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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称“毛主席管家”的吴连登，是江苏盐城人，1942年出生，种过田，务过工，当过服务员。1964年，22岁的吴连登被毛泽东请去管理家务。虽然吴连登的年龄比毛主席的女儿李敏和李讷还小，但按毛主席的“家规”，她们还得叫吴连登“叔叔”。
吴连登老师的家简朴、狭小，客厅正中摆放着毛主席的全身塑像和半身像……和笔者一起翻开家中的老相册，凡是看到有毛主席的照片，吴连登的目光都变得很轻很柔，他指着一张照片说，“这是主席最后一次和我们合影，你看他的腿，瘦得——”吴老师突然哽住，转过头去……吴老师说，他最难忘的是1964年的国庆节，在那一天，他成了毛主席家的“小管家”。
1958年，吴连登考入江苏省盐城地委招待所当服务员。即便是打扫卫生、端茶送水，吴连登也总比别人快，一趟能拿10个暖水瓶，一手提4个，两个胳膊再各夹一个，招待所离打水的地方有500米远，他每天5点起床，来回跑着打水，一个人负责整整一栋楼。1959年，北京人民大会堂建成，从全国各地挑选服务员，盐城只有一个名额，吴连登被选中了，分配到大会堂餐厅当服务员。1961年5月，中南海服务科科长来到人民大会堂，从近千名服务员中选拔两名进入中南海。吴连登永远忘不了那一天，中南海派了一辆平板三轮车来接他们，吴连登和另外一名同事把行李放在车上，跟在三轮车后面，一步步走进了中南海。
吴连登在中南海颐年堂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平常业务熟练的他竟然手抖得厉害，等走到毛主席面前，茶已经洒出了一半……1964年国庆节，22岁的吴连登正在天安门城楼上服务，毛主席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找到他，“大登，主席叫你呢！”毛主席以商量的口吻对吴连登说：“我想请你到家里帮帮忙。”吴连登激动地说：“好！”就这样，他成了毛主席家的“小管家”。吴连登最初的工作是负责杂务，搞卫生、整理库房、打水送饭。1968年，吴连登被正式任命为管理员，毛泽东将自己的工资、家中的各项财政支出，都交给他全权管理。
吴连登感慨地说：“主席离开我们那么久，但人民依然那么崇敬他、怀念他。你看，无论春夏秋冬，纪念堂开放的时候，门前都有长长的队伍，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捧着鲜花，等着看看他老人家。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和家属，每到清明节，每年9月9日——主席的忌日，还有12月26日——主席的诞辰，我们都会不约而同地去纪念堂看老人家，平时还以不同形式纪念他，我家里有许多主席的著作、他的塑像，过年过节，我要在他的塑像前点支烟，做一碗红烧肉，放在那里，表示哀思。老实说，比对父母的感情还要深。我父亲去世时，我都没有回去，就是怕主席知道了，分散他的精力。因为主席的健康和安全，是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完成好。关于主席，我们这些朝夕相处的人讲话，不会有什么艺术加工，我们就是想还原真实的主席。中国人民过上现在的日子，可以说是托了他老人家的福，而主席更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他的心，永远想着人民，做事，永远为了人民。这是毛主席的伟大之处。主席经常跟我们说：所有要求别人做到的事，都要从我开始，在北京，我是北京市民，在中国，我是中国公民。老人家一生勤奋、勤俭、勤政、廉政，带领中国人民艰苦奋斗。他每天工作长达20个小时，最多时连续几天工作，根本不睡觉。一看到主席考虑问题，不吃不喝，就是我们心最疼的时候。他每天粗茶淡饭，工作时间是常人的两三倍，他活了八十几岁，实际上是很长寿的，因为他天天透支自己，不像有的人白活一生。看到老百姓受苦，他流眼泪，看到电影中的战争场面，他也流眼泪，主席想到那些曾和他一起战斗的英烈们，其中也包括牺牲的亲人。我觉得人民会永远怀念他，因为他把历史看透了、研究透了，他读书、研究历史，是为了这个民族为了这个国家，主席总结了，没有一个朝代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做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三军仪仗队方队长韩捷：16年前的国庆阅兵训练
2015年8月下旬，炎炎夏日里的阅兵训练基地，全副受阅着装的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们已在38摄氏度的高温下站了90分钟，方队长韩捷却还没有任何下达休息口令的意思……（据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电视画面中出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方队长韩捷，笔者想起10年前随中国教育电视台国庆特别节目——大型纪录片《我的太阳》摄制组到三军仪仗队三中队采访的一幕幕往事。特别是想起当时还是三中队中队长的韩捷，35岁了刚刚成家，军营与家属楼直线距离不到一百米，可他经常一个月都回不了一趟家。我问他：花5分钟时间回一趟家有那么难吗？他说有时候忙起来，连5分钟都挤不出来。他说自己对妻子有愧，妻子有时也埋怨，可经过做工作，特别是一回家就多干家务，好好表现，妻子最终还是理解了他，告诉他只要带好兵就行了，不用为家里的事操心。记得那天下午结束训练后，韩捷终于回家了，因为有亲戚来，不照一面儿不合适。
韩捷1990年入伍，第二年当班长，不久提干。作为一名老仪仗兵，韩捷有一种强烈的军营情结和一颗爱兵的心。韩捷接触仪仗训练已有25年，曾参加过1999年和2009年首都国庆阅兵、奥运支援、广州亚运会、海南博鳌论坛、红场阅兵等重大任务，被称为仪仗训练中的“老中医”。他一眼扫过整个方队，就能纠出不到位的动作，还能通过仪仗队员的脸色、眼神察觉出队员是否体力透支、身体不适或是情绪不稳，由此“对症下药”。在抗战70周年大阅兵进入倒计时前夕，韩捷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三军仪仗队队列基础已非常扎实。此次参加胜利日大阅兵，关键是如何执行更高标准，在世界面前展示中国三军仪仗队特有的风采。”为此，韩捷提出“上体正直肩不斜，手腕伸直握枪准，枪身角度成45度，臂肘定位要贴肋”的单兵标准。“三军仪仗队被军委授予‘军旅标兵’荣誉称号，在国内堪称一流。”韩捷说，中国军队的正步汲取了德式、苏式正步的经验，并加以改变，使其更适合中国人的体型，同时更显威严，“三军仪仗队在俄罗斯红场阅兵时的表现，已经获得了世界的认可。我们还要创造国际一流！我们就是要通过所有动作的精准到位，展示出中国军队威武之师的风采，排山倒海的气势。” “‘仪仗重于生命，事业高于青春，献身仪仗，为国争光！’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的队魂！”10年前，韩捷在训练场上的铿锵话语至今萦绕耳边，与它相应和的是夏日里挥汗如雨、排山倒海一般的背影。
“台上正步一百米，台下苦练一万里”，是每一名仪仗兵都必须达到的要求。新兵入伍，练站立，一站就是两个多小时，两腿肿得上不了床；练操枪，每天上千次的托枪、端枪，震得虎口流血。笔者当年采访时得知三中队有一名战士刚刚在训练中把枪柄拍断了，还得到大队领导的表扬；练正步，小腿上绑上几公斤重的沙袋，一踢就是上千次；练眼神，在迎风迎光的条件下30秒不能眨眼、不能流泪，这样才能体现出中国军人的精、气、神。为了从严要求，仪仗队还独创一套军姿、队列训练方法，比如他们总结的“十子”训练法：腰板不直别棍子，练军姿贴墙根子，踢脚慢绑沙袋子……午休的“哨声”响后，笔者从各班门口经过，发现所有人睡觉都不用枕头，而是平躺着睡，一打听才知道，这也是仪仗兵们为了避免驼背而采取的特殊训练法。
三中队连续两年被仪仗大队评为先进中队，中队长韩捷说得最多的是战士们的辛苦付出……这位身材魁梧、硬朗刚直的河南大汉在谈到训练的艰苦和战士的伤病时声音变得低沉和“湿润”：“我们仪仗队担负的是国家的仪仗司礼任务，这一性质决定了我们必须时刻以国家荣誉为使命，献身仪仗，为国争光。我们不仅代表着国家、军队的形象，而且代表着中华民族走向和平走向强大的形象。为了这一个共同的目标和使命，一代代仪仗兵确实付出了很多。每一个仪仗兵的成长过程都异常艰辛，先是‘百里选一’进入仪仗队，我们每年征兵200人，一个县最多只有5个名额，但这还不能保证全部成材，有一部分人要被淘汰。为了担负神圣而光荣的仪仗任务，留下的人要更加努力。入伍第一年，95%的战士不能进入编队；第二年年底，一大部分同志要退出现役，只有一小部分同志转为士官，当了士官，流的汗水就更多了，因为一入队列，不分老兵新兵……我们做过统计：一个战士当两年仪仗兵光踢正步就相当于走一个二万五千里长征，流下的汗水足有3吨重。在挑战生理极限的长期训练中，经常会有人尿血，70%的战士腰疼，90%的战士腿疼，100%的人有脚气，胃病也是我们仪仗兵的职业病。”
那天下午，教导员和分队长李强都在外面执行任务，因此队里的干部比较少，中队长韩捷一边在操场上“盯”着训练，一边抽时间回答我的问题。采访当中，经常有一排排战士正步走过，声音隆隆，好像有千军万马。韩捷说，为了把正步练得威武，每个仪仗兵踢正步时都必须脚掌全部着地，新兵入伍的前二十天，脚面都会震得肿起老高。大家都知道，早晚得过这一关，所以再苦也得扛！仪仗兵踢一百米正步所消耗的体力相当于五六个一百米冲刺，何况是在北京夏天的酷暑中，练站立时，每个战士的脚下都有一摊水；练完正步，又重又厚的靴子能倒出水来……
作为一名仪仗兵出身的基层干部，韩捷无疑起着一种承上启下的特殊作用，对上——继承发扬老仪仗兵的光荣传统，对下——传帮带，培养过硬的干部和战士。
从1998年10月1日起，韩捷作为“50年国庆阅兵女民兵方阵”的总教练，只用了一年时间就带出一支完全由老百姓组成的不逊于正规军的专业“仪仗队”，并因此荣立个人二等功。“我负责训练的女民兵方阵，成员来自朝阳区各个单位，全是老百姓，没有一个正规军人，但要和正规军一起比，从组建到1999年国庆那天通过天安门一共用了一年时间。当时我主要帮助她们树立信心，并且根据女孩子的生理特点科学安排训练，比如女孩子来例假，生理都打乱了，有的几个月不来，有的来了就不停，我们经常及时调整训练计划。这个方队在几次评比中都被评为优秀方队……”
当时，韩捷带着部分仪仗兵帮着训练，由于平时养成了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有些部队和地方的同志对韩捷和仪仗兵们的严格、挑剔不是很理解，“比如我们要求训练时间必须达到规定，有人就说了：练这么长时间，究竟干什么？差不多就行了。我之所以严格，一是要很好地完成任务；二是因为我还带着战士，我要把这种对工作极端负责的精神在他们身上延续下去。2004年，我带着1名干部、10名战士到香港帮助训练驻港部队，时间很紧，压力也很大。我们北方人不习惯南方的气候，12个人全得了皮肤病，再加上蚊虫叮咬，浑身起满了大疙瘩。在香港待了4个多月，我们没有到香港市区转过一次，但战士们和我都感觉收获很大，不仅锻炼了队伍，也锻炼了思想。”
吴连登老师的家简朴、狭小，客厅正中摆放着毛主席的全身塑像和半身像……和笔者一起翻开家中的老相册，凡是看到有毛主席的照片，吴连登的目光都变得很轻很柔，他指着一张照片说，“这是主席最后一次和我们合影，你看他的腿，瘦得——”吴老师突然哽住，转过头去……吴老师说，他最难忘的是1964年的国庆节，在那一天，他成了毛主席家的“小管家”。
1958年，吴连登考入江苏省盐城地委招待所当服务员。即便是打扫卫生、端茶送水，吴连登也总比别人快，一趟能拿10个暖水瓶，一手提4个，两个胳膊再各夹一个，招待所离打水的地方有500米远，他每天5点起床，来回跑着打水，一个人负责整整一栋楼。1959年，北京人民大会堂建成，从全国各地挑选服务员，盐城只有一个名额，吴连登被选中了，分配到大会堂餐厅当服务员。1961年5月，中南海服务科科长来到人民大会堂，从近千名服务员中选拔两名进入中南海。吴连登永远忘不了那一天，中南海派了一辆平板三轮车来接他们，吴连登和另外一名同事把行李放在车上，跟在三轮车后面，一步步走进了中南海。
吴连登在中南海颐年堂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平常业务熟练的他竟然手抖得厉害，等走到毛主席面前，茶已经洒出了一半……1964年国庆节，22岁的吴连登正在天安门城楼上服务，毛主席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找到他，“大登，主席叫你呢！”毛主席以商量的口吻对吴连登说：“我想请你到家里帮帮忙。”吴连登激动地说：“好！”就这样，他成了毛主席家的“小管家”。吴连登最初的工作是负责杂务，搞卫生、整理库房、打水送饭。1968年，吴连登被正式任命为管理员，毛泽东将自己的工资、家中的各项财政支出，都交给他全权管理。
吴连登感慨地说：“主席离开我们那么久，但人民依然那么崇敬他、怀念他。你看，无论春夏秋冬，纪念堂开放的时候，门前都有长长的队伍，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捧着鲜花，等着看看他老人家。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和家属，每到清明节，每年9月9日——主席的忌日，还有12月26日——主席的诞辰，我们都会不约而同地去纪念堂看老人家，平时还以不同形式纪念他，我家里有许多主席的著作、他的塑像，过年过节，我要在他的塑像前点支烟，做一碗红烧肉，放在那里，表示哀思。老实说，比对父母的感情还要深。我父亲去世时，我都没有回去，就是怕主席知道了，分散他的精力。因为主席的健康和安全，是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完成好。关于主席，我们这些朝夕相处的人讲话，不会有什么艺术加工，我们就是想还原真实的主席。中国人民过上现在的日子，可以说是托了他老人家的福，而主席更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他的心，永远想着人民，做事，永远为了人民。这是毛主席的伟大之处。主席经常跟我们说：所有要求别人做到的事，都要从我开始，在北京，我是北京市民，在中国，我是中国公民。老人家一生勤奋、勤俭、勤政、廉政，带领中国人民艰苦奋斗。他每天工作长达20个小时，最多时连续几天工作，根本不睡觉。一看到主席考虑问题，不吃不喝，就是我们心最疼的时候。他每天粗茶淡饭，工作时间是常人的两三倍，他活了八十几岁，实际上是很长寿的，因为他天天透支自己，不像有的人白活一生。看到老百姓受苦，他流眼泪，看到电影中的战争场面，他也流眼泪，主席想到那些曾和他一起战斗的英烈们，其中也包括牺牲的亲人。我觉得人民会永远怀念他，因为他把历史看透了、研究透了，他读书、研究历史，是为了这个民族为了这个国家，主席总结了，没有一个朝代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做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三军仪仗队方队长韩捷：16年前的国庆阅兵训练
2015年8月下旬，炎炎夏日里的阅兵训练基地，全副受阅着装的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们已在38摄氏度的高温下站了90分钟，方队长韩捷却还没有任何下达休息口令的意思……（据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电视画面中出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方队长韩捷，笔者想起10年前随中国教育电视台国庆特别节目——大型纪录片《我的太阳》摄制组到三军仪仗队三中队采访的一幕幕往事。特别是想起当时还是三中队中队长的韩捷，35岁了刚刚成家，军营与家属楼直线距离不到一百米，可他经常一个月都回不了一趟家。我问他：花5分钟时间回一趟家有那么难吗？他说有时候忙起来，连5分钟都挤不出来。他说自己对妻子有愧，妻子有时也埋怨，可经过做工作，特别是一回家就多干家务，好好表现，妻子最终还是理解了他，告诉他只要带好兵就行了，不用为家里的事操心。记得那天下午结束训练后，韩捷终于回家了，因为有亲戚来，不照一面儿不合适。
韩捷1990年入伍，第二年当班长，不久提干。作为一名老仪仗兵，韩捷有一种强烈的军营情结和一颗爱兵的心。韩捷接触仪仗训练已有25年，曾参加过1999年和2009年首都国庆阅兵、奥运支援、广州亚运会、海南博鳌论坛、红场阅兵等重大任务，被称为仪仗训练中的“老中医”。他一眼扫过整个方队，就能纠出不到位的动作，还能通过仪仗队员的脸色、眼神察觉出队员是否体力透支、身体不适或是情绪不稳，由此“对症下药”。在抗战70周年大阅兵进入倒计时前夕，韩捷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三军仪仗队队列基础已非常扎实。此次参加胜利日大阅兵，关键是如何执行更高标准，在世界面前展示中国三军仪仗队特有的风采。”为此，韩捷提出“上体正直肩不斜，手腕伸直握枪准，枪身角度成45度，臂肘定位要贴肋”的单兵标准。“三军仪仗队被军委授予‘军旅标兵’荣誉称号，在国内堪称一流。”韩捷说，中国军队的正步汲取了德式、苏式正步的经验，并加以改变，使其更适合中国人的体型，同时更显威严，“三军仪仗队在俄罗斯红场阅兵时的表现，已经获得了世界的认可。我们还要创造国际一流！我们就是要通过所有动作的精准到位，展示出中国军队威武之师的风采，排山倒海的气势。” “‘仪仗重于生命，事业高于青春，献身仪仗，为国争光！’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的队魂！”10年前，韩捷在训练场上的铿锵话语至今萦绕耳边，与它相应和的是夏日里挥汗如雨、排山倒海一般的背影。
“台上正步一百米，台下苦练一万里”，是每一名仪仗兵都必须达到的要求。新兵入伍，练站立，一站就是两个多小时，两腿肿得上不了床；练操枪，每天上千次的托枪、端枪，震得虎口流血。笔者当年采访时得知三中队有一名战士刚刚在训练中把枪柄拍断了，还得到大队领导的表扬；练正步，小腿上绑上几公斤重的沙袋，一踢就是上千次；练眼神，在迎风迎光的条件下30秒不能眨眼、不能流泪，这样才能体现出中国军人的精、气、神。为了从严要求，仪仗队还独创一套军姿、队列训练方法，比如他们总结的“十子”训练法：腰板不直别棍子，练军姿贴墙根子，踢脚慢绑沙袋子……午休的“哨声”响后，笔者从各班门口经过，发现所有人睡觉都不用枕头，而是平躺着睡，一打听才知道，这也是仪仗兵们为了避免驼背而采取的特殊训练法。
三中队连续两年被仪仗大队评为先进中队，中队长韩捷说得最多的是战士们的辛苦付出……这位身材魁梧、硬朗刚直的河南大汉在谈到训练的艰苦和战士的伤病时声音变得低沉和“湿润”：“我们仪仗队担负的是国家的仪仗司礼任务，这一性质决定了我们必须时刻以国家荣誉为使命，献身仪仗，为国争光。我们不仅代表着国家、军队的形象，而且代表着中华民族走向和平走向强大的形象。为了这一个共同的目标和使命，一代代仪仗兵确实付出了很多。每一个仪仗兵的成长过程都异常艰辛，先是‘百里选一’进入仪仗队，我们每年征兵200人，一个县最多只有5个名额，但这还不能保证全部成材，有一部分人要被淘汰。为了担负神圣而光荣的仪仗任务，留下的人要更加努力。入伍第一年，95%的战士不能进入编队；第二年年底，一大部分同志要退出现役，只有一小部分同志转为士官，当了士官，流的汗水就更多了，因为一入队列，不分老兵新兵……我们做过统计：一个战士当两年仪仗兵光踢正步就相当于走一个二万五千里长征，流下的汗水足有3吨重。在挑战生理极限的长期训练中，经常会有人尿血，70%的战士腰疼，90%的战士腿疼，100%的人有脚气，胃病也是我们仪仗兵的职业病。”
那天下午，教导员和分队长李强都在外面执行任务，因此队里的干部比较少，中队长韩捷一边在操场上“盯”着训练，一边抽时间回答我的问题。采访当中，经常有一排排战士正步走过，声音隆隆，好像有千军万马。韩捷说，为了把正步练得威武，每个仪仗兵踢正步时都必须脚掌全部着地，新兵入伍的前二十天，脚面都会震得肿起老高。大家都知道，早晚得过这一关，所以再苦也得扛！仪仗兵踢一百米正步所消耗的体力相当于五六个一百米冲刺，何况是在北京夏天的酷暑中，练站立时，每个战士的脚下都有一摊水；练完正步，又重又厚的靴子能倒出水来……
作为一名仪仗兵出身的基层干部，韩捷无疑起着一种承上启下的特殊作用，对上——继承发扬老仪仗兵的光荣传统，对下——传帮带，培养过硬的干部和战士。
从1998年10月1日起，韩捷作为“50年国庆阅兵女民兵方阵”的总教练，只用了一年时间就带出一支完全由老百姓组成的不逊于正规军的专业“仪仗队”，并因此荣立个人二等功。“我负责训练的女民兵方阵，成员来自朝阳区各个单位，全是老百姓，没有一个正规军人，但要和正规军一起比，从组建到1999年国庆那天通过天安门一共用了一年时间。当时我主要帮助她们树立信心，并且根据女孩子的生理特点科学安排训练，比如女孩子来例假，生理都打乱了，有的几个月不来，有的来了就不停，我们经常及时调整训练计划。这个方队在几次评比中都被评为优秀方队……”
当时，韩捷带着部分仪仗兵帮着训练，由于平时养成了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有些部队和地方的同志对韩捷和仪仗兵们的严格、挑剔不是很理解，“比如我们要求训练时间必须达到规定，有人就说了：练这么长时间，究竟干什么？差不多就行了。我之所以严格，一是要很好地完成任务；二是因为我还带着战士，我要把这种对工作极端负责的精神在他们身上延续下去。2004年，我带着1名干部、10名战士到香港帮助训练驻港部队，时间很紧，压力也很大。我们北方人不习惯南方的气候，12个人全得了皮肤病，再加上蚊虫叮咬，浑身起满了大疙瘩。在香港待了4个多月，我们没有到香港市区转过一次，但战士们和我都感觉收获很大，不仅锻炼了队伍，也锻炼了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