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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均予是广东党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在抗战初期对广东党组织的恢复、发展、壮大做出过卓越的贡献。1941年春和1942年春至1943年秋，作为粤南省委组织部长的王均予曾到湛江（时为法租界广州湾），指导南路特委加强党组织建设，开展敌后抗日武装斗争，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帮助南路特委不断发展、壮大。
一、指导南路特委加强思想作风建设。1941年1月，粤桂边区战局转向缓和，中共粤南省委决定撤销粤桂边工委，工委书记周楠复任南路特委书记。粤南省委组织部长王均予受省委的委派到南路传达上述决定。此时，国民党顽固派挑起的反共高潮正在高雷地区肆虐，遂溪、廉江等地的青年抗敌同志会和南路学生队、抗日游击干部补训班、妇女队等抗日团体相继被迫解散，香港学赈会青年回国服务团被限令离境，大批党员骨干、抗日救亡积极分子被迫转移、撤退，隐蔽待机，党组织的活动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在这关键时刻，王均予来到南路特委所在地广州湾。在短暂的停留期间，具有丰富地下斗争经验的王均予敏锐地意识到，南路特委领导成员集中在广州湾忙于抓具体工作（如开商店、搞经济、办补习班、训练班等），仅通过报告或汇报来了解、掌握基层情况、指导各县工作，既不利于掌握各地实情，也不利于党组织的隐蔽埋伏，更容易滋长干部的不良作风。他向南路特委提出要解决这个问题，从转变领导作风入手，深入基层，结合实际做好工作。在王均予的指导下，南路特委改变工作方式，实行分片负责。特委辖下成立高州、合浦和雷州三个中心县委，由特委主要领导成员分别担任中心县委书记。三个中心县委必要时可独立活动处理问题。特委管理的一些单位、人员交由雷州中心县委管理。特委机关干部除留下少数坚守外，大部分分配到各县去加强工作。后来，由于局势进一步恶化，为利于坚持长期斗争，南路党组织实行个人负责的特派员制，除特委书记周楠负责全面工作外，特委领导成员温焯华、杨甫、陈恩分别任高州、钦廉、雷州地区特派员，独立负责领导上述三个地区的工作。1943年2月广州湾沦陷，特委机关顺利转移廉江，三个地区特派员的工作不受影响。这一领导方式、体制的顺利转变，得益于王均予的早作准备。
1942年1月，中共南方工委副书记张文彬在宝安县阳台山区根据地主持召开会议，总结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三年来对敌斗争的经验教训。会后，张文彬指派王均予到南路加强领导，准备在南路沦陷后大力发动敌后抗日游击战争。2月，王均予偕同在香港参加粤南省委会议的南路特委书记周楠返回广州湾。不久，王均予在广州湾街头的报摊看到重庆版的《新华日报》，获悉党中央已在延安开展整风运动，遂即提议南路特委根据《新华日报》刊载的有关整风要求和做法，在特委机关成立中心学习组，组织各县委领导成员学习《整顿党的作风》、《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等整风文件，结合南路的实际，着重加强党性教育，反对个人主义，增强组织纪律性；强调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搞好调查研究，克服主观盲目性；同时布置各县组织党员干部开展整风学习，加强思想作风建设，加强党内团结和党员的组织纪律性，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巩固党的组织。特委中心学习组由王均予和周楠主持，规定学习内容，定期开展讨论。在每次的学习讨论中，王均予都认真写好发言稿，联系工作和思想实际启发大家领会好中央的精神。南路的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是在抗战初期的抗日救亡运动中恢复重建和成长起来的，大多没有经过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王均予的言传身教，对这些年轻干部的成长和南路党组织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二、从南路实际出发坚持敌后抗战，领导开展抗日武装斗争。1942年五六月间，中共粤北省委和南方工委先后遭国民党特务破坏，南方工委副书记张文彬、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等领导人被捕。周恩来和南方局断然决定撤销南方工委领导机关，粤北党组织停止活动，重要干部紧急撤退；并连续指示南方工委辖下的广东党组织采取紧急措施防止事态扩大；同时撤销设在广州湾、江门的原粤北省委和粤南省委之间的两个交通站，以切断国民党特务可能破坏的渠道。8月间，东江军政委员会派人到广州湾，向南路特委传达南方局的指示，要求南路党组织停止活动，将已暴露的县以上干部撤往东江抗日游击区。接到指示后，王均予与南路特委书记周楠多次研究、商讨，他认为东江属粤北省委领导，与南路特委没有组织关系，没有粤南省委书记梁广的来信指示，这样长途转移（进出日敌封锁线三次）不适宜，搞不好有被一锅端的危险，同时从南路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也不应这样做。他认为特委应该也有条件留在南路坚持斗争，一方面日军曾发动“雷州半岛切断作战”，南路沿海的阳江、电白、海康、北海等地曾被日军短暂占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南进步伐加快，入侵雷州半岛只是迟早的事；另一方面南路党组织在广大农村已建立较稳固的基础，特别是在雷州半岛，党组织已获得较大发展，又有法租界广州湾可资回旋。经研究，特委决定南路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坚守南路，作好抗日武装斗争的准备。特委将南方局的指示向全体党员传达，帮助广大党员、干部提高警惕，接受教训，增强信心，进一步做好防范、应付突发事变的工作。同时为防范党组织受粤北省委事件的牵连和有利于坚持长期斗争，特委在全区范围内把集体领导的委员制改为个人负责的特派员制，采取单线联系的方式继续活动。特委把集中在广州湾的领导成员分开转移各地，其中梁嘉前往高州（后梁奉命调粤中，由温焯华代替），陈恩负责雷州半岛，杨甫领导钦廉地区；布置各地党组织普遍建立秘密游击小组，广泛收集民间枪支；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广州湾特委机关至各地的秘密交通线和情报网，以便在广州湾沦陷后，特委能保持同各地党组织的联系，领导敌后和前线人民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在王均予的指导下，南路特委在应对“粤北省委事变”中沉着冷静，措施得当，保持了整个组织的完整，因而在日军入侵之后，党组织的工作能很快转到领导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武装斗争上来。
1943年2月，日本侵略者为了进一步断绝中国的海上交通线，并利于其掠夺战略物资支持太平洋战场，遂派遣独立混成第二十三旅团之山田联队及小岛海军陆战队一部共约4000余人，对雷州半岛发动侵略。雷州半岛大部和广州湾沦陷，相邻的吴川、梅菉、廉江、化县等地成为抗日前线。王均予和特委书记周楠转移到廉江县建立特委指挥中心，并对全区的工作重新作了部署：一是向广大党员进行紧急动员，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占雷州半岛的图谋和国民党地方当局放弃抗战责任的丑行，号召全体党员坚守岗位，广泛发动群众，大力发展人民武装力量。二是以武装抗日为南路党组织的中心任务，加强敌后和前线地区的领导；温焯华从高州移驻吴川县，加强吴川、梅菉、化县等前线地区的工作；陈恩全面负责雷州半岛各县和广州湾的工作；将原转移外地隐蔽待机的唐才猷、陈醒吾等一批党员骨干调回雷州半岛，加强敌后武装斗争的领导。三是要求非沦陷地区的党组织要广泛发动群众，大力组建地下游击小组和群众抗日武装，密切配合和支援前线敌后的斗争。四是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推动国民党爱国将领张炎组织南路地区的原第十九路军旧部共同抗日。 作为上级党组织的领导，王均予经常同周楠等南路特委领导研究布置工作，听取来自基层第一线的情况汇报，特别是对于雷州半岛的情况，王均予非常重视，多次找雷州特派员陈恩了解、布置工作。他将其他地方的做法和自己在就任西江特委书记期间，以联防自卫为口号发动群众武装抗日的经验传授给陈恩，要求雷州党组织在沦陷初期，要把开展武装斗争同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结合起来，顺应群众的自卫要求，组织民众抗日武装，通过普遍的群众性的武装斗争，逐步形成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在王均予的指导下，雷州地区特别是遂溪县广大党员，以“联防自卫，保卫家乡”为口号，号召群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有人出人”，在各乡、村团结各阶层爱国力量，迅速成立以乡队、村队、巡逻队、联防队、自卫队、常备队等各种形式的群众性的联防武装，在村与村之间建立联防区，很快打开了武装抗日的局面。虽然在这些联防武装、联防区内并没有公开打出共产党的旗号，党员的身份也没有公开，但群众心里明白，是共产党在带领他们联防抗日，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他们拥护，共产党员去干的事他们跟着干。党组织实际掌握了联防武装、联防区的组织领导权。党在农村的基础得到加强。与此同时，以党支部、党小组为核心建立的游击队、游击小组也迅速发展，加上其它工作的配合，在雷州半岛沦陷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党组织控制的区域增加了好几倍。在遂溪县，日伪军除在城镇修筑据点控制交通线外，农村广大地区基本上被共产党所掌握。在这些地区，党组织密切了与群众的联系，建立了巩固的群众基础，党员、干部也在斗争中锻炼成长，为以后公开建立党直接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开展独立自主的抗日武装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亲历险境帮助南路特委恢复与上级领导机关的联系。1942年2月，中共南方工委决定撤销粤南省委，将其管辖的党组织与粤北省委合并，重组广东省委。但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党组织忙于抢救和疏散从香港撤退的民主人士和文艺界人士，上述决定未能实施。五六月，由于粤北省委、南方工委遭到破坏，粤南省委也随之停止了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给广东党组织的指示，由设在游击区的东江军政委员会传达、贯彻。1942年12月，中共中央根据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成立中共广东省临时委员会。1943年1月，广东省临委成立，机关设在东江游击区内。由于雷州半岛在2月即告沦陷，战火阻隔，南路特委未能与省临委建立联系，正在南路指导工作的粤南省委组织部长王均予也同时与省委失去了联系。而此时，南路大部分地区已经沦陷，雷州半岛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展开轰轰烈烈的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南路特委急需上级的指示和帮助。
为了尽快沟通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王均予考虑到自己曾与中共中央南方局有过联系，便主动请缨前往重庆寻找南方局。从雷州半岛西去重庆，正常行程也足需1月有余，其间山路崎岖，关卡重重，国民党特务密布。为保证王均予往返的安全，南路特委决定派选经过战斗考验，有内线斗争经验，且到过重庆，讲得一口流利普通话的陈方担此重任。同时利用陈的哥哥在贵阳跑运输的便利，必要时借用他们的交通工具。
经过多方面的充分准备，王、陈二人扮作广州湾富商，分乘轿子从廉江县石岭镇出发，开始了长途跋涉。为了便于工作，王均予的夫人蔡萍也一同前往。到玉林后，改乘船经柳州到达河池。陈的兄长让好友梁惠民开车来接以作掩护。经鹿寨、独山等地多重关卡，他们安全到达贵阳。当时的贵阳，国民党特务活动频繁，盘查严密。为掩人耳目，王均予一行人住高级旅馆，大张旗鼓宴请商界知名人士。这样不仅掩护了自己，而且为梁惠民也扬了名，扩展了生意，梁更乐意帮忙。利用梁往重庆做生意之便，王均予等三人顺利到达山城重庆。
按照秘密联络方法，王均予夫妇到重庆新华书店买书接头，付款时，王把事先给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信夹在钱里交给收款员，示意对方留神。收款员会意地点点头收下，并及时把信交给了八路军办事处。两天后，办事处派车将他们接到了曾家岩（办事处所在地）。
在曾家岩住下后，王均予便急着向董必武、张明等南方局领导汇报南路特委的工作以及与省委失去联系的情况，同时还把粤北、粤南省委的情况也作了反映。约过了半个月，南方局决定王均予夫妇去延安学习，陈方返回南路，带领南路特委书记周楠到重庆汇报工作，接受指示。南方局与南路特委建立了关系。1944年3月间，周楠到达重庆报告工作。周楠先后向南方局常委董必武、组织部长刘少文及中共中央代表王若飞等详细汇报南路特委在粤北省委事件后，同临时省委中断联系以来坚持抗日斗争的情况。南方局负责人和王若飞针对南路面临全面沦陷的严峻形势，对南路工作作了指示。南路特委暂由南方局直接领导。
王均予去到延安后，参加了党的“七大”。 在大后方代表团会议上，他代表广东小组，介绍了在南路地区发动农民群众组织自卫武装，坚持抗战的经验，受到大后方代表团团长叶剑英的表扬。
一、指导南路特委加强思想作风建设。1941年1月，粤桂边区战局转向缓和，中共粤南省委决定撤销粤桂边工委，工委书记周楠复任南路特委书记。粤南省委组织部长王均予受省委的委派到南路传达上述决定。此时，国民党顽固派挑起的反共高潮正在高雷地区肆虐，遂溪、廉江等地的青年抗敌同志会和南路学生队、抗日游击干部补训班、妇女队等抗日团体相继被迫解散，香港学赈会青年回国服务团被限令离境，大批党员骨干、抗日救亡积极分子被迫转移、撤退，隐蔽待机，党组织的活动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在这关键时刻，王均予来到南路特委所在地广州湾。在短暂的停留期间，具有丰富地下斗争经验的王均予敏锐地意识到，南路特委领导成员集中在广州湾忙于抓具体工作（如开商店、搞经济、办补习班、训练班等），仅通过报告或汇报来了解、掌握基层情况、指导各县工作，既不利于掌握各地实情，也不利于党组织的隐蔽埋伏，更容易滋长干部的不良作风。他向南路特委提出要解决这个问题，从转变领导作风入手，深入基层，结合实际做好工作。在王均予的指导下，南路特委改变工作方式，实行分片负责。特委辖下成立高州、合浦和雷州三个中心县委，由特委主要领导成员分别担任中心县委书记。三个中心县委必要时可独立活动处理问题。特委管理的一些单位、人员交由雷州中心县委管理。特委机关干部除留下少数坚守外，大部分分配到各县去加强工作。后来，由于局势进一步恶化，为利于坚持长期斗争，南路党组织实行个人负责的特派员制，除特委书记周楠负责全面工作外，特委领导成员温焯华、杨甫、陈恩分别任高州、钦廉、雷州地区特派员，独立负责领导上述三个地区的工作。1943年2月广州湾沦陷，特委机关顺利转移廉江，三个地区特派员的工作不受影响。这一领导方式、体制的顺利转变，得益于王均予的早作准备。
1942年1月，中共南方工委副书记张文彬在宝安县阳台山区根据地主持召开会议，总结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三年来对敌斗争的经验教训。会后，张文彬指派王均予到南路加强领导，准备在南路沦陷后大力发动敌后抗日游击战争。2月，王均予偕同在香港参加粤南省委会议的南路特委书记周楠返回广州湾。不久，王均予在广州湾街头的报摊看到重庆版的《新华日报》，获悉党中央已在延安开展整风运动，遂即提议南路特委根据《新华日报》刊载的有关整风要求和做法，在特委机关成立中心学习组，组织各县委领导成员学习《整顿党的作风》、《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等整风文件，结合南路的实际，着重加强党性教育，反对个人主义，增强组织纪律性；强调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搞好调查研究，克服主观盲目性；同时布置各县组织党员干部开展整风学习，加强思想作风建设，加强党内团结和党员的组织纪律性，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巩固党的组织。特委中心学习组由王均予和周楠主持，规定学习内容，定期开展讨论。在每次的学习讨论中，王均予都认真写好发言稿，联系工作和思想实际启发大家领会好中央的精神。南路的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是在抗战初期的抗日救亡运动中恢复重建和成长起来的，大多没有经过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王均予的言传身教，对这些年轻干部的成长和南路党组织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二、从南路实际出发坚持敌后抗战，领导开展抗日武装斗争。1942年五六月间，中共粤北省委和南方工委先后遭国民党特务破坏，南方工委副书记张文彬、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等领导人被捕。周恩来和南方局断然决定撤销南方工委领导机关，粤北党组织停止活动，重要干部紧急撤退；并连续指示南方工委辖下的广东党组织采取紧急措施防止事态扩大；同时撤销设在广州湾、江门的原粤北省委和粤南省委之间的两个交通站，以切断国民党特务可能破坏的渠道。8月间，东江军政委员会派人到广州湾，向南路特委传达南方局的指示，要求南路党组织停止活动，将已暴露的县以上干部撤往东江抗日游击区。接到指示后，王均予与南路特委书记周楠多次研究、商讨，他认为东江属粤北省委领导，与南路特委没有组织关系，没有粤南省委书记梁广的来信指示，这样长途转移（进出日敌封锁线三次）不适宜，搞不好有被一锅端的危险，同时从南路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也不应这样做。他认为特委应该也有条件留在南路坚持斗争，一方面日军曾发动“雷州半岛切断作战”，南路沿海的阳江、电白、海康、北海等地曾被日军短暂占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南进步伐加快，入侵雷州半岛只是迟早的事；另一方面南路党组织在广大农村已建立较稳固的基础，特别是在雷州半岛，党组织已获得较大发展，又有法租界广州湾可资回旋。经研究，特委决定南路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坚守南路，作好抗日武装斗争的准备。特委将南方局的指示向全体党员传达，帮助广大党员、干部提高警惕，接受教训，增强信心，进一步做好防范、应付突发事变的工作。同时为防范党组织受粤北省委事件的牵连和有利于坚持长期斗争，特委在全区范围内把集体领导的委员制改为个人负责的特派员制，采取单线联系的方式继续活动。特委把集中在广州湾的领导成员分开转移各地，其中梁嘉前往高州（后梁奉命调粤中，由温焯华代替），陈恩负责雷州半岛，杨甫领导钦廉地区；布置各地党组织普遍建立秘密游击小组，广泛收集民间枪支；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广州湾特委机关至各地的秘密交通线和情报网，以便在广州湾沦陷后，特委能保持同各地党组织的联系，领导敌后和前线人民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在王均予的指导下，南路特委在应对“粤北省委事变”中沉着冷静，措施得当，保持了整个组织的完整，因而在日军入侵之后，党组织的工作能很快转到领导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武装斗争上来。
1943年2月，日本侵略者为了进一步断绝中国的海上交通线，并利于其掠夺战略物资支持太平洋战场，遂派遣独立混成第二十三旅团之山田联队及小岛海军陆战队一部共约4000余人，对雷州半岛发动侵略。雷州半岛大部和广州湾沦陷，相邻的吴川、梅菉、廉江、化县等地成为抗日前线。王均予和特委书记周楠转移到廉江县建立特委指挥中心，并对全区的工作重新作了部署：一是向广大党员进行紧急动员，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占雷州半岛的图谋和国民党地方当局放弃抗战责任的丑行，号召全体党员坚守岗位，广泛发动群众，大力发展人民武装力量。二是以武装抗日为南路党组织的中心任务，加强敌后和前线地区的领导；温焯华从高州移驻吴川县，加强吴川、梅菉、化县等前线地区的工作；陈恩全面负责雷州半岛各县和广州湾的工作；将原转移外地隐蔽待机的唐才猷、陈醒吾等一批党员骨干调回雷州半岛，加强敌后武装斗争的领导。三是要求非沦陷地区的党组织要广泛发动群众，大力组建地下游击小组和群众抗日武装，密切配合和支援前线敌后的斗争。四是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推动国民党爱国将领张炎组织南路地区的原第十九路军旧部共同抗日。 作为上级党组织的领导，王均予经常同周楠等南路特委领导研究布置工作，听取来自基层第一线的情况汇报，特别是对于雷州半岛的情况，王均予非常重视，多次找雷州特派员陈恩了解、布置工作。他将其他地方的做法和自己在就任西江特委书记期间，以联防自卫为口号发动群众武装抗日的经验传授给陈恩，要求雷州党组织在沦陷初期，要把开展武装斗争同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结合起来，顺应群众的自卫要求，组织民众抗日武装，通过普遍的群众性的武装斗争，逐步形成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在王均予的指导下，雷州地区特别是遂溪县广大党员，以“联防自卫，保卫家乡”为口号，号召群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有人出人”，在各乡、村团结各阶层爱国力量，迅速成立以乡队、村队、巡逻队、联防队、自卫队、常备队等各种形式的群众性的联防武装，在村与村之间建立联防区，很快打开了武装抗日的局面。虽然在这些联防武装、联防区内并没有公开打出共产党的旗号，党员的身份也没有公开，但群众心里明白，是共产党在带领他们联防抗日，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他们拥护，共产党员去干的事他们跟着干。党组织实际掌握了联防武装、联防区的组织领导权。党在农村的基础得到加强。与此同时，以党支部、党小组为核心建立的游击队、游击小组也迅速发展，加上其它工作的配合，在雷州半岛沦陷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党组织控制的区域增加了好几倍。在遂溪县，日伪军除在城镇修筑据点控制交通线外，农村广大地区基本上被共产党所掌握。在这些地区，党组织密切了与群众的联系，建立了巩固的群众基础，党员、干部也在斗争中锻炼成长，为以后公开建立党直接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开展独立自主的抗日武装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亲历险境帮助南路特委恢复与上级领导机关的联系。1942年2月，中共南方工委决定撤销粤南省委，将其管辖的党组织与粤北省委合并，重组广东省委。但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党组织忙于抢救和疏散从香港撤退的民主人士和文艺界人士，上述决定未能实施。五六月，由于粤北省委、南方工委遭到破坏，粤南省委也随之停止了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给广东党组织的指示，由设在游击区的东江军政委员会传达、贯彻。1942年12月，中共中央根据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成立中共广东省临时委员会。1943年1月，广东省临委成立，机关设在东江游击区内。由于雷州半岛在2月即告沦陷，战火阻隔，南路特委未能与省临委建立联系，正在南路指导工作的粤南省委组织部长王均予也同时与省委失去了联系。而此时，南路大部分地区已经沦陷，雷州半岛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展开轰轰烈烈的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南路特委急需上级的指示和帮助。
为了尽快沟通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王均予考虑到自己曾与中共中央南方局有过联系，便主动请缨前往重庆寻找南方局。从雷州半岛西去重庆，正常行程也足需1月有余，其间山路崎岖，关卡重重，国民党特务密布。为保证王均予往返的安全，南路特委决定派选经过战斗考验，有内线斗争经验，且到过重庆，讲得一口流利普通话的陈方担此重任。同时利用陈的哥哥在贵阳跑运输的便利，必要时借用他们的交通工具。
经过多方面的充分准备，王、陈二人扮作广州湾富商，分乘轿子从廉江县石岭镇出发，开始了长途跋涉。为了便于工作，王均予的夫人蔡萍也一同前往。到玉林后，改乘船经柳州到达河池。陈的兄长让好友梁惠民开车来接以作掩护。经鹿寨、独山等地多重关卡，他们安全到达贵阳。当时的贵阳，国民党特务活动频繁，盘查严密。为掩人耳目，王均予一行人住高级旅馆，大张旗鼓宴请商界知名人士。这样不仅掩护了自己，而且为梁惠民也扬了名，扩展了生意，梁更乐意帮忙。利用梁往重庆做生意之便，王均予等三人顺利到达山城重庆。
按照秘密联络方法，王均予夫妇到重庆新华书店买书接头，付款时，王把事先给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信夹在钱里交给收款员，示意对方留神。收款员会意地点点头收下，并及时把信交给了八路军办事处。两天后，办事处派车将他们接到了曾家岩（办事处所在地）。
在曾家岩住下后，王均予便急着向董必武、张明等南方局领导汇报南路特委的工作以及与省委失去联系的情况，同时还把粤北、粤南省委的情况也作了反映。约过了半个月，南方局决定王均予夫妇去延安学习，陈方返回南路，带领南路特委书记周楠到重庆汇报工作，接受指示。南方局与南路特委建立了关系。1944年3月间，周楠到达重庆报告工作。周楠先后向南方局常委董必武、组织部长刘少文及中共中央代表王若飞等详细汇报南路特委在粤北省委事件后，同临时省委中断联系以来坚持抗日斗争的情况。南方局负责人和王若飞针对南路面临全面沦陷的严峻形势，对南路工作作了指示。南路特委暂由南方局直接领导。
王均予去到延安后，参加了党的“七大”。 在大后方代表团会议上，他代表广东小组，介绍了在南路地区发动农民群众组织自卫武装，坚持抗战的经验，受到大后方代表团团长叶剑英的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