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行制度设计中，司法部门是劳动教养的执行部门，与公安部门相互配合和制约。但司法部也是力主改革劳教制度的部门之一。
　　司法部研究室主任王公义，曾经对全国大多数劳教所进行过调研，并参与《违法行为矫治法》的立法讨论。
　　2012年8月20日，在位于北京东二环路的司法部，王公义接受《财经》记者专访，将劳教制度的问题一一厘清，并将其改革思路，和盘托出。
　　
　　劳教制度的关键问题
　　《财经》：在你看来，现在这个制度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王公义：劳教由公安部门决定，并由司法部门执行，这在大方向上是对的，双方相互制约。
　　司法部管劳教，目的是教育。我们常说“三像”，像老师对待学生，像医生对待病人，像家长对待孩子。我们的方针是“教育、感化、挽救”，我们每年开干警培训会都会强调。
　　劳教所的确不是监狱，关了门不能出门，但是不像监狱有武警、铁门和铁窗。在劳教所内部的管理自由度很大。在内部，正常学习，正常劳动，同时还培养技能，学文化。管理教育方面总体来讲，没有问题。
　　问题在哪里呢？
　　《宪法》和《立法法》均有规定，限制人身自由必须由法律设定。现在是有两个决定，由国务院发布，然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相关报道见本期“劳教废立之间”）。如果这两个决定是法律，那位阶也够了。但有学者认为这不是法律，是国务院条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这是劳教制度的关键问题。如果这是法律的话，劳教就不涉及违法。只是位階和制度设计有瑕疵，但如果不是法律的话，就是硬伤。
　　另一个核心问题是，劳教决定到底应该由谁来作？限制公民自由除了必须由法律来设定外，其次要审判机关来决定，不可能让行政机关来规定。
　　劳教管理委员会算什么？它不能算司法机关。
　　重新设计刑罚和行政处罚
　　《财经》：如果劳教制度确实有硬伤，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用《立法法》的标准，两个决定的位阶是不够的？
　　王公义：对，应该提高法律的位阶。如果要保留劳教制度，就要将这个制度司法化，以法院审判的形式，可以简化审判程序。目前的刑罚设计也有问题，管制刑都不在监狱，劳教却一关好几年。这三个问题是相辅相成的。
　　
　　《财经》：现行有可以替代劳教的制度吗？
　　王公义：司法部管监狱，还管社区矫正。社区矫正包括管制，管制并不限制人身自由，不离家，只是需要定期向管理机构报备。管制是最低刑罚，只有中国有，原本是因劳教设定，后来进入了《刑法》。其次是缓刑，缓刑人员定期报备，司法部作为管理部门，定期组织集中学习，重大事件时我们会特别提醒不许出所属地。监外执行的人也跟管制一样。第四种是假释，刑籍还在，外出需要请假。
　　犯人在社区矫正都很自由，但劳教人员不是犯人却关在围墙里面，失去了自由。
　　《财经》：这是罪刑不均衡。
　　王公义：制度本身设计有问题，应该由轻到重阶梯式设计。《刑法》本身是很完善的，从死刑到死缓、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到管制，是最轻的刑，这个体制设计没有不能涵盖的。但中间出现劳教，叫行政处罚，比刑罚还重，阶梯突然出现断层。
　　这是个原则性的问题，需要重新设计刑罚和行政处罚之间的阶梯和关系。刑罚和行政处罚不均衡，会出现倒置现象。
　　
　　格局难以打破
　　《财经》：被劳教人员数量和比例呈现怎样的变化？
　　王公义：目前全国有劳教人员5万－6万人，劳教干警6万－7万人。不过现在增加了20多万吸毒人员。现在劳教所一般都两个牌子，劳教所和戒毒所。
　　文化大革命时，劳教人员萎缩成5000人，后来“严打”人员膨胀到30万人，这是改革开放以后被劳教人员的最大值，其后逐步降低，后因邪教等原因有所回涨。
　　这里有个变化，《禁毒法》出台后，以前属于劳教人员的戒毒人员现在既不是罪犯也不是劳教人员，是属于病人。所以，如果加上20万戒毒人员，现在的数量是中等的，如果不算就是低水平。吸毒人员以前占劳教人员的四分之一以上，现在占三分之二以上。
　　
　　《财经》：2003年废除收容遣送制度的时候有人提出将劳教制度一并废除，但是收容遣送废除了，劳教制度为什么没有废除？
　　王公义：收容遣送是个小问题，废除之后大不了就不收容，但是劳教问题不想甩包袱，也不敢甩包袱。劳教是维稳手段。
　　
　　《财经》：劳教由公安部门作决定，由司法部门来执行。这在《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草案）》中的程序有变化吗？
　　王公义：草案争议的最大问题就是谁来决定，其他没什么争论。我建议设立劳教法庭，在基层法院，独任法官，一审程序，如果不服，先执行后起诉。但核心问题过不去草案就停滞了。
　　司法体制改革是指将公检法司几个部门重新分权，问题就在于，谁愿意放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