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1942-1943年前后，河南地区除了遭受罕见的水灾、蝗灾、旱灾、雹灾等自然灾害外，当时还处于全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天灾战祸，交相煎迫，给河南地区和人民带来了几乎是毁灭性的灾难，现代文学对此作了大量形象生动的书写，反映了灾荒下人民的苦难生活，让我们重新审视了民国时期的灾难史，揭示了人们面对灾难时的精神影像，同时也加深和丰富了我们对生活的理解。
关键词：1942年河南灾荒；现代文学；书写
“灾”即灾害，一般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不可抗拒的自然力对人类生存环境、物质财富乃至生命活动的直接破坏和戕害。而“荒”即饥荒，是天灾人祸之后因物质生活资料尤其是因粮食短缺所造成的疾疫流行、人口死亡、逃亡、生产停滞衰退、社会动荡不宁等社会现象[1]（前言P25）。河南地处黄河中下游平原，淮河流经其南方，黄河纵横其北部，地理和环境气候非常复杂，自古以来就是自然灾害高发区。然而，1942-1943年前后，河南地区除了遭受罕见的水灾、蝗灾、旱灾、雹灾等自然灾害外，当时还处于全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天灾战祸，交相煎迫，给河南地区和人民带来了几乎是毁灭性的灾难，据报道近三百万的人民死于那一场灾荒中，现代文学对此作了大量形象生动的书写，反映了灾荒下人民的苦难生活。
一、1942——1943河南灾荒概述
1942——1943河南大灾荒是继1877年清光绪三年特大灾害之后的又一次罕见的大灾荒，给当时的民众带来了毁灭性的一击，给河南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据相关资料记载，1941年河南灾情已经初露端倪，至1943年，全省遭灾的县城就已经达到63个，其中37个县遭遇水灾，7个县遭遇旱灾，58个县遭受蝗灾，23个县遭受风灾，10个县在于雹灾，剩下的7个县还遭受了冷灾。据相关部门统计，河南两年灾荒饿死300-500万人，流亡人口达到300万，而濒临死亡等待救援的人口就达到了3000万。当时流行的一首歌谣展现了当时最真实的情形：
赤沙原野无食物，树皮剥尽草根没。人心惶惶离乡井，颠沛流离奔道途。
卖儿卖女处处见，人食人肉悲惨哭。冻毙饿毙无计数，处处都是饿死鬼。
面对如此的灾荒、灾民，当时的国民政府，汪伪政府，共产党三方政府做出了不同的应对措施，民间爱国的社会组织，国际友人纷纷组织救济会对河南受灾区的人民进行救助，但受政治环境的影响，这些救助对于河南的灾民们来说只是杯水车薪，有的人中饱私囊，利用灾荒之名大发不义之财。国民政府的领导人对灾荒之事直接采取“无为”措施，任其自生自灭，甚至还在灾区征粮，对受灾一事以"影响抗战士气"、"妨碍国际视听"为由，对灾情进行严密的封锁，对报道灾情的报刊记者，则进行打击迫害。而对外却支援，捐助印度，种种行为无疑是对中原受灾区的雪上加霜。
二、自然灾害与记者的直面现实
1942-1943年河南大灾荒发生后，当时的國民政府就以抗战为名，对河南灾荒的相关消息实行新闻封锁。对灾荒地区不闻不问，对灾民依旧征粮，对外却将灾民的粮食用来救济印度灾民，以建立国民政府的对外的“面子工程”，完全不顾及国内百姓的生死，即便如此，仍然有一些以报道事实真相为己任，不畏强权的国内外记者，他们勇敢地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报道了中原地区的大灾害，揭露这次大灾荒造成的主要人为原因，同时也呼吁全世界来救助这些受灾地区的人们，给这些地区人们的生存留下了一线生机。新闻是历史的草稿，能够不畏强权，冲破新闻封锁，无疑是钩沉这段历史的重要依据，也为后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素材和资料。当时，河南大灾荒发生之时，《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大公报》、《前锋报》、《申报》、《河南民国日报》、美国《时代周刊》等不少国内外报刊杂志都有程度不同的反映。其中，不少报道真相的记者都被国民政府和汪伪要求严办。如在重庆的《大公报》因1943年2月2日发表王芸生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论，被勒令停刊三曰。而在河南的张高峰也被豫西警备司令部以"共党嫌疑"的罪名逮捕并且遭到刑讯。
三、现代作家对1942河南大灾荒的文学应对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自然灾害频发的一个高峰时期，地处腹地的中原河南自然也遭受了严重的灾荒，人们与自然灾害苦苦搏斗，但最终还是逃脱不了破产的命运。频繁的灾害造成的饥饿与苦难积淀在作家内心深处，深深地影响了作家的创作，他们以不同的风格和方式表现了对自然灾害的关注。
（一）灾害给作家提供了创作的源泉
1942年河南大灾荒，战灾交互，饿殍遍地，国民政府却奉行消极赈灾的态度，为了揭露国民党政府的罪行，同时也为了呼吁国际人士的帮助，王芸生发表了著名的评论《看重庆，念中原》他将重庆的情形与河南作对比：“生活在天堂一般"的重庆，一般人家多已升起熊熊的炭火；而在河南，朔风吹雪，饥民瑟缩，缺衣无食，又有多少同胞冻馁而死！" 强烈的对比、犀利的笔锋、辛辣的讽刺，将国民政府的“不作为”行为进行了赤裸裸的披露。
（二）1942年河南大灾荒的文学研究
自1942年河南大灾荒以来，现代作家对该事件进行了深入和全面的研究，成果丰硕。如宋致新编著的《1942：河南大饥荒》将有关1942-1943年河南大灾荒的史料进行汇编收集，并配上了相关的图片，为我们了解大灾荒真相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1942年的河南大旱》 作者通过实地采访所获得的口述史料以及其对灾民生活、国民党的消极救灾、外国在华传教士的救灾善行等进行了详尽描述。
四、现代文学面对的问题以及作家应承担的责任
自人类有历史以来，灾难、战争以及极权压迫就给人类留下了沉重的创伤性记忆，这些记忆如何被呈现，这些苦难记忆如何能转化为精神资源，人们该如何以史为鉴，这些是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世界文学所共同面对的问题，也是现代作家的职责所在。
参考文献：
[1]夏明方.民国时期的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M].北京：中华书局，2000.
[2]孙子文.1942—1943年国民党政府救济豫灾述评[J].许昌师专学报（社科版），1993，（2）.
[3]王冰.1942—1943年河南大灾荒的历史记忆研究[J].广西师范大学，2012.
[4]张水良.二战时期国统区的三次大灾荒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4）.
关键词：1942年河南灾荒；现代文学；书写
“灾”即灾害，一般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不可抗拒的自然力对人类生存环境、物质财富乃至生命活动的直接破坏和戕害。而“荒”即饥荒，是天灾人祸之后因物质生活资料尤其是因粮食短缺所造成的疾疫流行、人口死亡、逃亡、生产停滞衰退、社会动荡不宁等社会现象[1]（前言P25）。河南地处黄河中下游平原，淮河流经其南方，黄河纵横其北部，地理和环境气候非常复杂，自古以来就是自然灾害高发区。然而，1942-1943年前后，河南地区除了遭受罕见的水灾、蝗灾、旱灾、雹灾等自然灾害外，当时还处于全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天灾战祸，交相煎迫，给河南地区和人民带来了几乎是毁灭性的灾难，据报道近三百万的人民死于那一场灾荒中，现代文学对此作了大量形象生动的书写，反映了灾荒下人民的苦难生活。
一、1942——1943河南灾荒概述
1942——1943河南大灾荒是继1877年清光绪三年特大灾害之后的又一次罕见的大灾荒，给当时的民众带来了毁灭性的一击，给河南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据相关资料记载，1941年河南灾情已经初露端倪，至1943年，全省遭灾的县城就已经达到63个，其中37个县遭遇水灾，7个县遭遇旱灾，58个县遭受蝗灾，23个县遭受风灾，10个县在于雹灾，剩下的7个县还遭受了冷灾。据相关部门统计，河南两年灾荒饿死300-500万人，流亡人口达到300万，而濒临死亡等待救援的人口就达到了3000万。当时流行的一首歌谣展现了当时最真实的情形：
赤沙原野无食物，树皮剥尽草根没。人心惶惶离乡井，颠沛流离奔道途。
卖儿卖女处处见，人食人肉悲惨哭。冻毙饿毙无计数，处处都是饿死鬼。
面对如此的灾荒、灾民，当时的国民政府，汪伪政府，共产党三方政府做出了不同的应对措施，民间爱国的社会组织，国际友人纷纷组织救济会对河南受灾区的人民进行救助，但受政治环境的影响，这些救助对于河南的灾民们来说只是杯水车薪，有的人中饱私囊，利用灾荒之名大发不义之财。国民政府的领导人对灾荒之事直接采取“无为”措施，任其自生自灭，甚至还在灾区征粮，对受灾一事以"影响抗战士气"、"妨碍国际视听"为由，对灾情进行严密的封锁，对报道灾情的报刊记者，则进行打击迫害。而对外却支援，捐助印度，种种行为无疑是对中原受灾区的雪上加霜。
二、自然灾害与记者的直面现实
1942-1943年河南大灾荒发生后，当时的國民政府就以抗战为名，对河南灾荒的相关消息实行新闻封锁。对灾荒地区不闻不问，对灾民依旧征粮，对外却将灾民的粮食用来救济印度灾民，以建立国民政府的对外的“面子工程”，完全不顾及国内百姓的生死，即便如此，仍然有一些以报道事实真相为己任，不畏强权的国内外记者，他们勇敢地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报道了中原地区的大灾害，揭露这次大灾荒造成的主要人为原因，同时也呼吁全世界来救助这些受灾地区的人们，给这些地区人们的生存留下了一线生机。新闻是历史的草稿，能够不畏强权，冲破新闻封锁，无疑是钩沉这段历史的重要依据，也为后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素材和资料。当时，河南大灾荒发生之时，《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大公报》、《前锋报》、《申报》、《河南民国日报》、美国《时代周刊》等不少国内外报刊杂志都有程度不同的反映。其中，不少报道真相的记者都被国民政府和汪伪要求严办。如在重庆的《大公报》因1943年2月2日发表王芸生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论，被勒令停刊三曰。而在河南的张高峰也被豫西警备司令部以"共党嫌疑"的罪名逮捕并且遭到刑讯。
三、现代作家对1942河南大灾荒的文学应对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自然灾害频发的一个高峰时期，地处腹地的中原河南自然也遭受了严重的灾荒，人们与自然灾害苦苦搏斗，但最终还是逃脱不了破产的命运。频繁的灾害造成的饥饿与苦难积淀在作家内心深处，深深地影响了作家的创作，他们以不同的风格和方式表现了对自然灾害的关注。
（一）灾害给作家提供了创作的源泉
1942年河南大灾荒，战灾交互，饿殍遍地，国民政府却奉行消极赈灾的态度，为了揭露国民党政府的罪行，同时也为了呼吁国际人士的帮助，王芸生发表了著名的评论《看重庆，念中原》他将重庆的情形与河南作对比：“生活在天堂一般"的重庆，一般人家多已升起熊熊的炭火；而在河南，朔风吹雪，饥民瑟缩，缺衣无食，又有多少同胞冻馁而死！" 强烈的对比、犀利的笔锋、辛辣的讽刺，将国民政府的“不作为”行为进行了赤裸裸的披露。
（二）1942年河南大灾荒的文学研究
自1942年河南大灾荒以来，现代作家对该事件进行了深入和全面的研究，成果丰硕。如宋致新编著的《1942：河南大饥荒》将有关1942-1943年河南大灾荒的史料进行汇编收集，并配上了相关的图片，为我们了解大灾荒真相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1942年的河南大旱》 作者通过实地采访所获得的口述史料以及其对灾民生活、国民党的消极救灾、外国在华传教士的救灾善行等进行了详尽描述。
四、现代文学面对的问题以及作家应承担的责任
自人类有历史以来，灾难、战争以及极权压迫就给人类留下了沉重的创伤性记忆，这些记忆如何被呈现，这些苦难记忆如何能转化为精神资源，人们该如何以史为鉴，这些是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世界文学所共同面对的问题，也是现代作家的职责所在。
参考文献：
[1]夏明方.民国时期的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M].北京：中华书局，2000.
[2]孙子文.1942—1943年国民党政府救济豫灾述评[J].许昌师专学报（社科版），1993，（2）.
[3]王冰.1942—1943年河南大灾荒的历史记忆研究[J].广西师范大学，2012.
[4]张水良.二战时期国统区的三次大灾荒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