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14张免费乘车证中有5张火车证是我用过的，分别是：北京至重庆，1966年10月17日，681次；汉口至北京，1966年11月5日，610次（只坐到郑州）；郑州至西安，1966年11月7日，685次；乌鲁木齐至北京，1966年11月26日，70次（只坐到西安）；西安至北京，1966年12月5日。5张市内电、汽车乘车证分别是：重庆、遵义、武汉、兰州、乌鲁木齐。另外的4张免费证都是领了没用，或别人用过送我收藏的。这些免费乘车证都是证件大小，用极普通的纸印制的，除了特意标注“革命师生临时乘坐火车证”外，背面一般还标有注意事项：只限于革命师生使用，按指定日期车次乘车、过期无效，注意保管、不得遗失等等。汽车证的背面只有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或“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按火车票的记载，我是1966年10月17日出发，12月6日回到北京的，历时近两个月，转了大半个中国。行程路线是北京——重庆——遵义——贵阳——桂林——武汉——郑州——西安——兰州——乌鲁木齐——西安——北京。如果火车证都保留下来的话，应该是11张。
　　混乱拥挤堪比春运
　　革命大串联对于大多数师生来说，首先是免费乘车，尤其是学生，80%以上从没出过北京，出去见见世面这才是主要的。至于大串联，串联什么、怎么串联根本就没想。所以出发前同学们普遍反应就是兴奋、激动、高兴。试想，不上课了，不做作业了，不考试了，免费乘坐火车周游全国，真是千载难逢。正常情况下，站台票还得5分钱一张，免费乘坐火车不仅1分钱不花，到了目的地还有人接待，管吃管住，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从来没有过的，竟让我们这一代赶上了，真是太幸福、太浪漫了！
　　可是接下来的经历就不那么浪漫了。坐火车没座可以忍耐，但连站的地方也没有就不好忍耐了，有时简直是不可想象。正常情况下一节车厢只能乘坐100人，超员一倍也就是200人，这已经很难想象了，但在那个非常时期竟能挤到三四百人，甚至更多。一个小餐桌上就站上6个人！一人只能半只脚，那半只和另一只脚都得悬空，就像在玩杂技；每个座位底下都有人躺着，还美其名曰“下铺”，行李架上也都躺着人，当然是“上铺”了。就连厕所里也都挤满了人，你历经千辛万苦地挤到了厕所也没法解手，因为里边男的女的都有，根本没有容你站脚的地方，最聪明的办法就是找个喝水的小碗，就地偷偷解决了，再想办法从车窗往外倒掉。只是女生惨了，只能憋着、忍着，车一停拼尽全力挤下车解决。
　　北京人和上海人车厢打架
　　在混乱拥挤的车厢里，打架的、丢人的、哭的、嚷的乱作一团，使本来就拥挤不堪的车厢更加让人烦躁不安。车厢里充斥着令人窒息的异味儿。心情的烦躁是引发打架斗殴的导火索，特殊环境下的打架也带有特殊性，北京人与上海人的打架最为常见。北京的最看不上上海男人的小家子气；上海人也总以大上海自居，看不上北方人。大家互相看不对眼，有时说不上几句就动手，当然都是北京的先动手，上海人好动嘴，所以总吃亏。旁边劝架的不会说别的，就会唱语录歌，念毛主席语录：“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我们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不念倒好，这一念一唱，使本来就混乱的车厢变得更加混乱。
　　丢人的、找不到队伍的更是屡见不鲜。我们从北京出来时，一共三十几个人，有老师有学生，有带队的，也分成几个小组。按说组织得够严密的，想不到几次换车后，到武汉下车时就剩下我和袁庆堂两个人了。他要回北京，我要去西安看姐姐，所以在郑州我俩分手了。此时，就剩下了我一个人，虽然那时我已经是个18岁的高中生了，但第一次出远门，孤身一人，还不知前面会遇到什么困境，那种孤独无助的感觉至今都让我印象深刻。
　　在无政府主义的混乱状态下，由于革命师生的大串联，工人的停工停产、武斗造反，使全国的铁路运输中断，国家和人民的财产遭到严重的破坏，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7年12月20日，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时任国务院经济委员会主任李先念说：“文化大革命动乱的十年，在经济上，仅国民经济损失就达5000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了全国30年固定资产的总和，如果把红卫兵毁坏的文物艺术品计算在内，这个损失就变得无法估量。”
　　值得庆幸的是这一段历史终于过去，我收藏的这十几张“文革”期间的免费乘车证就是见证。如今我又有了一张免费乘车证，是65岁以上老人的优待证。这是政府对老年同志的关怀，也是国家财力雄厚的体现。我天天都在使用着，在安定和谐的环境中安享着晚年。
　　（编辑·韩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