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中国革命的“工具书”史沫特莱在她的文章中，还写下这样的内容：“他（毛泽东）在抗大和陕北公学上课，在群众大会上做报告，和他的谈话一样，都以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和丰富历史为根据。涌到延安的知识青年，习惯于从苏俄的少数作家的作品中汲取精神养料，毛泽东则对学生讲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民族的历史和大众文艺。”此为确言。毛泽东当时频繁到中央党校和延安“抗大”等学校讲课，作报告，据目前留存下来的报告记录，尤以1938年至1940年为多。由于干部们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他发挥自己的阅读优势，习惯和擅长借用民间家喻户晓的故事，特别是流传甚广的中国古典小说，来宣传解释党的现实政策，谈论对中国革命的一些认识。比如，他用《三国演义》“斩蔡阳兄弟释疑，会古城主臣聚义”，即俗称的“古城会”，来说明革命队伍里讲严肃性和原则性时，有时出现点误会是难免的;用《红楼梦》中贾宝玉、林黛玉生活的“大观园”，来比喻人生舞台，要求干部们不要满足于狭小的工作和生活圈子，到抗日根据地的“大观园”中锻炼提升自己;用《西游记》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不同的性格，来说明党的干部有信念坚定、机动灵活、踏实肯干的作风;用《封神演义》中姜子牙上昆仑山拜见元始天尊，天尊为助他伐纣兴周，赠杏黄旗、四不象、打神鞭三样法宝，来比喻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这当中，毛泽东对《水浒传》谈得尤其频繁。他阅读和看重《水浒传》的情况，略列三事，便知大概。一是长征途中打下一座县城，他急于要找一部《水浒》，结果一名小战士给他找来了一把水壶。二是1938年10月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一次休息时，他同贺龙、徐海东等人聊天，开玩笑地说：不看完《三国》《水浒》和《红楼梦》这三部小说，不算中国人。三是1970年代，他先后要过12种版本的《水浒传》阅读。毛泽东为什么喜欢《水浒传》？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水浒传》描写的各路好汉逼上梁山举旗造反的原因、过程和道路，梁山英雄们的精神、品格和能力，梁山干部集团的组织、策略和方法，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过程，或者有近似的同构，或者有直接的启发，或者有深刻的镜鉴。《水浒传》在毛泽东阅读中引发的共鸣，由此远远超出文学欣赏。他通过对原著内容的提炼和提升，将其精髓溶入时代变革，让这部描写古代农民起义的作品，在中国现代革命中，发挥出罕见的“古为今用”的作用。伴随革命的风风雨雨，毛泽东同《水浒传》一路同行的情景，颇为精彩。不妨按时间顺序，把他一生的有关论述，择其要者列述如下。少年时读《水浒》，他视之为“造反的故事”，唤起他对梁山英雄群体的向往。1926年，他提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后，在广东农讲所给农民运动骨干讲课时，不无深意地说：梁山泊宋江等人英勇精明，终不能得天下者，以其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不容于当时社会，遂至失败。但中国的皇朝崩溃，就是农民起来了，有领袖组织造反。1927年，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失败时，瞿秋白请毛泽东到上海中央工作，他说愿意上山“和绿林好汉交朋友”。他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失利后，为说服部队上山，拿出的理由就是历史上的官军从来剿不灭土匪。在井冈山，他果然同农民自卫军首领袁文才、王佐交了朋友，并把他们融入到自己的队伍，站稳了脚跟。但远在上海的中央负责人，对这种看起来有些像传统的造反方式，并不像毛泽东那样感兴趣，因此在1927年12月21日给朱德的一封信中，批评毛泽东等人所为，“在群众眼内看来是替他们打抱不平”的“梁山泊英雄侠义的行为”。毛泽东没有理这套批评，成功的实践让他依然故我。1936年红军到达陕北，他向陕北的哥老会写了这样一个宣言：“你们主张打富济贫，我们主张打土豪分田地”，双方可以“共抱义气”，一同奋斗！1936年，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谈到“战略退却”的理由，他说：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气势汹汹。“《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1937年，他在《矛盾论》里讲起三打祝家庄的故事，认为“《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举此例，意在提倡，解决问题必须从分析矛盾的特殊性入手。1937年和1938年在“抗大”讲课，为了说明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上山”建立根据地的必然性，他最爱说的话是：《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都是“逼上梁山”的。他们被逼上梁山，就是官逼民反。我们现在也是逼到山上打游击。井冈山、鄂豫皖的山、陕北的山、四川通南巴的山，都来了游击队。新中国成立后，逼上梁山，更被他经常用来说明“农村包围城市”这条中国革命道路的形成原因。1938年，针对在延安的一些同志愿意上前线，不愿在后方做保卫工作的情况，他是这样做工作的：《水浒传》写的梁山政权，有军队有政府，也有保卫侦察这些工作。108位高级将领中就有做特务工作的。梁山的对面，朱贵开了一个酒店，专门打听消息，然后报告上面，如果有大土豪路过，就派李逵去搞了回来。1942年，为了强调合法斗争和秘密斗争相结合的策略，他11月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的讲话中，再次谈三打祝家庄故事，说其中第三打之所以成功，原因是“有一批人假装合作打宋江，祝家庄便欢迎得很，相信他们，这是合法的。但这些人暗中准备非法斗争，等宋江打到面前，内部就起来暴动。我们对敌人如此，敌人对我们也是如此。”1944年，他看了京剧《逼上梁山》，认为“恢复了历史的面目”，极力推荐，目的是为了在党员干部中普及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压迫引起反抗这样一些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他还从《逼上梁山》的成功中受到启发，提出编演《三打祝家庄》，并对主创人员说：要写好梁山主力军、梁山地下军、祝家庄的群众力量三个方面。这个思路，显然与当时发展敌后抗战的背景有关。1945年，召开中共七大期间，为了阐述党的一些政策思想，他反复谈及从《水浒传》里获取的启发。为了说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延安整风的重要性，他说：梁山泊就实行了这个政策，内部政治工作相当好，当然也有毛病，他们里面有大地主、大土豪，没有进行整风，那个卢俊义是被逼上梁山的，是用命令主义强迫人家上去的，不是自愿的;为了解除延安整风给知识分子干部带来的压力，他借用《水浒传》里吴用和萧让这类“秀才”的故事，来强调革命队伍不能缺少知识分子，要让他们发挥作用;为了说明抗战胜利后要用很大力量转到城市工作中去，他说：到城市去做秘密工作，不要像《水浒传》里的好汉，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梁山泊也做城市工作，神行太保戴宗就是做城市工作的，祝家庄没有秘密工作就打不开;为了让干部们辩证地看待中国共产党在发展中自然形成的“山头”问题，要承认山头，又反对山头主义。他多次讲，《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军，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但是统帅得好。借“水浒”，讲山头，与中共七大选举来自五湖四海的中央委员直接有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为了说明新中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必然性，他说：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1955年，讲到对待犯错误的人，“要准许他继续革命”，不要心地偏狭，搞孤家寡人，提醒说：不要当《水浒传》上的白衣秀士王伦，他也是不准人家革命。凡是不准人家革命，那是很危险的。白衣秀士王伦不准人家革命，结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1957年，为了提倡领导干部继续发扬战争年代的革命热情和拼命精神，他说：什么叫拼命？《水浒传》上有那么一位，叫拼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拼命”。1959年，为了克服“大跃进”期间犯的主观主义错误，他在郑州会议上再次讲三打祝家庄的故事：一打时石秀探庄解决了道路问题;二打时拆散三庄联盟，解决了统一战线问题;三打时孙立假投降，解决了内部斗争问题。由此引伸出来的现实要求是：纠正“大跃进”在工作方法上的失误，要从调查研究入手去解决矛盾，要让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批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共产风”倾向，他想到了梁山英雄的劫富济贫：宋江立忠义堂，劫富济贫，理直气壮，可以拿起就走。晁盖劫的是“生辰纲”，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刮自农民归农民。现在刮“共产风”，取走生产大队、小队之财，肥猪、大白菜，拿起就走，这样做是错误的。1964年，为了说明当时日益激化的中苏论战气氛，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水浒》第一回叫做“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现在赫鲁晓夫就是洪太尉，他发动公开论战，就是揭开石板，把下面镇着的108个妖魔放出来，天下大乱了。108将就是梁山好汉，我们就是赫鲁晓夫放出来的妖魔。1965年，谈到三线建设部署的必要性，他说：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我们搞的小三线就好造反。我们这些人还不是好造反，跟宋江差不多。1975年，他把《水浒传》归结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可以“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由此引发一场全国性的评《水浒传》热潮。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了。从上面这些罗列，不难看出，毛泽东一生与《水浒传》的关联，何其紧密。概括起来，他在《水浒传》里发掘和重视的观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梁山英雄一样，都是“逼上梁山”;革命的道路都是先建立一块一块的“山头”根据地，然后让星星之火，汇成燎原之势;各个“山头”的革命力量汇到一起，要齐心协力，克服山头主义，形成一支统一的力量;梁山起义军在壮大过程中，展示了许多可以借鉴的策略方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同梁山英雄一样，都需要各种各样有特点的人才;梁山英雄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值得学习;这支队伍最后接受招安，是因为造反目标不高，革命不彻底，这一点，多少透露出毛泽东晚年对现实问题的忧虑所在。凡此等等，《水浒传》几乎成为毛泽东在不同时期可以随时翻阅的“工具书”。研究“新东西”：成为思想领袖毛泽东在抗战前期的阅读研究，当然不限于哲学、军事和历史文化，在马列著作方面，仍然是一以贯之的投入。比如，他当时对曾志谈到，“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少次。”这个话也表明一个事实，他的理论阅读，和研究现实进而进行理论创新，是连在一起的。在1938年10月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的大课题。如果有人拒绝对于这些作认真的过细的研究，那他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是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眼光从来不离开现实运动的“新东西”。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久，毛泽东曾发起征稿，要参加长征的官兵“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目的是编辑出版一部《长征记》，宣传红军奋斗历程，扩大党的影响。后来由于形势变化，出版事宜拖延下来，到1942年11月才印制出来，书名为《红军长征记》。谢觉哉在1945年11月2日的日记中说到一个细节：“读完《红军长征记》，颇增记忆。没有一篇总的记述。总的记述当然难。毛主席说过，‘最好我来执笔！’毛主席没工夫，隔了十年也许不能全记忆，恐终久是缺文。”或因事过境迁，毛泽东没能写出《红军长征记》的总述，但为总结和宣传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建设的经验，他让身边工作人员李六如、和培元，写了本《陕甘宁边区实录》。读了初稿，他觉得需另请人修改，就给周扬写信说，此书“关系边区对外宣传甚大，不应轻率出版，必须内容形式都弄妥当方能出版。现请你全权负责修正此书，如你觉须全盘改造，则全盘改造之。虽甚劳你，意义是大的。”《陕甘宁边区实录》于1939年12月出版，生动介绍了陕甘宁边区是一个怎样的地方，边区的政制和组织，边区政府做了些什么，边区的统一战线，边区的抗战动员，边区的群众团体等。毛泽东不仅题写了书名，还题词说明该书的主题：“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是实施三民主义最彻底的地方。”为研究现实，毛泽东还提议在延安成立了一个时事问题研究会，还编辑了一套《时事问题丛刊》。1939年10月，丛刊第二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出版时，毛泽东专门为这本书写了篇序言，里面说：“这样系统地研究时事问题，并为一切抗战干部们供给材料，实在是必要与重要的了。‘瞎子摸鱼’，闭起眼睛瞎说一顿，这种作风，是应该废弃的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或者说，‘研究时事问题须先详细占有材料’，这是科学方法论的起码一点，并不是什么‘狭隘经验论’。”这些说法针对的，正是党内那种不注重现实调查研究的学风。学习的目的，既是为了掌握科学的理论，以说明现实运动，也是为了创新理论，以指导现实运动。毛泽东当时研究的最大的“新东西”，是中国革命运动各方面的发展规律。正因为有结合现实运动的深入阅读，使他的理论思维和理论创造异常活跃。1938年5月写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论述了抗日战争中应该坚持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方针，贯穿了出色的军事辩证法，对敌后根据地和全国的抗战，具有很强的战略指导作用;1939年10月写的《〈共产党人〉发刊词》，回答了在抗日战争的新形势下，“怎样才能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中国共产党，这个历史大课题，创造性地提出了获取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1939年12月和1940年1月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系统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具体特点。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论著。把毛泽东这期间阅读研究，放到更大的视野里来衡量，其最大收获，是确立了他此后看待实践、分析问题的两个最根本的思维“工具”。一个是实事求是，一个是对立统一。关于实事求是。毛泽东在1941年《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这个传统概念作了改造。《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说的“实事求是”，主要是讲读书做学问的态度。毛泽东的新解是：“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经过改造后的“实事求是”，由此进入思想方法的最高层面，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和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毛泽东本人，是实事求是的典范。陈云1987年在《身负重任和学习哲学》一文中说：“在延安，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我都看过，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要实事求是。”关于对立统一。毛泽东读哲学书籍，最感兴趣的是辩证法中的三大规律，他认为三大规律其实就是一大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他在延安时期的理论著述，《实践论》讲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的关系;《矛盾论》讲矛盾事物的同一性及其转化，讲矛盾事物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论持久战》讲中国和日本力量的强弱转化，讲抗日战争的几个阶段的关系;《新民主主义论》讲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讲民主革命中各阶级的关系，都鲜明地贯穿着“对立统一”这个分析“工具”。毛泽东后来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发表的《论十大关系》，着重阐述的也是怎样正确看待社会主义建设中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更是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处理社会矛盾的经典之作。到陕北以来的阅读和研究，使毛泽东逐渐成为掌握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来分析问题的大师，进而使他在陕北黄土高原的窑洞里，走完了成为中国革命领袖的最后一段路程。这里说的“领袖”概念，不仅是政治的和军事的，还是思想的和理论的。几年前到陕北之初，毛泽东在党内绝不是以理论见长的领袖人物。红四方面军的将领和红一方面军的将领，就争论过到底是张国焘学问大，还是毛泽东学问大的问题。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后，被不少人视为党内第一理论家，以至于有“王明的理论，博古的口才，周恩来的风度，毛泽东的实际”这样的说法。在人们看来，党内领导层中毛泽东还是一个偏实干的人才。中国共产党是靠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政党，掌握理论水平的程度，对党的领袖人物来说，至关重要。这几乎可以说是个传统。到延安后，毛泽东有了一系列理论创造，而其理论既拥有马列主义依据，又能够说明中国革命的实际，全党上下都佩服。这就使他从长征到达陕北时的军事领袖，到六届六中全会成为政治领袖，再到延安整风开始后，成为了思想领袖。对毛泽东完成如此艰巨的身份跨越，党内其他领导成员有着切身的感受和中肯的评价。1941年10月8日，陈云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说：过去我认为毛泽东在军事上很行，因为长征中遵义会议后的行动方针是他出的主意。毛泽东写出《论持久战》后，我了解到他在政治上也是很行的。1943年11月下旬，任弼时在中央高级学习组会上说：1931年到中央苏区后，认为毛泽东“有独特见解，有才干”，但“在思想上是‘存在狭隘经验论，没有马列主义理论’”“1938年到莫斯科及回国后，阅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认识到他一贯正确是由于坚定的立场和正确的思想方法”。毛泽东被全党选择为领袖，阅读和理论创新可说是跨过的最后一道重要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