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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高考平均录取率已经达到75%的情况下，分省定额的问题就集中表现在“985”和“211”等部属高校或重点高校的名额投放上。未来怎样解决好全国重点大学指标的划拨，才是推进区域公平最大的难点。
距离高考只有几天时间了，在江苏、湖北、黑龙江、吉林等省教育厅相继作出不存在“减招”本省生源的表态后，前不久由“2016年部分地区跨省生源计划调控方案”引起的风波暂告平息。2016年5月4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做好2016年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计划编制和管理工作的通知》，附件中包括了“调控方案”以及“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实施方案，按照“调控方案”，12省市将向10个中西部省份调出16万招生计划，其中，江苏、湖北两地的生源调出计划总数最高，分别为3.8万和4万。
消息一出，引起了两地考生家长的激烈反应，向地方教育部门陈情表达疑虑。大学招生的地域间不公平早已怨声载道，近几年考试制度的反复“折腾”也并没有让部分先行先试的地区感到减负，反而竞争压力更大，以江苏为例，这次事件只不过是常年不满的一个“出口”，2014年启动的所谓最大力度的高考改革仍有许多不尽之处。
“协作计划”引发的风波
尽管“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并不是一项新政策，也不是第一次公开，但是明确提到“调控”今年是首次。而且，发布时间也是在即将高考的敏感点，2014年的发布时间是1月份，2015年则是在高考之后的7月。这是令家长们反映强烈的重要原因。
2008年该计划就已经启动，办学条件好的省市调出部分名额，向高教资源有限的中西部地区招生。从一开始的3.5万人，扩大到了现在的21万，以均衡地域间高等教育机会差异。按照教育部的设定，“协作计划”基本限定在地方所属院校，查阅一下教育部官网的公开文件，就可以看到“协作计划”的分省名额。
从近两年的数据可以看到，江苏、湖北等地一直都是承担名额的大省。比如，2014年，计划输出名额总数为19万，本科13万，专科7万，由16个省市分担，其中，北京“贡献”3500本科，没有专科名额，辽宁的本科和专科分别为1.15万、8000，江苏为1.25万、7500，湖北是1.13万、5000，福建是1.22万、3800，16个省市本科总计输出13万，专科7万人。2015年总数保持20万人规模，分省数字略有调整。总体来说，除北京、上海这样需要综合考虑控制人口因素的地域略有输出之外，江苏、湖北这些高等教育资源比较丰富的省份的承担数额一直排在前列。
这是让江苏等地的家长感到不满的原因之一，他们表示，为什么高校资源最为丰沛、一本录取率较高的北京、上海、天津不能拿出更多名额。通过这样的调控是否真的能够帮助西部教育发展和人才流动？
针对家长的强烈反应，江苏省教育厅做了几次回应。较早的是其新闻办副主任薄其芳接受媒体采访时说，3.8万跨省招生计划是教育部下发的指标，江苏到了该为全国做贡献的时候了，这显然不是一个能令江苏家长满意的答复。随后，江苏教育厅厅长沈健又出面回应“经过各有关方面积极协调争取，并得到教育部支持，江苏确保高考不会出现‘减招’问题”。几天后，教育厅又召开了发布会，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和苏州大学6所在江苏的“211”高校纷纷承诺，今年在江苏招生人数不低于去年。其中，南京师范大学还表明正在申请增加今年在江苏本省的招生计划。
《南风窗》记者向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王建求证时，他回应道：“作为省部共建的211大学，南京师大当然应该做出贡献，但也要立足江苏，服务江苏，我们已经向省教育厅争取增加名额了，但具体多少还没有明确。”
江苏省此次调出的3.8万招生计划里，本科名额为9000左右，2.9万是高职专科名额。对于家长来说，更为关心的当然是那9000个名额怎么分配，一本院校里“211”和“985”占多少，二类院校又调出多少。然而，省教育厅没有进一步明确。有消息称，名额主要集中在三本院校以及一些独立学院，也就是说基本上是江苏本地学生“看不上”的学校。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独立学院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确实有增加省外招生的计划，数额还不能透露。
未来怎样解决好全国重点大学指标的划拨，才是推进区域公平最大的难点。
不过，从往年的数据来看，家长们的担心也并非多余，按照2015年的数字，苏州大学总共招生6100人，其中协作计划754人，南京工业大学招生4750人，协作计划1027人，南京邮电大学招收5000人，协作计划855人，江苏大学5630人，协作计划1086人。在江苏省属大学中，这几所是承担数额比较大的，此外还有江苏科技大学、常州大学等20余所一本、二本院校，也就是说，承担“协作计划”的并不是只有三本院校和独立院校、高职，江苏本省成绩不拔尖的学生看重的一、二本院校也要承担相应的协作任务。从江苏省考生的角度来说，认为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也并非完全就是捕风捉影或是“误读”。这也是为什么江苏教育厅多次解释仍难以让家长释怀的原因，只要不公布一本、二本院校的承担数额，很难让他们平息。
执行“协作计划”以来，2015年录取率最低省份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已经从2010年的15.3个百分点缩小到了5个百分点以内。按照《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的要求，2017年要缩小到4个百分点以内。教育部“调控”的原则是以不降低各支援省份的高考录取率、本科录取率为基本前提。各支援省份都是近年来高考录取率、本科录取率明显高于全国的省份。
由于考生数量下降等原因，大部分地方的录取率都在提高。例如，2013年～2015年，江苏省的高考录取率从85.8%提高到88.8%，湖北省的高考录取率从80.4%提高到87.0%。2016年江苏高考人数为36.04万，普通高校在江苏招收统考生计划超过32.2万人，录取率还会稳中有升。但也正因为高考录取率普遍提高，对“211”、“985”等全国重点大学资源的争夺才更为各省利益相关者所看重。而在江苏，竞争显得尤为残酷。 被称为“地狱模式”的江苏高考
江苏省是较早进行自主命题的省份之一。1985年高考改革开始尝试分省命题，由上海率先试点，2002年，北京市也获得了语文、数学和外语的单独命题权。2004年，教育部扩大分省自主命题范围，天津、广东、重庆、浙江、江苏、湖南、湖北、福建、辽宁等9个省市开始分省命题探索。由此开始，江苏一直在进行考试模式的更换，到目前为止，已经存在过四种模式，长的持续7年，短的仅1年，有“3 小综合”、“3 大综合”、“3 1 1”以及目前采用的“3 2学业考 综合素质评价”模式。考试模式的变化不仅强化了竞争压力，而且直接影响学生选择和高校录取。
“3”指语文、数学、外语三门。语文满分160分，数学160分，外语120分，共440分。语文、数学分别另设附加题40分。“2”为学业水平测试，考生要在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中选择。其中，文科类考生必选历史科目，理科类考生必须选物理。学业考试按照分数区间或排名分为ABCD四个等级，不计入分数。“虽然不算分数，但是清华北大这样的学校要求学业考必须两门都是A ，也是就排名在前5%。语数外很好，但学业考有一门A以下，只能上二本的情况并不少。我有一个同学，跟我的分数差不多，但他有一个C，就只能到普通学校。”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大三学生周涛说，这样的模式对有些人就显得不太公平。
由于只算语数外成绩，拉低了江苏高考的区分度，同一分数段非常密集，尤其是高校招生筛选理工科学生时，变得更困难。南工大教授陆小华曾指出，江苏现行高考方案只计三门总分主要是想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但这一做法对高校人才选拔造成很大影响。由于物理、化学、生物由于不按照考试的实际成绩，而是在参加同类考试的人群中按名次划分等级，一些学生权衡之下，选择更易获得A的学科。
“我当时是想选择物生，因为生物相对轻松一些，但老师说你们尖子生就选物化，物化招生的时候会有优惠条件。我们学校9个理科班，只有两个物化班，一个物地班，其他都是物生。”周涛说。南京市一名高一学生的家长刘文清也表示，她的孩子读初中时，老师就已经告诉他们，江苏的高考模式并不为高校所认可。“高校肯定是更重视物化，高校的自主招生理科考数理化，加上数理化都有奥赛，所以物化考试特别难，但很多专业只要物化，很多专业不收物地。物理是必须要选的，大量的精力放进去，在高考这个每分必争的战场上，却体现不出来。”她说。
除了并未减轻负担的学业考试，让江苏考生深感沉重的还有考试难度。在网传的高考难度排行榜中，江苏被称为“地狱模式”。“如果碰到数学‘大帝’葛军出题，那就更难了。”刘文清说。与很多家长一样，刘文清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投入了巨大的心力。“我的孩子中考在南京48000多考生中排200名，已经很优秀了，就这个排名，上不了‘985’，只能在‘211’里选中等的学校，我的高中是南京四大名校之外的二流学校，年级50名～60名可以进985/211，这样的高中在南京只有5～6个。高考对于江苏从来都是残酷的，现在近乎惨烈。”刘文清说。
在南京的中学教育排序中，顶尖的是南京外国语学校，学生的家庭背景非富即贵，比如章泽天就是这所学校的毕业生，2011年被保送至清华。次一等级的豪门中学是南师附中、金陵中学、中华中学等几所。“豪门中学”的学生更多会通过自主招生渠道进入“985”，或者出国留学，每年参加高考的不过几十人。而普通家庭只有高考这一条出路，由于江苏省的学生大都不愿意出省读书，相对于其他省份，江苏的高校资源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上都有优势，省内的竞争就变得更激烈了，这也是江苏一本录取率较低的原因之一。由于分数只计算480，导致每一个分数段的考生都特别密集，但又因为每个高校对学业考等级要求不同，学生无法只凭借分数衡量自己到底能到一本的哪个学校，所以干脆报考等级要求相对低的二本学校。
“就因为招生指标，因为江苏的高考政策，孩子上不了好学校。这样拼命，无非是因为相信高考。我们可以选择出国留学，但不应该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身边朋友的孩子选择出国的占了多数，基本上是一本上不了就出国，有个孩子去年二本的成绩，后来申请到了墨尔本大学。”刘文清说，她真的想不通。
在这一次的调控方案发布时，江苏家长们的“想不通”终于找到了宣泄口。
分省定额制带来的问题
对本省学生进入“985”、“211”的机会偏低感到不满的还有湖北、山东、河南等地，与江苏相比，这些地方的高等教育资源更少，有的省份甚至没有一所“985”院校。这也是教育改革的方向之一，尽可能缩小区域机会差异。然而，在目前的计划招生体制和分省定额制度下，除了由教育主管部门实施调控，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分省定额制一定程度上沿袭了科举时代的传统，现在每年的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计划总量，是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以及国家教育事业发展规划确定目标，由国家发改委会同教育部研究提出初步建议，经全国人大审议确定的。之后，教育部主要根据各省高考报名人数、高校办学条件等因素，综合测算提出各省的招生计划安排建议，会同国家发改委研究确定。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从程序上看，由高校上报招生指标到各省，省里汇总后再全国汇总，最后再形成一个指标分配计划。招生计划分配在教育部，但具体招生计划与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也有相关性。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刘海峰曾表示，1977年恢复高考后，各省生源情况和高校招生情况都在变化，所以每年国家都会对招生计划进行调控，但一直以来各方面都不满意，比如河南等省份就认为国家调控的不够，这是长期以来一直没有解决好的问题。
而在当前高考平均录取率已经达到75%的情况下，分省定额的问题就集中表现在“985”和“211”等部属高校或重点高校的名额投放上。未来怎样解决好全国重点大学指标的划拨，才是推进区域公平最大的难点。
反观历次的高考改革，始终都没有撬动计划招生体制，其中也包括被称为恢复高考以来最大的一次2014年改革。当年9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改革的步骤是2014年启动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试点，2017年全面推进，到2020年基本建立中国特色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度，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储朝晖表示，实际上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到，“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但2014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中则没有这一条，这也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高考改革的本质是要打破唯分数论、一考定终身，同时在城乡、区域之间实现教育机会的平等，涉及到的两个环节是考试和招生。回顾近年出台的方案，更多是在考试科目设置上做文章，而在招生体制上并没有实质性的改革。最近，各省新一轮的考试方案又密集出台了，目前已经有20多个省份宣布，按照2014年《实施意见》的要求，实行“3 3”模式，取消文理分科、外语一年多考被普遍推行。考试制度固然重要，但是改变高考的指标行政性分配，恐怕才能更好地兼顾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
距离高考只有几天时间了，在江苏、湖北、黑龙江、吉林等省教育厅相继作出不存在“减招”本省生源的表态后，前不久由“2016年部分地区跨省生源计划调控方案”引起的风波暂告平息。2016年5月4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做好2016年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计划编制和管理工作的通知》，附件中包括了“调控方案”以及“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实施方案，按照“调控方案”，12省市将向10个中西部省份调出16万招生计划，其中，江苏、湖北两地的生源调出计划总数最高，分别为3.8万和4万。
消息一出，引起了两地考生家长的激烈反应，向地方教育部门陈情表达疑虑。大学招生的地域间不公平早已怨声载道，近几年考试制度的反复“折腾”也并没有让部分先行先试的地区感到减负，反而竞争压力更大，以江苏为例，这次事件只不过是常年不满的一个“出口”，2014年启动的所谓最大力度的高考改革仍有许多不尽之处。
“协作计划”引发的风波
尽管“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并不是一项新政策，也不是第一次公开，但是明确提到“调控”今年是首次。而且，发布时间也是在即将高考的敏感点，2014年的发布时间是1月份，2015年则是在高考之后的7月。这是令家长们反映强烈的重要原因。
2008年该计划就已经启动，办学条件好的省市调出部分名额，向高教资源有限的中西部地区招生。从一开始的3.5万人，扩大到了现在的21万，以均衡地域间高等教育机会差异。按照教育部的设定，“协作计划”基本限定在地方所属院校，查阅一下教育部官网的公开文件，就可以看到“协作计划”的分省名额。
从近两年的数据可以看到，江苏、湖北等地一直都是承担名额的大省。比如，2014年，计划输出名额总数为19万，本科13万，专科7万，由16个省市分担，其中，北京“贡献”3500本科，没有专科名额，辽宁的本科和专科分别为1.15万、8000，江苏为1.25万、7500，湖北是1.13万、5000，福建是1.22万、3800，16个省市本科总计输出13万，专科7万人。2015年总数保持20万人规模，分省数字略有调整。总体来说，除北京、上海这样需要综合考虑控制人口因素的地域略有输出之外，江苏、湖北这些高等教育资源比较丰富的省份的承担数额一直排在前列。
这是让江苏等地的家长感到不满的原因之一，他们表示，为什么高校资源最为丰沛、一本录取率较高的北京、上海、天津不能拿出更多名额。通过这样的调控是否真的能够帮助西部教育发展和人才流动？
针对家长的强烈反应，江苏省教育厅做了几次回应。较早的是其新闻办副主任薄其芳接受媒体采访时说，3.8万跨省招生计划是教育部下发的指标，江苏到了该为全国做贡献的时候了，这显然不是一个能令江苏家长满意的答复。随后，江苏教育厅厅长沈健又出面回应“经过各有关方面积极协调争取，并得到教育部支持，江苏确保高考不会出现‘减招’问题”。几天后，教育厅又召开了发布会，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和苏州大学6所在江苏的“211”高校纷纷承诺，今年在江苏招生人数不低于去年。其中，南京师范大学还表明正在申请增加今年在江苏本省的招生计划。
《南风窗》记者向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王建求证时，他回应道：“作为省部共建的211大学，南京师大当然应该做出贡献，但也要立足江苏，服务江苏，我们已经向省教育厅争取增加名额了，但具体多少还没有明确。”
江苏省此次调出的3.8万招生计划里，本科名额为9000左右，2.9万是高职专科名额。对于家长来说，更为关心的当然是那9000个名额怎么分配，一本院校里“211”和“985”占多少，二类院校又调出多少。然而，省教育厅没有进一步明确。有消息称，名额主要集中在三本院校以及一些独立学院，也就是说基本上是江苏本地学生“看不上”的学校。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独立学院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确实有增加省外招生的计划，数额还不能透露。
不过，从往年的数据来看，家长们的担心也并非多余，按照2015年的数字，苏州大学总共招生6100人，其中协作计划754人，南京工业大学招生4750人，协作计划1027人，南京邮电大学招收5000人，协作计划855人，江苏大学5630人，协作计划1086人。在江苏省属大学中，这几所是承担数额比较大的，此外还有江苏科技大学、常州大学等20余所一本、二本院校，也就是说，承担“协作计划”的并不是只有三本院校和独立院校、高职，江苏本省成绩不拔尖的学生看重的一、二本院校也要承担相应的协作任务。从江苏省考生的角度来说，认为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也并非完全就是捕风捉影或是“误读”。这也是为什么江苏教育厅多次解释仍难以让家长释怀的原因，只要不公布一本、二本院校的承担数额，很难让他们平息。
执行“协作计划”以来，2015年录取率最低省份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已经从2010年的15.3个百分点缩小到了5个百分点以内。按照《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的要求，2017年要缩小到4个百分点以内。教育部“调控”的原则是以不降低各支援省份的高考录取率、本科录取率为基本前提。各支援省份都是近年来高考录取率、本科录取率明显高于全国的省份。
由于考生数量下降等原因，大部分地方的录取率都在提高。例如，2013年～2015年，江苏省的高考录取率从85.8%提高到88.8%，湖北省的高考录取率从80.4%提高到87.0%。2016年江苏高考人数为36.04万，普通高校在江苏招收统考生计划超过32.2万人，录取率还会稳中有升。但也正因为高考录取率普遍提高，对“211”、“985”等全国重点大学资源的争夺才更为各省利益相关者所看重。而在江苏，竞争显得尤为残酷。 被称为“地狱模式”的江苏高考
江苏省是较早进行自主命题的省份之一。1985年高考改革开始尝试分省命题，由上海率先试点，2002年，北京市也获得了语文、数学和外语的单独命题权。2004年，教育部扩大分省自主命题范围，天津、广东、重庆、浙江、江苏、湖南、湖北、福建、辽宁等9个省市开始分省命题探索。由此开始，江苏一直在进行考试模式的更换，到目前为止，已经存在过四种模式，长的持续7年，短的仅1年，有“3 小综合”、“3 大综合”、“3 1 1”以及目前采用的“3 2学业考 综合素质评价”模式。考试模式的变化不仅强化了竞争压力，而且直接影响学生选择和高校录取。
“3”指语文、数学、外语三门。语文满分160分，数学160分，外语120分，共440分。语文、数学分别另设附加题40分。“2”为学业水平测试，考生要在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中选择。其中，文科类考生必选历史科目，理科类考生必须选物理。学业考试按照分数区间或排名分为ABCD四个等级，不计入分数。“虽然不算分数，但是清华北大这样的学校要求学业考必须两门都是A ，也是就排名在前5%。语数外很好，但学业考有一门A以下，只能上二本的情况并不少。我有一个同学，跟我的分数差不多，但他有一个C，就只能到普通学校。”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大三学生周涛说，这样的模式对有些人就显得不太公平。
由于只算语数外成绩，拉低了江苏高考的区分度，同一分数段非常密集，尤其是高校招生筛选理工科学生时，变得更困难。南工大教授陆小华曾指出，江苏现行高考方案只计三门总分主要是想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但这一做法对高校人才选拔造成很大影响。由于物理、化学、生物由于不按照考试的实际成绩，而是在参加同类考试的人群中按名次划分等级，一些学生权衡之下，选择更易获得A的学科。
“我当时是想选择物生，因为生物相对轻松一些，但老师说你们尖子生就选物化，物化招生的时候会有优惠条件。我们学校9个理科班，只有两个物化班，一个物地班，其他都是物生。”周涛说。南京市一名高一学生的家长刘文清也表示，她的孩子读初中时，老师就已经告诉他们，江苏的高考模式并不为高校所认可。“高校肯定是更重视物化，高校的自主招生理科考数理化，加上数理化都有奥赛，所以物化考试特别难，但很多专业只要物化，很多专业不收物地。物理是必须要选的，大量的精力放进去，在高考这个每分必争的战场上，却体现不出来。”她说。
除了并未减轻负担的学业考试，让江苏考生深感沉重的还有考试难度。在网传的高考难度排行榜中，江苏被称为“地狱模式”。“如果碰到数学‘大帝’葛军出题，那就更难了。”刘文清说。与很多家长一样，刘文清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投入了巨大的心力。“我的孩子中考在南京48000多考生中排200名，已经很优秀了，就这个排名，上不了‘985’，只能在‘211’里选中等的学校，我的高中是南京四大名校之外的二流学校，年级50名～60名可以进985/211，这样的高中在南京只有5～6个。高考对于江苏从来都是残酷的，现在近乎惨烈。”刘文清说。
在南京的中学教育排序中，顶尖的是南京外国语学校，学生的家庭背景非富即贵，比如章泽天就是这所学校的毕业生，2011年被保送至清华。次一等级的豪门中学是南师附中、金陵中学、中华中学等几所。“豪门中学”的学生更多会通过自主招生渠道进入“985”，或者出国留学，每年参加高考的不过几十人。而普通家庭只有高考这一条出路，由于江苏省的学生大都不愿意出省读书，相对于其他省份，江苏的高校资源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上都有优势，省内的竞争就变得更激烈了，这也是江苏一本录取率较低的原因之一。由于分数只计算480，导致每一个分数段的考生都特别密集，但又因为每个高校对学业考等级要求不同，学生无法只凭借分数衡量自己到底能到一本的哪个学校，所以干脆报考等级要求相对低的二本学校。
“就因为招生指标，因为江苏的高考政策，孩子上不了好学校。这样拼命，无非是因为相信高考。我们可以选择出国留学，但不应该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身边朋友的孩子选择出国的占了多数，基本上是一本上不了就出国，有个孩子去年二本的成绩，后来申请到了墨尔本大学。”刘文清说，她真的想不通。
在这一次的调控方案发布时，江苏家长们的“想不通”终于找到了宣泄口。
分省定额制带来的问题
对本省学生进入“985”、“211”的机会偏低感到不满的还有湖北、山东、河南等地，与江苏相比，这些地方的高等教育资源更少，有的省份甚至没有一所“985”院校。这也是教育改革的方向之一，尽可能缩小区域机会差异。然而，在目前的计划招生体制和分省定额制度下，除了由教育主管部门实施调控，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分省定额制一定程度上沿袭了科举时代的传统，现在每年的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计划总量，是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以及国家教育事业发展规划确定目标，由国家发改委会同教育部研究提出初步建议，经全国人大审议确定的。之后，教育部主要根据各省高考报名人数、高校办学条件等因素，综合测算提出各省的招生计划安排建议，会同国家发改委研究确定。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从程序上看，由高校上报招生指标到各省，省里汇总后再全国汇总，最后再形成一个指标分配计划。招生计划分配在教育部，但具体招生计划与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也有相关性。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刘海峰曾表示，1977年恢复高考后，各省生源情况和高校招生情况都在变化，所以每年国家都会对招生计划进行调控，但一直以来各方面都不满意，比如河南等省份就认为国家调控的不够，这是长期以来一直没有解决好的问题。
而在当前高考平均录取率已经达到75%的情况下，分省定额的问题就集中表现在“985”和“211”等部属高校或重点高校的名额投放上。未来怎样解决好全国重点大学指标的划拨，才是推进区域公平最大的难点。
反观历次的高考改革，始终都没有撬动计划招生体制，其中也包括被称为恢复高考以来最大的一次2014年改革。当年9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改革的步骤是2014年启动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试点，2017年全面推进，到2020年基本建立中国特色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度，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储朝晖表示，实际上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到，“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但2014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中则没有这一条，这也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高考改革的本质是要打破唯分数论、一考定终身，同时在城乡、区域之间实现教育机会的平等，涉及到的两个环节是考试和招生。回顾近年出台的方案，更多是在考试科目设置上做文章，而在招生体制上并没有实质性的改革。最近，各省新一轮的考试方案又密集出台了，目前已经有20多个省份宣布，按照2014年《实施意见》的要求，实行“3 3”模式，取消文理分科、外语一年多考被普遍推行。考试制度固然重要，但是改变高考的指标行政性分配，恐怕才能更好地兼顾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