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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米勒、库尔贝和法国自然主义：巴黎奥赛博物馆珍藏》在中华艺术宫开幕，对媒体开放的那天，法方策展人和本地的记者都提到了上世纪文革结束后来上海展出的《法国十九世纪农村风景画展》，但他们都将日期说成了八十年代初。我在提问时纠正了他们的说法：应该是1978年。在主席台上的上海文联主席施大畏马上点头表示认可，并接受了我关于邀请美术工作者和爱好者现场临摹及举办临摹展的建议。我们心有灵犀，因为彼此都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而他还参加了当时难得的临摹。
1978年的春天，道路两边的梧桐树已经暴出了鹅黄色的嫩芽，人们还穿着蓝色或灰色的咔叽中山装，那时候胖子极度稀缺，所以每个人的衣服总显得空空落落，随风飘荡，但苍白无光的脸上绽放出兴奋与希望。动乱结束了，高考恢复了，黄封面的教辅书成了当时最紧俏的书籍，新华书店门口经常排起长队，解禁的翻译小说一上柜就卖空。
这一天的场景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记忆深处，我从报纸上得到这个消息，在一个休息天来到上海展览馆，但排队买票的长队一直逶迤至数百米开外。形势不容我有半点迟疑，就以一种赎罪的心情找到了最后的位置。这个时候，我二十岁出头，对人生的意义还不够清晰，对前途更是迷茫，但我知道这个展览必须观看，因为它是《法国十九世纪农村风景画展》，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在公共空间展出的原作。这个时候的中国老百姓，从来不敢设想今后有一天能够走出国门。
我从小热爱绘画，如果没有文革的错乱，我或许能成为一名画家。我的三哥应该是画家，他在文革前考入轻工业专科学校。他后来告诉我，当时上海只有三所学校有美术专业：美专、轻校和纺专，但成绩最好的考生让轻校先挑，然后是纺专，最后是美专。这是特定时期我国教育直接为生产建设服务方针的体现，优先满足实用美术。所以我三哥在他那一届考生中的成绩，不是第一，也应该位列前十。也因此，我在读小学时就能看到他偷偷带回家、在当时非常罕见的西洋美术资料，那些丰满的女人裸体画，惊雷般地唤醒了我的性意识。有时候我还将要好同学带到家里分享，那种偷食禁果的乐趣，一辈子也忘不了。
三哥每周回家一次，他在家画画的时候，我就在他身旁静静观摩。他回学校了，我就找来一些废纸，再偷出他的颜料，独自享受涂鸦的乐趣。我的最初的理想就是这样确定的。但文革一来，一切都打乱了。
现在，1978年来了，我在理想破灭之后再次走进美术馆，走近来自另一个世界，另一种文化系统里高度写实的古典主义油画。惊叹，喜悦，惆怅，悲伤，我就像偷吻一个匆匆嫁给别人的情人，泪流满面。
这个展览先在北京展出，然后移师上海，农田、耕牛、河流、收获、晚霞、农民、村妇，都让人感到亲切，激活人们对于故乡的联想。米勒的作品因为生动传神地塑造了农民的形象，表达了与根植于土地的朴素情感，就被陈列在显著位置，《喂食》《奥弗涅的纺线女》所表现的题材可能是常见的，但在画家笔下则流露出动人的诗性。胖嘟嘟的儿童，慈爱的母亲，充满人性光辉的亲切形象，对刚刚从一场噩梦中惊醒的中国观众而言，不啻是一次醍醐灌顶。当然，观众中绝大多数人并没学过美术理论，“太像了！”“像真的一样！”此类评价充斥着展厅，令人烦躁。
还有些比我年龄大一点、但依然是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捧着速写本这里画几笔，那里画几笔，交头接耳，或张大了嘴不知所措。还有些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相互搀扶着在名画前慢慢移动脚步，嘴里念念有词。我还看到一位穿着极其寒酸的老先生独自坐在墙角，无语抽泣。当安保人员来询问他时，他终于哭出了声。
《法国十九世纪农村风景画展》来到中国，是一次破冰之旅，从命名上看，主办方还是尽可能避免对中国意识形态的刺激，“农村”、“风景”这样的词汇，容易为中方接受。但从观众反响看，这个画展对中国人思想意识上的冲击无比猛烈，也是中法双方始料不及的。
在文艺复兴期的人文主义思潮中，有两个重要内容，即“人的发现”和“自然的发现”。同时它也是在反对封建神学观念的斗争中取得的重大胜利，风景画在文艺复兴期的出现，即是这一胜利反映在艺术中的果实。从文艺复兴开始，在欧洲和法国的绘画中开始体现人的尊严、人的力量，反映了日益蓬勃的民主精神。那么法国农村风景画所体现的人文精神，正好与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突破禁锢的知识分子的主张相吻合。所以这个画展与其说是一场视觉盛筵，不如说是公共生活及思想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
我三哥毕业后分配去了青岛，在一家玻璃厂烧制啤酒瓶，专业等于荒废，但这个画展，他是提前用了探亲假坐火车来看的。回家后他托着脑袋沉默了半天，我陪他沉默，直到妈妈开了灯叫我们吃晚饭。在他返回青岛前，我买了几张法国农村风景画的印刷单片，他花了一个下午临摹了一幅巴比松的森林。
1981年秋天，上海美术馆还有一个画展也是轰动一时的，那就是《波士顿博物馆藏美国名画原作展》，这是中美建交后，美国在中国举办的第一个大型画展。展品中有46幅近现代现实主义绘画，也有12幅当代抽象绘画。若按照美国通常的历史叙述方式来梳理的话，包括殖民时期、独立战争、内战时期、成熟时期、现代时期。霍默的《守夜者——一切平安》（也有译作《了望者——一切安好》）获得了广泛的好评，这幅画好像也作为海报张贴在街头，起到了极好的宣传作用——在某些人的话语中，这个守夜者似乎代表了工人阶级，他头上的一口铜钟被理解为资本主义的丧钟。至少我大学里的中文系讲师就是这样对我们说的。是的，他还对画展中出现的现代派绘画极尽嘲讽之能事：“那几根红的蓝的线条，笔笔直地刷下来，像床单一样，我也画得出。”他的观点是有代表性的，在展厅里我就听观众这么说。
这一时期是中国思想空前开放、活跃的黄金岁月，西方文化频频冲击中国人的心灵与文化场域。后来在北京举办的《哈默藏画500年名作原件展》和《毕加索画展原作展》也是当时的文化大事件，照样轰动一时。
前不久，油画家俞晓夫还对我说：“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的到来，居然是由几个美术展览会作为先声，这在其他国家是不可能的。作为美术工作者，我感到骄傲。”
天高云淡的2012年11月16日，《米勒、库尔贝和法国自然主义：巴黎奥赛博物馆珍藏》为庆祝中华艺术宫开馆而在上海举办。开幕前两天，我又近距离欣赏到伟大的传世之作。《拾穗者》中被罗曼·罗兰称之为“法兰西三位女神”的农妇身影再次感动了困居城市但一直怀念农村的我，还有库尔贝的《泉水》、朱尔·布勒东的《拾穗的女人》、朱尔·巴斯蒂安—勒帕热的《干草》、莱昂·莱尔米特的《收割者的酬劳》、亨利·若弗鲁瓦的《医院探病日》等，都让我产生一种在美的冲击之下的短暂晕眩。87幅伟大的作品，是农业文明的牧歌，也是人道主义的凯歌，它们中有些是刚刚从奥塞博物馆展厅墙上摘下来运抵上海的，有些则从来没有出过境。世界美术史上的经典作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已经成为连接不同国家、不同族群、不同文化、不同社会制度的纽带，它们不仅仅是艺术大师自身天赋与思想的结晶，还有对人类自身命运的深思、追问和不懈探求。也因此，三十多年后，我已经有了相当的社会阅历与艺术经验，在更广阔的文化层面，感受会稍有不同，但是它们依然让我热泪盈眶，久久盘桓，想得更多更远……
1978年的春天，道路两边的梧桐树已经暴出了鹅黄色的嫩芽，人们还穿着蓝色或灰色的咔叽中山装，那时候胖子极度稀缺，所以每个人的衣服总显得空空落落，随风飘荡，但苍白无光的脸上绽放出兴奋与希望。动乱结束了，高考恢复了，黄封面的教辅书成了当时最紧俏的书籍，新华书店门口经常排起长队，解禁的翻译小说一上柜就卖空。
这一天的场景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记忆深处，我从报纸上得到这个消息，在一个休息天来到上海展览馆，但排队买票的长队一直逶迤至数百米开外。形势不容我有半点迟疑，就以一种赎罪的心情找到了最后的位置。这个时候，我二十岁出头，对人生的意义还不够清晰，对前途更是迷茫，但我知道这个展览必须观看，因为它是《法国十九世纪农村风景画展》，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在公共空间展出的原作。这个时候的中国老百姓，从来不敢设想今后有一天能够走出国门。
我从小热爱绘画，如果没有文革的错乱，我或许能成为一名画家。我的三哥应该是画家，他在文革前考入轻工业专科学校。他后来告诉我，当时上海只有三所学校有美术专业：美专、轻校和纺专，但成绩最好的考生让轻校先挑，然后是纺专，最后是美专。这是特定时期我国教育直接为生产建设服务方针的体现，优先满足实用美术。所以我三哥在他那一届考生中的成绩，不是第一，也应该位列前十。也因此，我在读小学时就能看到他偷偷带回家、在当时非常罕见的西洋美术资料，那些丰满的女人裸体画，惊雷般地唤醒了我的性意识。有时候我还将要好同学带到家里分享，那种偷食禁果的乐趣，一辈子也忘不了。
三哥每周回家一次，他在家画画的时候，我就在他身旁静静观摩。他回学校了，我就找来一些废纸，再偷出他的颜料，独自享受涂鸦的乐趣。我的最初的理想就是这样确定的。但文革一来，一切都打乱了。
现在，1978年来了，我在理想破灭之后再次走进美术馆，走近来自另一个世界，另一种文化系统里高度写实的古典主义油画。惊叹，喜悦，惆怅，悲伤，我就像偷吻一个匆匆嫁给别人的情人，泪流满面。
这个展览先在北京展出，然后移师上海，农田、耕牛、河流、收获、晚霞、农民、村妇，都让人感到亲切，激活人们对于故乡的联想。米勒的作品因为生动传神地塑造了农民的形象，表达了与根植于土地的朴素情感，就被陈列在显著位置，《喂食》《奥弗涅的纺线女》所表现的题材可能是常见的，但在画家笔下则流露出动人的诗性。胖嘟嘟的儿童，慈爱的母亲，充满人性光辉的亲切形象，对刚刚从一场噩梦中惊醒的中国观众而言，不啻是一次醍醐灌顶。当然，观众中绝大多数人并没学过美术理论，“太像了！”“像真的一样！”此类评价充斥着展厅，令人烦躁。
还有些比我年龄大一点、但依然是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捧着速写本这里画几笔，那里画几笔，交头接耳，或张大了嘴不知所措。还有些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相互搀扶着在名画前慢慢移动脚步，嘴里念念有词。我还看到一位穿着极其寒酸的老先生独自坐在墙角，无语抽泣。当安保人员来询问他时，他终于哭出了声。
《法国十九世纪农村风景画展》来到中国，是一次破冰之旅，从命名上看，主办方还是尽可能避免对中国意识形态的刺激，“农村”、“风景”这样的词汇，容易为中方接受。但从观众反响看，这个画展对中国人思想意识上的冲击无比猛烈，也是中法双方始料不及的。
在文艺复兴期的人文主义思潮中，有两个重要内容，即“人的发现”和“自然的发现”。同时它也是在反对封建神学观念的斗争中取得的重大胜利，风景画在文艺复兴期的出现，即是这一胜利反映在艺术中的果实。从文艺复兴开始，在欧洲和法国的绘画中开始体现人的尊严、人的力量，反映了日益蓬勃的民主精神。那么法国农村风景画所体现的人文精神，正好与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突破禁锢的知识分子的主张相吻合。所以这个画展与其说是一场视觉盛筵，不如说是公共生活及思想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
我三哥毕业后分配去了青岛，在一家玻璃厂烧制啤酒瓶，专业等于荒废，但这个画展，他是提前用了探亲假坐火车来看的。回家后他托着脑袋沉默了半天，我陪他沉默，直到妈妈开了灯叫我们吃晚饭。在他返回青岛前，我买了几张法国农村风景画的印刷单片，他花了一个下午临摹了一幅巴比松的森林。
1981年秋天，上海美术馆还有一个画展也是轰动一时的，那就是《波士顿博物馆藏美国名画原作展》，这是中美建交后，美国在中国举办的第一个大型画展。展品中有46幅近现代现实主义绘画，也有12幅当代抽象绘画。若按照美国通常的历史叙述方式来梳理的话，包括殖民时期、独立战争、内战时期、成熟时期、现代时期。霍默的《守夜者——一切平安》（也有译作《了望者——一切安好》）获得了广泛的好评，这幅画好像也作为海报张贴在街头，起到了极好的宣传作用——在某些人的话语中，这个守夜者似乎代表了工人阶级，他头上的一口铜钟被理解为资本主义的丧钟。至少我大学里的中文系讲师就是这样对我们说的。是的，他还对画展中出现的现代派绘画极尽嘲讽之能事：“那几根红的蓝的线条，笔笔直地刷下来，像床单一样，我也画得出。”他的观点是有代表性的，在展厅里我就听观众这么说。
这一时期是中国思想空前开放、活跃的黄金岁月，西方文化频频冲击中国人的心灵与文化场域。后来在北京举办的《哈默藏画500年名作原件展》和《毕加索画展原作展》也是当时的文化大事件，照样轰动一时。
前不久，油画家俞晓夫还对我说：“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的到来，居然是由几个美术展览会作为先声，这在其他国家是不可能的。作为美术工作者，我感到骄傲。”
天高云淡的2012年11月16日，《米勒、库尔贝和法国自然主义：巴黎奥赛博物馆珍藏》为庆祝中华艺术宫开馆而在上海举办。开幕前两天，我又近距离欣赏到伟大的传世之作。《拾穗者》中被罗曼·罗兰称之为“法兰西三位女神”的农妇身影再次感动了困居城市但一直怀念农村的我，还有库尔贝的《泉水》、朱尔·布勒东的《拾穗的女人》、朱尔·巴斯蒂安—勒帕热的《干草》、莱昂·莱尔米特的《收割者的酬劳》、亨利·若弗鲁瓦的《医院探病日》等，都让我产生一种在美的冲击之下的短暂晕眩。87幅伟大的作品，是农业文明的牧歌，也是人道主义的凯歌，它们中有些是刚刚从奥塞博物馆展厅墙上摘下来运抵上海的，有些则从来没有出过境。世界美术史上的经典作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已经成为连接不同国家、不同族群、不同文化、不同社会制度的纽带，它们不仅仅是艺术大师自身天赋与思想的结晶，还有对人类自身命运的深思、追问和不懈探求。也因此，三十多年后，我已经有了相当的社会阅历与艺术经验，在更广阔的文化层面，感受会稍有不同，但是它们依然让我热泪盈眶，久久盘桓，想得更多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