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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把《李白与杜甫》定性为一部纯粹的学术著作，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书中充满矛盾的话语，主观性的判断，牵强的阶级分析印记，都让这本书受到质疑与诟病。即使郭沫若曾亲自回应称其只是“千家注杜，太求甚解；一家注李，太不求甚解”，只是“反对的是把杜甫当为‘圣人’”。而这样的翻案也因为注入了诗人气质的郭沫若自我的生命反思而变得更为复杂，诗人与政客的双重灵魂共驻一体，郭老在《李白与杜甫》书写中剥开自身。
关键词：诗人；政客；块垒；灵魂
作者简介：卢姗（1993-），女，江西人，武汉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36-0-02
在《李白与杜甫》里，郭老在评论中将历史的考证、诗人的人生轨迹、心理路程、时代文化背景与自身才情浑然融合，气魄强大[1]。他在一页页泛黄的纸间与李白、杜甫碰杯，却更望见数十年未曾融化的块垒与曾经葱郁的诗心。
一、写作背景中的亡子之痛
1969年1月，郭沫若在与当时还是青年的周国平的通信中写道：“我这个老兵非常羡慕你，你现在走的路才是真正的路，可惜我老了，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2]当我们把这份苦衷与无奈重新安置在时间轴上时，发现它正如线索般穿引起两个事件：1968年郭老之子郭世英被迫害致死；1971年，《李白与杜甫》出版。
人们用文人的气节打量郭老的后半生，众声喧哗。1969年1月，漆黑的夜包裹着一位独自临摹亡子日记的老人，心有千千结却化作《李白与杜甫》中多么快意、简单定性的语言，而笔者却在这语言中窥见一个洋葱灵魂痛苦的撕扯。白发人送黑发人，郭老两个儿子郭民英与郭世英在文革期间，相继丧命，这让时处政治风暴中心的郭老尤其伤痛。尤其是面对政治上的重重压力，对儿子的死明明知道是由于迫害死于非难却必须向组织检讨，承认自己“没有教育好子女”，其中痛苦更是无法言说而又难以掩藏，只能每日端坐书桌前，临摹儿子生前日记、书信聊以慰藉，寂寥冷清由此可知。观之同时期开始创作的《李白与杜甫》，恐怕也同样有此效果。
诗人与政客的双重身份共驻扎郭老的灵魂，不是政客的一瓣包裹住诗人的一瓣，而是瓣瓣缠绕融合。郭老在书写中剥开自我，我们则看灵魂瓣瓣滑落。当诗人身份渴望伸展有话要说，政客的身份便冷言阻止；当政客身份狠心上演，诗人身份则淌出苦涩的暖流，拥抱安慰枯老的双眼。
二、扬李抑杜，无意逢迎
此前关于《李白与杜甫》的创作动机，有学者认为是对权势的献媚。然而，郭老对这本特殊的“学术著作”，一开始，是无心发表的。“《李白与杜甫》并不想公之于众，郭沫若写了书的消息传到陈伯达的耳内。他向郭沫若索要书稿，郭以为毛泽东要看，几经修改后让他拿走了。陈对书中的民族关系材料的引用，提出了批评，要郭沫若修改。郭沫若一拖再拖，不想出版， 估计后来在某种压力或劝说下，才勉强出版。”[3]由此可知，《李白与杜甫》的出发点绝对不是曲意逢迎所作。而针对其中“扬李抑杜”的观点，多半认为是符合毛泽东的个人喜好而为之，尤其是夏志清先生在《重回钱钟书纪实》一文中叙述的“郭沫若为什么要写贬杜扬李的书，我一直觉得很奇怪，钱钟书言，毛泽东读唐诗，最爱‘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反不喜‘人民诗人’杜甫。郭沫若就写了此书。”[4]说者无意，听着有心，从此这一说法根深蒂固。“其实，郭沫若在很早以前就表示了自己对与李白的喜爱。”早在写于1928年的《我的幼年》一书中，郭沫若就这样说道“唐诗中我喜欢王维、孟浩然喜欢李白、柳宗元而不甚喜欢杜甫更有点痛恨韩退之。”[5]况且，我们可以从李白与郭沫若身上找到同样的浪漫主义诗人气质。
书中对于李白的描写，用的多是现在进行时叙述方法。让人觉得，郭沫若已经钻进了李白的心腹，不是李白在经历，而是郭沫若自己在一遍遍地经历着政治百态，人心冷暖。“他以包含着潜在不安的推测笔调将一个诗人的人生次第展开，同时，这又是一种已经予知结果的推测。作者所使用的时间副词‘不久’、‘就要’、‘快要’不但表示出他将自己置于与李白同时的视点，而且暗示了充满关怀的介入态度。”[6]这也恰恰是知人论世的方法。郭老选择李白与杜甫这两位中国历史上最卓著、同时也是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诗人。起初之时渴望从理性出发，进行评论，却最终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流，慨叹历史的何其相似，慨叹自己的一生，慨叹文人与政治的矛盾让内心如何纠结。
三、诗人身份的闪现
由篇首提到的，郭沫若与周国平的通信中，可以看出郭老是当时的大时代背景下是清醒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郭老面对青年一代时候反观自己一生，发出人生反思：人生之路的对错，人生之路能否进行自我选择……这包含在其中的问题，又何尝不是郭老一辈子苦苦思索又苦苦追悔的呢？他选择直接面对自己的问题：一辈子言行不致。其中包含的无奈或许让年岁已高的郭老欲言又止，也让当时年轻的周国平难以悟出，直到《李白与杜甫》的问世，或许，这份欲言又止，在这里找到了出路。
翻开《李白与杜甫》，读着读着会感到惊讶，其中用阶级方法研究杜甫的篇章，如《杜甫的阶级意识》，《杜甫的地主生活》这样类似的章节光是标题就令人诧异，即使是打上了时代烙印，而对于郭老这样的学者而言，也是不该犯的错误。众所周知，郭老是古文字学的专家，这样一位重考据、治学严谨的学者，在书中却使用了诸多武断的证据，甚至是为了证据而证据。例如，武断而片面地从杜甫“时危赋敛数，脱粟为尔挥”等诗句中，解析出杜甫作为官僚对老农施行仁义，分糙米等举措的原因必定是因为杜甫靠着官位贪享丰厚的禄米，并大肆购买果园古堂竹林这样的地主官僚腐败事迹，从而认定杜甫常常在诗作中“哭穷”，是虚伪的。这样的推演方式何等主观，何等不严谨，然而正是这种论述方式，在书中层出不穷。郭老不会不知道此番研究专著发表之后，会得到多少诟病。但他依旧这么做了，其中个由，值得深思。
“如果一位文学大师犯了连高中生也感到羞愧的大错，人们有理由认为这些大错是故意犯的。”[7]郭老假借学术研究，想转移自己注意力，却在理智的努力矫正中，渐渐受到感性的催化，心中那个诗人终于慢慢发出了声音。在浓的化不开的朦胧沉湖底，翻滚绞痛，撩拨着自己的心伤。至于《李白与杜甫》一书总出现矛盾，可以印证郭老在书中所写往往与内心不符。这番矛盾来源于灵魂中诗人与政客身份的相互斗争。人们常常说出的话与内心完全符合，语言的能指与所指也存在着实际的差异，何况对于一个内心“自我”曾经如此强烈、却一直处于被压制状态的诗人而言，就更容易理解了。诗人的天真在这里，得到了闪现，挣脱理智墙围的束缚，灵魂得到了暂时的回归。
让人想到了瞿秋白在死之前，终于回归到自己的文人身份，写下与政治舞台上的他截然不同的话语——《多余的话》。瞿在书中一诉衷肠，在将死之时打开天窗，说了许多的心里话。而郭老恐怕没有那么幸运，一生都没能说句心里话。他在后半生里在不断消磨自己的个性，在被迫消解那个曾经最看重的“自我”。甚至当众说出“要烧毁以往所有的作品”这样的话，是何等的痛心疾首，这是深知“自我”的珍贵，甚至“自我”的不可實现之后佯作的洒脱，是最深沉的绝望。
参考文献：
[1]樊星.重读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兼谈当代中国的文化评论[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2]刘海洲.30时代的反讽，人生的反思——论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J].文艺评论，2011，（12）.
[3]刘茂林.如今了然识所在——再论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J].郭沫若学刊，2001，（2）.
[4]钱谷融.郭沫若的才能为何未能充分发挥[J].名作欣赏，1993，（3）.
[5]谭解文.《李白与杜甫》三题[J].湘潭大学学报，2004，（6）.
[6]刘纳.重读《李白与杜甫》[M].郭沫若百年诞辰纪念文集，1992.
[7]凌如珊.对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一书的再研究[J].郭沫若学刊，1993，（2）.
关键词：诗人；政客；块垒；灵魂
作者简介：卢姗（1993-），女，江西人，武汉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36-0-02
在《李白与杜甫》里，郭老在评论中将历史的考证、诗人的人生轨迹、心理路程、时代文化背景与自身才情浑然融合，气魄强大[1]。他在一页页泛黄的纸间与李白、杜甫碰杯，却更望见数十年未曾融化的块垒与曾经葱郁的诗心。
一、写作背景中的亡子之痛
1969年1月，郭沫若在与当时还是青年的周国平的通信中写道：“我这个老兵非常羡慕你，你现在走的路才是真正的路，可惜我老了，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2]当我们把这份苦衷与无奈重新安置在时间轴上时，发现它正如线索般穿引起两个事件：1968年郭老之子郭世英被迫害致死；1971年，《李白与杜甫》出版。
人们用文人的气节打量郭老的后半生，众声喧哗。1969年1月，漆黑的夜包裹着一位独自临摹亡子日记的老人，心有千千结却化作《李白与杜甫》中多么快意、简单定性的语言，而笔者却在这语言中窥见一个洋葱灵魂痛苦的撕扯。白发人送黑发人，郭老两个儿子郭民英与郭世英在文革期间，相继丧命，这让时处政治风暴中心的郭老尤其伤痛。尤其是面对政治上的重重压力，对儿子的死明明知道是由于迫害死于非难却必须向组织检讨，承认自己“没有教育好子女”，其中痛苦更是无法言说而又难以掩藏，只能每日端坐书桌前，临摹儿子生前日记、书信聊以慰藉，寂寥冷清由此可知。观之同时期开始创作的《李白与杜甫》，恐怕也同样有此效果。
诗人与政客的双重身份共驻扎郭老的灵魂，不是政客的一瓣包裹住诗人的一瓣，而是瓣瓣缠绕融合。郭老在书写中剥开自我，我们则看灵魂瓣瓣滑落。当诗人身份渴望伸展有话要说，政客的身份便冷言阻止；当政客身份狠心上演，诗人身份则淌出苦涩的暖流，拥抱安慰枯老的双眼。
二、扬李抑杜，无意逢迎
此前关于《李白与杜甫》的创作动机，有学者认为是对权势的献媚。然而，郭老对这本特殊的“学术著作”，一开始，是无心发表的。“《李白与杜甫》并不想公之于众，郭沫若写了书的消息传到陈伯达的耳内。他向郭沫若索要书稿，郭以为毛泽东要看，几经修改后让他拿走了。陈对书中的民族关系材料的引用，提出了批评，要郭沫若修改。郭沫若一拖再拖，不想出版， 估计后来在某种压力或劝说下，才勉强出版。”[3]由此可知，《李白与杜甫》的出发点绝对不是曲意逢迎所作。而针对其中“扬李抑杜”的观点，多半认为是符合毛泽东的个人喜好而为之，尤其是夏志清先生在《重回钱钟书纪实》一文中叙述的“郭沫若为什么要写贬杜扬李的书，我一直觉得很奇怪，钱钟书言，毛泽东读唐诗，最爱‘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反不喜‘人民诗人’杜甫。郭沫若就写了此书。”[4]说者无意，听着有心，从此这一说法根深蒂固。“其实，郭沫若在很早以前就表示了自己对与李白的喜爱。”早在写于1928年的《我的幼年》一书中，郭沫若就这样说道“唐诗中我喜欢王维、孟浩然喜欢李白、柳宗元而不甚喜欢杜甫更有点痛恨韩退之。”[5]况且，我们可以从李白与郭沫若身上找到同样的浪漫主义诗人气质。
书中对于李白的描写，用的多是现在进行时叙述方法。让人觉得，郭沫若已经钻进了李白的心腹，不是李白在经历，而是郭沫若自己在一遍遍地经历着政治百态，人心冷暖。“他以包含着潜在不安的推测笔调将一个诗人的人生次第展开，同时，这又是一种已经予知结果的推测。作者所使用的时间副词‘不久’、‘就要’、‘快要’不但表示出他将自己置于与李白同时的视点，而且暗示了充满关怀的介入态度。”[6]这也恰恰是知人论世的方法。郭老选择李白与杜甫这两位中国历史上最卓著、同时也是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诗人。起初之时渴望从理性出发，进行评论，却最终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流，慨叹历史的何其相似，慨叹自己的一生，慨叹文人与政治的矛盾让内心如何纠结。
三、诗人身份的闪现
由篇首提到的，郭沫若与周国平的通信中，可以看出郭老是当时的大时代背景下是清醒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郭老面对青年一代时候反观自己一生，发出人生反思：人生之路的对错，人生之路能否进行自我选择……这包含在其中的问题，又何尝不是郭老一辈子苦苦思索又苦苦追悔的呢？他选择直接面对自己的问题：一辈子言行不致。其中包含的无奈或许让年岁已高的郭老欲言又止，也让当时年轻的周国平难以悟出，直到《李白与杜甫》的问世，或许，这份欲言又止，在这里找到了出路。
翻开《李白与杜甫》，读着读着会感到惊讶，其中用阶级方法研究杜甫的篇章，如《杜甫的阶级意识》，《杜甫的地主生活》这样类似的章节光是标题就令人诧异，即使是打上了时代烙印，而对于郭老这样的学者而言，也是不该犯的错误。众所周知，郭老是古文字学的专家，这样一位重考据、治学严谨的学者，在书中却使用了诸多武断的证据，甚至是为了证据而证据。例如，武断而片面地从杜甫“时危赋敛数，脱粟为尔挥”等诗句中，解析出杜甫作为官僚对老农施行仁义，分糙米等举措的原因必定是因为杜甫靠着官位贪享丰厚的禄米，并大肆购买果园古堂竹林这样的地主官僚腐败事迹，从而认定杜甫常常在诗作中“哭穷”，是虚伪的。这样的推演方式何等主观，何等不严谨，然而正是这种论述方式，在书中层出不穷。郭老不会不知道此番研究专著发表之后，会得到多少诟病。但他依旧这么做了，其中个由，值得深思。
“如果一位文学大师犯了连高中生也感到羞愧的大错，人们有理由认为这些大错是故意犯的。”[7]郭老假借学术研究，想转移自己注意力，却在理智的努力矫正中，渐渐受到感性的催化，心中那个诗人终于慢慢发出了声音。在浓的化不开的朦胧沉湖底，翻滚绞痛，撩拨着自己的心伤。至于《李白与杜甫》一书总出现矛盾，可以印证郭老在书中所写往往与内心不符。这番矛盾来源于灵魂中诗人与政客身份的相互斗争。人们常常说出的话与内心完全符合，语言的能指与所指也存在着实际的差异，何况对于一个内心“自我”曾经如此强烈、却一直处于被压制状态的诗人而言，就更容易理解了。诗人的天真在这里，得到了闪现，挣脱理智墙围的束缚，灵魂得到了暂时的回归。
让人想到了瞿秋白在死之前，终于回归到自己的文人身份，写下与政治舞台上的他截然不同的话语——《多余的话》。瞿在书中一诉衷肠，在将死之时打开天窗，说了许多的心里话。而郭老恐怕没有那么幸运，一生都没能说句心里话。他在后半生里在不断消磨自己的个性，在被迫消解那个曾经最看重的“自我”。甚至当众说出“要烧毁以往所有的作品”这样的话，是何等的痛心疾首，这是深知“自我”的珍贵，甚至“自我”的不可實现之后佯作的洒脱，是最深沉的绝望。
参考文献：
[1]樊星.重读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兼谈当代中国的文化评论[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2]刘海洲.30时代的反讽，人生的反思——论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J].文艺评论，2011，（12）.
[3]刘茂林.如今了然识所在——再论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J].郭沫若学刊，2001，（2）.
[4]钱谷融.郭沫若的才能为何未能充分发挥[J].名作欣赏，1993，（3）.
[5]谭解文.《李白与杜甫》三题[J].湘潭大学学报，2004，（6）.
[6]刘纳.重读《李白与杜甫》[M].郭沫若百年诞辰纪念文集，1992.
[7]凌如珊.对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一书的再研究[J].郭沫若学刊，19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