里添了一句“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后来，那位小姑娘真的一边唱歌一边卖报，报纸卖得又多又快。
　　为战时儿童保育会奔走
　　抗战爆发后，任光先后去巴黎和新加坡等地，在华侨中推动、组织抗日救亡运动。二人的感情生活也画上了句号。安娥辗转来到武汉，先后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理事，继续从事抗战歌曲的创作。其中有冼星海谱曲的《我们不怕流血》、《山茶花》、《战士哀歌》、《抗战中的三八》等。
　　随着日本侵略者在中华大地上的肆意践踏，无数贫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中华大地哀鸿遍野。1837年，由沈钧儒、郭沫若、邓颖超、刘清扬、沈慈九等联络各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一百多人签名发起战时儿童保育会。安娥满腔热情地投入到保育会的筹备工作中。此前，田汉与安娥邂逅于撤离上海的船上，到了武汉之后，两人接触机会更多了，爱情的火焰也再次复燃。
　　1938年3月，以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名义筹建的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大会在武汉召开，社会各界700余人参加了成立大会。冯玉祥将军的夫人李德全任主席，安娥代表筹备组在大会上详细报告了筹备经过。会后，安娥与李德全、黄卓群、唐国桢等17人被理事会推举为常务委员，并且在保育会办事机构兼任宣传委员和秘书处干事的职务。战时儿童保育会首创了我国历史上没有先例的战时教育事业，成为炮火硝烟中无家可归的孩子们最安全的庇护所，为战时军民减少了后顾之忧，也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和新中国的建设培养了一批栋梁之才。
　　当安娥在武汉的街头巷陌为战时儿童保育事业奔走呼号之时，她的儿子田大畏和外祖母一家十多口人已匆匆逃离即将沦陷的保定，颠沛流离于河北、山西一带。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安娥和战时儿童保育会的2万多名孩子撤退到了重庆。在保育会中担任常委的安娥一方面积极为保育院筹集经费、营救儿童，一方面在当时的报刊上撰文，向社会各界报道保育院的工作情况及孩子们的生活。
　　在战火中穿梭的女记者
　　1939年初冬，安娥作为《广西日报》和《珠江日报》的特约战地记者，应曾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当时已是五战区政治部主任的韦永成邀请，到河南、湖北一带的五战区去采访。安娥到襄阳后，同姚雪垠到枣阳前线采访，在鄂西防区遇到了史沫特莱。两位女性见面了，一样的短发，一样的灰棉军装，都说着英语，相谈甚欢。
　　当时，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正在开创阶段，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刚在大洪山南麓、京山北部组建。两位战地记者的到来，受到了纵队上下的普遍欢迎和热情接待。他们身着新四军的灰棉军服，与纵队领导李先念、陶铸及指战员亲切交流，一块行军，穿越日军封锁线。一路上，安娥除了进行采访，还为史沫特莱担任翻译。在战士们眼里，这位大名鼎鼎的《渔光曲》词作者，是一位很有才华、思想进步、性格文静的新女性。这段弥足珍贵的战地采访经历，后来被安娥写成日记体访问记《五月榴花照眼明》。在采访记中，安娥以细腻详尽的笔触和满腔的革命热情讴歌了新四军鄂中部队和游击区如五月榴花一样耀眼的光明，被视为“不可多得的报道新四军的力作”。除此之外，安娥还写了《擂鼓墩和滚山的争夺战》、《忆钟毅师长》、《敌后行军记》、《伪军的话》、《敌后的经济》、《敌后的民众生活》等，这些文字向社会新闻舆论界广泛介绍了豫鄂边区的抗战真相，有大量事实驳斥了国民党反动派对抗日军民的造谣，促进了发动募捐支援抗日前线，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相濡以沫度晚年
　　战乱、纷争、婚变，安娥与田汉在经历20年风风雨雨后，1948年前后终于厮守在一起。1948年冬，经地下党安排，安娥与田汉进入了华北解放区，到达了党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因她离开党的组织生活时间过长，经党组织批准，她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全国解放后，安娥先在中央统战部、保卫部工作，后调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央实验歌剧院和中国戏剧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这期间，她参观过许多农村、工厂和学校，创作了大量作品。这些作品热情地表达了翻身做主的人民对新生活的热爱，反映了在新中国建设中各行各业、各族人民的新面貌。文化部老部长周巍峙同志在安娥作词的歌曲集《渔光曲》一书的序言中，对安娥的一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赞扬，他写道：安娥同志是我国反帝反封建，反对国民党统治的革命过程中一位杰出的女作家，她以女诗人和剧作家闻名于世。
　　在儿子田大畏的记忆中，他的父母亲从1949年至1954年依旧过着独立的“宿舍生活”，没有称为“家”的住所，各忙各的。1954年，虽然有了共同的宿舍，但他们仍是聚少离多。田大畏感觉父亲是为了戏剧来到这个世界的，而母亲是为了革命和理想。他们无论环境怎么恶劣，怎么困难，只要跟这些事有关，都不知疲倦，把物质和权势完全抛之脑后。
　　田大畏说，他曾因对父亲不够理解、不够体谅，而和父亲有过争执，但当他看到父母晚年相濡以沫的情景，也不禁想落泪。他9岁才被母亲接到重庆，见了父亲一面，之后几乎联系很少，多半都是自己住校。在他后来翻阅父亲晚年写给母亲的信时，才了解到父亲对家人有那么细腻的情感。
　　1956年，安娥在河南省访问期间突患脑溢血中风而失语，自此半身不遂。安娥病倒后，田汉始终鼓励安娥别泄气，要同病魔作斗争。他给安娥找最好的医生，给她读报、读文件、讲国际形势。为使安娥不完全脱离文艺界，田汉无论到外地参观游览还是观摩演出，都尽可能带着安娥。其实，当时田汉的处境也不好，很压抑，即便如此，他还是坚持多年如一日，找来小故事和笑话，耐心地讲给安娥听。在田汉与常香玉等艺术家的合影中，总能看到安娥灿烂的笑容。
　　“文革”期间，田汉被分配到顺义牛栏山参加“四清”。行动不便的安娥总要陪田汉到车站，目送他离去，有时甚至拖着病残的身子，到市郊看望丈夫。1968年12月10日，田汉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安娥也被疑为“王明苏修特务”，受到迫害。1976年8月18日，这位与疾病抗争了20年的老人，与世长辞了。
　　作为石家庄人，安娥对故乡有着深厚的感情。1947年石家庄解放后，安娥同丈夫田汉曾从正定华北联大来到谈村，走访故居和相邻。她用作品表达了对故乡的深深怀念与眷恋。1940年至1941年期间，安娥开始撰写以自己家族人物为素材，以她自己为原型的长篇小说《石家庄》，现存约有十几万字。她用饱蘸浓情的笔墨，描绘出一幅二十世纪初期石家庄社会的风俗画。这部小说完稿后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公开发表。据安娥之子田大畏回忆，安娥对这部寄托着自己思乡之情的书稿十分珍惜，无论怎样颠沛流离、出生入死，总是把它带在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