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30年10月27日凌晨,台湾台中能高郡雾社(今属南投县仁爱乡),一群“生番”从丛林中蜂拥而出,向日本人所据的警所、学校、邮局发起冲击。
“我作为死亡139人的报复,日本军警以机枪、飞机乃至是毒气残酷剿杀,起事的1200多名赛德克族人大半死亡,其中半数死于自杀, “我怕你们承担不住,活了下来。”
今天,当四方游客们留连于已成为著名风景名胜的雾社时,恐怕很难想象这是80年前那片血雨腥风的战场。
是的,这里早已不再是赛德克人的家乡,他们早已被迫迁往他乡。作为一个民族,他们付出的不仅仅是生命的代价,他们的家乡被占领,他们的历史被遗忘。
台湾,由北至南贯穿全岛的是一望无际的山脉,是一座真正被山统治的岛屿。科学家考证,海峡两岸间的迁徙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古书也记载早在春秋战国到汉代之际,祖国大陆便与台湾岛互有“往还”。但直至数百年前,这里的主角仍然是许多互相关联而各自独立、生活型态迥异的原始部落。他们的血液已和这片土地以各种方式连接在了一起,这个小岛上的每一片土地都有自认拥有它们的原住民主人。
当中华文明主干已经进入到繁文缛节、咬文嚼字的状态,偏居海外的台湾原始部落社会,仍然几乎从未与强大的文明社会有过集体、深入、广泛的碰撞与交融。及至17世纪,入幕福建省的师爷郁永河仍然这样写到:“野番居于深山,其地为洪荒以来,斧斤所未曾入之地,茹毛饮血,种类繁多,其身手矫捷,直可惊猿骇兽,剿抚之道,宜先焚山夷其险,烈泽断其归路,则数年后,未必不变荆棘为坦途,化盘瓠焚筏为良民也。”
差不多从这时开始,他们开始大规模地“接待”跨海而来的移民与官吏;也目睹了来来去去的不速之客——荷兰人,西班牙人,或是日本人——带来了“文明”,也带来了征服、驯化、掠夺甚至杀戮。
他们被要求“戒杀人,除迷信,事农耕,学文化,知礼仪”;他们看到山林里修筑了公路,建设了学校,设立了警所;他们甚至被带到日本,见证那个统治着自己的“文明社会”;他们也看到林木被砍伐,矿产被外运,男人被奴役,女人被奸淫。
在那个时刻,1930年10月27日,那个冲在最前面的首领,莫那鲁道,是否还有其他选择?
世居的山地是祖先留下来的财产,自己就是山的主人。对于入侵的外族,祖先无不用生命去扺抗,才挣得赖以生存的猎场。因此,即使对手实力再强,族人也必须竭尽全力,奋死作战,死而后已,赛德克人认为,唯有这样才能祭告祖先。
这是被殖民者最深沉的无奈,是人类祖先崇拜传统最苍凉的遭遇:未被同化者舍身捍卫尊严。被同化者既不得不忠于自己的祖灵,又不能背叛“养育”“栽培”自己的统治者。
接下来,他们不仅失去了家园,也失去了历史。没有文字和话语权的他们,在日本人的描述中,是“生番”与“叛乱者”;在光复者的碑文上,他们是“抗日英雄”——直至上个世纪90年代,他们才被重新发现,在邱若龙的漫画中,在魏德圣的电影中,在重新审视台湾的视野中。
时过境迁,“雾社事件”的主角早已逝去,而这段历史却随着政治高压的解禁和族群的和解而开始受到应有的重视。当赛德克人的民族意识日益觉醒之时,关于民族记忆中的点点滴滴也日渐复苏。这是一个有别于外来者的视角叙述的历史,它是原住民们开始自我叙事的尝试,这种尝试无疑是艰难的,但却是建立一个完整丰富的台湾史的必要过程。
今天的我们,重新走读和打量台湾,若无法回到历史的深处,恐怕就不会明白《赛德克·巴莱》片中那句话——“如果文明是要我们卑躬屈膝,那我就叫你们看见野蛮的骄傲”,也无法明白“赛德克·巴莱”的本来含义——“真正的人”。
“我作为死亡139人的报复,日本军警以机枪、飞机乃至是毒气残酷剿杀,起事的1200多名赛德克族人大半死亡,其中半数死于自杀, “我怕你们承担不住,活了下来。”
今天,当四方游客们留连于已成为著名风景名胜的雾社时,恐怕很难想象这是80年前那片血雨腥风的战场。
是的,这里早已不再是赛德克人的家乡,他们早已被迫迁往他乡。作为一个民族,他们付出的不仅仅是生命的代价,他们的家乡被占领,他们的历史被遗忘。
台湾,由北至南贯穿全岛的是一望无际的山脉,是一座真正被山统治的岛屿。科学家考证,海峡两岸间的迁徙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古书也记载早在春秋战国到汉代之际,祖国大陆便与台湾岛互有“往还”。但直至数百年前,这里的主角仍然是许多互相关联而各自独立、生活型态迥异的原始部落。他们的血液已和这片土地以各种方式连接在了一起,这个小岛上的每一片土地都有自认拥有它们的原住民主人。
当中华文明主干已经进入到繁文缛节、咬文嚼字的状态,偏居海外的台湾原始部落社会,仍然几乎从未与强大的文明社会有过集体、深入、广泛的碰撞与交融。及至17世纪,入幕福建省的师爷郁永河仍然这样写到:“野番居于深山,其地为洪荒以来,斧斤所未曾入之地,茹毛饮血,种类繁多,其身手矫捷,直可惊猿骇兽,剿抚之道,宜先焚山夷其险,烈泽断其归路,则数年后,未必不变荆棘为坦途,化盘瓠焚筏为良民也。”
差不多从这时开始,他们开始大规模地“接待”跨海而来的移民与官吏;也目睹了来来去去的不速之客——荷兰人,西班牙人,或是日本人——带来了“文明”,也带来了征服、驯化、掠夺甚至杀戮。
他们被要求“戒杀人,除迷信,事农耕,学文化,知礼仪”;他们看到山林里修筑了公路,建设了学校,设立了警所;他们甚至被带到日本,见证那个统治着自己的“文明社会”;他们也看到林木被砍伐,矿产被外运,男人被奴役,女人被奸淫。
在那个时刻,1930年10月27日,那个冲在最前面的首领,莫那鲁道,是否还有其他选择?
世居的山地是祖先留下来的财产,自己就是山的主人。对于入侵的外族,祖先无不用生命去扺抗,才挣得赖以生存的猎场。因此,即使对手实力再强,族人也必须竭尽全力,奋死作战,死而后已,赛德克人认为,唯有这样才能祭告祖先。
这是被殖民者最深沉的无奈,是人类祖先崇拜传统最苍凉的遭遇:未被同化者舍身捍卫尊严。被同化者既不得不忠于自己的祖灵,又不能背叛“养育”“栽培”自己的统治者。
接下来,他们不仅失去了家园,也失去了历史。没有文字和话语权的他们,在日本人的描述中,是“生番”与“叛乱者”;在光复者的碑文上,他们是“抗日英雄”——直至上个世纪90年代,他们才被重新发现,在邱若龙的漫画中,在魏德圣的电影中,在重新审视台湾的视野中。
时过境迁,“雾社事件”的主角早已逝去,而这段历史却随着政治高压的解禁和族群的和解而开始受到应有的重视。当赛德克人的民族意识日益觉醒之时,关于民族记忆中的点点滴滴也日渐复苏。这是一个有别于外来者的视角叙述的历史,它是原住民们开始自我叙事的尝试,这种尝试无疑是艰难的,但却是建立一个完整丰富的台湾史的必要过程。
今天的我们,重新走读和打量台湾,若无法回到历史的深处,恐怕就不会明白《赛德克·巴莱》片中那句话——“如果文明是要我们卑躬屈膝,那我就叫你们看见野蛮的骄傲”,也无法明白“赛德克·巴莱”的本来含义——“真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