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多年前，在红军长征的队伍中，是父子、兄弟、姐妹关系的不少，但他们中顺利走完长征全程且仍健在的却为数不多，瑞金籍的老红军钟志雄、钟仁辉就是其中的一对亲兄弟，现在都在北京安享幸福晚年。
　　
　　毛泽东一席话，改变兄弟人生路
　　
　　
　　
　　钟仁辉参军后被分在红一军团二师当宣传员，因他天性活泼，连走路都是连蹦带跳的，平时能歌善舞、能说会道，读书不多字却写得很好。师领导看上了这位有文艺天赋的小红军，就让他进了师部宣传队。后来他又学会了吹口琴、打快板、写标语。无论是筹粮筹款扩红宣传还是战地宣传，都少不了钟仁辉的参加，他成了师部宣传队的骨干力量。让钟仁辉“一炮走红”成为“明星”的是演出了“文明戏”(活报剧)《拉尾巴》。该剧反映一位红军战士一心向往上前线杀敌，让妻子支持他，不要拉后腿的故事。当时部队女同志少，找不到合适的女演员，便叫长相秀气的钟仁辉男扮女装演红军战士的妻子。钟仁辉很投入，演得惟妙惟肖、活灵活现，博得一片喝彩声。演出结束后，师政委刘亚楼笑着大喊：“喂!‘拉尾巴’过来看看，你是男的还是女的!”从此，从师政委到战士都不叫他的名字，一提“拉尾巴”全师的人都知道，“拉尾巴”就是钟仁辉。
　　有一次，刘亚楼陪同中革军委《红星报》主编邓小平一起观看演出，邓小平看得很入神。原来，早在3年前，他在担任瑞金县委书记期间常深入到圩场屋场，走村串户，调查了解情况，很熟悉瑞金的风俗民情，因此看《拉尾巴》觉得特别亲切。待演出结束后他把钟仁辉叫到跟前，高兴地说：“要得！要得!”这两个字既是对钟仁辉演出成功的充分肯定，也是对他演戏搞宣传的鼓励。邓小平接着说：“你今天演得好哇，演出了瑞金人民淳朴的真实感情。你演戏、我办报都是搞宣传，宣传发动群众，群众起来革命成功。”邓小平凑近钟仁辉耳边神秘地说：“‘拉尾巴’你拉住了没有?”钟仁辉不好意思地说：“没有。”邓小平笑笑说：“是嘛，是拉不住的，其实你自己都想上前线哪能拉得住啊!”邓小平幽默的话语笑得大家前仰后合。
　　1934年10月，钟仁辉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在长征路上搞宣传是很辛苦的，部队走到哪里就要宣传到哪里，甚至部队未到宣传先行，写标语、打快板、喊口号、念顺口溜，这些都是天天必须做的事。但钟仁辉从不叫苦，而且越干越有劲。
　　1936年3月，部队来到山西霍县。一天，钟仁辉正在霍县火车站写标语，突然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当钟仁辉突围到一块开阔地时，一颗子弹由右至左穿透了他的脖子，鲜血直流，当时就昏了过去。宣传队梁队长把他背回军团政治部宿营地抢救。半个月后，钟仁辉伤势虽有明显好转，但双手还不能上下自由活动。有一天散步时，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老远就看见钟仁辉，关切地询问了他的伤情，并要亲自测试他的手有没有好。邓小平说：“‘拉尾巴’向我敬个礼，好不好?”钟仁辉吃力地把手抬到帽沿处作敬礼状。邓小平连声说：“要得，还要好好休息。”
　　钟仁辉“拉尾巴”的戏称在邓小平脑中留下很深的印象，时隔30年他还记得很清楚。1965年，邓小平来到钟仁辉任党委书记的云南昆明2981兵工厂视察工作时，一眼就认出了钟仁辉，邓小平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说：“你就是那个‘拉尾巴’嘛!”钟仁辉听后心里暖呼呼的。
　　
　　一生几度离合，
　　革命深情终不变
　　
　　钟志雄兄弟俩都是1933年离开家乡参加红军的，在战争年代，各部队各有驻地，各有战斗任务，他们很少见面。但在长征途中他们却有幸见过三次面。
　　第一次见面是在1934年12月20日，在贵州的施秉。钟仁辉在行军的队伍里找到了哥哥，并跟着哥哥的队伍边走边谈，走了好远。1935年4月的一天晚上，部队在贵州的紫贞一带待命，钟志雄得知弟弟所在的部队就在邻近宿营，便请假去找他，但兄弟俩刚讲上几句话，紧急集合的哨声就急促地响起了，他们只好再次含泪告别。还有一次见面是在四川两河口，钟志雄找到了弟弟，跟着弟弟的队伍边谈边行军。此后，在整个战争期间兄弟俩再没有见过面了。
　　
　　时间一晃就是24个年头。1959国庆节，时任云南楚雄军分区司令员的钟仁辉应邀来京参加国庆观礼，他四处打听哥哥的下落，好不容易才打听到哥哥还活着，就住在中关村。兴奋不已的钟仁辉当天就找到哥哥家，相隔24年的重逢格外激动，当晚他们就住在同一间屋子里交谈，整整谈了三天三夜。1972年，钟仁辉调进北京任318兵工厂党委书记，分开近40年的两兄弟同住北京城，终于团聚在一起。
　　上世纪80年代，钟志雄兄弟俩先后在工作岗位上离休。从钟志雄1932年参加共青团任坪山乡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算起，从事革命工作整整50年了。50年前，他受党和红军的影响，追求真理，参加红军；长征结束后，他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工作；此后他先后在东北、广州、青岛工作过；1958年调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任副所长、党委书记。弟弟钟仁辉参军后一直在部队做文艺宣传工作，全国解放初期转战大西南围匪剿霸；1956年调云南任楚雄军分区司令员，后调2981厂当副厂长。50年的历程一桩桩、一幕幕在他们脑中浮现。从南到北，从军队到地方，从中央机关到基层单位，他们的足迹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他们是老党员、老资格、老功臣，但从来不居功自傲，不摆架子、不摆资格。钟志雄回到江西瑞金老家，不与地方政府联系，不亮出老红军的有关证件，自己找旅舍登记住宿。他说：“尽量不要给地方政府添麻烦，他们工作也很忙，自己能解决的尽量自己解决。”他对级别待遇看得很淡，评级授衔时总让不争；外出没有专车、住院没有单独病房，他无怨言；他的住房还是上世纪70年代的老房子。其实，他认识许多大首长，可是他从来没有为自己、家人、子女和亲戚的事找过他们。他说：“我本是放牛娃出身的穷孩子，是革命的大熔炉锻炼了我的坚强意志，使我走过了枪林弹雨，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那时，我们随时随地都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没想到我还能活到现在，与那些牺牲的战友相比，我知足了。”
　　崇高的精神境界和宽阔的胸襟，使他们心情平静而舒坦，生活过得轻松且充实。钟志雄每天早晨起来打打太极拳、做做保健操；上午去老年大学练习书法；下午在家看书看报(家里订了《人民日报》、《北京晚报》等七八份报纸杂志)；有时也写些回忆文章和诗词，在《北京日报》、《解放军报》等刊物上发表。周末，兄弟俩聚在一起侃大山，谈天说地，好不欢心。2002年，钟志雄90大寿时，诗兴大发，当场赋诗一首，表达了他幸福晚年的快乐心情和健康长寿的愿望：“九十不算老，百岁作目标；心宽体又健，决意再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