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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欧经济情况没有明显改善的情况下，许多非理性的政治情绪会起更大作用，中国在贸易、汇率上面临的压力会加大，在此问题上发生摩擦的可能性也将增大。
随着发达国家债务危机的深化、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从2012年开始，中国在外交领域可能面临越来越多的来自国际经济方面的挑战。在可预见的将来，贸易摩擦有可能加剧，人民币汇率有可能重新成为外交较力的借口。而随着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投资越来越多，如何保护我们的海外投资利益也会成为中国外交中的重要问题。
贸易摩擦可能加剧
2012年，发达国家的债务形势仍然严峻，都把走出危机的希望寄托在扩大出口上，因此，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有可能加剧。
美国的债务危机虽然没有继续恶化，但因为呆坏账太多，确实令人担心。最近，美国彭博社的一项调查研究证明，在2008年危机爆发时，美联储已经买了七点几万亿美元的“有毒”资产，而且没有通报国会。实际上，这些数字，加上后面美联储以量化宽松名义又包下的坏账，简直就是天文数字。整体而言，债务问题将是美国经济复苏的中长期制约因素，将迫使美国政府调整财政收支，公共支出可能明显下滑，经济复苏之路会更为坎坷和漫长。
欧洲债务危机将继续恶化，它带来的中长期冲击是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最主要风险所在。欧洲的债务危机不仅是一次流动性危机，更是一种持续性的偿付危机。现行的救援体系主要是为发生债务危机的经济体提供直接或间接的资金支持，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些国家的流动性危机。但是，债务危机的根本出路解决在于提升这些国家的偿付能力，改善欧盟和欧元区成员国经济的结构，提升增长潜力，从而改善公共收支的结构，这些事情不是短期内能实现的。
欧洲还面临潜在的银行业危机。由于欧洲银行业持有“欧猪五国”的债券超过5000亿欧元，如果“欧猪五国”的主权债务信用被再次下调，或是希腊等国出现债务重组，则会影响到欧洲银行的资产质量。欧洲银行将不得不降低财务杠杆，低价抛售风险资产，这将导致资产价格进一步下跌，从而引起惜贷现象，进一步影响经济复苏。
最近，国际市场上远期交易的人民币汇率下滑，其原因是部分国际资本开始撤离中国市场。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这个事情不单单发生在中国，而是发生在全部的新兴经济体。前些年，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为救市注入了大量流动性，而这些资金很大一部分流入了新兴经济体，因为这些经济体的增长迅速，投资赢利高且快。但从2011年夏季开始，大量资本开始撤出新兴经济体，导致印度和巴西的货币贬值。资本撤离新兴市场，说明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需要收回资金以对付不测。这是不是预示着发达国家的银行面临着新的危机呢？这种现象一方面造成新兴国家资金的紧张，另一方面也可能说明，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又面临着新一轮冲击。国际金融市场上流言说，在几个星期之后，或者一季度末，也有人说2012年上半年，西方国家的债务问题有可能继续恶化。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会恶化。比如，海外市场会迅速紧缩，贸易摩擦会明显上升。从2011年10月份以来，中国相对于欧洲的出口已经开始明显的下滑。欧洲是中国出口的第一大市场，对欧出口下滑肯定要影响一些出口企业及一些出口省份的经济增长。另外，美欧实际上都把扩大出口当作促进经济增长、走出经济不景气的药方。虽然美欧对中国的出口这些年增长很快，但中国外贸的持续顺差仍然让它们有小辫子可抓。2012年，中国与美欧等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可能会不断增长，中国外交必须要花费更大的精力来对付这些摩擦。
人民币汇率仍会成为外交难题
2011年中国的贸易顺差与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顺差都大幅缩小，而且随着一些“热钱”流出中国，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在减少，甚至远期人民币交易有贬值的趋势。这种趋势本应为中国调整货币的汇率形成机制创造更好的条件，让人民币汇率浮动更灵活一些，幅度更大一些。这对阻吓外来热钱的涌入、防止大量套利热钱的迅速流出，都会有更大的威慑力。但2012年的国际政治形势让中国在人民币汇率的调整上，面临着许多新的外交压力，这对中国调整汇率机制不太有利。
2012年是美国、法国等国的大选年。最近一些年来，由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性凸显，攻击中国也成为美欧国家政治人物拉选票的一种战术。攻击中国是一种成本很小，效益却不错的战术选择，因为这能显示出那些候选人在国际舞台上“不畏强权”的形象，又能把它们解决不了的经济困难一股脑都栽赃到中国头上。
因此，在美欧经济情况没有明显改善的情况下，许多非理性的政治情绪会起更大作用，中国在汇率上面临的压力会加大，在此问题上发生摩擦的可能性也将增大。
海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加大
未来我们对海外投资不断增长的同时，我们的外交可能面临的一个新挑战，就是如何保护中国在海外的投资。例如，如何向中国的潜在投资者说明当地投资的风险与利益；如何与当地政府谈判许多投资遇到的新困难；在遇到问题时还要进行协调，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等。
随着发达国家债务危机的深化，无论是美元债券还是欧洲债券的信誉，都出现了问题。美国政府信誓旦旦地承诺保证中国的投资安全，但是从来不说账面损失要由中国自己承担。中国人已经非常担心在美元和欧元投资上的账面损失。所以，从2009年以来，中国在海外的直接投资的增长主要是在非洲和拉美国家投资开发资源。这有助于我们避免继续扩大在欧元和美元资产上的投资，避免新的账面损失。
然而，这种海外直接投资虽然收益颇丰，但却引来了新的风险，特别是它给中国外交提出了一个巨大挑战。实际上，对外直接投资有其他的风险，比如会有政治风险和其他的价格风险。2011年在利比亚战争前，中国成功地大批撤侨，它是中国外交的一大胜利。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如何防范未来出现类似在利比亚的投资损失。
以政治风险为例。比如，一些中国在海外投资企业可能没有考虑到当地的法律规定，就以“投资换资源”的方式签署了一些合作项目。而实际上，一些国家的宪法明确规定，它的资源是不可能作抵押的。有些“投资换资源”的合同以几十年为期，可能一旦换了政府就得不到承认。这给我们的外交提出了更多的挑战和问题。
再以价格风险为例。海外投资多用外汇计价、美元为主。美元是国际大宗商品期货的定价货币，因此美元的汇率与大宗商品价格有直接的关系。由金融危机引起的债务危机导致美元汇率下滑，所以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我们在海外投资开发原材料的成本也跟着上涨。如果这些原材料的价格一直居高不下，那么高投入会给我们带来高收益，还不会出什么问题。但世界经济面临的形势很严峻，看不到明显的闪光点，近期不会有很快的增长，所以未来原材料市场的价格会很不稳定，波动会很大。特别是，如果美国的债务危机趋于稳定，美国重新回归“美元坚挺”政策的话，大宗商品期货的价格就会迅速下跌。未来原材料市场价格的大幅变化，现在看来很合算的投资就可能成为亏损的黑洞。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后，拉美一批国家开发石油而后陷入80年代的债务陷阱的例子可谓前车之鉴。
随着发达国家债务危机的深化、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从2012年开始，中国在外交领域可能面临越来越多的来自国际经济方面的挑战。在可预见的将来，贸易摩擦有可能加剧，人民币汇率有可能重新成为外交较力的借口。而随着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投资越来越多，如何保护我们的海外投资利益也会成为中国外交中的重要问题。
贸易摩擦可能加剧
2012年，发达国家的债务形势仍然严峻，都把走出危机的希望寄托在扩大出口上，因此，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有可能加剧。
美国的债务危机虽然没有继续恶化，但因为呆坏账太多，确实令人担心。最近，美国彭博社的一项调查研究证明，在2008年危机爆发时，美联储已经买了七点几万亿美元的“有毒”资产，而且没有通报国会。实际上，这些数字，加上后面美联储以量化宽松名义又包下的坏账，简直就是天文数字。整体而言，债务问题将是美国经济复苏的中长期制约因素，将迫使美国政府调整财政收支，公共支出可能明显下滑，经济复苏之路会更为坎坷和漫长。
欧洲债务危机将继续恶化，它带来的中长期冲击是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最主要风险所在。欧洲的债务危机不仅是一次流动性危机，更是一种持续性的偿付危机。现行的救援体系主要是为发生债务危机的经济体提供直接或间接的资金支持，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些国家的流动性危机。但是，债务危机的根本出路解决在于提升这些国家的偿付能力，改善欧盟和欧元区成员国经济的结构，提升增长潜力，从而改善公共收支的结构，这些事情不是短期内能实现的。
欧洲还面临潜在的银行业危机。由于欧洲银行业持有“欧猪五国”的债券超过5000亿欧元，如果“欧猪五国”的主权债务信用被再次下调，或是希腊等国出现债务重组，则会影响到欧洲银行的资产质量。欧洲银行将不得不降低财务杠杆，低价抛售风险资产，这将导致资产价格进一步下跌，从而引起惜贷现象，进一步影响经济复苏。
最近，国际市场上远期交易的人民币汇率下滑，其原因是部分国际资本开始撤离中国市场。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这个事情不单单发生在中国，而是发生在全部的新兴经济体。前些年，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为救市注入了大量流动性，而这些资金很大一部分流入了新兴经济体，因为这些经济体的增长迅速，投资赢利高且快。但从2011年夏季开始，大量资本开始撤出新兴经济体，导致印度和巴西的货币贬值。资本撤离新兴市场，说明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需要收回资金以对付不测。这是不是预示着发达国家的银行面临着新的危机呢？这种现象一方面造成新兴国家资金的紧张，另一方面也可能说明，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又面临着新一轮冲击。国际金融市场上流言说，在几个星期之后，或者一季度末，也有人说2012年上半年，西方国家的债务问题有可能继续恶化。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会恶化。比如，海外市场会迅速紧缩，贸易摩擦会明显上升。从2011年10月份以来，中国相对于欧洲的出口已经开始明显的下滑。欧洲是中国出口的第一大市场，对欧出口下滑肯定要影响一些出口企业及一些出口省份的经济增长。另外，美欧实际上都把扩大出口当作促进经济增长、走出经济不景气的药方。虽然美欧对中国的出口这些年增长很快，但中国外贸的持续顺差仍然让它们有小辫子可抓。2012年，中国与美欧等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可能会不断增长，中国外交必须要花费更大的精力来对付这些摩擦。
人民币汇率仍会成为外交难题
2011年中国的贸易顺差与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顺差都大幅缩小，而且随着一些“热钱”流出中国，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在减少，甚至远期人民币交易有贬值的趋势。这种趋势本应为中国调整货币的汇率形成机制创造更好的条件，让人民币汇率浮动更灵活一些，幅度更大一些。这对阻吓外来热钱的涌入、防止大量套利热钱的迅速流出，都会有更大的威慑力。但2012年的国际政治形势让中国在人民币汇率的调整上，面临着许多新的外交压力，这对中国调整汇率机制不太有利。
2012年是美国、法国等国的大选年。最近一些年来，由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性凸显，攻击中国也成为美欧国家政治人物拉选票的一种战术。攻击中国是一种成本很小，效益却不错的战术选择，因为这能显示出那些候选人在国际舞台上“不畏强权”的形象，又能把它们解决不了的经济困难一股脑都栽赃到中国头上。
因此，在美欧经济情况没有明显改善的情况下，许多非理性的政治情绪会起更大作用，中国在汇率上面临的压力会加大，在此问题上发生摩擦的可能性也将增大。
海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加大
未来我们对海外投资不断增长的同时，我们的外交可能面临的一个新挑战，就是如何保护中国在海外的投资。例如，如何向中国的潜在投资者说明当地投资的风险与利益；如何与当地政府谈判许多投资遇到的新困难；在遇到问题时还要进行协调，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等。
随着发达国家债务危机的深化，无论是美元债券还是欧洲债券的信誉，都出现了问题。美国政府信誓旦旦地承诺保证中国的投资安全，但是从来不说账面损失要由中国自己承担。中国人已经非常担心在美元和欧元投资上的账面损失。所以，从2009年以来，中国在海外的直接投资的增长主要是在非洲和拉美国家投资开发资源。这有助于我们避免继续扩大在欧元和美元资产上的投资，避免新的账面损失。
然而，这种海外直接投资虽然收益颇丰，但却引来了新的风险，特别是它给中国外交提出了一个巨大挑战。实际上，对外直接投资有其他的风险，比如会有政治风险和其他的价格风险。2011年在利比亚战争前，中国成功地大批撤侨，它是中国外交的一大胜利。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如何防范未来出现类似在利比亚的投资损失。
以政治风险为例。比如，一些中国在海外投资企业可能没有考虑到当地的法律规定，就以“投资换资源”的方式签署了一些合作项目。而实际上，一些国家的宪法明确规定，它的资源是不可能作抵押的。有些“投资换资源”的合同以几十年为期，可能一旦换了政府就得不到承认。这给我们的外交提出了更多的挑战和问题。
再以价格风险为例。海外投资多用外汇计价、美元为主。美元是国际大宗商品期货的定价货币，因此美元的汇率与大宗商品价格有直接的关系。由金融危机引起的债务危机导致美元汇率下滑，所以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我们在海外投资开发原材料的成本也跟着上涨。如果这些原材料的价格一直居高不下，那么高投入会给我们带来高收益，还不会出什么问题。但世界经济面临的形势很严峻，看不到明显的闪光点，近期不会有很快的增长，所以未来原材料市场的价格会很不稳定，波动会很大。特别是，如果美国的债务危机趋于稳定，美国重新回归“美元坚挺”政策的话，大宗商品期货的价格就会迅速下跌。未来原材料市场价格的大幅变化，现在看来很合算的投资就可能成为亏损的黑洞。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后，拉美一批国家开发石油而后陷入80年代的债务陷阱的例子可谓前车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