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是我的读书观。一个学者一生要读各种各样的书，不是读什么书都要做到求甚解。
　　我小时候读《三国演義》，很多地方读不懂，但还是爱看，因为就想知道故事的大概。长大了再读《三国演义》，还有不懂的地方，但只是想知道它和《三国志》所载有些什么不同罢了，我并不想做研究《三国演义》的专家。后来我进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再后来当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我读书、教书，还是信守“好读书，不求甚解”的信条。研究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家有那么多书，每本书、每句话都要求“甚解”，可能吗？
　　我认为陶渊明这两句话对研究哲学的人来说，后面一句“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更重要。
　　我们常把汉人对经典的注释叫“章句之学”，每章每句都要详加解释。《汉书·儒林传》谓“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儒师秦延君释《尧典》，十余万言;释“曰若稽古”四字，三万言。
　　至魏晋风气一变，注经典多言简意赅，倡“得意妄言”，例郭象注《庄子·逍遥游》第一句“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谓“鹏鲲之实，吾所未详也”，并批评那种一字一句注解的章句之学为“生说”（生硬的解释）。他说：“达观之士宜要其会归，而遗其所寄，不足事事曲与生说，自不害其弘旨，皆可略之。”
　　我想，这就是“会意”。读哲学书，重要的在“会意”，而不在“曲与生说”。“会意”才能对古人的思想心领神会，才能有所创新。
　　据日本学者林泰辅说，《论语》的注解有三千余种;元朝的杜道坚说，《道德经》的注解也有三千余种。不管有多少种《论语》《道德经》的注解，我们能说哪一种对《论语》或《道德经》“甚解”了呢？没有吧。
　　杨伯峻先生在注孔子说的“六十而耳顺”一句时说：“‘耳顺’这两个字很难讲，企图把它讲通的也有很多人，但都觉牵强。译者姑且作如此讲解。”
　　我认为，杨先生的这种态度是对的，他只是“姑且”给一种解释，并没有说他的解释就是唯一正确的。
　　读书人喜欢读书，特别是像我这样的读书人，喜欢读各种各样的书，宗教的、文学的、艺术的、考古的、历史的、民俗的，甚至科学和科学史的等等。是不能都要求“甚解”的，知道一点就行了。它可以帮助你开阔眼界、拓宽思路。读你自己专业的书，当然得了解得深入一些，但也只能要求“深入一些”，不可能字字句句都有所谓“正确了解”，而“会意”则是更为重要的。
　　哲学家要求的是“六经注我”，而非“我注六经”。“会意”实际上是加上了自己的“创造”，这样才真的是把学问深入下去了。