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变化大会上，温家宝总理宣布，中国是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中国将在保护生态基础上，有序发展水电，积极发展核电，鼓励支持农村、边远地区和条件适宜地区大力发展生物质能、太阳能、地热、风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中国计划在2010年前，将新能源消费比例提高到10％，2020年前达到15％。
　　在去年国务院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新增的四万亿投资中，直接用于节能减排、发展新能源产业的资金就达到了2100亿。中央政府推进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决心之大，力度之强，前所未有。
　　事实上，早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就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切实施行节能减排，推动新能源产业的发展。
　　从2007年开始，全国就统一行动，拆毁了国内所有的燃煤小电厂并积极推动有效开发利用煤层气（瓦斯）。与此同时，全国还取消了553项高污染、高耗能和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当年，国家还先后出台了天然气、煤炭产业政策，以推动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优化能源使用结构。
　　接下来，国家又实施了新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对我国稀缺或不可再生的重要矿产资源不再鼓励外商投资，同时进一步鼓励外资进入循环经济、可再生能源等产业；一些不可再生的重要矿产资源不再允许外商投资勘查开采，限制或禁止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外资项目准入。同时，建筑物强制节能、家用电器节能标准等也正在逐步进入实施阶段。
　　新能源产业和低碳经济的发展，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开始逐步摆脱单纯依赖传统能源、资源的局面，降低了我国经济对石油等传统能源的依赖程度，同时也带动了一大批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
　　2008年，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受制于国际能源市场的传统产业一度陷入困顿，但刚刚兴起的新能源经济却以其低依赖性、可持续性的特点成为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一个亮点。
　　
　　潘家华：低碳经济带来巨大机遇
　　
　　记者：低碳发展具体将带来哪些机遇？
　　潘家华：建设低碳城市，发展低碳经济，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可以为地方今后的发展带来很多机遇，起码有以下几条：
　　一，发展低碳经济与国家正在开展的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是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与国家宏观政策相吻合；二，发展低碳经济，通过与节能减排和生态市建设相结合，可以强化当地的可持续发展；三，可以创造国际合作的机会。通过发展低碳经济，可以吸引来自发达国家的低碳技术投资，促进国际合作；四，可以增强经济竞争力。低碳经济的着眼点是未来数十年以“低碳经济”为标志的新一轮全球竞争，中国要未雨绸缪，争取在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五，低碳经济倡导的绿色生活方式、理性消费理念与每个人的健康密切相关。
　　记者：有一种观点认为，减少碳排放会损害经济发展，我国走低碳经济之路会面临哪些困难？
　　潘家华：这一观点并不科学，减少碳排放关乎人类共同未来，节能减碳，实际上是共赢。低碳是有成本的。但是，在未来，碳是要计入产品成本的，环境也是一种成本。实际上，低碳生活并不遥远，很多是可以从现在开始、一步一步做的，并不是一定要等到未来。例如，我们可以少开车、多坐公交车等，这些简简单单、点点滴滴的改进，都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实现。张坤民：发展新能源是内在要求
　　记者：我国发展新能源产业的原因？
　　张坤民：我国发展低碳经济除了应对气候变化等外部压力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在要求。
　　一是我国人均能源资源拥有量不高，探明量仅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51％。这种先天不足再加上后天的粗放利用，客观上要求我们发展低碳经济。
　　　二是碳排放总量突出。我国人口众多，能源消耗巨大，碳排放总量不可避免地逐年增大，其中还包含着出口产品的大量“内涵能源”。我们靠高碳路径生产廉价产品出口，却背上了碳排放总量大的“黑锅”。在一些发达国家将气候变化当做一个政治问题之后，我国发展低碳经济意义尤为重大。
　　　三是“锁定效应”的影响。中国倘若继续沿用传统技术，未来需要承诺温室气体定量减排或限排义务时，就可能被这些高碳产业设施所“锁定”。因此，我国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及早筹划，把握好碳预算，避免高碳产业和消费的锁定，努力使整个社会的生产消费系统摆脱对化石能源的过度依赖。
　　　四是碳排放空间不大。发达国家历史上人均千余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大大挤压了发展中国家当今的排放空间。我们完全有理由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要求发达国家履行公约规定的义务，率先减排。我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碳排放强度偏高，而能源用量还将继续增长，碳排放空间不会很大，应该积极发展低碳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